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将领的出身与用人
学缘关系是军队中用人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也是军队中派系集团形成的潜在基础。学缘包括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自古即是中国社会中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近代新式教育兴起后，学生多离家在外就读，同学之间接触的机会大为增加，军事学校学生由于彼此朝夕与共，关系尤为密切，日后在事业上互相援引、提携，亦是极为自然之事。 (57) 另一方面，军校之设，某种程度上也为打破军队中以省籍为代表的地域性樊笼创造了条件。因此，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级将领的军事出身背景进行观察分析，对理解各高级将领的派系分际也不无裨益。
根据相关的统计，全面抗战开始前夕，国民政府陆军将领有上将124人、中将418人、少将1240人，共计1782人。其中，所有陆军军官中黄埔出身的比例最高，达到31.6%。显然，中央军将领的崛起已然成为事实。 (58) 但就总体而言，国民政府高级别的将领中出身保定军校者较多，黄埔军校出身者所占比例较低。 (59)
以抗战初期为例，当时国民政府各主要战区的司令长官中，李宗仁毕业于广西陆军小学，冯玉祥为行伍出身，蒋介石、何应钦、阎锡山、程潜则是留学背景。此外，副司令长官韩复榘为行伍出身，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和身居要职的白崇禧、陈诚均毕业于保定军校。黄埔出身的将领仅刘峙、顾祝同二人出任战区副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中黄埔将领亦少，仅有蒋鼎文、刘峙等数人。
据统计，1936年国民政府陆军各将领的军事教育背景如下：
表4-1 陆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统计（1936年）
资料来源：张瑞德：《抗战时期国军各阶层成员出身背景及素质的分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145页。
但是，随着抗战战争的进行，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得到迅速晋升。到抗战后期，高级将领中出身黄埔军校的数量急剧增加，集团军正副总司令、军长、师长中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比例均已超过1/3。但是，多数战区的正副司令长官仍是保定军校和地方军校及行伍出身，黄埔军校出身的战区司令长官仍属少数。其详情对比如下：
表4-2 陆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统计（1944年）
资料来源：张瑞德：《抗战时期国军各阶层成员出身背景及素质的分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147页。
通过对比抗战前夕和抗战末期的数据统计，可以发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高级将领的教育背景有以下趋势：
第一，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陆军高级将领“黄埔化”趋势明显。战前保定军校和地方军校及行伍出身所占的重要地位在战时逐渐为黄埔军校所取代。在军长、师长这一级别中，这种趋势尤为明显。但是，抗战时期出身黄埔军校的将领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当时黄埔的训练相当粗浅，时间也较短，大体属于速成类型，所学到的专业技能较为有限。
第二，抗战期间陆军高级将领将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的比例都呈下降趋势，显示战时将领的素质有所提高。出身地方军校或行伍的将领，或许极为勇敢、战场经验丰富，但是对于现代战争的性质，整体上普遍缺乏认识。
第三，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出身陆大者甚少，陆大为国民政府高级将领教育深造的主要机构，但是毕业人数有限。 (60)
实际上，抗战伊始，国民政府的军官即处于紧缺状态。1938年，何应钦在军事报告中称：
军官补充人数，在平时，经前训练总监部曾经按国军现有数目，加以概括之统计，每年需养成补充军官六千人，以半数为行伍与由军士升充初级干部计算，每年仍须由中央军校养成约三千名之军官学生。只以频年以来限于经费及器材种种困难，军校每年招考新生，只能招收一千五百名上下，而各分校只召集各部队行伍出身之初级军官，施以补习教育，故军校平时每年所养成之军官毕业生，为数较少，在平时即不足适应各部队之要求。现在对敌抗战，此项补充军官，需要激增，且极迫切。 (61)
据国民政府战后的统计，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累计通过养成教育培养的军官为127853人。 (62) 但是，因战争形式的严峻与军事干部缺失的矛盾，战时速成教育的局限极大：一是简易而粗略的学习内容难以满足多类型战争的需要；二则由于所学知识与现实的脱节，与带兵多年的行伍职官相比并无突出表现。一般说来，自行伍升上来的军官，每多善于作战，在战场上常被指挥官及官兵视为比仅受过速成教育的军官更值得信赖。但是，行伍出身的军官缺点则为未入过军校，相对说来对于军官的要素——指挥能力较为缺乏，训练部队也比不上军校出身的军官，加以知识水准较低，因此在部队中常不被视为正途出身而遭排斥，升迁速度也较慢。另一方面，抗战时期，因战事的紧张和军官的缺口，各陆军将领自离开学校后，除了短期的训练班队外，很少有机会继续接受兵科学校和陆大的正规深造教育，也极大影响各将领的整体素质。 (63)
实际上，国民政府军队自黄埔建军开始，由于连年作战，各军官因此升迁容易，常是一战一升官，也减少了历练的机会。战前德国顾问对国民政府军队此种快速升迁的方式即引以为忧，多次向蒋介石建言，认为一个军人如果不先任下级军官，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积累经验，则无法胜任高级指挥官的职务，无论如何勇敢，也无济于事。 (64) 抗战开始后不久，高级将领经验能力上的这种弱点即暴露无遗，陈诚甚至称“能指挥两师以上之军长，实不多也”。 (65) 1937年9月，实际负责第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刘峙因京汉线指挥不利被蒋介石撤职查办。陈诚即感叹称：“此次战事均因初期所用将领无能，致使战局陷于被动不利，非独京汉线然也。” (66)
抗战开始后，由于人员伤亡大，加以部队屡次扩编，各级干部补充率提高，乃至官职晋任超越常规，因此许多军官升到将官时仍很年轻。例如，1939年5月，国民政府即以抗战以来陆空军军官佐人事多已变迁，“平时人事法规间有不尽适合者，就中以任官一项尤然，自应略事变通，以期应合现状”，将此前规定的战列部队各阶官佐之停年缩短。其中，上尉晋少校由4年缩短至2年，少校晋中校由3年缩短至2年，中校晋上校由3年缩短至2年，上校晋少将由4年缩短至3年。而且对晋任之审核增列勋绩一项。 (67) 据统计，到抗战后期的1944年，国民政府陆军一般高级将领的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下，有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甚至只有三四十岁，而当时日军一般将官的年龄，则大多在50岁以上。 (68) 即便忽略高级将领的军事教育素养差距不计，两国将领在经验履历上也存在相当距离。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级将领升迁迅速，各将领的学识、能力、经验更显不足。而且，升迁过速，不仅使一般将领对于职务上的历练不足，同时也使得一般官佐产生“五日京兆”的心理，无心安定服务，更有少数将领年纪轻轻即已身居方面大员之位，自易骄矜自满。蒋介石为此曾呼吁各高级将领注意这一现象：
现在你们一般高级将领年龄都在五十岁上下，而且有的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还在三四十岁左右。处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如果稍一不慎，就没有不腐败堕落的……现在敌国的情形，就和我们不同，他们一般将官的年龄大多在五十岁以上，所以他们的阅历深、修养好，学问能力都要比我们高，这是值得大家格外警惕的一点。 (69)
抗战后期，美国先后派遣来华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和魏德迈，即对国民政府高级将领的素质多表示不满。1942年5月26日，史迪威在呈蒋介石的长文中表示国民政府军队军官的素质与其阶级、职务成反比：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和团长的素质不一，但是不乏优秀之士。在这些阶层要将缺乏效率者淘汰较为容易，擢优弃劣后，对于士气将有好的影响。至于军长和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但是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的勇气。 (70) 稍后，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对国民政府高级军官的评价也较低：“在我所接触的国军高级军官中，我发现很少能视为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我并不怀疑他们对于委员长的忠诚，但是作为蒋的参谋长，我必须评估他们的作战能力和知识、他们带兵的资格以及他们配合全盘作战计划，执行命令的意愿。” (71) 陈诚在与魏德迈的谈话中，也发现魏德迈对中国一般将领“太轻视”。 (72) 史迪威、魏德迈等人对国民政府高级将领的批评或许过于苛刻，不无站在其自身立场和标准上求全责备的味道，但作为国民政府统帅的蒋介石对于这些批评实际上也是默认，认为各高级将领应加以检讨。 (73)
事实上，抗战开始后不久，蒋介石即指出包括其在内的国民政府军队将领的学问和技能远不如外国的同级军官，也比不上日军的军官：“从本委员长说起，我自己即深深感觉到当统帅的学问技能不够，以此例推，各位当总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的都要知道，我们各人自己的学问能力精神等等都不如人。我们作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个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得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 (74) 1941年10月，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讲话中分析高级将领成功立业之道时亦强调指出：我军不能歼敌制胜的原因，在于高级将领指挥部队太大，而能力有所不胜，更由于自身不研究，不学习。 (75) 国民政府中的李宗仁等高级将领，也认为日军高级将领之中虽然缺乏出色的战略家，但在基本战术、战略原则上，均能一丝不乱，绝少发生重大错误；做事也多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 (76)
平心而论，国民政府将领中也不乏杰出之士，如中央军的陈诚、汤恩伯、罗卓英、孙立人、关麟征、杜聿明、邱清泉等，战时均是日军的首要攻击对象。地方军系中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担负一方面的重任，西北军系统的部队如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各部以及孙连仲、孙桐萱等部，均善于打硬仗，粤军的张发奎、薛岳等也都是抗战中坚人物。
在中央军将领中，蒋介石最为器重的是黄埔军校出身，并与其具有师生关系的嫡系将领。国民政府中央军嫡系主要由黄埔党军发源而来，因而带有浓厚的黄埔色彩。中央军嫡系中担任战区长官、集团军司令的多系担任过黄埔教官或北伐时党军师、团长的高级将领， (77) 军、师长则多是黄埔军校前六期学生，这样的人事结构使他们对校长蒋介石保持了极高的忠诚度。
在传统中国，保举原为科举以外的特殊用法，但到民国时期，却成为军政界主要的用人方式，结果不免产生引用私人的流弊。 (78) 抗战时期，长官越级笼络干部成为普遍的现象。例如，抗战时期的广东部队第四军始终由薛岳控制，该军团长以上的人事调动，非经薛岳批准不可，以致有人讽刺第四军为“薛家军”。 (79) 但总体而言，中央军由于流动性大，因此主官引用故旧、同学、学生的情形较多；而地方部队由于乡土色彩较浓，用人常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 (80)
抗战时期，各地域性派系的高级将领多任用自己集团的私人。在滇军第一集团军中，连长以上的干部均是云南人，对外省人极为排斥。 (81) 有的集团军甚至连兵士都由地方将领在家乡募补。但是，用人愈重血缘、地缘关系的将领，其干部素质愈低。至于中央军各将领的用人，则各集团不同，需视其领袖的喜好而定。何应钦好用日本士官学校及陆大出身者，陈诚的用人特点颇有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之风，保定、黄埔、陆大三分天下，其集团中高级将领也来自全国各地。例如，其左膀右臂罗卓英为广东人，郭忏为浙江人，其他骨干将领亦遍布各省。 (82) 因此，陈诚集团人才众多，且不乏能战善战能谋善断之辈。何柱国即评价称陈诚与胡宗南、汤恩伯的不同点为“在人和方面比较能收效果”。 (83) 但陈系将领中老牌的保定生与黄埔生、黄埔生内部、黄埔生与陆大生之间矛盾亦多。另一方面，陈诚从黄埔军校时期即开始与黄埔学生发生密切关系，此后又大量罗致任用黄埔学生（陈系中下级军官绝大多数出身黄埔），不仅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也为其在黄埔系中形成自己的军事集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84)
黄埔出身的胡宗南用人标准向来有“黄、陆、浙、一”的四字传说，即必须是黄埔军校毕业、陆军大学毕业、浙江籍、第一师的旧部（胡宗南为第一师起家），因而非此四字出身的将领在胡宗南集团中多遭冷落。胡宗南作为黄埔一期生中的佼佼者，自然引得众多黄埔生前来投奔。抗战时期，胡宗南倚重同乡王徵为军师，任用了李铁军、李文、罗列、罗泽闿、盛文、李正先、钟松等黄埔前几期同学为其所属集团军司令和重要军、师的主官；而下级干部则多由抗战时期其掌握的中央军校七分校的学生担任。抗战期间，随着胡系集团的扩大，胡宗南开始放宽标准，标榜“广收慎用”，而实际上非“黄、陆、浙、一”的人才往往得不到信任。 (85) 与蒋介石类似，胡宗南对所部各将领往往不十分信任，往往直接命令到团长一级。 (86)
汤恩伯则喜欢用自己所毕业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同时偏重于浙江人，对自己曾经担任过大队长的黄埔第六期毕业生也较为垂青。抗战时期，汤恩伯以第十三军为其干部来源，但他生性多疑，对人多不信任，因而其系统具有排他性，所部将领人才亦有所局限。汤恩伯集团的核心成员除石觉外，还有张雪中、陈大庆、王仲廉、万建藩等人。 (87)
此外，各地域性高级将领中，用人和领导能力也各有区别。一般认为，一良好的指挥官，须能带兵、练兵，而后方能用兵。在国民政府中常流传冯玉祥善于练兵，李宗仁善于用兵。 (88) 淞沪战役期间，冯玉祥出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当时，冯玉祥住在远离淞沪战场的宜兴张公洞，并不实际负责淞沪战役的指挥。时任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认为，这与第三战区的部队多为国民政府中央和西南方面部队，冯玉祥无法指挥有关，而第一战区内的西北军部队宋哲元、石友三、孙连仲、石敬亭、刘汝明、冯治安等部皆为冯此前之部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接替蒋介石出任）指挥不便，建议调冯回去指挥。1937年9月初，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在津浦路北段——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设第六战区，由冯玉祥任司令长官。但任命发表不久，山东韩复榘方面即向国民政府表示宁愿隶属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国民政府只能将韩部划入第五战区。但冯就职后不久，宋哲元、石友三等西北军将领又纷纷向国民政府表示畏惧与不信任，冯玉祥只能辞职回任军委会副委员长之职，第六战区即行撤销，第六战区部队遂分散到各战区之中。 (89)
对比之下，抗战时期李宗仁第五战区内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第二集团军孙连仲、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及冯安邦、庞炳勋等人皆为原冯玉祥的部下，“官兵纪律良好，尤能刻苦耐劳，其构筑野战工事，全国闻名”，在徐州会战、枣宜会战中皆有良好的表现。 (90) 当然，这与李宗仁善于“用兵”，协调各将领之关系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