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与鄂西会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以鄂西为中心的第六战区在拒敌西进，拱卫陪都重庆方面具有相当重要地位。1943年5月至6月，第六战区在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副司令长官孙连仲的指挥下，为阻击日军攻势，组织了鄂西会战，取得意义重大的鄂西大捷。
1940年枣宜会战中宜昌失守，不仅川东第一道门户大开，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受威胁，也妨碍长江南北两岸中国军队的联络与战略重点之作用。 (170) 国民政府于1940年7月决定重设第六战区，以陈诚为战区司令长官，寻图反攻，以为亡羊补牢之计。战区辖境包括鄂西、鄂中、鄂南、湘北及湘西、川东、黔东等地。据陈诚的描述，当时的第六战区因地理位置关系，使命和责任相当重大，“一般的看法，都觉得当时抗战的重心所在，就是第六战区”，因该战区“如能运用得宜，进可以反攻宜昌，光复武汉，退可以拱卫川、黔，保障陪都安全。且敌如来犯，尚可选择适当地点，予敌以歼灭之打击”。蒋介石在一次重大集会时甚至当众提出“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的口号。 (171)
第六战区成立后，为确保三峡入川门户，拒止日军入川，国民政府即以第六战区为中重点，拟具《拱卫行都作战计划》《长江上游要塞守备计划》。 (172) 陈诚鉴于第六战区职责所在，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不久即向蒋介石辞去所兼各职，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并着手制定第六战区收复宜沙作战方针，拟反攻宜昌。 (173) 9月底，第六战区反攻宜昌战役打响，经半个月的战斗，中国军队虽一度突入宜昌，但终被迫停止攻势。1941年5月，国民政府为收复宜沙地区，又一度以第六、第五战区为中心，拟具攻势计划， (174) 但终未成行，此后第六战区与日军保持对峙状态，未发生大的战事。
1942年底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朝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方向发展。1943年2月，为扭转日趋不利的战略态势，日军大本营向其中国派遣军下达《1943年度帝国陆军对华作战指导计划》，规定为确保并稳定现已占据地域，粉碎中国方面继续抗战的企图及反攻，同时，为扼制中国方面空军的活动，防止其空袭日本本土，决定于1943年春季后向中国方面增加空军力量，以协同其南方军击破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方面的中国空军势力。 (175)
1943年4月，日军第十一军抽调六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分别集结于宜昌、枝江、华容一带；并在汉口、荆门等地集中航空战队，准备协助陆军，向第六战区发起进攻。日军的战役企图是在长江南岸发动攻势，打击鄂西中国第六战区的主力部队和中美空军，打通湖北宜昌至湖南岳阳段的长江航路，并占领洞庭湖区粮仓，以打击中国方面的抗战意志。具体作战计划为：由南向北把作战区域划分为三个地区，即安乡、南县地区，枝江、公安地区和宜昌以西地区，按此顺序分期实施进攻，以确保能以优势兵力逐次消灭当面的中国军队。达成目的后，转入撤回作战，主力回返长江东岸，留置部分兵力占领和守备长江西岸。 (176)
当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已于1943年3月奉命调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由孙连仲以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身份代理。 (177) 起初，关于第六战区兵力配备的问题，颇多异议。因当时第六战区的正面，右翼自湖南南县起，沿湖沿江经石牌要塞而至江北之远安县属，左翼则至襄河西岸一带。一般认为日军如来进犯，必由两翼发起攻势，因此主张第六战区的兵力应保持重点于两翼，不应置于敌人进犯公算较小的江防方面。但陈诚则认为日军已占据宜昌，“如因利乘便，溯江西犯重庆，仍为解决‘中国事件’最简捷的途径”。因此，陈诚主张将兵力配置重点放在以石牌要塞为中心的江防，而不应偏重两翼。在陈诚的再三坚持下，第六战区的防御部署决定以江防正面为重点，配置了三个军的精锐部队。 (178)
最终，为抵御日军的进攻，第六战区在宜昌西北的石牌至石首以南的南县，沿长江一线及其纵深地区，部署了四个集团军共计14个军的兵力：以第二十九集团军固守公安至安乡一线既设阵地；以第十集团军固守枝江至公安一线既设阵地；以江防军固守石牌要塞以南至宜都一线阵地；另以三个军固守石牌以北的既设阵地。先以坚强的抵抗不断消耗日军，诱敌深入至石牌要塞至渔洋关之间，然后转为攻势，压迫日军于长江西岸而歼灭之。此外，中国空军的四个大队和驻华美国陆军航空兵第十四航空队准备支援地面作战。 (179)
实际上，从1943年初开始，日军即开始从鄂南、湘北抽调部队向鄂西集结，2月中旬开始窜犯江北，发动江汉菱形地带的“扫荡战”。3月，日军陆续强渡长江，进占华容、石首、藕池等滨湖各县，中日双方展开各据点之争夺战，互有胜负。 (180) 相持至4月下旬，各路日军增援渐多，有大举进犯之势。 (181) 此时，陈诚再次从云南电令孙连仲死守江防，如果秭归、巴东失守，将动摇国本。此时澧县以北之敌向西北方向移动，宜昌西岸及古老背之敌逐渐增加，兵锋指向石牌要塞江防。石牌要塞位于长江三峡之西陵峡右岸，水路离宜昌城30公里，宜昌失守后，它就成为拱卫重庆的第一道门户。陈诚因此确定以保卫石牌要塞为轴心的作战方针，派江防军的精锐部队凭险固守，正面部队逐次抵抗，击阻日军；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七十九、第七十四军在石门以北防守；第十集团军沿清江南岸进行持久战；待后续部队到达后，从两翼反攻，将来犯之敌歼灭在石牌三斗坪、资邱、渔洋关、长阳关地区。 (182) 事实证明，这一战略与鄂西会战的最后成败有着极大的关系。
5月5日，日军按照第一期作战部署，分别从藕池口、华容等地向洞庭湖北岸发起进攻，直指安乡、南县地区。中国守军第七十三军等部按预定计划节节抵抗，其间尤以南县附近的战斗最为激烈。 (183) 6日，蒋介石电令孙连仲：“一、 查三峡要塞扼四川门户，为国军作战之枢轴，无论战况如何变化，应以充分兵力坚固守备。二、 江防军不得向宜都下游使用。三、 南县、津市、公安、松滋方面，应以现有兵力与敌周旋，并掩护产米区。四、 特须注意保持重点于左翼松滋、宜都方面，以获得机动之自由。” (184) 蒋介石电令到达后，第六战区调整原有部署，停止东调江防军。安乡、南县一带防线在优势日军的攻击下形势迅速恶化，南县和安乡先后失陷，该地中国守军撤向洞庭湖南岸。对此，陈诚于5月11日向国民政府中央指出洞庭湖战事如不利，影响太大，关系湘、鄂、粤三省民军及第六、第七、第九三个战区军粮。建议国民政府令第六战区江南部队死守，江北部队猛攻，同时令第五、第九两个战区进行策应作战。 (185)
12日，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企图捕捉聚歼枝江、公安一带的第六战区第十集团军第八十七军和第九十四军。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和第五十八师团一部在董市西南渡过长江，由北而南向枝江—观音寺—西斋大路及其以西地区攻击前进，攻取公安、枝江各县。15日，日军进至宜都以南之刘家场、暖水街南北一线。此后，日军继续向西猛攻，第六战区第十集团军在予日军较大杀伤，且自身亦伤亡较大的情况下被迫向西转移。
面对日军的凶猛攻势，蒋介石顾虑重重。一方面，蒋介石断定日军在渡江攻取公安、枝江各县城后，将向南直进，企图进攻常德，担心日军将乘虚攻取湘西，决定抽调王耀武军驰援常德，自己亲赴恩施指挥，以固军心。 (186) 与此同时，第六战区参谋长郭忏向陈诚报告称部队紊乱，“各级均脱离掌握，战事前途颇成问题”。对此，陈诚决定自告奋勇，向蒋介石提出由其回鄂西指挥，获蒋赞同。 (187) 17日，陈诚飞抵恩施。当时，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已离开鄂西前往常德，人心浮动，陈诚回鄂消息传来后人心渐稳。 (188)
19日，日军全力西犯，中国守军节节后退，情势危急。蒋介石对陈诚到鄂西后不迅速挽回战局，以致“渔洋关方面毫无预备队，官兵战意之低落”有所不满。决令空军装备出动，同时抽调前方有限之部队出击。 (189) 21日，日军集中第数个师团以及部分伪军，沿宜昌至枝江一线发起第三期进攻，企图歼灭宜昌以西地区的中国守军。同时以一个独立混成旅在大堰墙一线掩护其主力之侧背。是时，日军“狼奔豕突，猛烈西犯”。正面守军第十集团军兵力薄弱，“几经转进，多失联络，情势甚危”。陈诚当即训令各总司令及军长一致奋发，勠力同心，共歼顽寇。同时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令第十集团军在清江南岸进行持久抵抗，告诫其嫡系部队——石牌要塞的江防军第十八军官兵须有誓死固守之准备与决心。 (190) 由于中国守军凭借山岳地带的有利地形顽强抵抗，各路日军的协同进攻受到破坏。22日，日军从宜都渡过长江，23日推进到长阳附近，占领渔洋关及附近地区。在宜昌附近待机的日军也发起攻势，突破宜昌西面第六战区守军阵地，守军被迫退至长阳西北及清江北岸。
至此，最高统帅蒋介石始明白日军战略目的在于攻取石牌要塞，以确保其汉宜航路，决定调回在川、黔之准备远征各军，以确保长江上游。 (191) 陈诚、孙连仲亦以石牌要塞为江防唯一门户，电令江防军第十八军誓死固守。 (192) 24日，宜昌西岸两个师团的日军主力亦开始向石牌外围及要塞攻击。陈诚判断，日军企图一面由正面强攻石牌要塞，一面向江防军右翼包围攻击，以一举击破江防军部队，占领石牌，以继续西犯。当时，日军使用于清江两岸及攻击石牌要塞之部队多达6万余人，石牌江防军仅6个师，而第十集团军则有待收容整理，无法与日军决战。陈诚遂决定按照1940年预定的待敌深入至山岳地带后再行截断其归路而求歼灭之腹案，同时综合蒋介石的指示拟定战区作战指导方略。 (193) 25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各路并进，连日向江防军阵地猛攻。26日至27日，江防军正面激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敌每一寸土之展进，必须付与同等血肉之代价” (194) 。到28日晚，正面进攻之日军，经中国军队的猛烈还击，攻势顿挫。次日，第十集团军从五峰、资丘侧击日军，截断其与后方的联络线，使日军陷于包围之中。
是时，国民政府为拱卫陪都，指示第六战区“以各一部守备常德、津澧间各要点及江北现阵地，以主力守备三峡及其南北既设阵地，依正面韧强抵抗，及节节侧击尾击，击灭进犯之敌于资邱、石牌之线以东山地。如敌极优势，应死守石牌、庙河两要塞及庙河南北各要点，以待增援。江防军应沿三峡要塞线纵长配备，并指定部队分任各要塞之守备，对石牌、庙河两要塞，特须以充分兵力死守。同时拟将军委会直辖之第三十、九十三、五十三、八军加入第六战区作战序列”。 (195)
蒋介石一度指示陈诚石牌要塞须坚守10天，希望以石牌造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如无命令撤退，即实行连坐法。 (196) 在连日激战，逐次抵抗，迟滞敌军的情况下，第六战区在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下，决定固守石派要塞，暂不决战，待后方增援部队集中后，在清江两岸对向江防军进攻之日军南北夹击歼灭之。预定决战时间为5月底6月初，决战线为资丘、木桥溪、曹家畈、石牌一线，据此调整作战部署。 (197) 29日，日军攻势达到顶峰，石牌要塞日军攻势甚烈，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一度请求变换阵地。陈诚在审慎考虑后，决心贯彻原定作战计划，令江防军竭力死守阵地。同时，为减轻江防军正面的压力，命令各部提前准备反攻。 (198)
至30日，经中国军队的阻击，日军攻势顿挫，再加上中国空军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频繁空袭，日军不仅增援困难，而且弹药、粮食的补充也日趋困难。此外，第八十七军已攻克渔洋关，切断了日军的后方联络线，日军开始全线动摇，而中方援军陆续兼程赶到。据此，陈诚决定下达全线出击令：第十集团军三个军沿汉阳河及清江河两岸，向枝江、宜都截击，江防军就现态势反击正面之敌，第七十四军及周碞、冯治安两个集团军，亦悉力反攻。并确定追击开始时间为6月1日拂晓。 (199) 第六战区的部队在中美空军的支援下，展开全面反攻。日军全线动摇，遂成溃退形势。6月3日，中国江防军正面进展顺利，已经恢复了战前的态势。 (200) 6月中旬，南岸各地除华容、石首外，均已次第克复，鄂西会战暂告段落。 (201)
历时月余的鄂西会战，日军虽暂时打通了长江航路，但其歼灭中国第六战区野战军主力的企图未能达成。第六战区在日军进攻中虽有所挫折，但充分依托要塞工事和长江天险，基本实现了逐次防御、消耗日军之后再转入全面反击的预定作战方案。尤其在5月底、6月上旬的全面反攻作战阶段，以有效的地面和空中协同进攻，打乱了日军的撤退部署，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鄂西会战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中国空军的活跃。整个会战，尤其是5月19日以后，中国空军在美方第十四航空队的协助下，对汉口、荆门、沙市、宜昌等地的日军机场和前线部队进行了猛烈攻击，共计出动驱逐机326架次、轰炸机80架次，给日方航空力量予以严重打击，逐渐控制战场制空权。 (202) 据日军战史记载，会战中日军伤亡人数的11.21%是由中国空军造成的，这在以前的作战中是从未有过的现象，以至于日军惊呼：“空中优势出现了彼我易势的征兆” (203) ，中日双方空中的优劣态势开始反转。
鄂西会战亦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伦敦路透社远东观察家评论称：“日军最近在华所遭受显著而可耻之失败，乃中国于第六年对日作战期间一有意义之新页之开始。” (204) 对于嫡系爱将在关键时刻取得的重要胜利，蒋介石自然极为欣慰。认为此次石牌战役得以转危为安，实为抗战六年中最重要之关键。 (205) 在鄂西战役检讨会议开幕典礼及国民政府成立18周年纪念大会上，蒋介石亲临会场，肯定鄂西会战之胜利是中国抗战以来一次决定的胜利，对全国人心的振奋、士气的提高、社会经济的稳定、国际观感的转变，尤其是在中国抗战最艰苦时期，对后方人心的安定有着极大之作用。 (206) 当时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评论称：
抗战六年，不可讳言，人心已相当疲惫。在鄂西胜利的前夕，一般人因不悉真相，对前方军事，自怀忧虑……及鄂西捷报接连由前方传来，且战果丰硕，为近年所罕见，这在后方人心上，不啻下了一场透雨，爽快滋润，生意盎然。 (207)
1943年10月，蒋介石决定对鄂西会战中作战有功之将领陈诚等56人颁发勋章，陈诚亦因指挥有方，勋劳卓著，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208)
鄂西会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统帅部对第六战区寄予更大的期待：第六战区必须为全国反攻之起点，为各战区反攻的先驱。陈诚即针对蒋介石部署此项“特殊任务”，要求第六战区各将领必须在两三天内研究出方案，并要求各将领从整编、训练、作战、谍报等方面着手详细检讨研究，改进充实。 (209) 但是，鄂西会战后，陈诚返回云南指挥远征军，实际上离开第六战区职位。1944年12月底，陈诚获准辞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职务，孙连仲升任战区司令长官，同时升任郭忏为副司令长官。 (210)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鄂西会战中国军队取得大捷，但陈诚等高级将领在实际指挥中仍存在诸多缺陷。会战结束后不久，陈诚在对此次会战进行检讨批评时即坦诚披露称：
关于统御指挥方面，我军缺点颇多，全战区现有兵力十四个军，实有三十万人，除了三十军六六军没有参战，十八军七四军比较尚无多大过失外，其余各部队无论攻守，都未能做到掌握确实，指挥灵活的地步。也就是说并没有发挥三十万人的力量。可见对于统御指挥，从本人起以至于各军师长每一级指挥官，都还有认真的检讨和修养。 (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