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军的设置与总司令的任免

第三节 集团军的设置与总司令的任免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在设置战区的同时,集团军亦次第组建。从当时抗战的全局来看,在战区之下设置集团军也实属必要。在指挥方面,战争规模扩大之后,战区所辖各种单位数量日益增多,有必要另设次一级单位,这与日军在方面军下组建军级单位同理。全面抗战时期,随着战争强度的增加,同一个作战方向上存在若干个正面,对于战力较弱的国民党军队来说,每个正面上配备一个师乃至一个军已不足以应付战局的要求,需要更大一级的单位来统率数个军、师作战。

作为抗战时期战区下的最高军队编组系统,国民政府军队的集团军体系设置最早可追溯到北伐时期。当时,各种部队次第扩充,除各总指挥、各军、各独立师外,又有各集团军之组织。1928年二次北伐前夕,为指挥便利起见,南京国民政府将原国民革命军之第一至第六军及部分投诚部队编组为第一集团军,由蒋介石兼任司令;冯玉祥的国民军编组为第二集团军,阎锡山部编为第三集团军,原第七、第八军及部分投诚的部队编组为第四集团军,由李宗仁统率。每一个集团军均有足够力量独立承担一方面的作战。 (127) 而且,各集团军内部的构成亦不尽一致。蒋介石所辖的第一集团军先后采用了纵队和军团的建制,共编有六个军团;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采用的是方面军制,共编有九个方面军,军团和方面军以下各编有数量不等的军、师。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下则无次级组织,各自直辖所属的十余个军和师。 (128) 1928年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虽意图以“师”作为战略单位,对北伐后期的各集团军进行裁额和缩编,但限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仍部分保留了集团军、路等层级机构。

全面抗战开始前后一年多时间里,国民政府军队的系统逐渐由战前因内战而衍生的绥署(剿总)—路(军)的二级架构,向着更为适应对日作战需要的体系转型。 (129) 实际上,1936年国民政府制订的作战方案中,每个战区就已经计划临时组建三个集团军,各负责一个作战正面。 (130) 与二次北伐时期的四大集团军相比,此时的集团军规模已然小了很多。1937年7月25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将第一战区一线交战部队暂分为三个集团军,分别交由韩复榘、宋哲元等人临时指挥;第三战区到达前线的部队分为第六、第七、第八集团军,分别由张发奎、张治中和刘建绪指挥;第四战区则组建了两个集团军——蒋鼎文的第四集团军和余汉谋的第十集团军。 (131)

8月20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公布的作战序列中,共计15个集团军。 (132) 之后,广西、四川相继各成立两个集团军,薛岳部亦扩建为一个集团军,商震与万福麟军合编为一个集团军。至1937年12月底,国民政府共计编成21个集团军。抗战初期,各集团军的组织情况如下: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以原第二十九军扩编而成,下辖三个军。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后为孙连仲,以第二十六路军扩编而成,下辖两个军。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以第三路军扩编而成,下辖三个军。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中央军编成。

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中央军编成。

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晋绥军改编,下辖两个军。

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原第三十五军编成。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粤军编成。

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后为朱绍良,中央军组成。

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原第二十八军扩编,下辖两个军。

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由桂军扩编。

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由粤军扩编,下辖三个军。

第十三集团军,缺。

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由第十四军扩编,下辖两个军。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后为罗卓英,由第十八军改编,下辖两个军。

第十六集团军,缺。

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马鸿逵,由原第十五路军改编。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由红军改编,下辖三个师。

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由粤军和中央军组成。

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由晋绥军扩编。

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由桂军扩编,下辖两个军。

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由川军第四十五军扩编。

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湘,后为唐式遵,由川军第二十一军扩编,下辖三个军。 (133)

全面抗战开始后,随着各战区和所辖各集团军的划定,集团军司令部的编制亦亟待确定。 (134) 1937年7月底,各战区划定后,蒋介石即令何应钦从速规定全国各战区、各集团军部准备事项及经费拨发。 (135)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规定的集团军司令部编制类似战区长官部,其编制以“便利作战指挥为原则,所有关于行军宿营等项有顾虑之人员,皆可尽量减少之”。1940年1月,军委会修正公布的集团军总司令部编制及其组织大纲中,官佐数量进一步减少。集团军总司令部设正副总司令各一人,承战区司令长官之命,指挥作战一切事宜。 (136)

到1938年底,国民党军队的集团军经过调整和增加,总数达到25个。较之1937年底,其主要变化如下:

第一集团军,1938年10月重建,总司令龙云,由副总司令卢汉统率。 (137)

第三集团军,1938年初,总司令韩复榘被枪决后,由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代理,后瓦解。

第四集团军,1938年初蒋鼎文调任西安行营主任后番号空出。

第五集团军,1938年6月由于学忠接任总司令,以于学忠所部东北军第五十一军扩编而成。

第九集团军,1938年5月由吴奇伟接任总司令,以吴奇伟所统率的第四军为基础。

第十五集团军,1938年3月陈诚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后番号亦空出。

第十九集团军,1938年1月薛岳调任第一兵团总司令后由罗卓英接任总司令。主要为陈诚嫡系部队第十八军(原第十五集团军)为基础。

第二十二集团军,1938年5月,孙震接替邓锡侯为总司令。

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副总司令韩德勤代理。

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由徐源泉部第十军为基础扩编而成。

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由原川军杨森第二十军扩编而成。

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潘文华,由原川军潘文华第二十三军扩编而成。

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由原川军王缵绪第四十四军扩编而成。

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由川军第七十二军(王陵基兼军长)、第七十八军(军长张再)扩编而成。

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由原中央军第十三军扩编,下辖第十三、第八十九两个军。

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下辖第二十五、第二十九两个军。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由原第一集团军宋哲元部缩编,下辖第五十九、第七十七两个军。 (138)

除此之外,其余各集团军基本未有大的变动。但是,在番号变化和数量增加的同时,集团军的性质也较之此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集团军不再是根据战场的需要由各军、师就近编成的临时组织,而是相同派系的军、师有意识的固定组合,成为一级常设单位。这缘于各个地方军事集团及内部小派别均希望队伍不被打散而编成相对独立的单位出战,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样的要求多半得到满足,国民政府统帅部与各地军政领袖协商后,陆续发放集团军的番号供各地军队编成。集团军作为一级常设单位被确立之后,其构成也趋于稳定:除个别集团军外,各集团军所辖的部队多在1—2个军,各集团军的兵力配备日益均衡;集团军所辖军、师开始固定下来,不再被频繁地调入或调离。而且,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一度拟令各集团军设副司令2—3名,以一名任训练与校阅,以一名管理后方勤务与幕僚干部之训练。 (139)

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抗战局势相对稳定,国民政府各集团军的变化不再像抗战前期如此巨大。其大概的变动情形如下:

1939年,国民政府的集团军体系再次进行了调整和新建。调整方面,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卢汉接替龙云出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接替蒋鼎文部的空缺),以陕军第三十八军为基础扩编。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以第三军为基础扩编。原总司令于学忠调任鲁苏战区司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由陈长捷接替杨爱源。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由赵承绶接替傅作义,傅作义调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由晋军扩编,原总司令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夏威接替李品仙,后又改为黄琪翔。第十四集团军,初由冯钦哉接替卫立煌代理总司令,后由刘茂恩为总司令。第十五集团军,初由薛岳兼任总司令,后改为关麟征。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接替去世的廖磊出任,辖军不变。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为总司令,以其第四十军为基础扩编。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撤职,番号空出,此后先后改派黄琪翔、蔡廷锴接替总司令。

新建的集团军包括: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由晋绥军扩编。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由桂军扩充。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仪。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后为胡宗南。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汉魂,由粤军扩编。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由川军第四十七军等部扩编。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叶肇。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辖第九十军和第五军。 (140)

1940年,国民政府调整了九个集团军,同时新建一个集团军。其中,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由关麟征接替吴奇伟。第十一集团军被撤销,总司令黄琪翔改调预备集团军总司令,随后预备集团军亦撤销。第十五集团军在总司令关麟征出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后,番号空出。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霍揆彰代总司令。第二十六集团军由周碞升任总司令。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殉职后,由冯治安继任总司令。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由邓龙光接替李汉魂。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叶肇因桂南会战失利被免职,番号空出。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因昆仑关作战失利被免职,番号亦空出。此外,新建了第三十九集团军,由石友三担任总司令,辖第六十九军及冀察游击部队。 (141)

1941年,国民政府又调整了五个集团军: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调第八战区伊盟守备军总司令,总司令职位由杨爱源兼代。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调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改由王敬久接任。第十一集团军重建,以宋希濂为总司令,辖第六十六、第七十一军。第十五集团军重建,以何柱国为总司令,填补关麟征他调后空出的番号,辖骑兵第二军、第九十二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因通敌被处决,由卫立煌兼任总司令。 (142)

此后数年,国民政府各集团军虽陆续有所调整,但基本无大的变动。到抗战结束前夕,国民政府总计先后组建了40余个集团军。与各战区的调整相比,集团军的变动相对频繁,主要是因为:

其一,军或军团一级扩充升格为新集团军。九个新的集团军在1939—1940年期间次第成立。其中,既有中央军的主力胡宗南第十七军团扩编而成的第三十四集团军,也有李汉魂粤系第六十四军基础上扩充的第三十五集团军,还有川军李家钰部、晋绥军高桂滋部和中央军陈铁部合编的第三十六集团军。 (143)

其二,既有的集团军不断进行新的组合。有的是作战不利的集团军被裁撤后,其番号给予新的部队重新组成集团军。如徐源泉第二十六集团军“老不堪用”,1938年6月不战自退后,集团军被撤编,番号空出数月后交给第四战区,由桂系将领黄琪翔(旋由粤军宿将蔡廷锴接任)担任总司令,以桂系新成立的第四十六军为主体扩编为新的第二十六集团军。 (144) 同样,1940年2月桂南作战中,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叶肇,“违令避战,贻误全局,该集团军番号取销,该总司令撤职查办”,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处置无方,决心不坚,未能挽回战局,该集团军番号取销,该总司令撤职查办”。 (145) 其集团军番号数年后由中央军胡宗南部的陶峙岳和范汉杰部顶替。

其三,因军队主官调动而随之进行的重组。例如,卫立煌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时,其主力第十四军编于其集团军序列。1939年,卫立煌升任战区司令长官,第十四军遂编入新改组的曾万钟第五集团军序列,第十四集团军番号则改由冯钦哉代理,随后由刘茂恩带领其第十五军编入此集团军,并接任集团军总司令。1942年,李默庵接替第三战区上官云相出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后者升任战区副总司令,李默庵将其训练的三个突击队也编入此集团军。而就在这一年曾万钟也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其第五集团军则解散编入其他集团军,此番号在1943年底复由杜聿明率领回国的远征军余部继承。

根据国民政府方面制定的作战计划,在预定的战区之下编组集团军指挥军、师,已足以应付战事,因而军队系统原仅包括此两级组织。但事实上,为了会战指挥和扩充部队的需要,国民政府在抗战开始后又陆续增设了兵团、军团两级组织。

在抗战初期的一些会战中,部分战区即在集团军之上,临时性地编组兵团一级的单位,临时指挥各师、军乃至集团军。例如,淞沪会战期间,因国民政府战前所预设的两个集团军建制不敷指挥数十个师的参战部队,军委会乃将战区分为左翼、中央、右翼三个兵团,由陈诚、朱绍良(接替张治中指挥第九集团军)、张发奎分别担任指挥,令其在负责各自集团军的同时,一并指挥新编入其兵团的一个集团军。 (146) 其概况可从1937年11月下旬蒋介石对第三、第七战区战斗序列进行调整的命令中窥见一斑:

兹改定第三战区军队分如次:(一) 司令长官由本委员长兼,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二) 左翼军总司令陈诚,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三) 左翼军以第九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第十五集团军组成之。(四) 右翼[军]以第八集团军、第十集团军组成之。(五) 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副总司令黄琪翔。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副总司令吴奇伟。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兼,副总司令罗卓英。(六)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兼。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 (147)

同一时期的第二战区在忻口战役时,也组建了三个兵团。在集团军之上组建兵团的同时,位于集团军之下、军之上的军团一级建制亦开始出现。1937年9月15日,实际负责主持第三战区的顾祝同即以该战区淞沪及沿江地区部队增多,指挥不便,电请蒋介石升任薛岳为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将吴奇伟升任军团长或集团军副司令:

查第十五集团军指挥单位既感过多,作战区域亦觉过广。现第六十军既加入该集团军区域,吴奇伟军亦将来到,深感淞沪及沿江地区除第九第十五集团军外,实有增加一集团军之必要。又拟以薛岳担任该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为军团长或副司令,其指挥部队即定为胡宗南、王东原、叶肇、吴奇伟四军。 (148)

据此,国民政府于9月28日发表罗卓英为第十六军团军团长、胡宗南为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吴奇伟为第十八军团军团长。 (149)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队总体兵额不足,亟待扩充部队,于是凡有发展余地之军,多授予军团番号,希望其能自动发展,增强抗战实力。 (150) 1937年八九月之际,军委会决定撤销战前长期存在的“路”的建制,同时将十余个有实力的军升格为军团,以待有新组建的军、师编入其中。最早升级的孙连仲部第三十军,于8月6日在前线即升格为第一军团。 (151) 第一批设立的军团,所辖部队多是自身一个军,不过在1937年底第二批升格的军团中,有一部分所辖的部队已达两军,如汤恩伯第二十军团,辖汤氏的第十三军和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到抗战结束时,国民政府先后编组了三十八个军团。 (152)

成立军团是国民政府战时扩充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军团一经设置,除了扩充所属部队外,自身的变动较小,更不至于遭到裁并。此外,军团长的地位较之军长更为尊崇,在某些时候可以临时性指挥其他的军。而且,部分军团在实力扩充之后,即开始向集团军转化。卢汉、张自忠各军在抗战期间,即由军升格为军团,复再度升级为集团军。 (153)

虽然增设兵团、军团是国民政府因战事需要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但因此使军队系统中实际上存在多重架构。“层次既多,指挥运用,转感迟误”,滋生出运转不灵等弊端。 (154) 例如,1938年夏秋期间,第九战区所辖各部队的战斗序列中,就包括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多重复合形式。 (155)

与战区的调整类似,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集团军的调整部署亦常出现混乱情况,尤其是临阵的调整常发生各种混乱。1937年9月中旬,国民政府在淞沪战场组建第十五集团军,并以陈诚兼总司令,同时将此前配属张治中第九集团军的第十八军调归第十五集团军,但未通知张治中,以致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对张治中来该部视察感到“诧异”,而张治中亦为此感到颇为不快。 (156) 此后,张治中在总结报告所部在淞沪会战的经过时,再次强调国民政府战斗序列与各级指挥之紊乱,以及高级指挥官屡次变易导致的问题颇大:“因新旧变动之际,正我防线薄弱之时。且大兵团作战,其当面敌情地形不易一目而瞭。继任者每因情况不明,部署困难,致失机宜。” (157) 11月25日,淞沪会战撤退之际,在蒋介石对淞沪前线第三战区各战斗序列及集团军司令下达的部署命令中,各集团军的配属问题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交叉重复的混乱现象。 (158)

在1938年底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对既有的军队系统进行了深刻检讨和批评。蒋介石认为:抗战初期的四级建制首先导致“指挥级次太多,于是各级司令部之组织,不能健全,使交通通信等特种部队兵力分散,幕僚人员之不敷分配”,“层次过多,命令转递不易,影响所及,非但一切不经济,而且误时误事”。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情报和命令若是层层转递,容易贻误战机。此外,当时各级单位并非十分充实,集团军仅辖一个军团,军团仅辖一军的情况并不鲜见,不少单位甚至只是空架子,这对于作战任务之分配极为不利。蒋介石承认:“大单位(如总司令、军团、军、师等)太多,而实力又不充分,又以各部力量参杂不齐,不能适合作战上之要求以行区分。” (159)

同样,张发奎亦回忆说:“我军指挥单位过多,由最高统帅部之军委会起到战略单位之师级,中间有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等而到达师,共有七级之多。我国地区辽阔,交通原不发达,通讯亦落后,致影响指挥及兵力之运用。” (160) 与之类似,陈诚在总结武汉会战失利因素时,也有同样的感受:“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的经验,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 (161) 此外,陈诚还注意到国民党军队单位层级过多,容易导致各级将领争名誉、争地位的“官僚主义遗毒”。例如李默庵升为第三十三军团长后,随即与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发生龃龉:“第十四集团军原各师,统归第三十三军团指挥。第三十三军团虽然仍隶属第十四集团军,由卫立煌统一指挥,但在客观上似乎形成了‘架空’卫立煌的局面”。 (162)

鉴于既有军队系统出现的这些问题,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为简化作战指挥单位,对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各级组织进行调整。具体的调整方案在1938年底的各次军事会议后确定,其要点在于减少中间指挥层级,裁撤兵团、军团两级建制,同时在战略单位上改师为军,变成军委会、战区、集团军、军四级单位。与此同时,新编制的各师,废除旅级建制,每师三团。 (163) 1939年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委会为指挥便利起见,正式决定将军团长名义撤销,以避免指挥机构之重复,为此通令免除各战区副司令长官、各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所兼之军团长职务。 (164) 此后,从最高统帅部至战略单位,仅通过战区和集团军两级单位即可到达。 (165) 这样的调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抗战初期以来正面战场军队指挥混乱,层次繁密,以及命令转达迟滞、部队运动不灵的弱点。 (166)

但是,碍于实际的需要,国民政府此后仍不时设置有兵团等组织。例如,1940年1月初,为统一南宁邕江南岸各部队的指挥,加强对敌军后方作战力量起见,桂林行营决定特设南路兵团总司令,以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兼任兵团总司令,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兼任兵团副总司令,所有南路兵团总司令部人员即由该两集团军总司令部内调用,不另行组织。 (167) 但此时的兵团基本与集团军同等级,且为临时编组。

作为抗战时期的高级作战指挥单位,战区与集团军的划分和设置较好地适应了抗日战争这场大规模战争的需要。但是,正如淞沪会战时陈诚所抱怨的,国民政府在战区与集团军设置伊始,其组织不健全、系统不清楚、各级因人设位的情况即极为明显。 (168) 同一时期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也发现该战区指挥体系中高级指挥机关太多,对各战略单位不能确实迅速指挥,以致贻误战机。冯玉祥向国民政府报告称:“缘本战区只一处战场,战区之下,只辖一个集团军,指挥已较重复,而军上又加一军团,故尤觉层次太多,指臂不灵。” (169) 而且,随着战局和环境的推移,其架构日益出现诸如“机关化”“防区化”等弊病。到抗战末期,这一体系越来越不能适用于抗战的反攻作战。因此,国民政府又另行组建了新的陆军总司令部—方面军体系。

此外,在战区—集团军体系的设置下,部分战区司令长官和集团军总司令因缘际会得以坐大,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发展自身派系力量提供了契机。这一新形势的发展,使原本就派系林立的国民政府军队中高级将领之间的派系斗争更加复杂化。

(1) [法]若米尼著,唐恭权译:《战争艺术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9—61页。

(2) [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著,时殷弘译:《战争论》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98页。

(3)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主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制分册(上),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120页。

(4) 张光宇:《抗战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广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第70—72页。

(5)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140—142页。

(6) 肖如平:《南京国民政府与“一·二八”淞沪抗战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4页。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33年国防作战计划》,《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第18—26页。

(8) 张其昀:《中华民国史纲》第3卷,台北: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年版,第211页。

(9)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0页。

(10) 房列曙、胡启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划分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1页。

(1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第40—52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乙案)》,《民国档案》1988年第1期,第34—41页。

(1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4月27日。

(13) 何应钦:《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自民国廿五年七月至民国廿六年二月)》,浙江省历史学会现代史资料组编:《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上,杭州:杭州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14) 房列曙、胡启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划分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1—102页。

(15) 刘凤翰:《国民党军事制度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239页。

(16) 刘凤翰:《国民党军事制度史》,第238—239页。第五战区起初实际由副司令长官韩复榘负责。9月,程潜亦以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身份前往石家庄代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职权。《何应钦关于程潜被派赴石家庄代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职权密电》(1937年9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48页。

(17)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572—573页;《大本营颁布国军战争指导方案训令》(1937年8月20日)、《大本营颁布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训令稿》(1937年8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2页。

(18) 房列曙、胡启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划分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1—102页。

(19) 此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配属战区又有所变动。详情可参见《军令部关于中共分布各战区抗日军实力位置一览表》(1941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五),第23—47页。

(20) 冯玉祥北上担任第六战区长官后,其原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代理,而实际由副长官顾祝同负责。《蒋介石为调整第六战区战线部署密电稿》(1937年10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743—744页。参见冯玉祥《我的抗日生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1页;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7年10月19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150页。

(21) 《刘湘电蒋中正遵派邱甲耑赴钧会具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委状》(1937年10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00001/195;《蒋介石关于变更第三第七战区等战斗序列作战地境密电稿》(1937年11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287—288页;周开庆编著,刘航琛审订:《民国刘甫澄先生湘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4—168页。

(22) 《孙蔚如电蒋中正陕甘宁青设置第八战区由钧座遥领并以朱绍良为副司令长官遵即电饬所属知照》(1937年11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00001/187;周开庆编著:《民国朱上将绍良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页。

(23) 房列曙、胡启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划分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3—104页;戚厚杰:《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划分的演变〉一文的补正》,《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第133—134页;《蒋中正条谕黄绍竑由参谋总长程潜兼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10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0008/110。1937年12月下旬,蒋介石又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交由顾祝同主持。参见《顾祝同电蒋中正遵于即日在屯溪防次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并兼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职》(1937年12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00001/239。

(24) 《蒋介石为变更一、二两战区作战地境及划分河防密电稿》(1938年3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749页;戚厚杰:《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划分的演变〉一文的补正》,《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第134页。

(25) 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49页;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记录,郑义译校:《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58页;《武汉会战第九战区作战计划》(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15—716页;《蒋介石关于调整第三第九战区作战地境密电稿》(1938年7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2—13页。

(26) 蒋纬国总编著:《国民革命军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三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20页。

(27)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即由胡宗南接任。见《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签呈委员长蒋中正第十战区已划定拟请以胡宗南兼任该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士冕调任副主任》,(1939年2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10202/00021/003。

(28) 《鹿钟麟电蒋中正遵于冀县军次就冀察战区总司令职》(1939年1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00001/277;《于学忠电蒋中正遵于二月一日就任鲁苏战区总司令职并于是日就令饬第五集团军总部人员改组成立》(1939年2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00001/276。

(29) 房列曙、胡启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划分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5—106页。《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第600—604页;此番调整计划之形成,颇费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斟酌与协调,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1月16日、11月28日、11月29日。

(30) 蒋纬国总编著:《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三卷),第145页。

(31) 曹剑浪:《国民党军简史》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427页。

(32)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二),1945年1月9日,台北“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版,第679页;《胡上将宗南年谱》编纂委员会编:《胡上将宗南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第133—142页。

(33) 《蒋中正条谕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由刘峙递补》(1945年2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0006/124。

(34) 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100页;《蒋中正电程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桂林两行营第六第十两战区均取消》(1940年4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0006/094。

(35) 房列曙、胡启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划分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7—108页。

(36) 叶惠芬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680页;《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10月19日。

(37) 黄旭初:《黄旭初回忆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台北:独立作家2015年版,第242页。

(38) 《第三十九师关于蒋介石成立第十战区日记》(1944年1月9日),此件摘自该师“三十四年度元月份阵中日记”,1944年当系1945年之误。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766—767页;陈存恭访问、纪录,郭廷以校阅:《徐启明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117—120页。

(3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7月12、13日;《盛世才电蒋中正感谢派任兼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当矢勤矢慎图报党国》(1943年1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2/00017/087。戚厚杰:《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划分的演变〉一文的补正》,《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第134页。

(4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2月21日,1943年10月2日。

(41) 《蒋中正电顾祝同严密防范制裁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及其他共党行动》(1940年2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0049/059。

(42) 《蒋中正条谕张治中电令各战区司令长官严防共党部队袭击进攻国军》(1940年8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0049/088。

(43) 《蒋中正条谕徐永昌各战区辖境内共军务期于七月底前剿除》(1945年4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400/00003/039。

(44) 房列曙、胡启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划分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9—110页;戚厚杰:《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划分的演变〉一文的补正》,《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第134—136页。

(4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6月15、23日;孙连仲:《孙连仲回忆录》,台北:孙仿鲁先生古稀华诞寿筹备委员会1962年印行,第54—55页;董其武:《董其武回忆录——戎马春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225页。

(46) 《中国陆军各地区受降主官姓名受降地点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及姓名与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番号表》(1945年8月21日)、《何应钦关于改定一、五两战区受降内容致冈村宁次中字第十四号备忘录》(1945年8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一),第728—730、750—751页。

(47) 如阎锡山第二战区即以前线的卫立煌出任该战区的前敌总司令。见《阎锡山电卫立煌委兼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1937年11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116/010101/0120/038。

(48)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电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1937年8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10701/00081/02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15、18日。

(49) 《顾祝同电蒋中正遵谕以钧座名义发表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薛岳兼第三战区左翼军总司令罗卓英升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恳饬部办发委令关防》(1937年11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00001/186。

(50) 《顾祝同为规定长官司令部与前敌总司令部职权密电》(1937年11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286—287页。

(51) 《蒋中正电熊式辉各战区司令长官等为作战指挥便利与党政协同容易起见各战区成立党政委员会其组织大要》(1937年11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00001/188。

(52) 《朱绍良电蒋中正遵拟第八战区党政委员会组编大纲》(1937年12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00001/189。

(5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大事表”,1939年1月29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1939年3月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

(54) 《冯玉祥呈请赋予各战区司令长官最高事权》(1938年4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16052/00005/004。

(55) 《军事委员会颁布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制表及其组织大纲》(1939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53—55页。

(56) 陈之迈:《中国政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54—455页。

(57) 黄旭初:《黄旭初回忆录:从辛亥到抗战》,台北:独立作家2015年版,第224—225页。

(58) 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157页;《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7月11日“三十一年总反省录”。

(59)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4年9月30日,第165页。

(60)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4年6月28日,第586页。

(61) 《蒋中正条谕第五第九战区改正意见四点》(1938年11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0004/024。

(62)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函谭祥》(1939年10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10201/00009/002;《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之任命状》(1939年10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30800/00021/075。

(63) 《陈诚电蒋中正遵即就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职先行视事外拟恳将关防官章迅赐颁发俾昭信守而资应用》(1939年10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00001/291。

(64) 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100页;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0年2月1日,第333页。

(6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6月12日。

(66) 实际上,第六战区成立不久,蒋介石即曾决定取消第六战区,并为此懊恼不已:“对冯属取消第六战区,言后自嫌太快,于心不能释然也。”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0月18日。

(67)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刘峙回忆道:“此次我所指挥的部队,甚为复杂,历史不同,装备各异……初来参战,旧有之隔阂,未有消除,命令既难贯彻,指挥自难如意,协同更谈不到。”见刘峙:《我的回忆》,台北:台湾荣泰印书馆1966年版,第148页。

(68) 《冯玉祥报告》(1937年10月12日),“国防部”史政局编印:《抗日战史:津浦铁路北段沿线之作战》(二),1982年,第87—99页。

(69)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39年1月12日,第189页。

(70) 《陈诚电蒋中正拟定调整第三第七两战区战斗序列及整理各部队之草案》(1937年12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280/083。

(71) 实际上,刘湘病危期间,国民政府方面曾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兼任刘湘的第七战区长官司令,可视为稍后取消第七战区的预兆。《顾祝同电蒋中正遵于即日在屯溪防次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并兼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职》(1937年12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00001/239。

(72) 《贺耀组朱家骅等函蒋中正报告五十军全体官兵致刘湘夫人密电内容及川军将领谋恢复第七战区及潘文华部出川抗战目的等情报提要等五则》(1940年2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531/010。

(73) 《戴笠电蒋中正关于谢德堪李树华等反对邓锡侯出任战区司令长官及邓锡侯等近日态度部属活动情形等情报提要》(1940年4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527/060;《戴笠电蒋中正关于邓锡侯及武德会对邓锡侯任战区司令潘文华任省主席之意见态度及美领谈欧局发展及美国参战时期等情报提要等三则》(1940年4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527/062。

(7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20日。

(75) 《蒋中正电令白崇禧第三第八战区重庆行营甘省主席等人事调派》(1938年7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10300/00014/088;《蒋中正电任朱绍良第三战区顾祝同第八战区司令官贺耀组甘肃省主席》(1938年7月3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10300/00014/092;《蒋中正电示蒋鼎文西安行营归并第八战区顾祝同为司令官等人事调派》(1938年7月3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10300/00014/09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7月29日。

(76) 《钱大钧呈蒋中正据顾祝同云与黄绍竑建请委刘建绪廖磊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俾便指挥》(1938年1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2/00017/006。

(77) 《阎锡山等电蒋中正请委杨爱源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等文电日报表》(1939年2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514/115。

(7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21、22日。

(79) 《苏联总顾问福尔根检讨宜昌失陷原因及目前主要任务报告》(1940年7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303—305页。

(80) 《蒋介石下达冬季攻势命令》(1939年11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上,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第329—331页。

(81)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4年11月3日,第655页。

(82)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10月3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470—471页。

(83) 《徐永昌日记》第8册,1945年1月19日,第11页。

(8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1月5、15、16、28、29日;《余汉谋电蒋中正奉令以张发奎代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乞电从速就职》(1937年12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00001/251。

(85) 《张发奎呈蒋中正请准辞战区长官并以余汉谋承代或另选贤员充任文电日报表》(1939年9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517/045。

(86) 《陈诚电蒋中正因第四战区地域辽阔指挥不便张发奎拟请以南路及广西方面另设一新战区》(1939年12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290/065。

(87)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0年1月5、7、9日,第323、324、325页。

(88) 《张发奎电蒋中正第四战区司令部已移广西柳州办公难兼顾韶关拟请以余汉谋专任广东方面军事等文电日报表》(1940年2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524/091。

(89) 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100—101页;《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第625页;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记录,郑义译校:《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306页。

(90) 《蒋中正令特任何应钦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为副司令长官》(1937年8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00001/220。

(91) 《李济深陈诚电蒋中正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于日军犯广州时指挥有方拟请予撤销革职处分等文电日报表等二则》(1940年1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524/049。

(9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月9日。

(93) 萧李居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3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407—413页;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101页。

(94) 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记录,郑义译校:《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281页。实际上,1938年夏开始,蒋介石为力求西北军政的“单纯与专一”计,已经考虑将第十战区并入第八战区,以蒋鼎文代理长官。萧李居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123页。

(95)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职令》(1940年7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30800/00021/077;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100—101页;《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第625页。

(96) 《函呈委员长蒋(蒋中正)为防制特奸发展建议调整五六战区辖境》(1941年9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10101/00002/025。

(97) 《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电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关于调整第一第五第六战区之建议》(1941年11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10202/00053/018。

(98) 《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电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关于调整第一第五第六战区之建议已摘要转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1941年12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10202/00053/020;《电呈委员长蒋(蒋中正)请以孙仲连为六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12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10101/00002/027;《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据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电呈关于调整第一第五第六战区之建议惟根据现况为谋军政统一起见拟请取消第五战区调孙连仲充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在老河口成立副司令长官部指挥该方面军事》(1941年12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10202/00053/019。

(99) 《蒋中正电蒋鼎文可否先任豫主席而孙连仲汤恩伯任第一战区正副长官》(1941年12月3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10300/00046/057。

(100)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8册,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55—56页;《蒋中正条谕蒋鼎文任一战区长官汤恩伯任副长官李培基为河南省政府主席》(1942年1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0006/113。

(101)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8册,第60页;《蒋中正调派重庆卫戍司令部及各战区各行政部门等长官名单》(1942年1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10300/00049/047。

(102)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2年1月18日,第345页。

(10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2月22日、27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1943年1月23、25日,2月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2月8日,6月21日,12月13日。

(104)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3年1月17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1943年1月27日,第411、415页。

(105) 黄旭初:《黄旭初回忆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第242页。

(106) 《政治部部长陈诚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请缩小现各行营及战区范围、增加单位并调整战斗序列》(1940年1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10202/00029/001。

(107)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2年4月12日,第367页。

(108) 《战斗序列调整案修正意见》(1940年4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10202/00030/010。

(109) 白崇禧口述:《白崇禧口述自传》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

(110) 《蒋中正电令徐永昌对各战区作详实评制与指正并通令实施》(1941年6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10300/00044/051。

(111) 陈诚:《函呈请调整阵容一新耳目》(1942年1月4日),何智霖编辑:《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521页。

(112) 陈诚:《函张治中略陈战斗序列及一般生活意见》(1942年4月15日),何智霖编辑:《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台北:“国史馆”2009年版,第207页。

(113)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函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关于取销战区名称军令部已呈拟办法蒙批暂缓实施当遇机再向委座总长详陈利害等》(1942年5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10202/00034/004。

(11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5月7、9日,5月21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1944年6月7、16、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任陆军上将二级陈诚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任职令》(1944年7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30800/00021/088;《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派陆军上将二级陈诚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任职令》(1944年7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30800/00021/089。

(115)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4年5月23、24日,第555、556页。

(116) 《陈诚呈蒋中正请辞第一战区长官职务》(1944年5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2/00019/013。

(117) 陈诚:《电林蔚告以全盘调整战斗序列意见备参考》(1944年6月1日),何智霖编辑:《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下,第243页。

(118) 叶惠芬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7册,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212页。

(11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9月2日、10月31日“本月反省录”、11月16日。

(12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11月5、12、19、26日,12月10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

(121) 《蒋介石颁陆军总司令所部作战指导要领命令》(1944年12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719—722页。

(122) 《蒋介石为整军颁吿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所辖各将领书手令》(1945年2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724—726页。

(123) 《蒋介石为整军颁吿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所辖各将领书手令》(1945年2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724—726页。

(124) 何应钦编著:《八年抗战之经过》,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70—279页。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09—110页;《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3月3日。

(125) 蒋介石:《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成立之意义与使命》(1945年3月24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演讲”,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52页。

(126) 《蒋介石关于规定中国战区受降任务电》(1945年8月18日)、《蒋介石关于规定各战区受降主官等情电》(1945年8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一),第724、725—728页。

(127) 蒋纬国总编著:《国民革命战史》第二部“北伐统一”(第一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89—190页。

(128) 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445—470页;戚厚杰等编著《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1—114页。

(129) 关于绥靖政公署、“剿总”的组织情况可参见《绥靖督办公署暂行组织条例》(1930年12月11日)、《国民政府公布鄂湘川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等指令》(1935年6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19—21、35—37页;《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组织大纲》(1932年5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35—436页。

(13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第44—48页。

(13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军政机关长官谈话会记录》,《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第18—19页。

(132)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国民革命建军史》第三部“八年抗战与戡乱”(一),台北:1993年,第144页插页。

(133) 刘凤翰:《国民党军事制度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246页。

(134) 《阎锡山电请军委会早颁战区集团军司令部编制表》(1937年8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116/010101/0117/058。

(135) 《蒋中正条谕何应钦照会报速定全国各战区各集团军部准备事项与速发经费》(1937年7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0008/012。

(136) 《军事委员会修正集团军总司令部编制表及其组织大纲》(1940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347—349页。

(137) 1938年3月初,宋哲元奉令出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后,即请辞去该战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兼职,获蒋介石准许,并将该第一集团军撤销。参见《宋哲元电蒋中正遵于十四日在老鸦石防次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职惟请准辞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1938年3月14日)、《蒋中正电武昌办公厅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宋哲元请辞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兼职业予照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著即撤销》(1938年3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00001/254、243。

(138) 刘凤翰:《国民党军事制度史》,第247—248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3—1575页。

(13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20日。

(140) 刘凤翰:《国民党军事制度史》,第248—250页。

(141) 刘凤翰:《国民党军事制度史》,第250—251页。

(142) 刘凤翰:《国民党军事制度史》,第251页。

(143) 《胡上将宗南年谱》编纂委员会编:《胡上将宗南年谱》,第98页;郑泽隆:《军人从政——抗日战争时期的李汉魂》,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76页;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合编:《川军抗战亲历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页。

(144) 陶峙岳:《陶峙岳自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

(145) 蒋介石:《通电公布处罚桂南作战不力将领》(1940年2月27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7“别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12页;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0年2月25日,第338页。

(146) 《张治中关于第九集团军淞沪战役报告书》(1937年11月4—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256页。

(147) 《蒋介石关于变更第三第七战区等战斗序列作战地境密电稿》(1937年11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287—288页。

(148) 《顾祝同电蒋中正请核准以薛岳担任淞沪及沿江地区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等任军团长作战区域南至蕴藻滨北至罗店月浦之线》(1937年9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5/00002/345。

(149)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37年9月28日,第164页。

(150) 刘凤翰:《国民党军事制度史》,第254页。

(151) 孙连仲:《孙连仲回忆录》,台北:孙仿鲁先生古稀华诞筹备委员会,1962年,第44页。

(152) 刘凤翰:《国民党军事制度史》,第255—257页。

(153) 刘凤翰:《抗战期间国军扩展与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室2004年版,第84—85页。

(154) 《胡上将宗南年谱》编纂委员会编:《胡上将宗南年谱》,第95页。

(155) 《第九战区战斗序列表》,(1938年7—11月),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10701/00047/004;《第九战区所属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单统计表》(1938年11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10701/00047/007。

(156)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94—98页。

(157) 《张治中关于第九集团军淞沪战役报告书》(1937年11月4—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284页。

(158) 《蒋介石关于变更第三第七战区等战斗序列作战地境密电稿》(1937年11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287—288页。

(159) 蒋介石:《南岳军事会议手订各项要则及第一期抗战之总评》(1938年11月28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562—563页。

(160) 张发奎:《张发奎将军抗日战争回忆记》,香港:耀群烫金印务公司1981年版,第24页。

(161) 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59页。

(162) 李默庵:《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216页。

(163) 刘凤翰:《国民党军事制度史》,第254页。但是,西北的汤恩伯第十七军团“因陕甘情形特殊,任务重要”,仍继续保持。参见《胡上将宗南》年谱编纂委员会编《胡上将宗南年谱》,第95页。

(164) 《蒋中正电贺耀组令各战区副司令长官各集团军正副总司令自即日起均免兼军团长职务又分别升任陶广俞济时刘汝明为第十第二十及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1939年1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00001/278。

(165) 何应钦:《对五届五中全会军事报告(自民国廿七年四月至民国廿七年十二月)》,浙江省历史学会现代史资料组编:《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上,杭州:杭州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154页。

(166)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页。

(167) 《白崇禧关于特设南路兵团总司令以增强敌后作战力量密电》(1940年1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244页。

(168)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37年8月29日、1937年9月27日,第154、164页。

(169) “国防部”史政局编印:《抗日战史》“津浦铁路北段沿线之作战”(二),1982年,第9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