薛岳与三次长沙会战
抗战时期，以湖南为核心的第九战区所辖兵力及牵制日军的兵力为各战区之首。在国民政府的22次大型会战中，基本上由第九战区独立进行的有六次，分别是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和长衡会战。与其他战区共同参加的有三次，分别是武汉会战（与第五战区合作），浙赣会战（与第三战区合作）以及常德会战（与第六战区合作），总共参加了九次大的会战。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日军先后三次进攻长沙，薛岳指挥的第九战区运用“天炉”战法，较为有效地打击、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堪称薛岳“天炉”战法的经典战例。
1938年6月，武汉保卫战期间，国民政府最高统率部为指挥便利起见，决定成立第九战区，任命陈诚为司令长官，薛岳为副司令长官 (90) ，并于1939年4月开始由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职务。 (91) 1940年7月至抗战胜利前夕，薛岳一直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起初，第九战区统辖鄱阳湖以西，江西、湖南全省及鄂南地区，负责长江南岸之作战。 (92) 之后，第九战区的作战地域经历了多次变化，但基本以湖南省为核心，战区长官司令部也主要驻扎在长沙。当时的湖南是中国重要的粮仓，为国民政府粮食、兵源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供给基地，而长沙在武汉失守以后，战略地位也更加重要，日军要打通粤汉铁路，亦须夺取长沙。
武汉、南昌会战后，中日双方渐转入对峙状态。第九战区则与日军对峙于洞庭湖东北岸、新墙河北岸一带，对当面日军“不断采取游击及反击行动”。 (93) 1939年8月，日本阿部组阁成立后，全力谋求解决中日战争。9月，日本欲趁欧战爆发之机，全力夺取长沙，进而攻略宜沙，同时也可为将于10月份成立的汪精卫南京伪政权壮大声势，影响国内外观瞻。 (94) 为此，在日本大本营为统一指挥在华作战部队，决定撤销原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成立了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为参谋长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划归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其主要任务是：控制岳阳以东长江下游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摧毁中国之抗战企图”。 (95)
9月1日，第十一军下达备战命令，其作战方针为集中兵力打击第九战区主力部队，以稳固其对武汉地区的占领：“为了打击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在九月中旬以后，开始奔袭攻击，以期在最短时间内，捕捉敌军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 (96) 国民政府中央则判断日军希望通过这一行动打通粤汉路，陈兵湘西，呼应鄂中日军西取宜昌，压迫中国方面早日投降，并借此扩大伪政权组织，激励其颓丧之民心士气。 (97)
中国方面，在1939年春南昌会战进行之际，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对长沙的防御问题即有过讨论。1939年3月底，蒋介石判断：“敌如进攻长沙，其必求歼灭我新墙河一线之主力，故应即刻移动。” (98) 4月11日，薛岳和陈诚一度拟订万一长沙被迫放弃时，各军的配备部署。 (99) 4月15日，为全力反攻南昌，蒋介石甚至指示长沙可以放弃。 (100) 当日，蒋介石指示第九战区：“如敌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与［予］其制［致］命打击之反攻。计划如能布置精密，运用得当，必可取得最大之胜利。” (101) 蒋介石认为：“敌军必进攻长沙无疑，若能照令遵行，必可获胜。” (102) 对于蒋介石裁定不守长沙，薛岳持反对意见。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亦怀有隐忧，为此向蒋介石表示：
惟因各部队素质装备，各级指挥官之能力，及通讯联络困难，决先求立于不败之地……待敌企图暴露后，再令关麟征李仙洲两部利用现在第一线优势地形，及军民之协力机动，予敌以打击后，即由第二线部队掩护第一线部队，转进至长沙以东地区，再逐步掩护第二线部队转进，待敌到达长沙附近时，再行反攻。 (103)
与此同时，陈诚委婉指出，经与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及汤恩伯、周恩来等人再三研究，均以为蒋介石的部署如能做到，定可收大的功效，唯以现在部队情形，不易配合。因此，“这一部署恐届时因通讯联络之不确，各级均脱离掌握，演成此次南浔路之覆辙，或致诱敌未成，反自先溃乱，无法站稳阵地，更难言反攻。如此则影响国际观感以及民心士气，关系抗战前途太大，似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较为万全” (104) 。但蒋介石仍坚持前定战略，4月下旬，蒋介石复指示陈诚、薛岳：“此次战略虽在诱日军深入，而目的则仍在消耗其兵力，使我容易达成最后歼灭之任务。故照现在部署，凡留在第一线第二线各部队，除诱敌部队以外，其正面主力部队皆应积极抵抗死守，与阵地共存亡，非有该司令长官命令不得任意撤退，而该长官亦非有本委员长命令亦不能擅自转移阵地。” (105)
南昌会战后，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复对第九战区此后的作战做出指示：赣北方面，改以游击战，消耗牵制敌人。湘北方面作战应先立于不败之地，以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数线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 (106)
9月上旬，日军向湘北、鄂南集结兵力，进犯长沙的行动日见明显。 (107) 第九战区判断“敌似在九月中开始南犯，将以主力由湘北直趋长沙，于赣北、鄂南施行策应作战”。为此制定了“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地区，将其包围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策应作战之企图，以保障主力方面之成功”的作战指导方针，同时令各部队根据战区指示，调整部署，准备作战。于积极方面，加强袭击工作，调整阵线形势。消极方面，则从事民众组训，道路破坏，物资收藏及疏散，以及军队之整训，厉兵秣马，严阵以待。 (108) 当时第九战区的部队在沿洞庭湖东岸的新墙河、通城、武宁、靖安、奉新及锦江沿岸与日军对峙，为防止日军南下长沙，第九战区在长沙以北借助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等天然屏障设置防线，以阻击日军于湘北、赣北地区。
9月14日夜，日军在赣北开始钳制性攻击，拉开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序幕。稍后，日军从赣西、鄂南和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进攻，其主力配于湘北方面，并在赣西、鄂南进行策应性作战。会战开始后，中国军队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日军赣北和鄂南两路被中国方面击败，成功阻击，唯湘北方面日军于18日开始大举进犯后，中国军队正面非常之大，兵力处处薄弱，虽然薛岳于19日调第七十、第七十三两军加入新墙河正面第十五集团军的阻击，日军仍强渡新墙河成功，与洞庭湖东岸登陆之日军形成对中国守军的夹击之效。24日开始，新墙河守军主力向汨罗江防线撤退。26日，日军以数纵队分向汨罗江猛攻，薛岳指令守军在节节抵抗后向株洲、醴陵之线转进。 (109)
蒋介石对第九战区在汨罗江防线自动撤退极为不满，同时主张加强长沙反攻力量，并派陈诚前往督战。实际上，关于汨罗江自动撤退命令为桂林行营所下，薛岳第九战区不过是被迫执行。因此，薛岳倍感委屈，并为此大发牢骚，称“誓不再做军人”。同情薛岳的陈诚亦认为此次汨罗江撤退及长沙反攻部署在原则及事实上均不合理。 (110) 9月26日，蒋介石电令第九战区在长沙附近与日军主力决战：“准备以六师兵力，位置长沙附近，由薛长官亲自指挥，袭击向长沙方面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 (111)
据此，薛岳制定了《在长沙以北地区诱敌歼灭战之指导方案》，确定第九战区以一部埋伏于福临铺、桥头驿附近及其迤北地区，以有力部队控制于金井及福临铺迤东地区，“俟敌进入伏击区域，突起包围敌人而歼灭之”。同时，将战区部队分为正面部队、伏击部队两部。正面部队的任务为“亟力诱致敌人于伏击区域，尔后转移于右侧后方待机”，伏击部队的任务为“俟敌突入伏击区域，则突起奇袭敌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则由长沙迁往衡阳，薛岳率少数幕僚至株州设立指挥部。 (112) 此后，中国军队采取且战且退的方针，向长沙方向退却集结，准备反击。但是，蒋介石对薛岳第九战区节节后撤甚为不满：“前方主将不肯积极，不肯负责，甚为抗战前途忧也。” (113)
至10月初，长沙以北的湘北地区大部为日军占领，但其捉捕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的作战计划未能实现。在赣北、鄂南进攻，策应湘北战场的日军，也遭到中国军队的不断阻击和伏击，进攻不利。至此，日军被迫停止攻击，计划退却。10月2日，关麟征获悉日军主力溃退的迹象后，改变在长沙附近与敌决战的计划，命令各部队改防守为追击阵势，对日军进行跟踪尾追。 (114) 同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断定日军退却之后，向各部队发出追击命令，同时要求已深入敌后的各挺进部队破坏日军交通，阻碍日军退却计划的实施。5日，冈村宁次下令全线退却：“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严密注意华军之追击。” (115) 该命令为中方获悉，蒋介石当日断定“敌军对进攻长沙计划已粉碎”。 (116)
然而，第九战区各部虽接到“超越追击”的命令，但忌于日军佯退，未敢果断截击日军，仅尾追日军收复失地。10月10日，日军退至新墙河北岸，中日军队在湘北地区又回到战前的阵地，继续沿新墙河两岸对峙。
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成功，与薛岳的个人决断关系甚大。当时，对于第九战区的作战方针，国民政府各级指导和意见不一。 (117)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主张努力支持、节节抵抗，予以敌人重大打击；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主张游击战，以为非万不得已，在任何处不采取力战；蒋介石则有意诱敌深入长沙而逆袭之。 (118) 蒋介石起初赞成白崇禧等人提出的不坚守长沙之议，而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则反对轻易放弃阵地，抗辩甚力。 (119) 日军南渡新墙河成功后，白崇禧指示第九战区撤守汨罗江一线，薛岳乃下令撤退，日军遂长驱直入，进至长沙附近。蒋急令陈诚、白崇禧等人驰赴长沙，促其贯彻“不守长沙”的作战计划。孰料，薛岳却以军人守土有责，坚持不撤，并与白崇禧发生争执。 (120) 当时，白崇禧从持久抗战出发，主张尽快撤退保全实力为急务。薛岳对此坚决反对，认为事实不可能而不执行，并表示：“如此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在陈诚的协调下，各方暂时同意第九战区因时制宜进行作战部署， (121) 而蒋介石复有自长沙反攻之决定，薛岳遂进行反攻，造成胜利。 (122)
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成功，对“屡战屡败”下中国军民抗战精神的振奋有着极大的作用。王世杰评述称：“半年以来，敌攻鄂北，而有随枣之挫；敌攻晋东南而有太行、中条山脉之迭次失败；敌攻高安，旋得旋失；今兹又有湘北之失败。我后方人心，因而稳定，法币亦略有起色。湘北之役，我军事当局原预定先放弃长沙，而后反攻。今则长沙未被攻占，而敌已被击退，当地指挥长官薛岳之能战，实为主因。” (123) 尤其是会战中，薛岳指导的第九战区改过去被动为主动，不死守阵地，“能握着时间、空间之有利情况，自由造定战场，依机动予敌以打击”。 (124)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九战区继续与日军隔河对峙于湘北一带。1941年4月，日军阿南惟畿接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后，又就1941年夏秋发动对第九战区长沙方面的进攻进行准备。但是，随着苏德战争爆发，日军加紧对苏、美、英备战，无力投入更多的机动兵力。因此，第十一军最后确定的作战目标是予第九战区一次沉重打击。
自1941年8月中旬开始，日军第十一军开始在湘北集结。此次日军吸取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兵力分散的教训，将主力“并列于狭窄的正面上，以期进行纵深突破”。 (125) 第九战区则在总结第一次长沙会战经验的基础上，于1941年初制订了《第九战区反击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为：“在赣北、鄂南方面，对非主攻方面之敌，力求夹击于崇仁、新淦以北，宜春、万载、铜鼓、修水以东地区，及修水、长寿街、梅仙以北地区，予以各个击破；在湘北方向，则诱敌主力于汨罗江以南金井、福临铺、三姐桥以北地区，反击而歼灭之。” (126)
9月18日，日军主力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强渡新墙河，开始南犯。当时，薛岳所指挥的第九战区继续根据年初拟定的反击作战计划进行部署：
敌如以主力由杨林街、长乐街、福临铺道及粤汉铁路两侧地区，向长沙进犯时，则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本会战即基此要领指导作战，先于关王桥、大荆街及金井、福临铺、栗桥、三姐桥各一带地区，构成纵深强固阵地，节节抗拒敌人，消耗敌力。并彻底转用赣北、鄂南方面兵力于杨林街、关王桥、长乐街、平江、沙□□、永安市方面，自东向西对敌侧击。及以有力兵团紧衔敌尾，南渡汨罗江，对敌尾击。同时加强外翼，争取外翼，对敌形成反包围，为外线作战之典型，用能陷敌后路断绝、补给不能圆滑、弹尽援绝、死伤惨重之悲境，遂得战胜敌军。 (127)
国民政府也本着确保长沙，并乘虚打击消耗日军之目的，拟定“第九战区应先以一部占领汨罗江以北地区，行持久战。并各以有力一部，固守汨罗江以南各既设阵地，以于平江附近外翼地区，求日军侧背反包围而击破之” (128) 。因此，正面的第九战区军队在予日军以一定的杀伤后，即转移至翼侧阵地。19日，突破新墙河的日军继续进逼汨罗江北岸。 (129) 此时，第九战区依照反击作战计划开始准备反击，但战区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却被日军破译。20日，日军强渡汨罗江。此后，日军势如破竹，第九战区守军阵地先后被突破。虽然国民政府急调第六、第七战区邻近部队增援长沙，同时根据陈诚的建议，下令第五、第六战区积极发动攻势，反攻宜昌，牵制日军，但于事无补。25日，薛岳被迫将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撤出长沙，移往湘潭。27日，日军一部冲入长沙城。此后，日军陆续进入长沙，并向株洲方向突进。
但是，日军经连日作战，粮弹损耗亦大，后勤补给困难，由武汉各地抽派民夫赶筑新墙、汨罗后方交通线，增援补充之计划亦被第九战区处处截断。 (130) 且中国各战区的反攻牵制，亦使日军无法转用兵力，被迫决定撤退。10月2日，国民政府统帅部获悉日军退却后，下令第九战区进行追击。薛岳即指挥第九战区各部在汨罗江、捞刀河间对日军进行截击。6日，第九战区追击部队渡过汨罗江。 (131) 8日，中国军队越过新墙河，逐渐恢复此前阵地，第二次长沙会战暂告结束。
第二次长沙会战历时20余日，日军作战的主要目标为湖南省政府及第九战区司令部所在地长沙。由于第九战区在战略指导上的失误，致使日军长驱直入，一度攻占长沙，基本达成作战目的。 (132) 会战结束后不久，薛岳即主动向蒋介石电请处分，但其所述之罪却是不能立歼敌之功，讳饰第九战区之溃败：“此次长沙会战，倭寇豕突冒进，予我军以可乘之机”，第九战区却未能收歼敌之功，且贻各将领处置失当之过，“此皆臣指挥无方之所致”。对此，蒋介石以“长沙恢复，功过相抵”，复电挽留薛岳。 (133) 实际上，蒋介石原对长沙失而复得，“自觉可爱，尤其对第七十九军廿九日由岳麓山渡江占领长沙西南角，不令其撤退，与城敌对峙，决心牺牲，卒无甚损失，而获得逼退敌军最后之战果，是战事全在不惜牺牲，而得最后胜利之要诀，又多一明证也”。 (134)
但是，随着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九战区溃败实情被披露，蒋介石对第九战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整训。10月中旬，蒋介石亲赴湖南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对于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进行总结和训评，强调中国军队的战斗方略应争取时间，持久战斗，顿挫敌人攻势，再行乘机歼敌。指示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长沙守卫兵力部署之错误及今后守卫之重要原则：“兵力部署宜先巩固战略基地，切忌陆续使用与逐渐推进之部署。而高级将领在作战时“挨日退却”的无耻心理应彻底扫除。” (135)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驻广州的日军第二十三军也开始向香港等地进攻。9日，国民政府下令各战区发起攻击，以策应英军在香港的作战。驻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发现中国暂编第二军和第四军有从长沙附近南下的迹象，认为“有必要牵制其南下的行动”，“即使不能拖住敌人，也将给予其他重庆军以严重威胁”。 (136) 于是，为牵制中国军队策应英美军在广九线、香港方面的作战及企图打通粤汉铁路，第十一军决定对长沙发起第三次进犯。 (137) 12月13日，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下达进攻长沙的作战命令。由于准备不足，兵力有限，日军的作战计划仅设想在汨罗江两岸分别击溃中国第二十军和第三十七军即结束作战，并把作战时间限定在“两周左右”。 (138)
中国第九战区部队虽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受挫，但由于保全了守备区域，部队战斗力恢复也较快。第二次长沙会战后，薛岳于1941年11月召开“第二次长沙会战检讨会议”，检讨过失，积极整训，以利再战。并根据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策定“天炉战”的后退决战战略方针。 (139) 其要领是：彻底破坏道路，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设置纵深的伏击地区，诱敌深入，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将敌围而歼之。依此方针，第九战区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要求在湘北方面，“应运用尾击、侧击及正面强韧抵抗，务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将进攻长沙之敌军主力，反击而歼灭之”。 (140) 在日军进攻长沙之际，蒋介石也相信，薛岳如果能切实遵行其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的指示，则“此次或又可予敌以重大之打击也”。 (141)
12月初，第九战区察觉日军调动频繁，向湘北集中兵力，判断日军有再次进攻长沙，策应香港作战的可能，并积极进行战备。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根据“天炉”战术原则，制定了“战区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之目的，敌进攻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随时保持我军于外线，俟敌进入我预定决战地区时，全力开始总反攻，包围敌军而歼灭之”的作战方针。 (142) 据此，薛岳对第九战区各部做出详细部署：第二十军，第一步于敌强渡新墙河南犯时，应在既设阵地强韧抵抗，逐次消耗敌军兵力，务血战10日以上，争取战略运用之充分时间；第二步于达成第一步任务后，待命转至关王桥、三江口侧面阵地，自东向西，侧击尾击向汨罗江北岸南窜之敌。第三十七军，第一步应在汨罗江南岸既设阵地，血战15日以上，争取战略运用之充分时间。达成第一步任务后，待命转至社港市、更鼓台、金井间山地；第二步俟敌向浏阳河、长沙进攻时，待命协同平江之第七十八军自东北向西南攻向长沙南犯之敌。第九十九军，第一步应确保三姐桥、归义、营田、湘阴一带既设据点工事，及洞庭湖南岸湖防；第二步待敌进至浏阳河北岸，向长沙进攻时，待命自西北向东南，夹击进犯之敌。第十军，第一步应固守长沙岳麓山，第二步待敌进至浏阳河北岸，向长沙攻击3天以后，待命自西向东，夹击敌军。 (143)
12月23日，日军第六、第四十师团将主力推进至新墙河岸。次日，日军三个师团相继强渡新墙河，第三次长沙会战由此开始。中国守军仍依在长沙外围决战之目的，按既定计划逐次抵抗后即于27日转移，“以一部留置正面，与敌保持接触，主力按原定计划向东南关王桥方面转移”。 (144) 日军进至汨罗江北岸后，继续渡江南下，中国汨罗江南岸的守军在予敌相当打击后，于30日按既定计划转移，准备待机向南窜之敌围击。 (145) 31日，日军进入薛岳预定的包围线内，第九战区在新墙河、汨罗江一带的守军在完成诱敌消耗日军的任务后，已转移到日军外线地区，“天炉”战术的第一步完成。 (146) 在这一阶段，“我军按预定计划沿途节节阻击，使敌蒙受相当损失”。 (147)
根据日军最初的设想，并没有进占长沙之意。而且，日军第二十三军已于12月25日攻占香港，第十一军在湘北作战牵制中国军队的作用已丧失，更应主动收兵。但是，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始终积极主张占领长沙。开战前夕，阿南惟畿便提出“今后的作战是否伸展到长沙的问题，虽要与广州、香港方面的情况以及与法属印度支那方面的关系，统筹考虑决定，但从一般面临的敌情考虑……极易进入长沙、株洲，则对牵制广东有很大作用”。 (148) 29日，阿南惟畿根据飞机侦察报告得知中国军队正向长沙退却的消息后，便命令第三师团向长沙方面追击。 (149)
根据战前部署，李玉堂的第十军担任“天炉”战法之“炉心”——长沙的守卫。1942年1月1日，日军开始猛扑长沙城，遭到第十军的顽强抵抗，“敌攻势之猛，实不亚于淞沪台儿庄之会战，我以血肉作长城，恶战四昼夜，从未有一小时之间断”。 (150) 与此同时，蒋介石亦下令薛岳和第十军死守长沙：“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十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 (151)
当日军主力向长沙进攻后，薛岳即实施“天炉”战法的第二步，令外线各部向进攻长沙的日军合围，与第十军合力四面猛烈围攻。 (152) 面对第九战区的围击，1月3日，阿南惟畿迫于形势，决定下令于4日开始撤退。 (153) 日军从长沙的撤退，标志着“天炉”战术的第二步完成，第九战区部队按原定计划开始对日军进行包围总反攻。16日，日军退至新墙河北原防地，双方基本上恢复会战前的态势。 (154)
第三次长沙会战从作战方针的制定，到各军的部署，再到作战前期在新墙河、汨罗江一带对日军的引诱消耗，最后到长沙城下对日军的围歼，所有环节自始至终均按“天炉”战术的原则进行。战后，第九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在评论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指出此次战役，“薛长官决定了诱敌至长沙近郊，然后一举聚开的战略。所以当敌渡新墙河、越汨罗江的时候，我方只以少数部队应战，诱敌深入，而长沙方面，则老早布置下天罗地网，等候倭军前来送命。故倭军一进抵城郊，即遭我坚强部队之迎头痛击，而我留置敌后部队，亦同时齐出袭敌，将其交通线全切断，粮弹不继，倭军遂如瓮中之鳖，进既不能，退又不可”。 (155)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而且适值同盟国推举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1941年12月31日，伦敦《泰晤士报》在评论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指出“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156) 有趣的是，1943年5月，重庆政府官员之间盛传：“长沙三次大捷后，薛司令长官岳的参谋长罗某曾函罗斯福总统，谓长沙之捷系出彼之计划，计划之重点在以粪秽之物散布湖北池沼，敌人到时，无水可饮，因而大溃。罗斯福总统得函即覆彼一函，彼以总统覆函及自己函一并呈报蒋委员长。委员长得报，勃然大怒，下令将彼扣押来渝。” (157)
作为一名从广东地方实力派中走出来的将领，薛岳在抗战时期尤其是三次长沙会战中有所作为，与陈诚在背后的绝对支持不无关系。作为蒋介石的非嫡系将领，薛岳在实际的指挥作战中，常常顶撞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顶头上司，不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先斩后奏。加之薛岳的地域背景、反蒋历史等因素，让蒋介石对其“又爱又恨”。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夕，蒋介石曾于1939年4月15日电告薛岳、陈诚：“如敌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其致命打击之反攻。”孰知，薛岳对蒋介石“弃守长沙”之方针却不以为然，主张坚守。 (158)
此外，薛岳的独断专行亦时遭蒋介石的不满和猜忌。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蒋对薛岳不遵行中央部署极为不满，认为“敌军陷长沙，实因薛伯陵擅将长官部撤至渌口，因之敌军乘机窜入城内……我高级指挥部之无胆识，其移动位置时，无一不违反军事原则，殊堪痛心。此为国民革命军自成立以来，未有之怪象也”。 (159) 此后，虽然日军因为作战目的完成，自长沙撤退， (160) 但蒋仍对薛岳耿耿于怀：“伯陵对命令全不遵行，又不自知其败退之咎，诚令人失望之至。” (161) 稍后，薛岳对第二次长沙会战失利原因的隐瞒和谎报更让蒋介石对其不满。据赴长沙实地之中外记者的观察，日军于9月底确曾占领长沙，当时城内已无守军。但薛岳第九战区的汇报中则称“我军始终未退出长沙”。对此谎报，蒋介石得悉后甚为愤怒。 (162) 1941年11月24日的军事会报上，“关于薛岳谎报，不实各节，及部队由于无训练与腐化乃至绝无战绩两问题，颇致俄顾问之菲薄，日前已见笑于考察武官及访问记者矣。当时宣传部以战区迭电其战绩，遂招待外人前往，不意其求荣反辱也。所幸各民主国人士多同情抗战，不为我暴露耳”。 (163)
实际上，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与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之指示和处置惩罚，以及薛岳接受检讨，总结经验不无关系。 (164) 随后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薛岳在吸取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教训后，正确选定战机与战场，集中兵力争取局部优势，迫使日军溃退，于次年1月初取得会战的胜利，恢复战前态势。 (165)
某种程度上，薛岳等地方主官不时违抗命令，也与蒋介石喜欢越级干预军事不无关系。据李宗仁的观察：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本来打得很好，不料在作战正紧张时，蒋介石一个电话将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薛岳在一气之下，竟不顾统帅部要求将部队撤往湘西的命令，反将部队撤至江西，后来薛岳差点因此受到处分。有人问薛岳何以要如此做，薛岳称：“跑远一点，他（指委员长）电话便打不通了！” (166)
薛岳之所以能按其想法和计划放手部署三次长沙会战，与陈诚对其的支持和信任不无关系。抗战期间，陈诚深为蒋介石所倚重和信赖。1942年3月，有人向陈诚攻讦薛岳之短，陈诚笑称：“伯陵能有利国家，其他均可不计，至对余个人，为毁为誉，更无关系也。” (167) 在指挥三次长沙会战期间，薛岳因各种困难和不悦，先后多次请辞，陈诚均予安慰挽留，并极力为其疏解。1940年8月24日，陈诚致电薛岳，勉励其共体时艰，再接再厉：“弟与兄名虽为同袍，情实重于骨肉。年来因弟累及吾兄，使人见忌者固多；而吾兄所用之人，言行失检而为他人所借口，累及盛名者亦在所难免，此吾人亟须注意及之者……弟始终认为，委座之对吾辈，实无异子侄，每次告诫，无不出之于至诚与爱护。” (168) 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不久，薛岳因湖南人事问题又通过陈诚向国民政府请求辞职。对此，陈诚又勉励其继续努力勿轻言辞职：“吾兄公忠体国，勋劳卓著，委座倚俾特殷，希望尤切，吾人处此艰巨之局，绝不宜言辞……总之，今日委座对于人事极为重视，吾人之出处，一唯委座之命令与革命之需要而定，以减委座对于人事上之困难，想吾兄当以为然也。” (169)
抗战期间，身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及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薛岳因三次长沙会战之“战功”而颇获蒋介石的欣赏。蒋介石在陈诚的进言劝说下，对薛岳独断一方，违背自己命令、意图的行为尚能听之任之。但至抗战结束前夕，随着薛岳在湖南“坐大”，加之第九战区在日军“一号作战计划”下惨败，蒋介石对薛岳的信任逐渐丧失，对其行为越发不满、怀疑。抗战结束后不久，薛岳即被剥夺在湖南的军政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