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诗史与诗圣
杜诗被后人尊为“诗史”，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这是历史授予杜甫的两顶桂冠。
何谓“诗史”？这个概念始见于晚唐孟启的《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顾名思义，“诗史”就是用诗歌写成的历史。有人认为诗与史的性质完全不同，它们不能互相替代。清初王夫之说：“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姜斋诗话》卷上）然而不同的人体器官在功能上尚且存在着“通感”，不同的人文学科岂会毫无相通之处？即使是王夫之本人，也曾局部地承认杜诗记载历史的功能，他说：“读杜甫‘拟绝天骄’‘花门萧瑟’之诗，其乱大防而虐生民，祸亦棘矣。”（《读通鉴论》卷二三）这是指杜甫的《诸将五首》之二和《留花门》两首诗而言，前者说：“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这是说唐中宗时，韩国公张仁愿在河北筑受降城三座，其用意是抵御突厥的入侵。后者说：“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这是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帝国因兵力不足而向回纥借兵，回纥军队来唐参战后，任意抢掠，荼毒百姓。但唐肃宗竟然同意回纥长驻内地，杜甫对此亟表忧虑。“花门”即回纥之代称。王夫之作为著名的史论家，对唐朝借兵外族后患无穷的教训有深刻的体会，但他既然引用杜诗来证实自己的史论，怎能断言“诗之不可以史为”？况且杜诗的功能并不是客观地记录历史，它是对历史的价值评判，是历史的暴风骤雨在人们心头留下的情感波澜的深刻抒写。清人浦起龙说得好：“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少陵编年诗目谱》，《读杜心解》卷首）大唐帝国在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发生了由盛转衰的剧变，它对人们的精神面貌产生了怎样的严重影响？安史之乱在唐朝人民的心头留下了何等深重的创伤？这些内容在史书中是读不到的，即使有所涉及也是不够真切的。例如安史之乱使唐帝国的人口大量减少，《资治通鉴》中有详细的记载：天宝十三载（754），大唐帝国的总人口是5288万，到了广德二年（764），这个数字降低为1690万。短短的十年间，全国的总人口竟然减少了三分之二！然而史书中虽然记载了详细的人口数，但是它们只是两个冷冰冰的数据，没有细节，没有过程，没有告诉我们那么多的百姓是如何死于非命的。杜甫晚年有一首诗叫《白马》，其中有两句说：“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在太平年代里，人们的死亡方式是基本相同的，或是寿终正寝，或是病死。但是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人们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向死亡。这是多么沉痛的句子！安史之乱时百姓遭受的苦难到底有多深，他们是死于铁骑的蹂躏，还是死于逃难的折磨，或是死于兵火之后的饥荒？只有“三吏”“三别”以及《彭衙行》《北征》等杜诗才给出了深刻的解答。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杜诗，在客观上就是新、旧《唐书》的必要补充，在主观上就是杜甫留给后人的历史警示录。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见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孔子为何要修《春秋》？又为何要在《春秋》中用微言大义的方式来表明褒贬态度？进一步说，中华民族为什么要如此重视史学传统？就是因为历史是我们的集体记忆，是民族的精神血脉，是集体价值观的记载和传承，它必然会对中华民族的现在和将来产生深远的影响。杜诗在记录历史事实时渗入了深沉的思考和深厚的情感，它不但让后人了解历史，而且启发后人感知历史、思考历史，进而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从而更好地前进。就这一点来说，杜诗与孔子的《春秋》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们应该高度评价杜诗的“诗史”价值。在杜甫以后，历代有不少优秀诗人也得了“诗史”的称号，例如褚人获称陆游，黄宗羲称文天祥，李珏称汪元量，徐嘉称顾炎武，郑方坤称吴梅村等，这说明杜甫的“诗史”精神对后代诗歌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何谓“诗圣”？这个名称始见于明人费宏的《题蜀江图》：“杜从夔府称诗圣。”稍后的胡应麟则说：“拾遗素称诗圣，又称集大成。”（《少室山房笔丛》卷一八）至明末，誓不降清的王嗣奭夜梦杜甫，乃深情地说：“青莲号诗仙，我公号诗圣。”（《梦杜少陵作》）顾名思义，“诗圣”就是诗国中的圣人，这个概念其实早在北宋就已提出来了。秦观引用孟子的话“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然后说：“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韩愈论》）可见在秦观心目中，杜甫就是诗国中的圣人，不过没有拈出“诗圣”二字而已。秦观此说实为当时人的共识，苏轼就曾多次表述此意。那么，唐代的杰出诗人很多，为什么只有杜甫被北宋诗人认定是诗国中的圣人呢？事实上，从北宋初年开始，诗坛一直在唐代诗人中选择学习的典范，白居易、贾岛、李商隐、李白、韩愈等人都曾受到诗坛的重视。杜甫则后来居上，他在北宋初期只受到王禹偁等少数诗人的重视，其后情形逐步改善，到了北宋后期，也即所谓“诗有三元”的元祐时期，终于脱颖而出，成为整个诗坛公认的典范。
宋人推崇杜甫，是沿着两种价值判断的维度而进行的：一是审美判断，即诗歌造诣的维度；二是道德判断，即人格意义的维度。在第一个维度上，杜诗的题材千汇万状，地负海涵，为宋人开启无数法门，正如王禹偁所说：“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杜诗的艺术则千锤百炼，毫发无憾，在诗歌艺术上精益求精的宋人对之心悦诚服。陈从易所读之杜诗有一个脱字，与诸人各思一字补之，后得善本，看到杜诗的原文远胜于诸人所补者，“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见《六一诗话》）王安石作诗精于琢句，却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见《陈辅之诗话》）苏轼、秦观等人则推尊杜甫为诗国的集大成者。
在第二个维度上，宋人对杜甫的推尊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元祐年间，王安石和黄庭坚各有题咏杜甫画像的诗，王诗云：“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杜甫画像》）黄诗云：“常使诗人拜画图，煎胶续弦千古无！”（《老杜浣花溪图引》）是什么原因使得王、黄二人不约而同地对着杜甫的画像顶礼膜拜呢？王诗中说：“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黄诗中说：“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生绡铺墙粉墨落，平生忠义今寂寞。”他们敬爱的是杜甫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是杜甫志在天下的磊落人格。到了南宋，评论历史人物极为苛严的理学宗师朱熹将杜甫与诸葛亮、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一起誉为“五君子”。“五君子”中除了杜甫以外的四位人物，都在政治方面有所建树，或是功业彪炳的政治家，或是为国捐躯的烈士。唯独杜甫根本算不上一个政治家。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树，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提起的事迹，除了在肃宗的朝廷里偶然仗义执言，从此被朝廷疏远以外，他始终是默默无闻的小官员，很多时候还是漂泊江湖的一介布衣。杜甫在政治上根本没有得到过施展抱负的机会，他要报效祖国，他坚决反对叛乱，但是历史没有给他提供表现的舞台。杜甫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什么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赞扬？为什么在朱熹看来，杜甫可以在从诸葛亮到范仲淹的这份君子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朱熹说得很清楚：“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王梅溪文集序》）原来“五君子”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的人，是在人格上具有楷模意义的人。由此可见，宋人高度认可杜甫的人格意义，高度评价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认为杜甫在道德上已经达到超凡入圣的崇高境界。
那么，由宋人和明人共同奉献给杜甫的“诗圣”桂冠，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呢？或者说，它对现代的中国人是否具有引领、启迪的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中华民族的先人非常重视个体的道德修养，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儒家认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它的基础就是文明的个体，是具有道德自觉的个体。儒家还认为个体的修养不应该受到外在力量的强制，而应该是出于内心的道德自律。所以儒家非常重视个体的道德建树，崇扬人格精神。最典型的表述就是孟子提出来的人格境界，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符合这个标准的仁人志士为数不少，我们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来。但是这张名单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政治上有重要建树的人物。这些人物曾经承担起天下的责任，从而体现出儒家的人格风范。惟独杜甫是一个例外。杜甫一生基本上是一个平民，他经常称自己是“布衣”：“杜陵有布衣。”（《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又自称是“野老”：“少陵野老吞声哭。”（《哀江头》）布衣也好，野老也好，意思都是说自己是一个平民百姓。杜甫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扬的人格风范，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号召大家学习诸葛亮，学习范仲淹，当然有意义，有价值。但是人们会觉得难以付诸实践，因为那样的人物距离我们太远了，他们的地位太高了。普通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那样的机会，来在功业建树中展示人格境界。即使你具备政治才能或忠肝义胆，但假如历史不给你适当的机会，你又何以展示呢？那么，一个普通人，过了平凡的一生，他能不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他能不能达到超凡入圣的人格境界？我们说可以，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典范，就是杜甫。孟子说过“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到了明代，王阳明的弟子董萝石说他“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答曰：“此亦常事耳。”（见《传习录》卷下）为什么普通人也能成为尧舜？因为人性本善，人只要从善良的本性出发，努力修行，便可以成为圣贤。话虽如此说，这毕竟只是儒家旨在鼓励人们进德修身的理想化表述，如果真要问王阳明，满街人中究竟哪一个是圣人？哪个人具备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精神？恐怕王阳明也难于回答。然而我们毕竟有了一个真实的出自平民的圣人，他就是杜甫。即使用朱熹提出的高标准来衡量，杜甫也完全合格。“诗圣”的最大意义在于，从前的圣人在普通人心目中都是神圣乃至有几分神秘的，都是令人敬而远之的、高不可攀的。杜甫用其实践使圣人的概念从神坛回归人间，从而消除了长期蒙在圣人身上的神秘光环，也拉近了圣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杜甫以一介布衣的身份跻身于圣贤的行列，这为普通人努力进德修身并朝着崇高的人格境界前进，提供了可以仿效并逐步靠近的典范。
杜甫以一介布衣而跻身圣贤之列，其实质就是对平凡人生的巨大超越。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杜甫流落饥寒，穷愁潦倒，终生处于极为低下的水平。然而他在人格精神上达到了崇高的境界，他以忧国忧民的伟大胸怀超越了叹穷嗟卑的个人小天地，他以宏伟远大的精神追求超越了捉襟见肘的物质环境，从而将充满苦难的人生提升到诗意盎然的境界。一部杜诗，展示了崇高的人格境界，蕴涵着充沛的精神力量。后人阅读杜诗，在获得巨大审美享受的同时，也获得深刻的精神启迪。这种精神启迪不同于理论性的德育教材，它的教益是伴随着感动而来的，它像“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的春雨一样沁入读者的心肺，悄无声息，却沦肌浃髓。在杜甫身后，无数后人从阅读杜诗入手，从而走近杜甫，感受其伟大心灵的脉动，接受其高尚情操的熏陶。请看两个例子。
北宋元丰年间，苏轼谪居黄州，躬耕东坡。闲来无聊，经常书写古诗，其中多有杜诗。有一次苏轼书写了杜甫的《屏迹三首》的其二、其三，并题跋于后：“子瞻云：‘此东坡先生之诗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迹》诗也，居士安得窃之？’居士曰：‘夫禾麻谷麦，起于神农后稷。今家有仓廪，不予而取辄为盗，被盗者为失主。若必从其初，则农稷之物也。今考其诗，字字皆居士实录，是则居士之诗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书子美屏迹诗》）《屏迹三首》作于成都草堂，“屏迹”就是隐藏行迹，也就是隐居。当时杜甫经过一番颠沛流离后暂得安居，他对质朴安宁的农村生活深感喜爱，比如《屏迹三首》其二云：“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对此，栖身于黄州东坡的苏轼深有会心。他用诙谐的口吻说：各类庄稼最早都起源于神农、后稷，是神农、后稷发明的，但是今天家家都种，农民收获了粮食，放在自家仓库里，假如你没得到主人的同意就去拿，人家就说你是偷盗，被盗的农民就是失主。但是考察庄稼的最早源头，都是神农和后稷发明的呀！由于同样的道理，这两首《屏迹》诗的每一句都是我的生活的实录，它们就是东坡居士的诗，杜甫怎能禁止我占有它们呢？这段话说得很风趣，它说明杜诗描写的生活状态引起了苏轼的深刻共鸣，杜甫安于清贫、喜爱质朴生活的人生态度得到苏轼的高度认同。
南宋末年，文天祥抗元被俘，押至大都后囚于狱中，虽元人百般劝降，天祥坚贞不屈，在百沴充斥的牢房里坚持三年后从容就义。此时南宋政权早已灭亡，文天祥处境又如此险恶，是什么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坚持民族气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自述：“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那么，他所说的古人的道德光辉到底何指呢？文天祥就义后，人们在其衣服中发现了一首“衣带铭”，上书：“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可见儒家精神就是文天祥的精神源泉。然而文天祥还有第二个重要的精神源泉，那就是杜诗。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写了二百首集杜诗，他从杜甫的不同篇章中抽出一些单独的句子，重新组装成新的作品。文天祥在《集杜诗》的自序中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又说：“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可见正是杜诗中蕴涵的高尚情操鼓舞着文天祥，是杜甫的人格精神激励着文天祥，从而慷慨捐躯、舍生取义，实现了生命的最高价值。
苏轼在和平年代读杜诗，文天祥在离乱时代读杜诗，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受到杜诗就像自己的作品一样真实、可亲，这是杜诗巨大感染力的生动事例。的确，自从有杜诗以来，读者就将它视为人生的教科书，视为照亮人生道路的一盏明灯。正如闻一多所说，杜甫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推荐读物：
1.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