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诗歌的本质

如上所述，在中华先民的生活中，对诗意的追求就是最显著的民族特征。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诗言志”首见于《尚书·尧典》，虽说它不一定真是产生于尧舜时代，但它在先秦时代早已深入人心，且绝非仅为儒家一派独自信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之言曰“诗以言志”，《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荀子·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皆为明证。后人或以为“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不同的诗学观念，其实在最初，“志”与“情”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产之言：“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孔颖达《正义》说：“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正因如此，对于《诗大序》中“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命题，孔颖达的解说是：“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答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可见“志”就是“情”，“言志”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抒情”。到了屈原，便径以“抒情”为作诗旨趣。《九章·惜诵》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又云：“情沈抑而不达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他用“情”字来概括自己的全部精神活动和心理状态，正与前文所说的“志”可以互训。由此可见，中华先民对诗歌的性质有着非常一致、非常明确的认识：诗歌是抒写人类的内心世界的一种文本，与人生无关的内容在诗国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从表面上看，古人极其重视诗的实用价值，正如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中所说：“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一部《诗经》，几乎成了古代士大夫必读的生活教科书。在《左传》《国语》等史书中记载着大量的“赋诗”事例，大多是在祭祀、朝聘、宴饮等场合中引诵《诗经》来宛转地表意达志。正因诗歌具有如此巨大的实用价值，孔子才会恺切周至地以学诗来教育弟子。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诗经》才得以跻身于儒学经典之列。然而只要我们把关注的重点回归到作品自身，只要我们仔细考察那些作品的发生背景，那么只能得出如下结论：一部《诗经》，除了少数祈福禳灾的祭歌与歌功颂德的颂词之外，其余的都是“诗言志”的产物，而《诗经》的这种性质也就奠定了整个中国诗歌史的发展方向，正如清人袁枚所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卷五）无论是出于民间还是贵族之手，也无论所言之志有关家国大事还是燕婉之私，浓郁的抒情色彩都是《诗经》最显著的优点，也是它流传千古、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秦风·无衣》）这是出征前的战士互相激励士气的军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小雅·采薇》）这是远道而归的戍边士兵自诉苦辛的哀歌。“野有蔓草，零露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郑风·野有蔓草》）这是青年男女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的喜悦。“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秦风·蒹葭》）这是思念意中人觅而不得的怅惋。这些直抒胸臆、毫无虚饰的诗，犁然有当于人心，感动着千古以来的无数读者。《小雅·蓼莪》抒写了一位未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的孤儿的沉痛心情：“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晋人王裒因父亲死于非命而未得孝养，每当读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的句子，“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晋书·王裒传》）《小雅·苕之华》是国家动荡之时诗人对百姓遭受饥馑之苦的忧思，1935年10月5日，黄季刚先生在金陵大学的《诗经》课上讲到此章，“当他念完末章‘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之后，又接着把《毛传》‘牂羊坟首，言无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用非常低沉，几乎是哀伤的声音念了出来”。诗之感人，一至于此！

由《诗经》开创的这种传统深刻地影响着整部中国诗歌史，虽然后代的诗歌九流百派，千汇万状，但抒情总是其最根本的主流。南朝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此语经常被人引用，堪称诗学名言，因为它形象地说出了诗歌的抒情本质：诗产生于情感，好诗则产生于浓烈的情感。这样的诗歌理所当然会具有像《诗经》一样强烈的感染力，仅以杜甫在宋代的影响为例，北宋诗人王安石、黄庭坚为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所感动，不约而同地对着其画像顶礼膜拜：“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王安石《杜甫画像》）“常使诗人拜画图，煎胶续弦千古无！”（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到了南宋，身处危难的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杜诗蕴涵的爱国情怀，李纲说：“子美之诗凡千四百三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见于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妙也。”（《重校正杜子美集序》）陆游则说：“予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尝不流涕也。嗟夫，辞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于此矣。”（《东屯高斋记》）杜诗之感人，一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