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精神的诗语表述
在儒学的发展史上，曾出现两个高潮，它们分别在汉代和宋代，所以儒学的两大流派分别被称为“汉学”与“宋学”。儒学史上的唐代夹在这两个高潮之间，实际上处于一个低潮阶段。唐代的儒学前不如汉人，后不如宋人。那么儒学的发展在唐代停顿了吗？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代表人物？当然是有的，其中之一就是杜甫。钱穆称杜甫为唐代的“醇儒”，非常准确。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能够说杜甫对唐代的儒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大家一提到唐代的儒学，就会想到唐初的《五经正义》。《五经正义》虽然是儒学经典中最重要的注本，但是其中的观念、义理，基本上都是从汉儒那里来的，它在学理上没有很多新的阐发。甚至可以说，到了唐代，由于出现了《五经正义》，有了对经典的权威解说，唐代的儒学研究基本上停滞不前了。杜甫则不然。杜甫不是儒学经典的注疏者，他对儒学的服膺主要体现于实践，他身体力行地将儒学原理付诸行为，从而在儒学发展史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不但如此，杜甫还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用他的整个生命，来丰富、充实了儒学的内涵。从本质上说，儒学原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非常重视人的行为。所谓的百姓日用人伦，是儒学最为关心的核心内容。孔子也好，孟子也好，当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并不忙着著书立说，他们栖栖惶惶，奔走天下，要从实践的角度推行他们的仁爱之道。他们等到最后觉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道是暂时行不通了，年纪也大了，才静下心来著书立说，把他们的思想用著述的形式传给后人。从本质上看，儒学最强调的是实践，强调人们生前的行为，强调在实际生活中的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正是最好地体现儒家精神、发扬儒家精神的一个历史人物。
儒学千头万绪，其核心内容就是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以仁爱之心为出发点的仁政。众所周知，儒家的仁爱精神跟西方的博爱精神是貌同神异的。一般说来，西方的博爱精神，最初的来源就是宗教。来源于宗教的博爱精神，当然是一种很可贵的价值观、伦理观，但是我们追究一下它的起源，西方人最初怎么会产生博爱精神的呢？一是服从于神灵的诫命，二是对于人类祖先所犯下的原罪的赎买。儒家的仁爱之心则与神灵无关。儒家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一切的爱心都是从人们的内心自然生发出来的。孟子有一个很好的阐释，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自然的情感流动。由这样的程序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实可行。它既不是好高骛远的空想，也不是违背人性的矫情。它不是强制性的道德规范，更不是对天国入场券的预付。杜甫对儒家的这个核心精神心领神会，他的诗篇，他的行为，时时刻刻都在阐释这种理念。杜甫感情深厚诚笃，被后人誉为“情圣”。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儿女和弟妹，一生中始终与妻儿不离不弃，相依为命。他与杨氏夫人伉俪情深，白头偕老。当他陷贼长安时，曾对着月亮怀念远在鄜州的妻子：“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当他与家人隔绝时，就格外思念幼小的孩子：“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杜甫对友人情同兄弟，时时见于吟咏。他四十八岁那年流寓秦州，全家生计濒于绝境，却在短短三个月内写了三首思念李白的名篇，其中如《天末怀李白》云：“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至性至情，感人肺腑。杜甫还将仁爱之心推广到素不相识的天下苍生。杜甫到奉先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幼子已挨饿夭折了。他当然悲痛万分，但是与此同时，他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自己更困苦的人：“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失业徒”就是失去田地的农民，“远戍卒”指在远方戍边的战士，他们遭受的痛苦比自己更加剧烈。于是杜甫就把关爱之心从家庭扩展到整个民族，整个社会。在一个秋风秋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大风刮破了，雨水漏下来了，床上都潮湿了，杜甫彻夜不得安眠，此时此刻，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希望出现千万间宽敞、牢固的房屋，让天下穷人都有躲避风雨的安身之所。可以说，这是历史上最早提出的“安居房”的概念。杜甫甚至庄严许愿：只要有千万间“安居房”突然出现，即使自己独自受冻而死也心甘情愿！杜甫的思考过程，他的感情流向，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分明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精神的具体阐发。
儒家仁爱之心的最高体现形式是实行仁政，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孟子还指出仁政的最低限度是让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杜甫对此完全赞同，他用诗歌表示了同样的愿望：“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他满心希望朝廷薄赋轻徭，让人民休养生息：“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提封》）他谴责急征暴敛：“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他指出苛政是逼迫人民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之三）在国家统一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杜甫坚决主张息兵罢战。唐帝国发动对南诏的战争，屡战屡败，甚至全军覆没，杜甫作《兵车行》揭露朝廷的穷兵黩武，以及无辜百姓埋骨荒外的悲惨命运：“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安史之乱即将敉平，杜甫作《洗兵马》抒发太平之愿：“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儒家为了推行仁政，对危害仁政的现象忧心忡忡，孔子说：“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礼记·儒行》）杜甫的忧患感与此一脉相承，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忧国忧民成为杜诗留给后代读者的第一印象，“醉里眉攒万国愁”（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成为后人心目中杜甫形象的历史定格。时时刻刻都在忧国忧民的人必然会对社会的黑暗面怀有最强烈的敏感，必然会对国家的隐患保持最强烈的警惕。杜甫就是如此。唐玄宗好大喜功，奸臣边将轻启边衅，有时还取得暂时的胜利，这在时人眼中往往是国力强盛的表现，杜甫却看到了内郡凋敝、人悲鬼哭的阴惨景象。玄宗奢侈骄淫，杨氏兄妹游宴无度，这在时人眼中也许是歌舞升平的象征，杜甫却看到了奸臣弄权、外戚乱政的动乱征兆。透过李白“长安市上酒家眠”的佯狂举止，杜甫隐隐约约地看出了那是贤才落魄的悲剧。对于安禄山“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后出塞五首》之四）的骄横表现，杜甫预言即将发生藩镇叛乱的危险。杜甫最为忧心忡忡的是社会的贫富悬殊。儒家一向反对贫富不均，认为它是社会最大的危害：“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现代西方的社会学家提出基尼系数的概念，用基尼系数来测量一个社会贫富不均的程度，他们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就向社会敲响警钟了。中国古人不知道什么基尼系数，但他们对贫富不均的警惕丝毫不低于西方的社会学家。从古到今，儒家的代表人物都从理论上批判贫富不均，凡是有正义感的诗人都写诗谴责贫富悬殊的现象。尽管历代揭露民生疾苦、揭露贫富不均的警句相当之多，但是大家都认可杜甫的名句最为惊心动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至于后人只要说到贫富不均的现象，首先就会联想到这两句杜诗。这是杜甫深沉忧患意识的生动体现，是杜甫向千秋万代发出的严重警告。
杜甫对儒家的仁爱思想还有发展和补充。首先，杜甫不但爱自己的同胞，他还把仁爱之心扩展到更大的范围，甚至包括其他民族的人。在盛唐时期，经常发生边境战争，以唐帝国为一方，以少数民族建立的其他政权为另一方，之间经常发生战事。这些战争的性质多种多样，有时是唐帝国防御外族的侵扰，有时是唐帝国为了开边拓土而主动进攻他国。杜甫虽然坚决主张保卫国家不受侵扰，但同时也主张反击不可过度，他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之六）这是富有人道精神的战争观，也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发扬光大。
其次，孔、孟等早期儒家提出的仁爱之心，其思考对象是人类：“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则举例说明人们的仁爱之心的来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爱人之心也好，恻隐之心也好，它的关注对象都是人，没有包括其他生命。杜甫则将爱人之心延伸出去，推广开来，用更加广博的仁爱精神去拥抱整个世界。杜诗写到天地间的一切生灵都出以充满爱抚的笔触：“筑场怜穴蚁，拾穗许村童。”（《暂住白帝复还东屯》）“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秋野五首》之一）在杜甫心目中，天地间的动物、植物都与人一样，应该沐浴在仁爱的氛围中。杜甫在成都草堂的周围植树甚多，其中有四株小松，他避乱梓州时非常惦念它们：“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寄题江外草堂》）等到他返回草堂重见小松，竟然如睹久别的儿女：“四松初移时，大抵三尺强。别来忽三岁，离立如人长。”（《四松》）杜甫尤其关心那些处境欠佳的动植物：“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古人本有“数罟不入洿池”（《孟子·梁惠王上》）的习惯，“数罟”者，密网也。如今竟然在江上张着密密的渔网，大小鱼儿都困在网里，杜甫顿时产生了恻隐之心。有人认为杜诗中写到动物、植物，往往有比兴寄托的意味，这话不错。比如杜甫喜咏雄鹰和骏马，在它们身上寄托着诗人的雄心和豪气。又如在成都写的《病橘》《病柏》《枯棕》《枯楠》，分别咏害病的橘树和柏树，枯萎的棕树和楠树，杜甫为什么专挑病树、枯树来写？历代注家都认为这是比喻在苛捐杂税的压迫下奄奄一息的穷苦百姓，相当合理。但是杜诗中也有许多篇章只是直书所见，并无寄托，例如《舟前小鹅儿》：“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引颈嗔船逼，无行乱眼多。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诗中并无以鹅喻人之意，充溢在字里行间的只是对弱小生命的由衷爱怜和关切。杜甫关爱一切生命的情怀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发展，请看《题桃树》：
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
杜甫把桃树写得深通人性、有情有义，对乳燕、慈鸦也流露出一片爱心，清人杨伦评曰：“此诗于小中见大，直具‘民胞物与’之怀，可作张子《西铭》读，然却无理学气。”（《杜诗镜铨》卷一一）把仁爱之心从人推广到普通的生物，本来是儒学的一种发展方向。到了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一个有名的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这句话被后人压缩成“民胞物与”四个字，意思是人们都是同胞兄弟，生物都是人类的朋友。这种精神在理论上要等到宋人才阐发出来，但是在文学上，唐人杜甫早就用他的美丽诗篇生动地予以弘扬了。这是杜甫对于儒学思想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