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战区的划分与演化
“战区”概念的提出可追溯到19世纪初法国的军事家若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若米尼认为战区是不受复杂情况影响的，每个军团占领的范围。 (1) 同一时期的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对战区亦有所阐述，克氏认为战区（Theatre of Operations）系指总的战争区域中的这么一部分：“它有被保护的边界，因而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样的一个部分不仅是整体的一部，而且其本身是一个从属的实体——取决于战争区域别处发生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并非直接而仅间接地影响它。” (2) 此后，战区的概念在军事学上主要指为执行战略作战任务而划分的区域和设置的军事组织，是一个由军事、政治、经济、自然地理条件等要素组成的完整的区域性作战实体，也是介于统帅部和战略单位之间的军队指挥机构。 (3)
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月后，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正式宣布进入战时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国民政府战区—集团军这一新的军队系统架构开始成立：交战区域被划分为五个战区，并设立预备军。 (4) 战区之下陆续设置了集团军、兵团、军团等作战单位，作为战区—集团军体系形成之前抗战初期的军队系统。
实际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区划分最早可追溯到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的“防卫区”构想。“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曾亲自将全国划分为四个防卫区，并指定各防卫区的正副司令长官，以作长期抵抗之计。1932年2月8日，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朱培德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电：
暴日野心日亟，国联正义难恃，兹为正当防卫起见，划分全国为四防卫区，第一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北，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徐永昌副之；第二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以蒋中正为司令长官，韩复榘副之；第三防卫区其区域为长江以南及浙闽两省，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陈铭枢副之；第四防卫区其区域为两广，以陈济棠为司令长官，白崇禧副之。各司令长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与暴日相周旋，其布防计划由各长官拟定据报。此间并已电川湘、赣、黔、陕、豫出兵作预备队矣。 (5)
这一防卫区域的划分，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设立战区的雏形。 (6) 此后，随着中日关系日渐紧张，国民政府军队统帅部在对将来的中日作战进行谋划时，多次设计规划了用于国土防卫的战区。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军队的历次作战计划，均对可能的战区进行了规划。
1933年夏，国民政府的国防计划将全国分为抗战、绥靖、预备三类区域，并将抗战区域的战场按地形情况划分为冀察、晋绥、山东、江浙、福建、广东六个防卫区。 (7) 193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上年度国防计划大纲基础上所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又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区域线：第一线为察晋绥、鲁、江浙、闽、粤桂区；第二线为察冀、鲁、豫、皖、赣、湘区；第三线为晋绥、宁、甘、陕、鄂、川、滇区。同年春夏间，蒋介石在对川、黔、陕等省视察后，又认为“对日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为最后阵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为后方”。 (8)
1936年，在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对日作战总方针的指导下，国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四个国防区。 (9) 其中，抗战区为察、绥、冀、豫、苏、浙、闽、粤，警备区为皖、赣、湘、桂，绥靖区为甘、陕、川、宁，预备区为陕、川、鄂、湘、桂、赣、滇、新、青、藏、康。同时以军委会为最高统帅部，在抗战区内分设六个国防军总指挥部，在其他区域内设立一个由八省组成的预备军总指挥部，并进一步划出五道自北向南的抵抗线，以淮阴、徐州、归德、开封、新宁、郑州、洛阳一线为最后抵抗线。此外，还规定了预定战场的阵地设置，将全国战场划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北正面，辖山东、冀察、河南、徐海区；二是晋绥侧面，辖山西、绥远区；三是东正面，辖江浙区；四是南海岸，辖闽粤区；五是警备区，辖陕甘宁青、湘鄂赣皖、桂、滇黔、川康区。 (10)
1937年1月，国民政府拟订《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乙两案，同年3月修订完毕。虽然两个方案的敌情判断稍有不同，但战区的划分大致相同。该计划不但取消了继续内战的内容，而且在上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的基础上，对中日两国的形势做了较为确切的分析和预测，并根据预定作战需要，将全国划为鲁、冀察、豫、晋绥、徐海、江浙、闽粤七个国防区及陕甘宁青、湘鄂赣皖、川康、滇黔、桂五个警备区，分别置于第一线和总预备队的位置上。同时，还部署了第一至第五方面军分别在鲁、冀察、江浙、闽粤各地的战斗任务。 (11) 4月底，蒋介石明令发表各国防区长官。 (12)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政府军政部的报告则与此作战计划略有区别：交战的区域划为北正面、晋绥侧面阵地、东正面、南海岸四块。 (13) 总的来说，这次国防区的划分不仅体现了国民政府从内战转向抗战的开始，也与全面抗战开始后的战区划分大体接近。 (14)
“七七事变”发生后，全面抗战打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初的战区设置和部队配备，大致和五届三中全会的报告相同：战区划为四个，并组建五个预备军。稍后，经过十余天的权衡，国民政府“为统帅指挥之便利计，将战地区分为五个战区”，于8月20日正式发布作战序列，并决定抗战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程潜为参谋总长，将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这一调整将战区由四个增加为五个，即将冀鲁作战区域分开划为第一、第五战区。 (15)
在最初成立的五个战区中，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第二战区以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第三战区以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第四战区以何应钦任司令长官，余汉谋任副司令长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亦由蒋介石兼任，韩复榘为副司令长官。 (16) 而四个预备军也有变化：第一预备军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白崇禧；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刘湘，副司令长官邓锡侯；第三预备军司令长官龙云，副司令长官薛岳；第四预备军司令长官何成濬，副司令长官徐源泉。当时各战区的任务为：第一战区纵深配备进行防御，第二战区凭险力保山西，第三战区负责进攻上海，第四、五战区则防卫海岸。 (17)
在作战区域及所辖部队的具体分配上，第一战区以河北和山东北为作战区域，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刘峙副之，辖宋哲元、刘峙、卫立煌三个集团军；第二战区以晋察绥为作战区域，阎锡山任司令长官，辖杨爱源、傅作义两个集团军；第三战区作战区域为苏南及浙江，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副之，辖张发奎、张治中、刘建绪、陈诚四个集团军，以及由谷正伦为司令的首都警卫军；第四战区作战区域为闽粤，何应钦、余汉谋分任正副司令长官，辖蒋鼎文、余汉谋的两个集团军；第五战区为连接南北两战场而设，具有“中枢”地位，作战区域为苏北及山东，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韩复集副之，辖韩复榘、顾祝同两个集团军。这次战区划分，确立了战区作为正面战场基本战略单位的地位，初步形成了对日战略防御的作战体制。 (18)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各地方部队也渐次划入各个战区之中。1937年8月，西北的中国共产党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同年9月调整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划归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参战。10月，南方各省工农红军和游击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配属第三战区建制。 (19) 其他国民政府整编后的地方部队，如桂系的三个集团军、川系的五个军、滇系的两个军在淞沪会战开始后亦纷纷出省，编入各战区的战斗序列。
全面抗战开始后的数月间，战局变化剧烈。在此期间，战区的调整和变化亦较为频繁：一是少数战区作战区域的变动。随着平津迅速失陷，军委会针对日军进攻平汉线的战略企图，决定将第一战区辖区改划为平汉线北段。同时，为便于华东战场的作战指挥，将福建省划归第三战区。二是第六、第七、第八战区的建立与撤销。平津沦陷后，津浦路方面战事吃紧，军委会于1937年9月初在津浦路北段设第六战区，调冯玉祥北上担任司令长官，后因该作战区域沦陷，国民政府遂于10月中旬将第六战区归并于第一战区，故该战区仅历时月余。 (20) 淞沪会战开始后，为保卫南京和安置出川抗战的刘湘部川军，国民政府于10月份决定增设第七战区，以刘湘为司令长官，陈诚为副司令长官。作战区域为苏皖南部和浙北地区。所辖部队包括第十五集团军（陈诚兼）、第八集团军（张发奎）、第二十三集团军（刘湘兼）。此后刘湘踌躇满志调动部队出川，并积极在南京组建了战区司令长官部。但随着刘湘于翌年初病逝，第七战区遂宣告停止。 (21) 此外，华北沦陷后，因日军威胁西北，军委会于1937年11月在陕、甘、宁、青设置第八战区，由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以朱绍良为副司令长官代行其职。 (22) 三是部分战区司令长官的调换。淞沪会战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时，蒋介石辞去第一、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兼职，并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亲自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参谋总长程潜、桂系李宗仁分别接任第一、五战区司令长官。 (23)
1938年初，国民政府鉴于战局的变化，又对战区进行了第二次较大的调整部署。此时华北几乎已全部沦陷，华东的上海、南京等长江下游地区亦几乎全部失守，中国军队主力集中于华中地区。随着战局重心向华中地区转移，1938年1月中旬，国民政府改组军委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何应钦为参谋总长，统率全国陆海空三军，同时调整划分战区，任命司令长官。第一战区由程潜出任司令长官，辖平汉路及陇海路中段，率宋哲元、商震两个集团军及战区直属部队；第二战区阎锡山，辖山西、绥远和陕北，率南路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部、北路军前敌总司令傅作义部、朱德第十八集团军及战区直属部队；第三战区顾祝同，辖江浙，统刘建绪等四个集团军及新四军等部；第四战区何应钦（兼），辖两广，率余汉谋一个集团军及战区直属部队；第五战区李宗仁，辖津浦路方面，率于学忠、孙连仲等六个集团军及庞炳勋等军团和海军陆战队；第八战区继续以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朱绍良代理，辖甘、宁、青，率马鸿逵一个集团军、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部及战区直属部队。同时设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陈诚任总司令，辖李延年等五个军及总司令部直属部队。在西北地区设立了以蒋鼎文为主任的西安行营，辖胡宗南等三个军团及行营直属部队。在东南沿海，设立了以陈仪为主任的福建绥靖公署，辖两个步兵师、四个独立旅及地方要塞部队。此外，为应付战局的变化，军委会直辖汤恩伯等四个集团军，计17个步兵师作为机动部队。 (24) 武汉会战期间，国民政府方面“依照作战需要的划分”，又于第三、第五战区之间成立以陈诚为战区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其主要任务系配合第五战区保卫武汉。 (25)
1938年秋，武汉、广州失守后，随着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国民政府又对战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划分调整。1938年底至1939年期间，国民政府先后在长沙、南岳、西安等地召开军事会议，检讨第一期作战得失，并制定了第二期作战的战略指导方针。方针指出“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限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准备总反攻”。 (26)
根据这一方针，军委会以陕、甘、青、川、湘、桂、黔、滇、康等省为抗战基地，重新划分战区：第一战区卫立煌，辖皖、豫，指挥孙桐萱、孙蔚如、胡宗南、李家钰四个集团军；第二战区阎锡山，辖晋、陕，指挥曾万钟、杨爱源、赵承绶、孙楚、王靖国、刘茂恩、朱德等集团军；第三战区顾祝同，辖苏南、皖南、闽、浙，指挥陈仪、刘建绪、上官云相、唐式遵等集团军；第四战区张发奎，辖两广，指挥李汉魂、夏威等六个集团军；第五战区李宗仁，辖皖西、鄂北、豫南，指挥冯治安、王缵绪、孙震、孙连仲、汤恩伯、李品仙、何柱国等集团军；第八战区朱绍良，辖甘、宁、青及绥远，指挥马鸿逵、傅作义等集团军；第九战区陈诚（薛岳代理），辖鄂、赣，指挥罗卓英、王陵基、杨森等集团军；第十战区蒋鼎文，辖陕西，指挥胡宗南集团军，1940年6月撤销。 (27) 与此同时，1939年初，国民政府先后在敌后设立鲁苏战区（1943年7月撤销）和冀察战区（1945年6月撤销并入第十一战区），以于学忠、鹿钟麟分任总司令。 (28) 此外，随着战区的增多，为指挥便利，国民政府取消了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而在桂林和天水设立两个行营，统一指挥所属各战区。 (29)
这次战区划分除第四战区外均有变动。在战区最高指挥官方面，卫立煌和朱绍良分别出任第一、八战区司令长官。就新战区的设立而言，当推第十战区和鲁苏、冀察战区，前者的主要任务是“与第二战区巩固河防，并策应第一、二、三战区之作战”， (30) 后者的主要任务是摧毁日军“以战养战”的企图，加强敌后游击力量。而且，两个敌后战区虽名为“战区”，但实际上仅相当于集团军。 (31)
此后，至1944年准备战略反攻前，国民政府陆续对战区进行过若干次小的调整，其主要变化如下：
一是第一、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调换。第一战区卫立煌调任远征军第一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于1942年继任司令长官。1944年春，洛阳失守后，潼关告急，陕西划入第一战区，陈诚、胡宗南取代蒋鼎文和汤恩伯分别出任正副司令长官。1945年1月，胡宗南又取代陈诚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32) 与此同时，蒋介石顾忌桂系势力的发展，于1945年2月调李宗仁担任汉中行营主任，管辖第一、第五、第十战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嫡系将领刘峙递补。 (33)
二是第六、第七、第十战区的重建。1939年10月，国民政府为防止日军进攻湘西，配合第一次长沙会战，一度设立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兼任，划第九战区湘江以西地区归该战区。次年4月，国民政府统帅部调整战区部署，撤销第六战区，将其作战地域和所辖部队均划归第九战区。 (34) 同年6月，因日军攻占宜昌，为防卫重庆外围，又以长江为中心，将第五、第九战区地境各划出一部，并于7月重建第六战区，陈诚、商震、孙连仲、孙蔚如先后任司令长官，辖鄂西、鄂南、川东、湘西地区。1944年冬该战区兵力达17个步兵师、1个海军舰队。
第七战区于1938年春撤销后，由于1940年8月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往广西柳州，广东军事指挥空缺，国民政府又成立新的第七战区，辖广东韶关至广州以北200公里，余汉谋、蒋光鼐任正副司令长官，计17个师。至1944年减少为6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及其他部队。 (35)
第十战区曾于1940年4月撤销，自黄河以西、秦岭以北划归第八战区。1944年10月，蒋介石一度批准豫鲁苏战区为第十战区。 (36) 但到1944年底，在日军通过“一号作战”打通平汉线后，第五战区皖北、鄂东及豫南一角和鄂北隔断。国民政府鉴于第五战区所辖远及苏北鲁南，鞭长莫及，且平汉线被日军控制，联络不易，即就被隔断的地域划为第十战区。 (37) 将平汉路以东第一与第五战区原辖区域合并，撤销豫鄂皖边区，以原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豫鄂皖边区总司令李品仙升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何柱国、李明扬、王懋功等人出任副司令长官，辖境为平汉路以东、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 (38)
此外，1942年新疆盛世才归顺国民政府后，新疆于1943年1月划归第八战区作战区域，盛氏兼任战区副司令长官。 (39) 总之，这一阶段的战区划分和调整，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减少了指挥层次，各战区基本上维持了对敌作战的防线和战略相持局面。
但是，进入相持阶段后，防范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的成长和渗透亦成为各战区的重要任务之一。 (40) 1940年2月，蒋介石指示顾祝同应严密防范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部队行动，“如其有越轨之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 (41) 同年8月，蒋介石电令各战区司令长官严防中国共产党部队的袭击。 (42) 1945年4月，蒋介石又指示军令部速拟具计划，责令各战区务期于7月底前“剿除”辖境内的共产党军队，“以免妨碍以后之作战”。 (43)
1944年以后，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失利，其败局已定。为了配合总体反攻，配合盟军对敌展开攻势，国民政府决定重新划分战区，以进一步适应对日反攻作战的需要。最高统帅部于1945年4月调整战区的划分，公布赣州、成都、西昌三大行辕及汉中、昆明行营、十大战区及六个绥靖区的战斗序列。十大战区的司令长官分别是：第一战区胡宗南，辖豫西、豫北、陕南和陇东部分地区，计六个集团军；第二战区阎锡山，辖晋西，计五个集团军；第三战区顾祝同，辖浙南、赣东、闽北，计三个集团军；第四战区张发奎部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第五战区刘峙，计两个集团军；第六战区孙连仲，辖鄂西和湘西，计三个集团军及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吴奇伟部、湘鄂川黔边区清剿总指挥傅仲芳部；第七战区余汉谋，辖赣南粤北，计一个集团军及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香汉屏部；第八战区朱绍良，辖甘肃大部和宁青新绥地区，计四个集团军；第九战区薛岳，辖江西大部，计两个集团军又四个军；第十战区李品仙，辖鄂豫皖边界，共三个集团军。 (44) 此外，随着抗战胜利趋势明朗化，为控制华北战略要地，国民政府复增设第十一、第十二战区。1945年6月，国民政府将冀察战区升格为第十一战区，范围定为河北省，派孙连仲自重庆带队赴新乡组织长官部准备北进；同时将位于绥远的傅作义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升格为第十二战区长官部，由河套向东进发，执行收复察、绥、热三省的任务。 (45)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各战区又根据国民政府指定承担的对日受降的任务，分别在所辖地区接受日军投降。 (46) 此后，随着抗战结束，国民政府逐渐撤销各战区。至此，战区结束其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