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将领的构成分析
目前，关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牺牲的将领未见官方的统计数据，而各相关的研究和论述的统计标准不一，数据亦悬殊。在综合相关资料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初步的甄别统计，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牺牲的将领为130余人。具体情况统计如下：
根据上表，可以从年龄、籍贯、学历、出身背景、牺牲时间阶段、派系等方面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牺牲的将领进行简略的分析和探讨。
首先，从高级将领牺牲的时间段来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依然进行了惨烈的战斗，国民党将领继续进行了英勇的作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至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牺牲的将领人数为57人，约占牺牲将领总数的42.5%；1938年10月至抗战胜利，牺牲的将领为77人，占牺牲将领总数的57.5%。 (68)
全面抗战开始后的1937年和1938两年，是整个抗战期间战斗最惨烈的两年。根据相关的统计，国民政府军队这一时期每天阵亡官兵达693人，负伤1348人。 (69) 与之相应，在抗战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国民政府牺牲的将领占了整个抗战时期总数的四成之多，反映在全面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守阶段，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另一方面，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牺牲的将领亦为数不少。一般认为，1938年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中日双方战略调整，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压力减轻，大规模战役减少。事实上，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仍承受着巨大的牺牲，仍时常发生惨烈的战斗，如常德会战、枣宜战役、豫湘桂战役等，众多的国民政府将领在相持阶段殉职。
其次，从牺牲的高级将领的出身看。在上表134位牺牲的国民政府将领中，国民党中央军（黄埔军校出身）34人，约占牺牲将领总数的25.4%；非中央军校背景出身的将领100人，约占牺牲将领的74.6%，其中具体为：西北军15人、东北军13人、川军8人、晋军6人、桂军6人、滇军6人、湘军3人、粤军2人、鲁军1人、浙军1人、豫军1人、闽军1人。此外，保定军校29人、留日军校6人、留美军校1人、旧军人1人。其中，西北军、东北军、晋军、桂军牺牲将领数目也大体与全面抗战开始前后各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实力相符合。而且，地方军队将领的牺牲人数亦不少，其总数远高于中央军的34人，这充分说明了地方军在抗战期间也积极活跃于抗战前线，敢于作战，不畏牺牲。此外，保定军校出身的牺牲将领仅比黄埔军校略少，这也反映出保定军校在当时中国军界的地位。
再次，从牺牲将领的年龄看，黄埔出身的军人显得相对年轻。在牺牲的国民政府将领中，虽然最年轻的将领不是黄埔出身的中央军，而是牺牲时年仅29岁的西北军将领马秉忠，但中央军牺牲的将领明显年轻于地方军牺牲的将领：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牺牲时平均年龄为37岁，地方军将领牺牲时的平均年龄为41岁，即黄埔出身的将领年龄比地方军出身的将领小4岁余。与保定军校出身将领牺牲时的平均年龄44岁相比，黄埔军校出身将领显得更加年轻化。
在牺牲的国民政府将领中，最年长的将领是行伍出身的旧军人马玉仁少将，殉职时年龄高达65岁。50岁以上的老将领共11人，分别为保定军校的张培梅、万金声、王儒钦、史蔚馥，东北军的王淦尘、魏凤韶，西北军的冯安邦，旧军人马玉仁，滇军唐淮源，川军李家钰，桂军陈济桓。11人中并无黄埔军校毕业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抗战时期黄埔将领的升迁速度较快，一般陆军将领有“黄埔化”的趋势，战前保定军校所占的重要地位，战时逐渐为黄埔所取代，在直接掌握兵权的军长、师长阶层，这种趋势尤为明显。 (70)
此外，从牺牲将领的军衔、职务来看，军衔最高为上将（含追赠和追晋），职务分别为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和李家钰，二人军事出身分别为西北军和川军，均为地方军将领。军长以上职务者（含副军长）12人，分别为：佟鳞阁、郝梦龄、吴克仁、冯安邦、陈安宝、张自忠、郑作民、朱鸿勋、唐淮源、武士敏、李家钰、王甲本。其中只有郑作民为中央军黄埔军校出生，非中央军将领占军长职衔的牺牲人数的90%以上。
总体而言，抗战时期，多数国民政府将领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报效国家，投身战场，具有强烈的以死捍卫国家尊严和军人荣誉的血性。佟麟阁说：“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 (71) 枣宜会战前夕，张自忠给所部团长以上军官写了一封亲笔信，充分表达了战时一名血性将领决心为国家和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已的决心。 (72)
此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东北和华南等地的抗日部队，除了少数将领在抗战初期开始改编时被国民政府授予正式军衔外，在此后长期的抗战和部队发展过程中，不再得到国民政府的正式任命或授予军衔。按照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旅级指挥员相当于少将军衔的一般标准，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牺牲的将领除了副参谋长左权外，尚有100多位。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