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时代中的苦难人生
杜甫生于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其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著名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修文馆直学士。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令。青年时代的杜甫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曾漫游吴越，也曾放荡齐赵。虽然他二十四岁时曾应试落第，但这个挫折并未影响其情绪，他乐观潇洒，对人生充满信心。他在《望岳》诗中期盼着攀登绝顶、俯视群山的一天：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天宝五载（746），也就是唐玄宗已经册立杨贵妃且日益昏愦荒淫，李林甫已经排斥异己而独揽朝政的时候，杜甫来到长安。也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在那个以诗赋取士的时代，杜甫偏偏科场蹭蹬。无奈之下，杜甫多次向达官贵人献诗，又向朝廷献赋，希望得到赏识，然皆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其父杜闲去世以后，杜甫的生活日益困顿，靠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勉强度日。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才被任为河西县尉。杜甫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是个从八品下的小官。杜甫得官后即往奉先县探看寄养在那里的妻儿，此时渔阳鼙鼓已经动地而来了！
安史叛军不久就攻陷洛阳，逼近潼关。杜甫带着家人混杂在难民群中仓皇逃难。天宝十五载（756），杜甫把家人安顿在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便只身前往灵武（今宁夏灵武），去投奔刚在那里登基的唐肃宗。中途被叛军俘获，押往沦陷的长安。次年春，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穿过官军与叛军对峙的战场，逃归朝廷临时所在地凤翔（今陕西凤翔）。朝廷念其忠诚，授予左拾遗之职。当年年底，杜甫随朝廷返回长安。因性格忠鲠，直言进谏，杜甫触怒了肃宗，在凤翔时已被疏远，回到长安后又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关中大饥，杜甫乃弃官，携家逃往秦州（今甘肃天水），继又南逃至成都，从此在“成都草堂”里一住五年。成都虽然远离战火纷飞的中原，但地近边陲，边警不断，地方军阀的叛乱、割据也时有发生。宝应元年（762），杜甫因徐知道之乱而流寓绵州（今四川绵阳）、梓州（今四川三台），至广德二年（764）又往阆州（今四川阆中），然后返回成都。次年，对杜甫照顾颇周的地方军政长官严武去世，杜甫随即携家出蜀。他好不容易在成都郊外经营了一座草堂，却总共居住了不到四年，又要重新登上漂泊之途，难怪他不胜感慨地说：“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去蜀》）
离蜀以后，杜甫先是乘舟沿岷江南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稍作盘桓，然后沿长江东下，经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等地，至云安（今重庆云阳）因病留滞半年，于永泰二年（766）到达夔州（今重庆奉节）。他在夔州得到都督柏茂琳的照应，在白帝城下居住了两年。杜甫在夔州生活得较为安定，但毕竟是寄人篱下，正如南宋陆游所说：“如九尺丈夫俛首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可得。”（《东屯高斋记》）此时的杜甫老病交加，眼看着旧交凋零，国家的复兴则遥遥无期，心中百感交集，写了大量回忆往事的诗。
大历三年（768），杜甫离开夔州，出峡东下。抵达江陵后逗留了半年，又移居公安，岁末到达岳阳。次年，杜甫过洞庭湖，沿湘江南下，先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复往衡州（今湖南衡阳），全家一直生活在一叶扁舟之中。大历五年（770）夏，杜甫欲往郴州投靠亲戚，舟至耒阳遇阻于江水暴涨，五日不得食，后得耒阳令送来酒肉，方免饿死。因阻水无法南行，乃回棹北归。入冬，杜甫病倒在湘江上的一叶扁舟中，弥留之际作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对疮痍满目的人间表示了最后的哀痛：“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因家贫无力归葬，杜甫的灵柩旅殡于岳阳，四十余年后才由其孙杜嗣业归葬故乡偃师的首阳山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之二）这两句诗本是杜甫对李白命运的不平之鸣，竟然成为李、杜二人共同命运的确切写照！
杜甫的一生，适逢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的大转折时代，也就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唐玄宗统治的前期，即开元年间，一共二十九年。那时的唐玄宗励精图治，又有姚崇、宋璟等贤臣的辅弼，政治清明，国家富强，史称开元盛世。唐玄宗统治的后期，也就是天宝年间，一共十五年。早从开元末年开始，唐玄宗逐渐萌发了骄侈淫逸之心，贪图享受，不理国事。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乘机弄权，政治日趋黑暗，国势逐渐衰弱，终于酿成安史之乱的大祸。直到八年之后，安史之乱才算基本平定，但是大唐帝国从此就一蹶不振了。这两个时期总长约五十年，就是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与杜甫的生活年代基本重合。杜甫在青少年时代亲身经历了开元盛世，直到晚年还深情地回忆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二首》之二）杜甫成年以后，目睹了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又亲身经历了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大动荡。正因杜甫经历了开元盛世，看到过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他才对儒家的政治理想深信不疑，并始终希望实现这个理想。正因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动荡社会，他才对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弊端看得更为清楚，才能写出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写实诗歌。优秀的诗人都是社会的晴雨表，他们能比常人更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时代的急风骤雨在杜甫心头引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杜诗中充满了哀伤愤怨、激昂慷慨。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征，其内在本质正是内心抑扬起伏的情感波澜。古语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用这句话来解释杜甫与其时代的关系，是再确切不过了。
杜甫的一生，在诗歌史上适逢从盛唐到中唐的转折时代。人们公认天宝末年是唐诗的转折点，其前为盛唐，其后为中唐。清人叶燮和今人闻一多甚至认为天宝末年也是整个古典诗歌史的一个分水岭。天宝末年杜甫四十五岁，几乎就是他三十年诗歌创作生涯的中点。杜甫上与李白等人同属盛唐诗人群体，下为元白等中唐诗人的先驱。从汉魏六朝到盛唐，诗歌创作的实绩已有丰富的积累，从题材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达到了百花齐放的繁盛局面。杜甫在此时崛起于诗坛，以集大成的姿态对前代诗人留下的遗产进行全面的继承，并予以发扬光大，从而在题材内容上为唐诗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盛唐诗人各有题材特点，如王、孟多咏山水田园，高、岑多写边塞生活。李白主要是抒写其内心情思，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够全面。杜甫则不然，他全面继承了前代诗歌所有的题材走向，从朝政国事到百姓生计，从山川云物到草木虫鱼，几乎涵盖了包括社会与自然的整个外部世界，并与自身的内心情思结合无间，所以被明人胡应麟评为“地负海涵，包罗万汇”（《诗薮》内编卷四）。盛唐诗歌以描写具有浪漫色彩的理想境界为主，杜甫的诗开始转向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风格也从高华飘逸转向朴实深沉。所以从整个唐诗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杜甫正是由盛唐转向中唐的关键人物。宋人颂扬杜甫是诗史上的“集大成者”（秦观《韩愈论》），集大成的意义既在于总结前代，也在于开启后代。
所以说，杜甫所处的时代在政治史和文学史两个维度上都是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是一个呼唤伟大诗人的时代，杜甫就是应运而生的伟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