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诗歌的功能
上文说过，古人极其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实用价值，但是古人对诗歌还有更深刻、更重要的认识，汉儒在《诗大序》中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如果说后面几句还是注重于诗歌的社会教化作用，那么前面几句显然有超越实用功能的含意。南朝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欲以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语虽本于《诗大序》，但显然增强了超越的意味。那么，在中华先民看来，诗歌有什么超越实用的功能或价值呢？
首先，诗歌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有效方式。中华先民的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他们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路，擅长于借助具体的形象来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周易》的卦象、汉字的象形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具有偏重于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特征。先民们在追求真理时，往往不重视局部的细致分析，而重视综合的整体把握；往往不是站在所究事物之外作理智的研究，而是投身于事物之中进行感性体验。如果说古希腊的智者追求的是逻辑分析的严密性，中华的圣贤却是以主客体当下冥合的直觉感悟为智慧的极致。在《庄子·田子方》中，孔子赞扬温伯雪子说：“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成玄英疏云：“夫体悟之人，目裁动而元道存焉。无劳更事辞费，容其声说也。”显然，这种思维方式与诗歌的运思非常相似。试看孔门师生之间的两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谢良佐评曰：“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学，故皆可与言《诗》。”其实与其说“皆可与言《诗》”，不如说都是运用诗歌作为思考以及讨论学问的手段，因为诗歌更有利于通过具体情境的描述来领悟普遍的抽象道理。
其次，诗歌是人们表达意旨的有效方式。中华先民早就认识到，事物的规律即“道”是精微玄妙的，是难以言传的。在这一点上，儒、道两家的观点如出一辙。《周易·系辞》载：“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信。’”《庄子·秋水》中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天道》中又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正因如此，孔子经常用诗歌般的语言来表达思想：“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于前一则，谢良佐解释说：“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欲学者必周于德。”对于后一则，程颐解释说：“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谢、程的解释不一定符合孔子原意，但他们认定孔子语录蕴涵着深刻道理的观点则是可取的。道家更是如此，一部《庄子》，全文优美如诗，例如：“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齐物论》）其中包蕴的人生哲理，既深刻精警，又生动易懂，分明是得益于诗化的表达方式。
从表面上看，中华先民的思维方式及表达方式在逻辑性和明晰程度上都不如古希腊哲学，这是中华文化的严重缺点。其实不然。西方现代哲学已经证明，人类永远无法用明晰的分析语言来说明深奥的真理，也永远无法通过逻辑性的形而上学思考来把握人生的真谛。在这方面，早熟的中华文化倒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好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那便是诗歌。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他又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的确如此，因为诗歌的性质是文学的而非逻辑的，诗歌的思维方式是直觉的而非分析的，诗歌的语言是模糊多义的而非明晰单向的，诗歌的效果是整体的而非局部的，诗歌的意义是意在言外而非意随言尽的，所以它更能担当起思考并理解人生真谛的重任。西方文化要等到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才通过阅读荷尔德林的诗歌领悟到诗性语言的重要性，而中华先民却早已在人生实践中独得圣解。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上即将饿死时，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史记·伯夷列传》）孔子临终时，作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除了诗歌以外，还有什么语言形态可以更简洁、更完整地表达他们对命运的深沉慨叹和对人生的深刻体认？如果没有长留天地之间的光辉诗篇，行吟泽畔的三闾大夫和漂泊江湖的少陵野老何以在千秋万代的人民心中获得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