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人生与奋发有为

苏轼在政治与学术等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即使他只是一位政治家或学者，也足以名垂青史了。然而文学与艺术才是苏轼充分发挥其巨大创造力的广阔天地。如果把文学与艺术两方面的成就综合起来予以考察的话，苏轼堪称千古独步，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他并驾齐驱。在古文方面，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实为宋代最杰出的古文家。在诗歌方面，他在北宋诗坛上与黄庭坚齐名，在整个宋代则与陆游齐名，堪称宋代最大的诗人。在词的方面，他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宋词最高成就的代表。在书法方面，苏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在绘画方面，苏轼的墨竹及枯木怪石在绘画史上享有盛名，他还是文人画的开创者。是什么原因使苏轼得以一人之身在这么多的艺术领域内登峰造极？毫无疑问，苏轼的成就得益于其与生俱来的过人才华。相传在他呱呱落地时，家乡的彭老山上的草木忽然全部枯死，直到他死后才重现苍翠。难怪李廌在哀悼苏轼的疏文中说：“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见朱弁《曲洧旧闻》卷五）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苏轼后天的努力：他热爱人生、珍惜光阴，从而以迥然不群的勤奋精神对待人生，才能如此奋发有为。

苏轼热爱人生，他在词中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水调歌头》）据说宋神宗读后说“苏轼终是爱君”，这恐怕是自作多情。其实苏轼的意思不是爱君，而是热爱人间。苏轼把情看作人类最根本的自然属性，在他的人生价值体系中，情感具有最基本、最重要的本体论的意义。在苏轼看来，政治理想也好，人伦道德也好，都应根于人情，而不应违背人情。他认为儒家经典都是本于人情的，他在《中庸论》中说：“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苏轼性情忠厚，胸襟开阔，性格坦荡，他总是以善良的眼光去看待别人，与三教九流都有交往，自称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中的乞丐。的确，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苏轼都能与他们推心置腹。近在京畿都邑，远至天涯海角，苏轼的交游遍布天下。文同比苏轼年长十八岁，米芾比苏轼年轻十四岁，他们都与苏轼结成忘年之交。刘景文出身将门，释道潜身为衲子，他们都与苏轼成为生死之交。苏轼还交了一大群平民朋友，例如黄州的市井小民潘丙、古耕道，儋州的黎族老乡黎子云、符林，有姓名可考的就有十多人。苏轼曾在儋州的集市上偶遇一个进城卖柴的黎族山民，两人言语不通，却用手势热切地交谈了一番，山民还将一块木棉布赠给苏轼以御海风之寒。苏轼非常感动，特作《和陶拟古》一首以纪其事。即使是对政敌，苏轼也以忠厚之心待之。章惇本是苏轼的进士同年，交好多年。但绍圣年间章惇登上相位后，迫害苏轼无所不用其极。几年后形势突变，苏轼遇赦北归，章惇却被贬南行。当章惇之子章援代父向苏轼求援时，苏轼不念旧恶，好言抚慰，而且亲书“白术方”一道让章惇服用以求延年。忠厚诚笃的天性使苏轼对现实人间充满了热爱，从而对虚幻的彼岸世界不存幻想：“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和陶神释》）

热爱人生的人必然热爱生活，苏轼就是这样，他善于享受日常生活的各种乐趣，即使是平凡简朴的生活，他也觉得滋味无穷。无论是珍馐奇肴还是普通的食品，苏轼都会津津有味地品尝，还时时著于诗文公诸同好。古今诗人题咏食品既多且好者，苏轼堪称是第一人。儒家本来并不排斥物质享受，但他们更注重在箪食瓢饮的简朴生活中自得其乐，这就是后儒赞叹不已的“孔颜乐处”。苏轼继承了这种精神，但又与孔、颜同中有异。孔子与颜回以“固穷”的心态对待简朴乃至贫困的生活，是出于对自身道德人格的自信，有时甚至是出于对导致其穷困简朴生活的外在环境的抗争，苏轼在遭受政治迫害而贬逐蛮荒时也有类似的心态，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出于对简朴生活自身的热爱，他常常以一种近于审美愉悦的态度去拥抱生活，他对平凡、简朴的物质生活倾注了更多的感情。所以苏轼的心态更加平和，更加真诚，也更加贴近普通人的切身感受。他从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幸福感，还发现了美感和诗意。苏轼谪居海南，有时米粮匮乏，幼子苏过就用山芋做成一道“玉糁羹”，东坡赞美说：“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苏轼曾住杭州，日后作《青玉案》词送人返吴，词中说道：“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一味由苏过用山芋做成的羹汤，一件由小蛮亲手缝制的旧衣裳，都是再平常不过的物品，可是在苏轼的笔下，它们是多么美好，多么深情绵邈！

当然，苏轼一生中遭遇了太多的挫折和磨难，曾多次流露过“人生如梦”的幻灭感。李泽厚认为这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是见木而不见林的误读。要是果真怀疑人生的意义，果真对人生感到厌倦，苏轼怎么可能在黄州、惠州、儋州的险恶环境中走完整个人生？他怎么能够在政治、学术、文学、艺术、工艺等方面做出那么巨大的贡献？他又怎么可能在临终前仍然神志清醒地拒绝西天佛国的引诱？

苏轼在《易传》中阐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句说：“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蛊。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媮。强则日长，媮则日消。”这几句话是他终身遵循的座右铭，他正是以“自强不息”的积极态度来对待人生的。苏轼一生中无论在朝在野，也无论顺境逆境，他总是脚踏实地地从事实践，从不沉溺于无所事事的虚无缥缈之境。苏轼对待各家的学说兼收并蓄，但尤其重视切合实际、有益于世事的理论，反对谈空说有的清谈。苏轼任杭州通判时，与知州陈述古都爱好禅学，但苏轼只取禅学中有益于人生修养的内容，陈述古却专喜那些玄妙虚空的禅理，两人格格不入。苏轼日后回忆这段往事说：“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答毕仲举》）他认为与其空谈子虚乌有的龙肉，不如饱吃实实在在的猪肉，也就是说与其沉溺于玄虚奥妙而不切实际的高论，不如掌握浅显而实用的学说并付诸实践。重视实践者必然会主张勤恪而反对懒散，苏轼又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答毕仲举》）正因对佛、道两家的流弊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所以尽管与僧人、道士有亲密无间的交往，尽管对佛经、道藏有广泛的涉猎，苏轼却很少受到消极的影响，那种在习禅学道之士身上容易产生的懒散、放逸等缺点在他的行为中不见踪影。不必说在徐州城头浑身泥浆地指挥抗洪或在西湖筑堤工地上与民工同食陈仓米饭的知州，即使作为安坐在翰林院里待诏草制的学士或是栖身于不避风雨的桄榔庵里的逐客，苏轼也始终勤勉地对待人生，从不虚度光阴。古代的文人往往鄙薄生产劳动，甚至把有益的技术发明也视为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顾。苏轼则与众不同。作为书画家的他不但对笔墨纸砚的制造工艺了如指掌，而且曾亲自动手制墨。作为地方官的他不但关心农业生产，对水利、灭蝗、农具、良种等技术孜孜以求，热心推广，而且对开矿、冶炼等工业技术也留意研求，以求有利于民生。至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技艺，诸如医药、酿酒、烹饪、服装等，苏轼简直是无一不精，且多有发明。当时在汴京城中流行一时的“子瞻帽”，至今脍炙人口的“东坡肉”，都是显例。苏轼一生中留下的学术著作、文学作品以及书画作品，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果不是惜时如金的话，他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生中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元符三年（1100）冬，苏轼北归行至曲江，一叶扁舟在湍急的江水中搁浅在沙滩上，四顾都是浪涛，他却神色自若地在舟中写字。他自述其心态说：“吾更变亦多矣，置笔而起，终不能一事，孰与且作字乎？”（《书舟中作字》）此事不但体现了东坡处变不惊的度量，而且体现了他自强不息的精神。次年五月，苏轼返至金陵，即写信给程之元，请他代购程奕所制的毛笔一百枝、越州纸二千幅。此时的苏轼老病交加，已经走到人生的最后关头，但他依然规划了巨大的工作量，要不是在两个月后遽然辞世，他不知还要创作出多少书画作品来！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生前做出重大建树、身后受到广泛爱戴的杰出文化人物不在少数，但如果把雅俗共赏、妇孺皆知作为衡量标准的话，苏轼堪称古今第一人。当我们漫步在苏堤上观赏那碧波荡漾的西湖时，当我们品尝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东坡肉时，当然会联想起天才横溢的东坡老人。这些物质形态的遗产诚然可贵，但是苏轼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还是体现为精神形态的思想文化。他给后人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文学作品和书画作品，是我们获得心灵滋润和审美熏陶的不竭源泉。苏轼的各类作品内容丰富，风格则多姿多彩，他们是作者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巨大的创造活动的结晶。正因如此，后人对苏轼的成就冠以“苏海”的称号。南宋人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评诸家古文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明末吴伟业对此不以为然，他为其师张溥所编的苏轼文集作序说：“李耆卿评文有云：‘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非确论也，请易之曰：‘韩如潮，欧如澜，柳如江，苏其如海乎！’夫观至于海，宇宙第一之大观也！”（《苏长公文集序》）事实上苏轼这个人也像大海一样气象万千，他以奋发有为的积极精神度过了波澜壮阔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