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骨豪情与铁板铜琶
中国古代的士人并不都是文弱书生。《周礼》所载“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御”即指骑射之术，属于武学的内容。孔子本人身材魁伟，力大能启城门。孔门用作教材的《诗经》中多有颂扬尚武精神的诗篇，如《秦风》中的《无衣》、《大雅》中的《常武》等。在屈原的《九歌》中，既有“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壮烈勇士（《国殇》），又有“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的英武日神（《东君》）。陶渊明虽是一位隐士，但他对“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的侠客荆轲倾慕不已，既致憾其“奇功遂不成”，又赞叹其“千载有余情”（《咏荆轲》）。至于李白，简直就以侠客自居。如果说“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的诗句尚是虚写想象中的侠士，那么“少任侠，手刃数人”则是时人对其行迹的真实记录（见魏颢《李翰林集序》）。就是杜甫，在裘马清狂的青年时代也不乏豪侠气概，“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的诗句，就是他自己与李白两人的共同写照。即使到了老病交加的晚年，他还倚着醉意骑马飞奔：“白帝城门水云外，低身直下八千尺。”坠马跌伤后诸人前来慰问，他竟口出狂言：“何必走马来为问？君不见嵇康养生被杀戮！”（《醉为马坠群公携酒相看》）苏轼是一介文士，却也曾“老夫聊发少年狂”，不但“亲射虎，看孙郎”，而且热切地盼望着“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然而，从总体上看，古代文士毕竟是文弱者居多，进退揖让多半会减损尚武精神，舞文弄墨也会疏远刀枪剑戟。正如唐人李贺所感叹的：“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南园十三首》之六）在宋代的词坛上，这种情况更加严重。试看晏几道、秦观诸人的词作，几乎不见丝毫的雄豪之气，真可谓“词为艳科”了。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辛弃疾以雄鸷之姿横空出世。范开评辛弃疾说：“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又说：“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稼轩词序》）辛弃疾挟带着战场的烽烟和北国的风霜闯入词坛，纵横驰骋，慷慨悲歌。词坛上从此有了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他孔武有力，长于骑射；他胸怀大志、满腹韬略。他的性格中没有丝毫的柔弱，他胸中的壮志豪情倾泻而出，形成长短句六百余首，以黄钟大吕之音在词坛上异军突起，终于使铁板铜琶的雄豪歌声响彻词史。
据辛弃疾亲撰的《济南辛氏宗图》记载，辛氏本居狄道（今甘肃临洮），至北宋真宗时方迁至济南。辛氏祖先中多出将帅，如汉代的辛武贤、辛庆忌，唐代的辛云京等。辛弃疾自称“家本秦人真将种”（《新居上梁文》），洪迈称他为“辛侯”（《稼轩记》），皆非虚言。值得注意的是，古人所谓“将种”，稍带贬义。据《晋书》记载，晋武帝的贵嫔胡芳出身将门，偶拂帝意，“帝怒曰：‘此固将种也！’芳对曰：‘北伐公孙，西距诸葛，非将种而何？’帝甚有惭色”。到了崇文抑武的宋代，人们对“将种”一词更是避之惟恐不及，然而辛弃疾却公然以“将种”自称。正因如此，他对汉代名将李广的同情比其他诗人更加强烈，他夜读《李广传》，激动得终夕难眠，写下《八声甘州》：
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
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
这是在咏李广，还是在自抒怀抱？多半是兼而有之。辛弃疾是多么钦佩那位长臂善射、身经百战的英雄，又是多么同情其落魄不偶、健者赋闲的命运！一位合格的军人，其性格中理应有刚强烈性和勇武侠气，否则他怎能上阵杀敌，又怎能为国捐躯？辛弃疾曾“戏赋辛字”赠其族弟辛茂嘉：“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永遇乐》）虽是“戏赋”，但辛弃疾的性格中确有“烈日秋霜，忠肝义胆”的因素。无论是青年时代的亲冒矢镝，出生入死，还是壮年以后的直言献策，勇于任事，辛弃疾都是一位勇武刚强的血性男儿。同样，无论是回顾早年戎马生涯的军旅题材，还是抒写退隐情趣的田园内容，辛弃疾的词作都洋溢着侠气和豪情。梁启超有诗云：“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读陆放翁集》）此话用来评价陆游的诗，稍有溢美之嫌。如果移用来评说辛词，则是千真万确。纵观整部古典诗歌史，只有辛弃疾堪称真正的军旅诗人，是他召回了消沉已久的兵魂与国魂，是他唤回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
南宋的诗坛和词坛上，主战的声音并不罕见，但多数作品仅是纸上谈兵。辛弃疾则有“马上击贼”的亲身经历，他的词中回荡着壮烈的军声，旋律悲壮有似号角，节奏激烈宛如战鼓，例如寄给陈亮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恰如作者在小序中所说，这是一首“壮词”！这样的壮词，在辛词中触目皆是。一般人作寿词，无非颂扬主人功德，或祝愿其长寿，能够免除庸俗已属不易。辛弃疾却寿韩元吉说：“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水龙吟》）这是何等抱负，何等气概！一般人作送别词，无非诉说离愁别恨，难免情绪低沉。辛弃疾却送张坚说：“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木兰花慢》）这是何等胸襟，何等眼界！山水清丽的南平双溪，在辛弃疾眼中是雄奇伟岸：“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水龙吟》）幽静安宁的隐居之地，在辛弃疾笔下却气势飞动：“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沁园春》）于是在辛词中，铁马秋风替换了杏花春雨，沙场烽火替换了罗帐银灯。辛词的主人公不再是多愁善感的文弱书生，更不是由词人代言的闺阁佳人或歌儿舞女，而是一位上马能杀贼、下马能草檄的英武战士，是一位有胸襟、有担当的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有了辛词，谁还能说词一定是“艳科”？谁还能规定“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见李廌《品令》）？当年苏轼尝试着写作豪放风格的词，有幕士对他说：“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见俞文豹《吹剑续录》）其实东坡的豪放词仅是偶一为之，只有辛词才真正配得上铁板铜琶，况且辛弃疾本人就是一位“关西大汉”！
读者也许会有疑问：难道辛弃疾就没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吗？他始终没有郁闷和痛苦要抒发吗？当然有，而且还有不少。但是辛弃疾的郁闷是壮志难酬的失意，他的痛苦是英雄末路的悲怆，与那些风流词客的闲愁幽恨不可同日而语。独宿村店的凄凉梦境，在辛弃疾笔下展现为辽阔的空间：“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好友暌离的孤独之感，在辛弃疾词中出之以铁石心肠：“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贺新郎》）柳永送别词的名句是“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欧阳修送别词的名句是“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踏莎行》），到了辛弃疾，则变成了：“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贺新郎》）开禧元年（1205），年已六十六岁的辛弃疾正在知镇江府任上。此时距离他铁骑渡江已有四十三年了，恢复之志始终未能实现，却在宦海风波和乡村闲居中耗尽了岁月。如今人已老矣，朝廷里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北伐，可惜执政的韩侘胄轻举妄动，并无胜算。春社之日，辛弃疾登上北固亭，凭栏北眺，慷慨怀古，写了一首《永遇乐》：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时局如此，人生境遇又如此，难免感慨良多。但是辛弃疾缅怀的历史人物是吴大帝孙权和刘宋的开国君主刘裕，孙权以江东一隅与魏、蜀鼎足三立，刘裕则亲率大军北伐，一度收复了洛阳和长安，堪称功业彪炳。如此怀古，字里行间洋溢着英雄之气，冲淡了沧桑之感。辛弃疾又自比人老心不老的名将廉颇，慨叹自己没有机会实现恢复之志。廉颇晚年，当着赵国使者的面，“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史记·廉颇列传》）。廉颇如此，辛弃疾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的豪侠精神至死不衰，他生生死死都是一位勇武的军人，他的词作是对消沉已久的军魂的深情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