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将领间的派系冲突
抗战期间，在共同抗日的救国背景下，各高级将领原来的地域派系继续保存，并在此基础上分化整合。此外，各地域派系所控制的军队以军、师的形式编入集团军，进入各战区作战，也使各战区、集团军不同程度上带有一定的地域派性。各高级将领之间的派别冲突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使国民政府在下达军事命令前，一般先要进行复杂而微妙的政治协调。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略的成功与否，除了战略本身的合理性外，还取决于各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因此，决定某场战役胜负的因素除了敌人的实力外，各高级将领之间的政治军事权力对比和派系冲突也极为微妙。
桂系对国民政府中央向有明显的疏离意识。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不仅是国民政府众多地域派系中存在时间最持久，也是对蒋介石中央军系挑战威胁最大的集团。抗战时期，桂系虽在民族大义的背景下，与国民政府共同御敌，但其与蒋介石及其中央军系之间的冲突仍是此伏彼起。
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当时的第五战区极为松散混乱，不仅作战区域辽阔，囊括长江中下游以北，黄泛区以南、津浦路以西的鄂豫皖等省大部分地区，而且所辖军队之情况亦复杂，既有为数众多的“杂牌军”，也有李宗仁指挥不动的中央军嫡系部队。各部队的战斗力和训练水平参差不齐，可谓“大”“杂”“差”。 (91) 在此复杂情况下，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却在1938年春的徐州会战中取得台儿庄大捷。台儿庄战役为李宗仁带来了莫大的荣誉，捷报传至全国后，各界的贺电、贺信如雪片般地飞到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
然而，在中央的蒋介石和陈诚却对李宗仁的“大捷”取低调态度。 (92) 或许，蒋介石和陈诚这一做法的背后不无担心日军报复的考量。在台儿庄取胜之际，蒋介石即担忧日军“台儿庄惨败必图报复，其攻俄计划因此停顿，转以全力攻我乎”。因此，接台儿庄捷报后，蒋介石即令宣传部勿事铺张，“免敌不得下场也”。 (93) 但李宗仁不会也不可能理解陈诚、蒋介石等人的这一做法。多年之后，李宗仁对此事追述称：
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先生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先生闻报，面露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我打的罢了。 (94)
李宗仁的这一描述系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后的说辞，不无添油加醋的成分，但大体反映出李宗仁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在抗战开始后彼此之间继续存在嫌隙和隔阂。实际上，抗战时期，蒋介石与桂系之间始终互相有所保留，互不信任。
1938年广州失守后，蒋介石赴韶关视察，为便于指挥第三、第四、第九三个战区，统筹抗日战争南方战场，拟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 (95) 对于行营主任人选，蒋介石最初有意以嫡系将领陈诚出任，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为避免中央军系力量渗透广西，多方挡驾，蒋介石不得已最终决定以白崇禧出任行营主任。为使蒋介石放心，白崇禧主动邀请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出任行营参谋长。此后，桂林行营内白崇禧与陈诚等蒋介石嫡系将领之间明争暗斗甚烈。当时，杜聿明的机械化部队第五军驻扎广西全州等地，除作为第三、第四、第七、第九战区的总预备队之需要，便于调动外，另一方面也有监视桂系的作用。 (96)
而在台儿庄大捷到来前夕，从武汉前往第五战区访问的黄旭初、白崇禧即向李宗仁建议：“须注意功高震主，应将战功推之于上下及友军”。 (97) 徐州会战结束后不久，为让李宗仁、白崇禧安心在第五战区作战，蒋介石“决以鄂东半部交桂系重要将领李品仙负责，并兼第九战区右翼总司令”。 (98) 1940年4月19日，蒋介石召开最高幕僚会议，决定取消桂林、西安两行营时，对白崇禧对此事的反应也是顾虑重重。蒋介石最终勉励自己：“此举既经决议，则必断行，健生心理如何，不必过虑也。” (99)
抗战开始后，为适应战争时期的特殊局面，国民政府多以战区司令长官兼任辖区内省政府主席，李宗仁、廖磊、李品仙等桂系将领先后担任第五战区辖区内的安徽省政府主席。1940年陈诚到湖北负责第六战区后，在第五战区安徽、鄂东等地驻扎的桂系与陈诚所负责的第六战区和湖北省政府之间更是不断发生冲突。1940年7月，在宜昌失守后，国民政府为拱卫陪都后方，重设第六战区，并以陈诚出任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在蒋介石的鼓励下，陈诚自始即以“第六战区第一”自命，由此与桂系的第五战区在军粮和鄂东人事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冲突。 (100)
武汉会战后，第五战区的辖境由鄂北、豫南、鄂东以至皖北。当时，鄂北、鄂东有30余县为桂系第五战区的作战地带，桂系军队即在辖境内自行组织购粮机构，就地征粮。湖北省政混乱，陈诚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后，认为“鄂北五战区之种种不法行为，恐非使民变不止也”，“桂系以抗战为名，争取地盘为实，中央不能不顾李某之面子，而使民众受屈”，决定以职权所在，一面努力尽人事，一面准备补救，试图统一省政。为此，决定向鄂东增派军队，向鄂南调派专员，同时商讨解决鄂北因粮食而引起的与第六战区的政治问题。 (101)
先是1941年陈诚即呈请国民政府将第五战区军粮改由湖北省政府统筹代购，剥夺第五战区在湖北自行收购军粮的权力。同时，陈诚以鄂北灾情严重为由，先后将1941年和1942年拨配第五战区的军粮呈请国民政府核减，坚持在中央核定之数以外的要求绝不答应，由此引起与李宗仁方面的严重冲突。陈诚坚持粮食问题完全是有无问题，“鄂北不到二十万人，要三十万人十五个月之粮之无理”；李宗仁则认为湖北的粮食问题并非有无问题，而是方法问题，彼此相持不下。 (102) 对此，国民政府中央为缓和与桂系第五战区的关系，一度有将陈诚调离第六战区之议。 (103)
其次，在鄂东的行政人事问题上，陈诚更是与桂系发生严重冲突，以致第五战区与陈诚所属的鄂东行署保安团之间几乎演成火并形势。源自武汉失陷以后，鄂东与湖北省政府脱节。为处理鄂东行政问题，湖北省政府组建了鄂东行署及配合推行政令的游击队。在战时“军事第一”的最高原则之下，政治配合军事本是天经地义，但陈诚上任后，采取强硬立场，认为“政治仍有其本身的任务，不能随便抹杀，更不能含有被征服的意味”。为减少第五战区干涉地方行政的可能性，陈诚于1941年4月成立游击总指挥部。自此，鄂东行署“上马管兵，下马管民，俨然与第五战区有分庭抗礼之势”，双方矛盾逐渐公开化。 (104)
1941年5月，李宗仁以“增强抗战力量”为由，通知陈诚撤销鄂东行署，改设专员负责，并由桂系推荐军事人员出任鄂东行政专员：
顾两年来，鄂东政治，隐忧实深。兹为调整人事，刷新吏治，俾与抗战军事配合起见，拟请裁撤鄂东行署，恢复专员制，如鄂省政府一时无相当人选，拟请推荐现任一七二师副师长曹茂琮暂行承乏。 (105)
次月，李宗仁更是直接单方面宣布收编鄂东行署游击队，将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接收改组。当时，行署是仅次于省政府的行政机构，陈诚自不能接受，即针锋相对采取措施，决定恢复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其职位继续由鄂东行署主任程汝怀兼任，并责令程汝怀将原属游击部队改编为保安旅团，缜密戒备，严防意外。双方自此“剑拔弩张，有战火一触即发之势” (106) 。
陈诚认为其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湖北省政府主席期间，为了第五战区的军粮和游击队问题，可谓煞费苦心，“因为求取五战区的合作，才尽量压抑自己”，“委曲求全”。 (107) 但是，鄂东问题的产生，实与陈诚上任后的强势态度不无关系。战争时期，地方政治为军事服务本是无可争议，但陈诚为蒋介石之嫡系爱将，以代表国民政府中央自命，又身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愿意屈从于桂系第五战区亦是自然。双方矛盾虽经中央多次调解，仍愈演愈烈，以致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
1942年9月初，蒋介石与李宗仁详谈数日，认为“陈辞修只知爱誉而不知受人包围，以致与李长官之间感情不良，关于鄂省府应拨之军粮与鄂东人事问题更起摩擦，应设法调整”。 (108) 为此，蒋介石规劝陈诚，“望弟对于五战区李长官（宗仁）等，应特别发挥同寅协恭之精神，增进彼此感情，并尽量协助友军，体谅其困难，不可听任地方人士任意讥评，重加忧虑”。 (109) 在蒋介石的再三劝导和解释下，陈诚始在军粮和鄂东人事问题上对桂系第五战区做出让步。但陈诚对桂系并不谅解，认为桂系乃假抗战之名，行争夺地盘扩张势力之实，并由此与蒋介石发生言语上的冲突。 (110)
在蒋介石的调和下，鄂东问题以陈诚方面做出妥协得以告一段落。诚然，在国难之际，为平衡各派利益，化解各方矛盾，稳定抗战阵营，蒋介石亦不得不对陈诚等嫡系将领有所约束。 (111) 但是，陈诚认为这“只算治标办法，仅能苟安一时”，根本办法在取消第五战区。因此而对桂系更无好感，乃至在与部属的通信中公然指责桂系李宗仁确为一部落思想最重而有做法，有计划之人，其深沉不露，延揽各方，实超过于白崇禧，“由桂随出者，无论新派、老派、文职、武职，皆夜郎自大，均贪污奢侈”。 (112)
在国民政府中央层面，历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三青团书记长的陈诚与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的冲突更为直接。为了争夺黄琪翔部，陈诚和白崇禧二人相互挖角，陈诚还将应属于军训部的战干团控制权纳入自己的政治部。而在军校的招生问题上，陈诚对白崇禧也有所干涉。 (113) 另外，“准陈诚系”将领薛岳与白崇禧亦多次发生冲突。1944年桂柳会战期间，在衡阳失守前，蒋介石和白崇禧命令薛岳将第九战区主力调赴湘西，均被薛岳拒绝。相反，薛岳将所辖部队从衡阳外围撤退后调往湘东。其间，白崇禧曾七次命令第七、第九两个战区进攻敌后，负责截断日军后路，以保卫桂林，但薛岳均未接受。 (114) 白崇禧对此只能“深致愤慨”。 (115)
地域派系将领与中央军系将领的矛盾之外，国民政府中央军高级将领中亦存在重重矛盾和冲突。抗战前后，中央军将领中主要有何应钦派、陈诚的“土木系”、“西北王”胡宗南派、“中原王”汤恩伯派及戴笠的军统特务系统等派别。 (116) 蒋介石视黄埔系将领为门生嫡系，各将领亦奉蒋为领袖，二者互为依存，荣辱与共。蒋介石地位的巩固与提高有赖于黄埔系势力的扩充，黄埔系的发展则有赖于蒋介石的培植。抗战时期黄埔系骨干大多身居要职，不仅对国民党内其他派系颇为轻视，甚至对黄埔系内部其他成员亦不服气。 (117) 其中，以陈诚和何应钦两派的矛盾最为明显。
如果说蒋介石是以黄埔学生作为班底，陈诚则是以第十一师和第十八军作为根基向外输送军事干部，所扩大的部队也就逐渐成为陈诚的嫡系部队，形成所谓的“土木系”。第十八军前师、旅长一级的方天、彭善、霍揆彰、夏楚中、傅仲芳、黄维等成为抗战时期陈诚集团的高层干部，担任集团军主官或主力军军长，而旅、团长一级的罗广文、方靖、柳际明、李及兰、宋瑞珂、赵秀昆、胡琏、覃道善等人则担任了中层干部，控制集团中的基层军、师。因此，第十八军可视为“陈诚的黄埔军校”，奠定了陈诚在国民政府军队中的地位。 (118) 抗战时期，“土木系”重要将领有周至柔、罗卓英、郭忏、宋希濂、王敬久、胡琏、霍揆章、阙汉骞、夏楚中、黄维、方天等人。 (119) 此外，第四军出身的粤籍将领薛岳、吴奇伟也被视为“准陈诚系”。在陈诚的保荐下，薛岳出任第九战区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等要职，吴奇伟则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务。 (120) 此外，孙连仲、周喦等人因缘际会亦成为“准陈诚系”。 (121)
贵州兴义系军人出身的何应钦资历较老，辛亥革命之前即与同在日本军校的蒋介石相识，辛亥革命爆发后又与蒋介石一起在上海都督陈其美手下共事。黄埔军校创办之初，何应钦出任总教官，是黄埔系中仅次于蒋介石的人物。抗战时期，何应钦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参谋总长、军政部部长等要职，黄埔系将领在听命于蒋介石的同时，也围绕何应钦形成一个松散、庞杂的团体。 (122) 其中，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钱大钧被称为何派的“四大金刚”，关麟征、杜聿明亦为何派的重要人物。此外，汤恩伯、胡宗南、李延年等人亦曾被视为何派之将领。 (123)
何应钦性格谦恭和蔼，控制欲不强，乐于提携黄埔学生，颇具人缘，有“武甘草”之称。 (124) 但是，何应钦本人在中央军中并无实际的控制力。源自1927年桂系等各方逼迫蒋介石下野过程中，何应钦的“糟糕”表现让其开始失去蒋介石的信任，在黄埔将领中的地位也开始动摇，此后何应钦虽然仍居高位，但基本不被蒋介石授予实际的权柄。 (125)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又因何应钦此前与日方签订的“何梅协定”而对其更形不满：“应钦愚劣，私陋毋使预闻政治，否则害国误国，必此人也。” (126)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黄埔将领均环绕在何应钦的周围，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备受蒋介石倚重的嫡系将领在抗战时期实力急剧增长，发展成为中央军中何应钦圈子之外的新生派别。 (127) 虽然同为蒋介石所属之中央军，但胡宗南、卫立煌等后起之秀对“倚老卖老”的何应钦颇为看不起。认为何应钦“军事思想已落伍，其建议、思想皆为北伐时代小兵团之办法。政治思想倾向于政学系，官僚派头太重，自视为第二领袖，因之削弱领袖之威望”。 (128) 尤其是陈诚相对胡宗南和汤恩伯二人资历较老，且在抗战前即已身居高位，对何应钦成见更大，经常嘲讽何应钦是“烂好人”。 (129)
陈诚与何应钦的芥蒂始于北伐时期陈诚被何应钦免去师长一事。 (130) 1930年前后，陈诚日渐被蒋介石器重，宋美龄更是出面将其干女儿谭祥（谭延闿之女）许配给陈诚。中原大战中，陈诚因功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实力和声望日渐增长。身居高位的何应钦则不失时机地试图打击陈诚。 (131)
抗战开始后不久，陈诚军事集团经过扩充后，所部军事实力大增。 (132) 与此同时，陈诚身兼党、政、军多项要职，跻身国民党政权重要位置，与何应钦之间的明争暗斗更为明显。1940年6月，日军猛攻重庆门户宜昌，陈诚临危救火，以第五战区右兵团长身份驰赴前线指挥，但终无济于事，宜昌于6月中旬失守。宜昌战役失利后，何应钦等人立即提出处理陈诚的两个办法：（1） 放弃政治兼职，专任军事职务；（2） 放弃军事，专任政治。陈诚不得已放弃政治职务后在报上发表谈话称：“目前在后方确实有许多令人看不惯，尤其政治上的，兄弟此次辞去政治部的职务，便是想离开后方，专心前线的工作。”此后，在前线负责军政的陈诚不时从前线回到重庆后方，“所闻皆为敬之对辞修之恶意攻击，及种种不利于领袖之活动，其居心实令人莫测”。 (133) 与之相对，陈诚对何应钦主持的军政部的各种问题和弊端亦极为不满，不时向各将领乃至蒋介石提出军政部的贪污腐败情形，批评其“专用一班落伍军人，误人误国”。 (134)
但是，因为陈诚能够坚持抗战，并在危难时刻敢于受命，在国内外亦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加之有蒋介石的支持与提携，其个人及团体的势力在抗战时期实际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何应钦则是以其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的身份和地位或明或暗地设置障碍。1943年初，蒋介石有意让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负责主持滇缅地区中国军队的整训和对日作战。对此，何应钦先是向陈诚表示如不进攻，则陈诚不必去，以免牵动太大，并提出于卫立煌、商震、张发奎中择一出任。陈诚则认为何应钦别有用心。 (135) 最终，陈诚仍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当时，陈诚的嫡系部队黄维的第五十四军被划归关麟征集团军。陈诚赴任后不久，黄维与何应钦派的关麟征就五十四军的军粮、军需及军长问题发生针锋相对的冲突，导致黄维被调。此事最终以陈诚另调嫡系将领方天出任五十四军军长而告一段落。 (136)
1943年6月，从远征军职位紧急返回湖北救急的陈诚在鄂西会战的一片胜利声中，再次因何应钦的缘故而忧心忡忡：“今虽获得胜利，然仍不胜恐惧，概以如何应钦之流负责一日，即国家之危险始终不能解决也。尤其连〔联〕想今后对于远征军之责任重大，更不知何等如何阻挠也。” (137) 陈诚的担忧很快成为事实。陈诚返回远征军职位不久，何派将领关麟征、杜聿明等人即因陈诚的大力整顿而愈生不满和不安。关麟征公然对陈诚表示：“谁报告不吃空额是欺骗长官”，“现在可以吃空额维持军队是好干部”。 (138) 1943年10月中旬，在远征军职务上屡屡受气的陈诚即因病而不得不离开远征军。
陈诚离开远征军职位后不久，蒋介石即有意让陈诚取代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部长，“因何对外（指美国）、对内均无法再拖下去”，但终因陈诚的婉拒而作罢。 (139) 稍后，汤恩伯、胡宗南等部在豫湘桂战役中溃败，蒋介石决定派陈诚前往第一、第八战区整顿，陈诚拟受命前往，但对何应钦“一定为权责关系”予以妨碍颇为顾忌。在与周至柔等部属商议此事时，众人均认为不能去，“惟去后，困难甚多，如能得何之谅解，成功必大，不然其余人员均爱莫能助，因现在唯一办法在整军，而整军先决条件须有积极之精神与方法，只要积极去做，障碍必多”。而且，即使蒋介石对所要求各项均能同意，但执行在何应钦，“彼纵不会正面妨碍，但只要消极使各单位拖延时间，即无办法”。 (140)
抗战胜利前夕，陈诚和何应钦二人的权势对比出现转折。1944年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后，蒋介石让何应钦让贤的意图更加明显。对此，何应钦推荐钱大钧继任军政部部长。 (141) 在蒋介石的力保下，陈诚最终取代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部长一职，何应钦则转而对陈诚组织军政部的人事问题予以掣肘。 (142) 何应钦在卸任之前一度下令肢解陈诚的基本部队第七十九军，但陈诚上任后即收回前令，将第七十九军调入四川归军委会直辖，同时扩充编制。 (143) 1945年初，在国民政府商讨西南36个师的改编充实方案中，陈诚对何应钦的意见和主张更是颇多微词，尤其对何应钦欲让其侄子何绍周的第八十二军多保留一个师表示坚决反对。 (144)
除陈诚和何应钦外，中央军系内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之间也存在潜在的派系冲突。三人私交不深，又都自视甚高，而且相互之间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故暗中的倾轧也极为激烈。但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汤恩伯、胡宗南部的大溃败，让其失去与陈诚竞争的资本。战事失利后，陈诚奉命以“钦差大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前往西北、华北对胡、汤二部进行整顿。 (145) 陈诚一度拟将汤恩伯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胡宗南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均压缩为第一战区下的两个指挥所。自知失去凭借的胡宗南极力向陈诚表示服从，并希望由陈诚掩护其与汤恩伯，再次力图振作。 (146) 此外，汤恩伯隶属于李宗仁第五战区时即对桂系李宗仁违令不遵，后来调到第一战区任副司令长官时，又发展到公然与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唱对台戏，对蒋鼎文的命令阳奉阴违，双方竟闹到不能见面的地步。 (147)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将领整体上的学问和技能远不如日军军官。再加上各派系高级将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无疑更加剧了中日两国高级将领之间的差距。
传统中国社会所赖以联系的，主要是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而非制度。实际上，自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除了少数与外人有关的机构（如海关、邮电、铁路）人事较为走上轨道外，其余均为赡徇流行之地。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虽欲仿效德、日等国建立军队的人事制度，但因长期的战乱，人事作业无法按照正常轨道进行。 (148) 因此，不少官长以某一地域、派系或历史为用人范围，逐渐发展而为有形或无形的派系集团。
抗战时期，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为全国的领袖，但实际上的处境仍是十分艰难。 (149)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中央能指挥调动的部队，仍不足总数之半。 (150) 正如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所观察指出的，蒋介石只是一支拼凑而成的军队的领袖，有时尚很难让其部属服从其指挥。实际上，抗战时期，蒋介石不仅在指挥各地域派系将领时遭遇重重困难，甚至在指挥中央军系将领如胡宗南、汤恩伯时亦不能保证如臂使指。 (151)
军队是高级将领的权力基础，也是各地方实力派赖以存在并与国民政府中央抗衡的支柱。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共同御侮”的背景下，继续推进“军队国家化”。 (152) 在战区—集团军体制下，多数地方派系中的主力军、师被调离其原来的生存土壤，进入相对陌生的战区作战。将各地域派系将领所掌控的军队编配到各战区或集团军中分割使用，使其无法集中互相照应，成为国民政府削弱、控制地方实力派的重要手段。 (153) 但即便如此，各地域派系中仅东北军以及韩复榘、何键、龙云等少数势力逐渐消亡，分裂的派系如晋军、川军等，不仅没有削弱，某种意义上还得到了发展。至于那些统序完好的大小派系，有的保持原样，有的遭到削弱，但有的却得到了扩张。各地方军系仍继续与代表中央的国民政府以合作的方式并存，各地方军系的“国家化”仅仅体现在番号和编制的形式上，国民政府“军队国家化”的目标并未真正实现。更为糟糕的是，蒋介石主导的中央军系内部也进一步分化，形成新的军系派别，直接侵蚀其统治的基础。
(1) 刘维开：《〈中华民国史〉与民国派系政治研究》，《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147页。
(2)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页。
(3)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2年6月“本月反省录”，第377页。
(4) 金以林：《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16页。
(5) 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页。
(6)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4—5页。
(7) 白崇禧口述：《白崇禧口述自传》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8) 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47页。
(9) 陈存恭：《评“李宗仁回忆录”》，《“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期，1987年1月，第206页。
(10) 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214页。
(11)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页。
(12) 申晓云：《桂系元戎——李宗仁》，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13)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页。白崇禧虽因才能颇受蒋介石爱惜而得以位居中央要职，但白崇禧不守范围与独断专行的性格与蒋介石始终合不来。参见黄旭初《黄旭初回忆录：广西前三杰：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台北：独立作家2015年版，第236—237页。
(14) 张寿龄：《在李宗仁戎幕中的十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15) 申晓云：《桂系元戎——李宗仁》，第210—212页。
(16) 陈存恭访、纪录，郭廷以校阅：《徐启明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94、99、120页；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197—198页。
(17) 陈存恭访、纪录，郭廷以校阅：《徐启明先生访问纪录》，第117—120页。
(18)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第5页。
(19) 蒋介石特别提醒自己称“阎、共、倭、俄四大问题应特别研究”。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5月20日。
(20) 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在1938年底随卫氏调至洛阳，加入第一战区序列；傅作义则自领第三十五军离开山西挺进绥远。参见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159页；楚溪春：《晋军概况和“铁军”、“同志会”的内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1页。
(21)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291页。
(22) 朱崇廉：《阎锡山的铁军内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7页。
(2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4月2日。
(24) “国防部”史政局编印：《抗日战史》“津浦铁路北段沿线之作战”（二），1982年，第98页。
(25) “国防部”史政局编印：《抗日战史》“津浦铁路北段沿线之作战”（二），1982年，第97页。
(26) 《第二十九军联络参谋揭露该军作战不力报告》（1937年10月）、《袁德性关于视察宋哲元部抗战不力失守大名及第一集团军内部复杂情形报告》（1938年1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176—177、182—184页。
(27) 白崇禧口述、贾廷诗等访问纪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220—222页；山东省乐陵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编：《宋哲元》，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324页；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141页；高树勋：《石友三酝酿投敌和被捕杀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6—156页。
(28)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第71页。
(29)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第477页。
(30)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39年1月5、6、7日，第184—186页。
(31) 实际，自张发奎入主第四战区后，第四战区及此后分离出来的余汉谋第七战区内的主力部队多是和粤籍将领渊源甚深的部队。
(32) 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273—299页；郑泽隆：《军人从政——抗日战争时期的李汉魂》，第377—384页。
(33) 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34) 《顾祝同报告刘湘表示四川愿出兵参战密电》（1937年7月16日）、《刘湘呈送该部作战部署报告》（1937年11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上，第421、431页。
(35)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二），《传记文学》1987年第3期，第64—70页；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18页。
(36) 王希亮：《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200—203页。
(37) 李宝明：《国民革命军陆军沿革史》，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55—556页。
(38) 《何应钦为依战斗序列东北军以军为单位密电》（1937年7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745页；《蒋介石关于调整第一集团军宋哲元部作战部署密电稿》（1937年10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174页。
(39) 李宝明：《“国家化”名义下的“私属化”——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的控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
(40) 《蒋介石关于调动部队及分配作战任务密电》（1937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199—200页。
(41) 彭松龄、黄维汉、胡达：《何键军事集团的形成和瓦解》，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52页。
(42) 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7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445页；胡必林、方灏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3页。
(43) 李宝明：《“国家化”名义下的“私属化”——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的控制研究》，第219—220页。
(44) 安恩溥：《抗日战争中第六十军第一百八十二师在台儿庄作战经过回忆》，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235页；高蕴华：《六十军在鲁南抗日简述》，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0—174页；《陈诚关于该部在台儿庄一线战况密电》（1938年5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577页。
(45) 抗战开始后西北军宋哲元部编为第一集团军，1938年初宋哲元辞集团军总司令后，该集团军遂取消。参见孙代兴、吴宝璋主编《云南抗日战争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9页。
(46) 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7册，第42—50页。
(47) 金以林：《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18页。
(48) 宋瑞珂：《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49) 覃道善：《陈诚及其军事集团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7—71页。
(50) 张新：《我所知道的胡宗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选辑》第116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104页；裴昌会、姚国俊等：《胡宗南集团的形成、发展到最后灭亡的经过简述》，李日基：《胡宗南军事集团的发展和衰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第413—430、432—437页。
(51) 文强：《“中原王”汤恩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9—190页。
(52) 抗战后期，汤恩伯部在第一战区走私、经商日益严重。时人讽刺汤恩伯部在豫湘桂战役中是以“经济化”的部队对抗日军“机械化”的部队，焉能不败。
(53)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3年3月18日，第435页。
(54)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4年6月10日“上星期反省录”，1944年10月21日，第578、648页。
(55)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4年6月15日，第579—560页。
(56) 方秉性：《我所知道的胡宗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第448页；文强：《“中原王”汤恩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84页。
(57) 张瑞德：《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58) “Report：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ing，January 28，1936，”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China，1911-1941，Rell V，pp.521-524.转引自张瑞德：《抗战时期国军各阶层成员出身背景及素质的分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155页。
(59) 张瑞德：《抗战时期国军各阶层成员出身背景及素质的分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146页。
(60) 张瑞德：《抗战时期国军各阶层成员出身背景及素质的分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148页。
(61) 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第2编第32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62) 《抗战期间国军军官养成教育之人数统计表》，何应钦编著：《八年抗战之经过》，第431页。
(63) 张瑞德：《抗战时期国军各阶层成员出身背景及素质的分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157—158页。
(64) 《德国军事顾问佛采尔而关于整顿中国军队致蒋介石呈文两件》，《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第39页。
(65)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37年10月14日，第170—171页。
(66)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37年9月30日，第165页。
(67) 《军令部奉发战时任官暂行办法训令》（1939年5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上，第71—72页。
(68) Hsi⁃sheng 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7-1945（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p.230.
(69) 蒋介石：《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1941年10月20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8“演讲”，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47页。
(70)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Washington 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3），p.153.
(71) Albert C. 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New York：Henry Holt & Company，1958），p.325.
(72)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4年11月14日，第660页。
(73) 蒋中正：《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1946年4月3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演讲”，第288—289页。
(74) 蒋中正：《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下）》（1938年1月12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28页。
(75) 《蒋中正出席总理纪念周为讲分析最近敌情并说明高级将领成功立业之道一文等》（1941年10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00157/020。
(76)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18页。
(77) 据卫立煌秘书回忆：在蒋介石中央军嫡系部队中有所谓的“五虎上将”：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卫立煌。“这五个人都是北伐时期蒋介石老本钱第一军当中的团长，和蒋介石历史关系最深。后来他们升师长，升军长，升总司令，步子都差不多。”参见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78) 张瑞德：《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第47页。
(79) 罗平野：《镇江江防第四军的覆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5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80) 张瑞德：《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第44页。
(81) 张赣萍：《弹雨余生录》第2册，香港：香港文史出版社1968年版，第225页。
(82) 方靖：《追随陈诚二十年》，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部编：《陈诚传》，北京：华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83)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4年10月21日，第648页。
(84) 杨伯涛：《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78年版，第183页；宋瑞珂：《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王凤起：《抗战时期陈诚势力的扩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下），第102—106页；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4年6月10日“上星期反省录”，1944年10月21日，第578、648页。
(85) 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7—120、126—127页；乐典：《胡宗南侧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第449—450页。
(86)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4年8月9日，第608页。
(87) 葛天：《我所知道的汤恩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4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文强：《“中原王”汤恩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84页。
(88) 白崇禧口述：《白崇禧口述自传》（上），第207页。
(89) 白崇禧口述：《白崇禧口述自传》（上），第85页。
(90) 白崇禧口述：《白崇禧口述自传》（上），第207页。
(91) 张寿龄：《在李宗仁戎幕中的十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第147页；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4—355页。
(92) 荣维木：《李宗仁大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第264页。
(9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4月7日。
(94)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63页。
(95) 《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8年11月1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423页。
(96) 倪仲涛：《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的矛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第30辑，1990年，第41—43页。
(97) 黄旭初：《黄旭初回忆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第216页。
(98) 黄自近、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171页。
(99) 黄自近、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第711页。
(100) 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100—102页。
(101)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2年1月31日、1942年2月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1942年2月15日，第347、349、354页。
(102)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2年3月4、10日，1942年5月1日，1942年10月9日，1942年11月4、5日，第359、361、369、387、396—397页。
(103) 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213—215页。
(104) 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219—220页。
(105) 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220页。
(106) 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221页。
(107) 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162页。
(10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9月8日。
(109) 《手谕对李宗仁等应发挥同寅协恭之精神增进彼此情感》，何智霖编辑：《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第529—530页。
(110) 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214页；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2年10月12日，第388—389页。
(111) 肖如平：《蒋介石对黄埔嫡系陈诚的培植》，《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42页。
(112)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2年7月20、22日，第382、383页。
(113) 杨安铭：《我所知道的陈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下，第97—98页。
(114)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4年11月3日，第655页。
(115)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10月31日，第470—471页。
(116) 曹剑浪：《国民党军简史》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117) 肖如平：《蒋介石对黄埔嫡系陈诚的培植》，《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33—36页。
(118) 郭大风：《在陈诚身边的日子里》，《武汉文史资料》1987年第2辑，第42—43页。
(119) 宋瑞珂：《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第5页。
(120) 宋瑞珂：《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第22页。
(121) 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5—566页。
(122) 参见李仲公：《我所知道的何应钦》，《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18页；谢伯元：《我所了解的何应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第798—799页；姜理惟：《北伐至国共内战间国军部队的演变：由派系观点研究（1926—1950）》，台湾淡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75—76页；李仲明：《何应钦大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第237—238页。
(123) 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第566页。
(124) 抗战后期，陈诚在与林蔚批评何应钦时，即共认何应钦“年来为人受过，并是非不分，以致众叛而亲未离”。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3年8月4日，第469页。
(125) 李毓澍访问，周道瞻记录：《蒋鼎文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1999年第9期，第21页。
(12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22日。
(127) 参见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100—124页；《军政部兵役署关于设立军委会直辖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部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20页。
(128) 胡宗南著，蔡盛琦、陈世局编辑校订：《胡宗南日记》（上），1941年5月3日，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31页。
(129) 杜伟：《我所知道的陈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3—144页；覃道善：《陈诚及其军事集团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下），第59页。
(130) 宋瑞珂：《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第5页。
(131) 徐济德：《陈诚的军政生涯》，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2页。
(132) 宋瑞珂：《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第5页。
(133) 《中国内幕》第2辑，南京：［汪伪］新中国报出版社1943年版，第13、46页。转引自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第571、572页。
(134)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2年7月16日、1944年7月12日，第380、593页。
(135)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3年1月26、30日，第415、418页。
(136) 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第572—574页；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2年4月7日，第442页。
(137)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3年6月15日，第462页。
(138)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3年9月26日、1943年10月2日，第476、477页。
(139)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3年12月19日，第481—482页。
(140)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4年6月20、24日，第584、582页。
(141) 何应钦：《何应钦呈恳请解除军政部长兼职并于陈诚等人择一继任》（1944年11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80102/00019/012。
(142)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4年11月11、13、18、27日，第658—659、661、667页。
(143) 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第574页。
(144)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二），1945年2月1、2、5日，第682—683页。
(145)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4年5月8日，第531页。
(146)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4年7月10、16、17日、1944年9月18日，第592、595、596、629页。
(147) 文强：《“中原王”汤恩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92—194页。
(148) 张瑞德：《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第237—239页。
(149) 黄仁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野》，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8年版，第265—266页。
(150) 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47页。
(151) 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44年9月2日，第620页。
(152) 抗战伊始，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陈诚即有意识地利用战事部署的时机，极力打破部分“封建式”军人的地方观念，意欲使其“由个人工具完全变为国家武力”。提出将所有部队，“尤其带有封建观念之部队，调至前方作战，以转其观念”，安定国家基础。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一），1937年9月25日、1937年10月15日、1940年1月2日，第163、171、322页。
(153) 抗战时期，除了阎锡山部晋系外，其余的地方军系均被或多或少分割使用。参见王续添《试论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