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将领的牺牲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2005年9月，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以国民政府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会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和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 (2) 目前，限于各种条件，国民政府因抗战而牺牲的将领具体人数一直未有较为全面而准确的统计，相关统计和论述因标准口径不一，数据也截然不同。 (3)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作为正式军衔的“官位”（也称“军阶”）和作为职务等级的“职级”两套制度。一般情况下，师长官阶为中将，旅长为少将，团长为上校，师部参谋长为少将或上校。 (4) 虽然当时国民政府对军官的晋任有实职年资的规定（即停年），但在战时环境下，因各级干部补充率提高，“乃至官职晋任超越常规，而职高于官或有职无官者”，比比皆是，各级军官的官职往往不相称，官低于现职一阶成为常则。 (5) 因此，资历较浅的军官也会被任命为“少将军长”；资历较深或立有特殊战功的团长，也会被晋升为“少将团长”。而且，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于作战中殉职的军官，多采用追晋或追赠一级“官位”予以褒扬抚恤，少将旅长晋级中将，上校团长晋级少将。
一般情况下，“少将”级以上即可称为高级将领，但时人习惯上所指的高级将领主要指师级以上将领。例如，1941年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训话时称“现在你们一般高级将领年龄都在五十岁上下，而且有的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还在三四十岁左右”。 (6)
1946年4月，蒋介石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开学典礼的演讲中亦称：“如果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军长、师长和参谋长等，都能具备外国军官一样的精神和学问，负责任、守纪律，实事求是，精益求精，那我们军队的力量就一定精强，精神就一定振奋，国家民族就不致遭受今天这样的耻辱。” (7)
而且，抗战时期，因战争的损耗和需求，国民政府将领的晋升较快。因此，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高级将领限定在师长以上当较为合适。据此，从1937年7月开始到1945年8月，国民政府牺牲的高级将领约为48人。 (8)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牺牲如此之多的高级将领，主要与中日双方实力对比悬殊，不得不用牺牲换取时间和空间有关。开战不久，蒋介石经过总结分析，决定：
通令前线各官兵我军抗战必须以攻为守，以近为远，以积极牺牲行动方能达到消极抗战，坚持到底之目的。须知敌军优长者惟飞机与炮兵，而步兵之怯弱不堪言状。然而战场决战之主兵在步兵，以我精勇之步兵而抗战敌军萎靡怯弱之步兵，必可操最后之胜利。开战以来得一战斗最大的经验，即我军如不自动撤退，则敌军决不能击退我军也。于此，我军官兵只要能在阵地内坚忍不拔，一面沉着应战，一面以屡次之经验，研究应敌之战术，减少我军之杀伤，加强工事，多设伪装，虽至最后之一兵一弹，亦必与敌在阵中抗战到底。上下共存，一息尚存，此志不懈之决心，凡我中国之寸土失地，皆洒满吾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血迹，使我世世子孙皆踏此血迹而前进，永久不忘倭寇侵略与惨杀之痛史，必使倭寇侵略之武力摧毁灭绝，期达我民族斗争最后胜利之目的。 (9)
此外，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较为注重高级将领的“冒险与牺牲精神。”在抗战前夕的军官团暑期训练要旨中，蒋介石即强调将领“为国家牺牲一切”的精神。 (10) 抗战开始后，在中日实力悬殊，敌强我弱的情势下，蒋介石倍加强调各高级将领以身作则，亲临前线督师，“严令各军特重牺牲报国，以苟安偷生为耻之精神教育”。 (11) 时常要求高级将领轻伤不下火线，“攻击与牺牲之决心须坚强”，以稳定、振奋军心。 (12)
1939年10月30日，蒋介石在南岳会议上对各高级将领训话称：“不诿过，不居功，牺牲一己，顾全大局，是我们高级将领应有的德性。” (13) 1940年2月初，国民政府桂南会战失利。稍后，国民政府方面证实第九师师长兼副军长郑作民在指挥部队从昆仑关撤退时中弹阵亡。郑作民在参加昆仑关战役之时，已预留遗书，称“早具成功成仁决心” (14) 。于是，蒋介石又以此为榜样，要求各高级将领要发扬这一为国牺牲精神。在军委会总理纪念周上，蒋介石训话称：“还有一件事今天要告诉各位，就是此次分发给各位的第九师师长郑作民的遗嘱，大家不要随便看过！回去以后，务要将此次事实报告各位主官，更要藉纪念周或其他集会的机会告诉一般官兵！郑师长是此次昆仑关战役阵亡，遗嘱是他在战前预立的。其平生不多说话，不争权位，本来他早就可以作师长，但直到去年才得升任。此次他担任守卫昆仑关，遭遇敌人的攻击，我就料到他决不会畏死逃避！所以当时一再电令前方高级指挥官密切去救援他，因为当时前后左右皆失却指挥，以致殉国阵亡！希望大家回去将郑师长遗嘱与殉国的情形告诉一般官兵，人人都要有这样为国牺牲的准备和决心，知廉耻，重气节，然后才不愧为总理的信徒，才不愧为革命军的军人！” (15)
到1941年10月，国民政府已经牺牲了张自忠等一大批高级将领。但相较而言，多数将领临战怯敌，仓促撤退的现象仍属常态。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又对各高级将领批评称：
我们一般将领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与敌人打了一两天或三五天，只待挨过了这个时间，就算尽了能事，尽了职责，随即撤退下来，这种心理，充分表现我们各级指挥官都没有歼敌、杀敌、自动寻敌拼战的决心与精神，以致一到接战，往往为少数敌军所眩惑牵制，而不能有所为。结果，只是急切要求撤退，完全忘却了他自己指挥作战的职责之所在；这就是根本上由于他心中还存着一种畏敌避战的怕死观念不能打破，实在是我们革命军最大的羞耻！你看我们现在打着这样的大战，几年以来，无论在那一个战区，将官战死的究有几个？可见在我们一般高级将领之中，真正能够为民族为主义而牺牲的很少很少……从开战以来，我们集团军总司令光荣殉职的仅张自忠一人，我每次为将士英灵默念祷告的时候，就以张自忠总司令作代表，来纪念我全体阵亡将士的英灵！但现在我们高级将领完全忘却了他这种冒险犯难的精神，不能将民族大义发挥出来，所以一般部下官兵也就更加士气消沉，而日以畏难怕死、侥倖避战过生活了。 (16)
因此，蒋介石继续对各高级将领强调称革命军有一个惯例，就是“受伤不退”。高级将领如在前方受了伤，只要能够勉强支持，可以不退，就要留在前方，不可退到后方；譬如伤了手指或伤了手臂，类此轻伤，尽可以就前方军医治疗，不必退到后方。否则，如果高级将领稍受微伤，即行退下，那所指挥的一师人或一团人就都不能勇敢作战了。所以除非是重伤，不能行动或不能再用脑筋了，否则，终是要留在前方继续指挥，切不可因手足轻伤擅自退下。这种“受伤不退”的精神和纪律，要由高级将领能够率先做到，才能够感化部属，蔚成风气。 (17)
蒋介石苦口婆心地告诫广大将领要以身作则，“奋发忠勇”，“恢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尽到指挥作战的任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政府军队普遍存在的军心士气低落，动员工作乏力。对此，蒋介石总结称：“我们各战区这几次战役以来，一般将领的精神、决心和意志，实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在抗战开始的两年，大家都有拼战制胜的决心，有消灭敌人的志气，但到现在几乎完全消沉了！如长此下去，不图振作，最后必致前功尽弃，则抗战失败，国家危亡，我们不仅作敌人的奴隶牛马，而且成了中华民族千古的罪人！希望大家要时刻警惕，本此自勉，并互相勉励，本委员长必时时自勉，决不愧为你们的上官，你们亦要时时自反，总要不愧为现代的军人，不愧为本委员长的一个将领！大家要共同努力，克尽职责，来安慰我们总理与一般先烈将士在天的英灵，完成我们抗战建国的使命！” (18)
1942年，蒋介石又继续援引美方将领史迪威对中国将领的批评，强调高级将领的牺牲精神：“缅甸战役，史蒂威批评中国军队团长以下，是中国最好军队，团长以上，对指挥所及司令部多不能表演决心，配不上下级勇敢。高级将领是避战（怕死），下级是拼死的、勇敢的……高级将领，不在最危险的地方，部队士气建立不起来，所以高级将领在战时位置，特别须注意。” (19)
1938年秋，武汉、广州失守后，撤退到西南的国民政府损兵折将，丧失了大片国土。日军的攻势亦因战线的拉长而放缓，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一般认为，随着日军攻势削弱，国民政府与日军之间大规模的攻守作战减少。实际上，因中日双方战略部署的需要，国民政府仍不时与日军发生惨烈的战役。其间，更是有张自忠和李家钰两名集团军将领在作战中英勇殉国，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生于1891年。1914年秋，张自忠赴东三省新民屯投奔陆军车震部当兵，得到车震的赏识，随后被推荐到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1919年，张自忠入冯部教导团学习，因学业优秀，被冯玉祥誉为“标准学员”。此后，张自忠在冯玉祥麾下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27年5月，冯玉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后，张自忠被任为第二十五师师长。1933年初，日军侵略山海关及热河省，张自忠率第三十八师在喜峰口至罗文峪一线阻击日军，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20)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任命张自忠代理察哈尔省省政府主席。1936年5月，又被调任天津市市长。
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在离京之际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北平市市长等职交由张自忠代理，难以有所作为的张自忠由此蒙上“汉奸”及不抵抗的骂名。1937年11月，赴京请罪的张自忠在得到国民政府当局的谅解后返回第五十九军（由原第三十八师扩编）任军长，辖黄维纲第三十八师和刘振三第一八〇师。1938年2月，张自忠奉调至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参加鲁南会战。台儿庄战役中，张自忠率部驰援临沂，与日军板垣第五师团鏖战。此役后，升任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兼第五十九军军长。武汉保卫战中，张自忠以孤军在潢川一带阻击敌人，其后又转战豫南、鄂北一带。10月，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后兼任第五战区右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5月，又因随枣会战战功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21) 是年，中国军队发动冬季攻势，张自忠亲率所部出击，获重大战果。 (22)
第五战区自1939年底发动冬季攻势，予日军以相当打击后，驻武汉的敌军常感威胁。为确保武汉外围，达成以战养战之目的，从1940年3月底开始，日军从赣南、湘北方面抽掉兵力，企图对第五战区做孤注之一掷，击溃第五战区主力，减少武汉之威胁。4月中旬以后，日军先后集结于京钟、随县、信阳各方面，议决以占领第五战区老河口、宜城一线为目的，发动豫南、鄂北战事，兵分三路会师襄樊。 (23) 5月1日起，日军分由鄂北、鄂中、豫南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并以襄阳、樊城为目标，采取分进合击战术，试图在襄河以东的枣阳地区及南阳地区消灭中国军队，枣宜会战的大幕由此拉开。
在第五战区的部署中，张自忠所负责的右集团军辖第二十九、第三十三集团军及第五十五军，“除各以一部固守襄河西岸阵地与巩固大洪山南侧各隘路口外，应以主力适宜控制于长寿店以北地区，依机动击破进犯之敌”。 (24)
自抗战以来，张自忠早具为国牺牲的决心。此次各路日军开始猛烈进犯之时，张自忠即谕吿所部各将领：
看最近情形，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国家死，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25)
会战开始不久，右集团军正面一部于5月2日被日军突破，窜入长寿店附近。 (26) 战区方面即严令第三十三集团军“虽一点被敌突破，全线不可动摇，努力恢复原阵地，并积极尾击敌人”。 (27) 6日，方家集、丰乐河亦陷入敌手。第五战区除调孙震部堵击北进之敌外，由张自忠亲率部渡河督战截击。7日，当日军一部窜至襄樊附近时，张自忠亲自率领第七十四师、骑兵第九师由宜城以南渡河，截击南窜之日军。渡河之日，张自忠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留信交代称：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果能与卅八师、一七九师取得联系，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一七九师、卅八师取不上连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但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别，不得而知。 (28)
张自忠率部渡河后，即不断率部与日军激战，在南瓜店附近将日军截为两段，并将其后路节节切断。北窜之敌，顿形恐慌。10日，日军捕捉围歼第五战区主力的计划被粉碎，而中方的合围之势形成，日军开始大部退却。据此，蒋介石判断鄂北之敌“经我多日围攻，粮弹殆尽，必将向原阵地退却”，电令第五战区应趁日军态势不利，退却困难的时机，以全力围攻，“捕捉歼灭之于战场附近”，同时指示张自忠集团军应以主力先向枣阳间进攻，遮断公路，再转攻敌军背后。为收重创日军的效果，蒋介石训诫第五战区称：“以往湘北、粤北诸役缺乏有计划的进击，致成果不良。此次我各部战力健在，应乘胜穷追，扩张战果。其作战不力，不能达成任务者，自总司令以下应予处罚。” (29) 13日，蒋介石再次电令第五战区各部，“鄂北之敌主力已开始退却”，“第五战区应以遮断敌退路，断其给补为眼，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围歼枣阳一带敌之主力，获得伟大胜利”。责令“各总司令亲到前线指挥，以励士气。其逗留后方者，决处罚”。 (30)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随即令张自忠率部往枣阳以南追击，张自忠奉命后星夜东进，逢日军第十三师团大部由枣阳附近南窜，激战后敌军继续南退，继续奉命追击。当日军向东撤退时，张自忠集团军为防范敌之漏网，乃积极迎头痛击日军于方家集黄龙垱一线，毙敌甚多。14日，日军4000余人窜抵南瓜店附近。是时，日军企图由宜城附近渡河窜扰，张自忠即复亲率特务营及第七十四师之两团驰往南瓜店截击，敌军亦回师反攻。 (31) 5月15日，日军集中其第十三师团主力围攻驰往南瓜店堵截之张自忠部。16日拂晓开始，日军增加大部反攻，在战机和地面炮火的助攻下，对张自忠总司令部指挥所展开三面环攻。左右人员皆以众寡不敌，劝张自忠率部转移，张自忠则以“我奉最高统帅及长官之命截击敌人，焉有自行退却之理”，并训诫所部称：“汝等当知中国今日，唯有军人宁死不退之决心，始能抗强敌，救国家。汝等幸毋以余个人之安危为念。” (32) 此后，中日军队展开白刃搏斗，罗家榨屋附近之山头得而复失者四次。战至下午，张自忠所率领的七十四师及特务营伤亡殆尽，最终阵地为日军突破，总部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壮烈牺牲，生存无几。张自忠苦战至最后时分，终因身负七伤，腹部洞穿，壮烈殉国。 (33)
据总司令部幸存的卫士汇报：当敌人大部向张自忠部包围时，张自忠即登山督战，于16日中午左肩臂受伤，卫士请其回部包扎，“张自忠坚不肯回，神色自若，后大呼向前冲杀，未几胸部又受重伤即拔枪自决，为随从副官朱增源所夺，随即倒地微声曰‘你们快走，我自己有办法’，又曰‘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大家要杀敌报仇’，遂瞑目殉国” (34) 。其视死如归，每战必抱必死之决心的精神跃然纸上。
张自忠的牺牲与国民政府最高统帅方面责令第五战区各将领长官亲到前线指挥，以求扩大战果不无关系。会战开始不久，蒋介石研究第五战区情况，判断“敌军此次集中平汉路，约四个师团，其主力在泌阳附近，其企图犯我第五战区，消灭我孙连仲部队，而未计及我汤恩伯部队亦在该方面，如指挥得当，此战又可与敌以重大打击也。”“惜李宗仁、白崇禧，估计敌军，往往失之过高，故不愿积极抵抗，而以退缩避为能事耳。”5月6日，蒋介石又判断称：“敌攻我第五战区，仍为投机动作，而无深远企图，我汤部埋伏在泌阳西北之管庄一带，如运用得法，此次必可与敌以重大打击。”11日，蒋介石审察战况，认为：“第五战区战事，将告结束，敌军此次扑空，惜我各将领畏缩不敢乘机反击，与敌以重大打击，为可耻耳！” (35) 可见，最高统帅蒋介石对于战况持乐观态度，且一味急于取得对日军的“重大打击”。
5月20日，蒋介石闻枣阳复失，则埋怨道：“此固预料所及；惟我前方将领，对于敌军后方，有否控制部队，不加注意，而以小胜轻进，恐损失必大也！”21日，汤恩伯、孙连仲各部，向新野退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亦向后移动，蒋介石又责备说：“此关乎全般战局之影响甚大，何其无胆无识至此哉！” (36) 稍后，蒋介石在检讨第五战区战局称：“此次转胜为败，乃战区长官无胆识、乏判断，小胜则骄、小败则怯，敌军未进，而长官部先退，使上下各级，不能联系者。” (37)
其次，张自忠的牺牲也与战时中方通讯情报不够严密和准确有关。通信联络良否，左右战斗之胜负者甚大。国民政府方面在枣宜会战结束后的总结检讨中也指出：“各级情报多不确实，且对情况过度乐观。如五月十日至十八日间之战斗，各集团情报均不加缜密考虑，咸报敌已溃退，且甚狼狈，殊不□敌系转用兵力，致使上级指挥部为扩大既得胜果，不惜投以全力，以求决战，而奏全功。殆敌悉力反击，遂发生五月十九日之变化。嗣后关于情报应力求翔实，尤以敌在战略上随意放弃据点，而竟夸张捏报如何击溃敌人等，更所深戒。” (38) 第五战区在战后的总结中也指出：“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张故总司令在南瓜店东北罐子口附近时，有线电报、电话均不能通，三日间断联络，十五日后仅赖无线通信，因之不能适时得知该方面战况。” (39) 此外，友军运动迟缓，各部之间协调失当也是导致张自忠殉国的原因之一。第五战区原命荆当部队北上堵击敌人，但该部5月10日以后始渡过襄河，致使日军达成掩护其第十三师团专用于各个击破张自忠集团军之企图。 (40)
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殉国的消息传来，举国为之悲痛，对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打击甚大。5月17日，蒋介石日记记道：“闻张自忠受伤，生死莫卜，无任忧痛！”18日，“张自忠阵亡，已证实矣，痛哉！荩臣实抗战中最忠勇之一人也，失我良将，悲伤之至！” (41) 5月19日，张自忠遗体始被部属寻回装殓。5月下旬，张自忠灵柩运抵重庆，蒋介石亲自率国民政府各中央常委和各院部委迎接，并亲自主持丧务，同时呈请国民政府特颁抚恤费1万元，以慰忠魂。 (42) 蒋介石同时下令将张自忠抗战以来屡战日寇的英勇事迹及此次殉国情形通告各战区、各集团军及所属官兵，以激励全军将士同仇敌忾，共矢忠勇，杀敌报国，誓成先烈未竟之功：
张总司令荩忱（自忠）殉国之噩耗传来，举国震悼，全军举哀，今其灵柩已于本晨运抵重庆，中正于悲恸之余，谨述其英伟事迹，为我全体将士告。追维荩忱生平与敌作战，始于二十二年喜峰口之役，迄于今兹豫鄂之役，无役不身先士卒，当喜峰口之役，歼敌步兵两联队，骑兵一大队，是为荩忱与敌搏战之始。抗战以来，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而临沂之役，荩忱率所部疾趋战地，一日夜达一百八十里，与敌板垣师团号称铁军者，鏖战七昼夜，卒歼敌师，是为我抗战以来克敌制胜之始……今荩忱虽殉国，而我三民主义之精神，实由荩忱而发挥之，中华民国历史之光荣，实由荩忱而光大之，其功虽未竟，吾辈后死之将士，皆当志其所志，效忠党国，增其敌忾，翦此寇仇，以完成荩忱未竟之志，是荩忱虽死犹不死也。愿我全体将士，其共勉之。 (43)
1940年6月，国民政府以张自忠壮烈殉国，依据陆军任官暂行条例施行细则予以追晋陆军上将衔，以表彰其英雄业绩。 (44)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提请，将张自忠入祀忠烈祠，以示褒扬和优恤：
盖阅威宣战阵，鼎钟旌大将之忠，气壮山河，春秋享崇祠之祀。此故激扬士气，虎发疆场，振作军心，魂愉马革。窃查第三十三集团军张总司令自忠，抗战以来，勋猷迭著，若临沂、淝水、台儿庄、随枣诸役，皆能独张一军，发挥战略，创彼顽寇，振我军威，迩者鄂北豫南，强敌倾巢强犯，该总司令手提劲旅，屡奏凯歌，欲宏一鼓蚁歼之功，不避深入狼巢之险，追奔逐北威稷偪人，策遣雄狮，断敌归路，卒以众寡悬殊，从容玉碎。大星虽陨，浩气长存，成功成仁，兼有其美，似此翊
元戎，捍卫党国，矢忠矢勇，不惜牺牲，自宜入祀忠烈祠，以慰英灵。 (45)
张自忠的牺牲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3年5月，在张自忠殉国三周年之际，周恩来撰写《追念张荩忱上将》一文，高度评价张自忠的爱国主义精神：“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张上将的抗战，远起喜峰口，十年回溯，令人深佩他的卓识超群，迨主津政，忍辱待时，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为。抗战既起，张上将奋起当先，所向无敌，而临沂一役，更成为台儿庄大捷之序幕。他的英勇坚毅，足为全国军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的殉国一役。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我们相信，全国军人定能踏着他的血迹，为中华民族打出一条胜利的康庄大道！” (46)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年头。日本自中途岛战役后在太平洋上转入战略守势，逐渐陷入被动，美军则乘势开始战略反攻。面对美军的反攻和每况愈下的战局，日本统帅部不得不考虑收缩战线并着手调整战略。另一方面，中国战场上的美国空军自1943年春的鄂西会战后逐渐占据制空优势，并不断袭击长江和沿海的日军运输船只。因此，日军大本营在1943年9月制定的《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中将对中国的战略确定为：“对重庆继续施加强大压力，特别是遏止从中国大陆到其本土的空袭与对海上交通的破坏。同时，伺机谋求解决中国问题。” (47) 这样，日军在太平洋上进行战略收缩的同时，在中国大陆却将进攻提上了日程。
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为了扭转在亚洲战场上的不利局面，同时摧毁中国西南的空军基地，消除中美空军对日军和日本本土的威胁，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铁路，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豫湘桂战役。豫湘桂战役主要包括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三个阶段。在豫湘桂战役的8个月内，日军向前推进近2000公里，中国军队在全局上接连败退，国民政府损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分，丢失洛阳、长沙、桂林等数个省会和郑州等百余座中小城市。尽管如此，在豫湘桂会战中，国民政府爱国官兵浴血奋战，在诸如洛阳保卫战、衡阳保卫战、桂平反击战中都曾局部地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李家钰等一批高级将领在抵抗日军的铁蹄中殉职牺牲。
李家钰，字其相，四川蒲江人。清末入四川陆军小学。1913年夏，参加上海及南京讨袁之役，事败返川，入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任职川军排、连、营长，递升至川军第三师（师长邓锡侯）第六旅团长。 (48) 1926年12月，邓锡侯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李家钰仍任该军第一师师长，此后逐渐脱离邓锡侯部自树一帜。
1936年，在四川的整军调整中，李家钰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军第四十七军军长，陆军中将军衔。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家钰部编入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副总司令孙震），率部开赴晋东南第二战区作战。1938年2月，升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副总司令，1939年又因战功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1941年夏奉令南渡黄河，驻扎在洛阳以西的新安县，担负陕县、灵宝、阌乡一线河防，改隶第一战区指挥。
1944年春，日军集中大量兵力，发动豫中之役，攻占郑州、许昌、洛阳等地，第一战区洛阳前线各军西撤，李家钰奉令担任战区后卫总指挥，节节阻止日军，掩护友军，以待潼关内抽调各军出关增援。5月21日，李家钰部行至陕县，遭日军围攻，身负重伤，壮烈殉职，时年53岁。 (49) 6月下旬，国民政府根据第一战区总司令蒋鼎文的呈请，以李家钰“久绾军符，身膺重寄，历参战役，卓著功勋。此次豫中会战亲冒锋镝，壮烈殉国，忠勇之风尤足矜式，允宜从优抚恤”，决定追晋李家钰为陆军上将。 (50)
7月，国民政府下令褒扬李家钰，入祀忠烈祠，将其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陆军上将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器识英毅，优娴韬略。早隶戎行，治军严整，由师旅长洊领军符，绥靖地方，具著勋绩。抗战军兴，奉命出川，转战晋、豫，戍守要区，挫敌筹防，忠勤弥励。此次中原会战，督部急赴前锋，喋血兼旬，竟以身殉。为国成仁，深堪轸悼。应予明令褒扬，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并入祀忠烈祠。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旌壮烈，而示来兹。” (51)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也发表评论：“我们哀悼李家钰将军抗战殉国”，“李家钰将军在此役中杀敌殉国，是应受到全国尊敬的”。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在悼诗中说：“万里中原转战来，前师急报将星颓。归元先轸如生面，化碧苌弘动地哀。军令未闻诛马谡，思纶空遣重曹丕。灵旗风雨无穷恨，丞相祠堂锦水隈。”1945年，蒋介石为其题词“勋烈常昭”。 (52)
中国的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方的主战场。其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成为国民政府与美、英等大国进行军事合作的最初尝试。1940年，日本加紧对东南亚侵略的步伐。同年9月，日军侵入越南，切断了中越通道，不仅严重威胁中国国际交通要道滇缅路的安全，也把侵略矛头直指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英国殖民地。在日军咄咄逼人的进攻下，英国逐渐改变对日本的妥协态度，开始酝酿与国民政府建立军事同盟。为保持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路的畅通，国民政府迫切希望加强与英国的军事合作。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开始向缅甸进攻，英国代表魏菲尔在重庆蒋介石主持的东亚联合军事会议上要求中国派军队入缅协助英军保卫缅甸，蒋介石表示同意，双方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建立军事同盟。1942年元旦，中、美、苏、英等26国签署联合国宣言，宣布共同对轴心国作战。 (53)
实际上，日军开始向缅甸进攻之初，中国政府即向英国政府提议，迅速派中国军队入缅与英军协防。英国政府先表同意，后又出尔反尔，请中国军队暂勿入缅，以致延误入缅作战时机。到1942年1月下旬，日军已从泰国向缅甸发动攻势，2月16日，仰光告急，英国不得已再次要求中国军队迅速入缅。国民政府决定组织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以卫立煌、杜聿明分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正、副司令长官，率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兼）、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正式入缅作战。
国民政府对远征军出国作战非常重视，3月初，蒋介石飞抵缅甸腊戍，多次视察戴安澜等部。 (54) 但是，因与盟军协调不当，指挥失措，远征军自始至终呈被动之态势。5月初以后，缅甸形势骤变，蒋介石对滇缅战局的命运忧心忡忡：“敌向我滇境进逼不已，而我新编残部，连战连北，万一敌入滇境，则滇局堪虞，八万吨物资皆存边境，而罗（罗卓英）、杜（聿明）各官长之通信设备不周，未克直接通电。呜呼！近年来心神之忧虑，此亦最剧之一也。” (55) 随着日军节节进逼，远征军被迫分途向印度和国境转进撤退。但因日军围追堵截及缅北复杂的地形和恶劣的行军环境——“上淋下湿，粮秣不继”，远征军入缅作战不仅未能完成作战任务，保护西南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反而损兵折将，由出征时的10万人直至仅剩4万余人，大量将士鲜血洒在撤退途中。其中，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第九十三师副师长胡义宾及第六军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在异乡殉职。
戴安澜，原名戴炳阳，字衍功，号海鸥，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1926年参加北伐。此后历任副官、参谋、连长、营长等职。1933年春，在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任团长的戴安澜参加了长城抗战，因战功获授宝鼎勋章。全面抗战开始后，戴安澜转战冀晋鲁豫数省之间，迭创战功。在1938年春的台儿庄会战中，“火攻陶墩，智取朱庄，形成有利之势态，以成歼敌之战果”，被擢升旅长，同年春升任第五军第八十九师副师长。1939年春又以战功升任当时机械化师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师长。 (56) 同年被晋任为陆军少将。1939年12月，桂南会战中戴安澜率第二〇〇师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军第五师团鏖战，身先士卒，重伤不退，“攻坚克险，连战皆捷”。 (57) 昆仑关三次失而复得，击毙敌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开抗战以来转守为攻之先例，收迂回包围歼敌之战果”，赢得著名的昆仑关大捷。③国民政府为奖励戴安澜的战功，特颁予四等宝鼎勋章，赞扬他为“当代标准之青年将领”。
入缅之初，戴安澜在全师动员大会上，勉励所部要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勇敢杀敌，扬威于异域，为国争光。1942年3月，戴安澜率第二〇〇师西出云南，旋即奉命作为远征军前锋进据缅甸同古，掩护英军侧背，以待后续中国部队集中。 (58) 但因英军先弃仰光，致日军先行集中，以数倍之众围攻同古。面对强敌，戴安澜带头立下遗嘱，以示必死无还之决心，全师各级指挥官纷纷效仿，誓与同古共存亡。他在致夫人王荷馨的信中写道：“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59) 是役，第二〇〇师抵挡了数倍于己之日军的多次疯狂进攻。 (60) 蒋介石对戴部的“忠勇壮烈”甚为欣慰，认为“不仅增我军之荣誉，且足寒敌胆，而不敢北侵焉”，决定将戴部事迹发表褒扬。 (61) 3月30日，因远征军反攻计划无法实施，后援无继，戴安澜部奉命转进至叶达西，以图配合英军准备曼德勒会战，阻击日寇，而英军守乔克巴塘告急，第二〇〇师又奉命西援，击退日寇。4月下旬，戴安澜率部收复棠吉。美国总统罗斯福赞其作战勇敢，颁赠其缅甸作战中国将领首席勋章。 (62) 但因腊戍失守过快，第二〇〇师陷入重围，又奉令转进。
此后，戴安澜率第二〇〇师自罗列姆转进，循山地北上，且战且退。5月18日，戴安澜在指挥所部撤退途中，遭日军埋伏阻击，腹部不幸中弹，只能由士兵担架前行。 (63) 但由于医药缺乏，治疗艰难，更无静养时间，伤口化脓溃烂，戴安澜于5月26日在缅甸茅邦村殉国，时年38岁。 (64) 戴安澜伤重殉国的消息传来，蒋介石极为愤怒，认为杜聿明指挥处置不当，“如当时能遵令由河膀向景东转进，则决无此事。痛哉！” (65)
戴安澜牺牲后，国民政府明令予以褒扬，追晋陆军中将，入祀全国忠烈祠，并由军事委员会从优抚恤。1942年底，国民政府发布了戴安澜入祀首都忠烈祠和入省、县忠烈祠的命令。1943年4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香山寺隆重举行全国性的万人追悼大会。蒋介石特派李济深致祭，悼词说：“戴故师长为国殉难，其身虽死，精神则永垂宇宙，为中国军人之模范。”灵堂内外陈放着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敬献的挽词、挽联。毛泽东为其提赠挽联诗称：“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 (66) 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