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

唐代是一个思想相当开放的时代，儒、道、佛三家思想都受到朝廷的重视和支持，思想界呈现百花齐放的繁纷局面。盛唐诗人的思想既复杂，又活跃，王维信佛，李白好道，皆为显例。杜甫则与众不同。杜甫在青年时代一度醉心于道教，对仙丹灵芝及长生仙界颇感兴趣，那只是世界观尚未确立时的浪漫幻想。杜甫壮年以后对佛教产生了好感，是由于频遭挫折心生苦闷，想从佛教得到一点慰藉，并非真想遁入空门。杜诗中有一个有趣的例子：“重闻西方止观经，老身古寺风泠泠。妻儿待米且归去，他日杖藜来细听。”（《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要先解决家人的衣食，然后才去听高僧说经，可见对人间的挚爱是杜甫皈依佛门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与王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有明显的差别。所以就其主要思想倾向而言，清人刘熙载的论断非常准确：“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艺概》卷二）

杜甫出生在一个以儒学为传统的家庭里。他非常崇敬其十三代祖杜预，念念不忘。杜预是西晋的名臣、名儒，不但功业彪炳，而且曾为儒家经典《左传》作注，其注本被后人收入《十三经注疏》，可称是儒家的理想人物。杜甫从小接受了严格的儒家思想教育，终生服膺儒学。杜甫诗中共有四十四个“儒”字（有一处是“侏儒”应予剔除），其中有一半是他的自称。杜甫经常自称“儒生”“老儒”，甚至是“腐儒”。杜甫偶然也发发牢骚，说什么“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甚至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但那只是在极端悲愤的情境中的牢骚话而已。事实上杜甫对儒家思想的遵循已达到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的程度，终生不渝，死而后已。杜甫好以儒家的祥瑞物凤凰自比，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直到临终前一年，还写了一首《朱凤行》以见志。杜甫念念不忘的那个凤凰，正是他自己的化身。

儒家关注的对象是人生与社会，他们的人生态度必然是积极入世的。孔子奔走列国，栖栖惶惶，为的是实现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孟子游说诸侯，力辟杨墨，为的是实现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主张。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而且怀有崇高的使命感。孔子奔走列国时经常遇到艰难困苦乃至暴力威胁，但他从不动摇。当他被匡人围攻时，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孟子说齐宣王不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上》）有些后人误将这些言论视为天命论，其实那只是使命感的体现，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思想在那个时代的特殊表述。如果孔、孟相信天命论的话，他们早就会在接踵而至的挫折面前动摇、放弃，哪里还能“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

在儒家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杜甫也是这样。杜甫对人生抱有坚定的信念，他把安邦定国视为自己的使命。青年时代的杜甫早已胸怀大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但当时他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还没有作深沉的思考，他的壮志还缺乏具体、确定的内涵。待到长安十年，杜甫一面体验着人生的艰辛，一面观察着人民的疾苦，终于确立了坚如磐石的人生信念。三十九岁那年，杜甫首次自述其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五年之后，杜甫再述其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前者着眼于君主，后者关注的重点转到自身。写前一首诗的时候，杜甫还是一介布衣。写后一首诗的时候，杜甫刚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的微职。然而他的口气是如此的狂傲！他的志向是如此的高远！

什么叫“致君尧舜上”？有人以为那就是忠君意识的体现，这个说法需要稍作辨析。杜甫当然是忠君的，宋人苏轼甚至说他“一饭未尝忘君”（《王定国诗集叙》）。苏轼的说法并不是无中生有，杜诗《槐叶冷淘》就是一个证据。杜甫晚年流落夔州，初次品尝到当地的一种凉面“槐叶冷淘”，于是兴致勃勃地作诗描写一番，最后忽然念及远在长安的君主：“君王纳凉晚，此味亦时须！”这不是“一饭未尝忘君”又是什么？然而杜甫的这种想法只是偶一为之，他的忠君意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致君尧舜上”，是希望君主变得像尧、舜一样贤明。在帝制时代，实行仁政的首要条件是君主贤明，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尧舜是儒家推崇的古代明君，是儒家用自己的政治观念塑造出来的理想人物。杜甫希望皇帝效法尧舜，其实质就是希望他们实行仁政。这是杜甫实现远大政治抱负的必要步骤。

什么叫“窃比稷与契”？稷，又称后稷，是舜时的大臣，相传稷从小就善于稼穑，所以舜让他主管农业，他也是周朝的祖先。契则是协助大禹治水的大臣，也是商朝的祖先。杜甫为什么要自许稷、契？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认为“诗人希望像后稷和契一样，成为伟大家族的创立者”，这种说法颇为荒唐。在帝制早已确立的唐代，没有人会公开声称要创立一个王族，更何况是忠君意识十分强烈的杜甫！那么，即使只把稷、契看作舜、禹时代的大臣，杜甫是不是自许太高呢？对此，明末的王嗣奭有非常好的解读：“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饥己溺之念而已。”（《杜臆》卷一）意即稷、契并无其他奇特之处，他们的伟大只在于一种“己饥己溺”的念头。什么叫做“己饥己溺”？此语出于《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大禹以治理洪水为己任，他看到天下还有人溺于洪水，就责备自己：这是因为我没有治好洪水，是我使那人溺水了。同样，稷看到天下还有人挨饿，就责备自己：是我使那人挨饿了。“己饥己溺之念”是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也是一种伟大的胸怀，一种高尚的政治情操。然而稷也好，契也好，他们身居高位，本来就承担着国家的重任，他们有这样的责任感是理所当然的。杜甫则不同，他只是一介微臣，甚至是一介布衣，按照“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的常理来说，杜甫根本不必要怀有此种责任感。然而杜甫竟然自比稷、契，竟然以“己饥己溺之念”为人生目标，这真是崇高、伟大的人生信念！

“致君尧舜上”也好，“窃比稷与契”也好，在杜甫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并不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而是源于贞观名臣魏徵提出的“君为尧舜，臣为稷契”的政治理想。当然，由于杜甫一生中根本没有得到实现抱负的机会，所以他的人生信念都处于虚拟的状态。正因如此，后人讥评杜甫“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新唐书·杜甫传》）。也有人认为杜甫的人生信念“迂阔”。其实，凡是理想，总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理想越是远大、崇高，它与现实的距离也就越大。即以孟子而言，他“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赵歧《孟子题辞》）。魏徵劝唐太宗行仁政，也被人攻击为“书生未识时务”（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至宋人王安石尚慨叹说：“魏文正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迂阔”云云，又何足为杜甫病！人之立志，贵在高远。假如所立之志非常卑庸，与社会现实没多少差距，“迂阔”的缺点倒是避免了，但那样的人生信念又有什么价值可言！

杜甫一生困窘，屡遭挫折，他的人生信念就是在困顿境遇中产生并逐渐充实的。“致君尧舜上”的志向，是在“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境遇中提炼出来的。“窃比稷与契”之句的下文，即是“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对于浅薄浮躁的人，艰难困苦会使之放弃理想和抱负。对于沉稳坚毅的人，艰难困苦反而会激发其志气，坚定其决心。杜甫显然是后一种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非常悲惨，常常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在那种时刻，杜甫难免会啼饥号寒，把谋求温饱视为当务之急：“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他甚至说过“但使残年喫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病后过王倚饮醉歌》）之类的丧气话。但杜甫对理想仅是暂时的搁置，而不是永久的抛弃，理想的火焰依然在他心头燃烧，一有机会仍会放出光芒。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杜甫对友人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一个快要走到人生终点的人还把“致君尧舜”的理想谆谆托付给友人，说明他对心中的理想是何等的珍视和坚持。请听杜甫垂暮之年的心声：

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侧身长顾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劳。下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鸮相怒号！（《朱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