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是诗意人生的共同本质
我们对六位古代诗人的诗意人生进行了一番巡礼。如上所述，屈原是诗国中的烈士，他以杀身成仁的激烈形式拒绝尘俗。陶渊明是诗国中的隐士，他将朴素的平凡生活升华成诗意浓郁的人生。李白是诗国中的豪士，他用狂傲的举止追求崇高和自由。杜甫是诗国中的儒士，他用忧国忧民的精神实现对苦难人生的超越。苏轼是诗国中的居士，他以宠辱不惊的态度走过风雨人生。辛弃疾是诗国中的侠士，他以壮烈的情怀追求不朽的功业。显然，六位诗人的人生遭遇各不相同，他们的人生目标也相去甚远。那么，他们的人生境界有相同之处吗？换句话说，他们都能成为引领我们迈向诗意人生的典范吗？
中华先民的思维向有灵活通变的特征，儒家虽然坚持原则，但在具体的行为上却采取随机应变的对策。孔子列举若干古人的不同行为后声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孟子还说：“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古人评价人物时，也采取类似的态度。商朝灭亡前后，几位重臣的行止各不相同：“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但是孔子对他们的评价却是高度一致：“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大禹、后稷功业彪炳，颜回则终身居于陋巷，生平事迹南辕北辙，然而孟子说：“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他又说：“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后人在评论历史人物时，也继承了这种思维方式。朱熹将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和范仲淹五人称为“五君子”，并指出：“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王梅溪文集序》）元人吴澄也说：“予尝谓楚之屈大夫、韩之张司徒、汉之诸葛丞相、晋之陶征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时也不同，而其心一也。”（《詹若麟渊明集补注序》）朱熹所说的“五君子”也好，吴澄所说的“四君子”也好，都是“易地则皆然”的确凿例证。同样，虽然上述六位诗人的生平事迹千差万别，但是“易地则皆然”，他们都实现了人生的超越，都到达了诗意洋溢的人生境界。
下面把六位诗人分成三组来略作评说。先看屈原与陶渊明。从表面上看，前者入世而后者出世，前者执着于政治理想不惜为其献出生命，后者却抛弃现实政治而独善其身，他们的人生态度简直是南辕北辙。元人散曲中说“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范康《寄生草》），便是这种观点最清楚的表述。然而事实上正如吴澄所云，屈、陶行迹虽异，而“其心一也”。陶渊明对屈原心怀敬意，曾并咏屈、贾云：“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候詹写志，感
献辞。”（《读史述九章·屈贾》）诗中“候詹”一句是指屈原《卜居》中所写往见太卜郑詹尹以决疑之事，可见他对屈原“竭知尽忠，而蔽鄣于谗”的遭遇深表同情。此诗的前四句也值得注意，它确切表明陶渊明重视建功立业，且将身为重臣、功业彪炳的稷、契视为人生的榜样，他具有与屈原同样的淑世情怀。更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崇尚儒家的仁政理想，反对以暴秦为代表的暴政，他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饮酒二十首》之二十）这种爱憎分明的价值判断使他对不畏强暴入秦谋刺嬴政的荆轲倾慕不已：“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他所构建的世外桃源也以“避秦时乱”为时代背景，且直斥“嬴氏乱天纪”！陶渊明生活在晋宋之交的乱世，他也像屈原一样对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拟古九首》之九）的诗句，虽然不一定是针对刘宋篡晋，但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悲凉心情却鲜明可感。屈原与陶渊明生逢乱世，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格外艰辛，屈原说：“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离骚》）陶渊明也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两人都是上下求索，始迷终悟，苦苦地寻觅着人生的归宿。所以说，屈原自沉汨罗，渊明归隐乡里，表面上是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但都意味着对黑暗势力的批判和对浊世的抗争，都是对庸俗人生的彻底超越。行迹虽异，其心一也！
李白和杜甫，向被认作唐代诗坛上两种不同诗风的代表，故分别获得“诗仙”和“诗圣”的称号，李杜的异同优劣也成为后人经久不息的话题。然而事实上李、杜之间同多于异，他们是心心相印的诗坛双璧。天宝四载（745）秋，李、杜在鲁郡重逢，杜甫作《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有人认为此诗是李白的小像，其实它是李、杜二人的合像。李白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杜甫又何尝不然？李白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杜甫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同样是豪言壮语，不过一虚一实而已。李白胸怀大志，以为卿相可以立取，杜甫又何尝不然？李白自称“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是“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李白对孔子直呼其名：“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杜甫亦曾口出狂言：“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反过来，杜甫关注现实，忧国忧民，李白又何尝不然？杜甫同情郑虔云：“诸公袞袞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醉时歌》）李白则说：“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同样是谴责贤愚倒置的社会不公，不过一具体一抽象而已。杜甫说：“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李白则说：“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同是批判奸相李林甫妒贤害能的行径，不过语气有委婉、直露之别而已。杜甫在“三吏”“三别”中叙说战乱中生灵涂炭的惨象，李白也写过“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五十九首》之一九），同样是哀伤百姓之苦难，不过一为近察一为远观而已。所以说李、杜二人的人生态度貌异实同，大同小异，相异的只是外在的行为，相同的则是内心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同样生活在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同样身逢怀才不遇的命运，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分别实现了对不如人意的现实人生的超越。行迹虽异，其心一也！
六位诗人中年代最晚的是苏轼和辛弃疾，屈、陶、李、杜都是他们的前人。苏轼心胸宽广，人生境界和文化成就都很广阔，人称“苏海”。无论是诗歌艺术还是人生态度，他对前人的继承都是兼收并蓄的。对于屈原，苏轼曾在《屈原塔》诗和《屈原庙赋》中极表敬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屈原自沉汨罗的壮烈行为深表赞许，诗中说“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决”，赋中又说“人固有一死兮，处死之为难。……违国去俗死而不顾兮，岂不足以免于后世”，可谓三叹有余哀。对于李白，苏轼最为赞赏其笑傲王侯的气概：“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瞋，作诗一笑君应闻！”（《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若使李白闻之，定会大呼：“知我者东坡也！”对于杜甫，苏轼不但高度评价其诗歌造诣，高度肯定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王定国诗集叙》）的人格情操，而且颇有恨不同时的慨叹：“今谁主文字，公合把旌旄。开卷遥相忆，知音两不遭！”（《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对于陶渊明，苏轼既重其诗，更重其人，顶礼膜拜，五体投地。他不但逐篇追和全部陶诗，而且声称：“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又说：“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见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苏轼对陶渊明的评价如此之高，以至于张戒认为陶诗“得东坡而后发明”（《岁寒堂诗话》卷上）。当然，陶渊明人生态度的意义，也是“得东坡而后发明”。辛弃疾在诗歌创作上也是转益多师，在人生态度上则尤其推重屈原和陶渊明。与屈原一样，辛弃疾生逢国家的危急存亡之秋，他的雄才大略和报国热诚宛如屈子，他屡遭打击而九死无悔的精神也宛如屈子，他盛赞屈原的作品：“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喜迁莺》）他也追慕屈原的为人：“灵均恨不与同时，欲把幽香赠一枝！”（《和傅岩叟梅花》）与陶渊明一样，辛弃疾有志难酬，退隐山林，他仰慕陶渊明的高洁情怀：“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古，只有陶彭泽。”（《念奴娇》）他对陶渊明的人格给予最崇高的评价：“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鹧鸪天》）他还目光如炬地看出了陶渊明人生态度中雄豪的一面：“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可见苏、辛与屈、陶、李、杜虽然萧条异代不同时，但其心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