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折廷争与万家忧乐
苏轼幼时，曾与其母程夫人一起读《后汉书》中的《范滂传》，读到范滂因反对宦官被捕、范母鼓励儿子从容就义的事迹，程夫人慨然长叹。年方十岁的苏轼问母亲：“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夫人说：“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见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入仕后经常遇贬或放于外任，一生中真正在朝任职的时间总共只有八年零十一个月，但是他忠心耿耿，遇事敢言，往往奋不顾身地面折廷争，真正实现了儿时的誓言。
苏轼的政治思想与当时执掌朝政的王安石南辕北辙，两人互相讥评，苏轼指责王安石好为管仲、商鞅之术，王安石则批评苏轼之学出于战国纵横之家。平心而论，苏轼的话撕掉了王安石思想的外层包装而击中其要害，王安石的话却仅仅涉及苏轼学说的外表而未能中其肯綮。王安石精于经术，并以此妄自尊大，他的变法理论包装着一层儒家经术的外衣，新法的每个名目似乎都能从周礼古制中找到依据，其实质却是管仲、商鞅有关富国强兵的法家学说，苏轼对此了如指掌。其实苏轼并不反对革新朝政，早在嘉祐六年（1061），他就在应制举的策论中初步阐述了对于朝政的看法，既反对因循苟且，也反对急于求成而用“悍药毒石”来治病。这些策论虽然是为应制举考试而作，但它们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完全可以视为苏轼要求改革的政治纲领。苏轼认为要想消除“三冗”“两积”的积弊，一定要汰除冗官，裁汰兵员，减省冗费，同时也要整顿吏治，训练军队，以达到革新政治、增强军队战斗力的目标。然而苏轼虽然要求革新，并希望通过革新来解除朝廷面临的困境，但他不主张采取急剧地变更法令的方法，他说：“苟不至于害民而不可不去者，皆不变也。”他认为变法一定要非常慎重，千万不可朝令夕改，否则的话，“虽得贤人千万，一日百变法，天下益不可治”。由此可见苏轼所主张的革新朝政的最终目的和具体手段都与王安石大异其趣，所以当宋神宗与王安石轰轰烈烈地变法时，力主改革的苏轼却表示坚决反对。熙宁二年（1069），正当新政如火如荼地急速推进时，苏轼接连上书，旗帜鲜明地反对轻易变法。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他立起三面大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从表面上看，苏轼的言论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都是道、术并重的，但就其本质而言，则前者是基于儒家仁政爱民之道，后者却是基于法家富国强兵之术，泾渭分明，南辕北辙。苏轼的政治思想是以儒学为本的，其精髓就是仁政之说，这是他思考一切政治问题的出发点。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是他“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的心血结晶，堪称深思熟虑之计、披肝沥胆之言。清人顾炎武对此书大为赞叹：“当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独观而三复也！”（《日知录》卷一三）可惜急于求成的神宗根本没有心思来“独观而三复”。
苏轼进谏的范围非常广泛，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在熙宁年间进谏的主要对象是新法，但对朝政的其他缺失也没有缄口不言。无论是新党执政的熙宁年间还是旧党执政的元祐时期，凡是与朝廷除弊兴利有关的事情，总能听到苏轼的声音。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苏轼反对新法，完全是出于公心。当新法正在势不可挡地推进时，他力挽狂澜坚决反对。但一旦时移势异，新法遭到全面废除时，他又挺身而出呼吁保留其中的合理部分。元丰八年（1085），新党失势，司马光东山再起，就像当年王安石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一样，司马光也以同样的热情和效率废除新法。苏轼就在此时从黄州贬所回到朝廷，不久，他就公开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他认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既然如今免役法已经施行近二十年，吏民都已习惯，就不妨保留免役法，只要革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即可。为此，苏轼惹得司马光怒不可遏。
从熙宁到元祐，新、旧两党此起彼伏，政局像棋局一样翻覆不定。当时的士大夫只要肯趋炎附势，或首鼠两端，猎取富贵就像探囊取物一般容易。聪明过人的苏轼对上述政治态势了然于胸，他完全明白只要自己在熙宁年间附和王安石的旨意，或在元祐初年唯司马光之马首是瞻，则荣华富贵可以立致，但是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这种一心报国，只考虑国家利益而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正是苏轼政治品质中最为耀眼的闪光点。苏轼以自身的行为实现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革新士风的道德追求，若与混迹于新、旧两党以谋私利的吕惠卿、刘挚之流相比，或与遇事从不表态的“三旨相公”王珪相比，苏轼简直像是杜诗所说的“万古云霄一羽毛”（《咏怀古迹五首》之五）。正因如此，与二程一脉相承的朱熹虽因理学的门户之见而对苏轼多有讥评，但仍承认其气节过人：“东坡议论虽不能无偏颇，其气节直是有过人处！”（《朱子语类》卷三五）
苏轼入仕以后，在外地任地方官的时间长达十三年半，他先后辗转于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登州（今山东蓬莱）、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担任签判、通判、知州等职，其中时间最长的是凤翔签判，做满了整整三年的任期；时间最短的是登州知州，到任五天便奉命调离。后人来到东坡曾经为官的地方，看见到处铭刻着他的名章迥句，也许会误以为这位风流潇洒的大名士成天都在吟赏风月、品题山水，不知他其实是一位兢兢业业、勤于政事的循吏。苏轼每到一地，都要细致深入地调查民情风俗，访问民间疾苦，除弊兴利，政绩卓著，深受各地人民的爱戴。且看两例：
熙宁十年（1077），苏轼出知徐州，到任四个月后就遇上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场洪灾。因黄河泛滥，滔天的洪水直扑徐州城而来，几天之后，徐州城外的积水深达二丈八尺，水面高于城中平地一丈有余，与外城墙的顶端仅差数寸。苏轼临危不惧，他一边向父老请教以往抗洪的经验，一边火急征集民夫五千人，抢修堤坝，加固城墙。形势越来越危急，苏轼又不顾朝廷禁令，亲自去向驻扎在当地的禁军求援。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抗洪斗争中，苏轼忧心如焚，日理万机，既要指挥军民抢险堵水，又要筹集粮款救济灾民，连从哪里取土来筑堤修城都使他绞尽脑汁。他昼夜不得休息，身披蓑衣，手拄木杖，东奔西走，指挥调度，夜里就在临时搭建在城头的草棚里打个盹，一连多日过家门而不入。直到两个月后，水势才开始减退。仁者必勇，苏轼正是以一颗仁者之心勇敢地承担了领导抗洪的重大责任。洪水退后，苏轼又考虑如何预防下一场洪水。他知道黄河每隔五六十年就会溃决一次，徐州地处汴河、泗河的下游，地势又相当低洼，如不未雨绸缪，难免再度受灾。第二年春天，苏轼便动工改修外城，并修缮新的防洪大堤。徐州的这场抗洪斗争，充分体现了苏轼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和应对有方的行政才干，更体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风范。如果没有前一点，他就难以对付那场突如其来的迅猛洪灾。如果没有后一点，洪水既已退去，苏轼明知当时的官制规定地方长官的任期不得超过三年，在他的任期内绝对不会有第二次洪水了，又何必劳心焦思地筹措徐州防洪的百年大计？
元祐四年（1089）七月，苏轼出知杭州，此时距离他离开杭州已经整整十五年了。他上次在杭州担任通判，此次则身为独当一面的地方长官，心中既感慨又高兴。没想到刚到任便面临着灾难不断的严峻局势，先是稻米歉收，粮价飞涨，后又疾疫流行，人心惶惶。苏轼劳心焦思，采取各种措施调集粮食，平抑粮价。又捐出自己积蓄的五十两黄金，建立了一所“安乐坊”，延请懂得医道的僧人坐堂治病，并熬制名为“圣散子”的防疫汤剂免费发放给百姓，终于成功地遏制了疾疫的流行。苏轼在杭州任上最大的政绩是兴修水利，这是一个包括修缮水井以及疏浚运河和西湖的系统水利工程，其中对西湖的疏浚一直垂惠至今。苏轼一上任便发现西湖隐患丛生。原来西湖的水源不足，又极易滋生葑草，堆积淤泥，形成大片的葑田。苏轼急百姓之所急，上任不久便千方百计筹措经费，调集人力，来铲除葑草，挖掘淤泥。然而湖面的葑田面积已达二十五万方丈，淤泥更是不计其数，这么多的葑草和淤泥又如何处置呢？苏轼为此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个两全之策。原来西湖上原有一道自东至西的白堤，但是南北向却无堤。于是他下令用葑草和淤泥在湖中新筑一道由南往北的长堤，变废为宝，而且就地取材，省去了运输之劳。为了更好地指挥工程，苏轼干脆在钱塘门外的石佛院里设立了临时办公处，每天都亲临工地进行督察。四个月后，一道新堤便如长龙卧波般出现在湖上。此堤长八百八十丈，宽五丈，它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堤上建有六座石桥，让湖水在桥下自由流动。又建有九座凉亭，便于行人歇脚、避雨。堤上遍植杨柳和芙蓉，一则美观，二则利用树根巩固堤岸。竣工那天，杭州的百姓倾城而至，叹为观止。浚湖大功告成后，苏轼又开始谋划如何使西湖长期保持清澈。他听从属吏的建议，下令把原来的葑田全部改成菱荡，租给湖边的农民种菱。越人种菱，每年春天都要把水中的藻荇杂草芟除得寸草不留，然后才能下种。这样，葑草的危害就能彻底根除了。苏轼制订了严密的计划，只让农民在湖边易生葑草的区域内除草种菱，不得侵占主要的湖面，为了便于人们识别边界，还在湖中竖立了几座小石塔，明令禁止在石塔内侧的湖心种菱。时过九百年，西湖里还保留着三座石塔，就是“三潭印月”。经过一番苦心经营，西湖又恢复了往昔的美丽。苏轼离任后，新任知州把湖中新堤命名为“苏公堤”，后人简称为“苏堤”，直至如今。
苏轼在地方官任上的所作所为，充分说明他对儒家的仁政学说不但衷心服膺，而且身体力行。他将儒学的精神贯彻在日用人伦之中，他忧与民同，乐与民同，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政绩，而是百姓的安居乐业。即使当他以罪官的身份生活在贬谪之地时，当地百姓的疾苦依然使他不能释怀，他仍然主动为地方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南宋诗人陆游说：“身为野老已无责，路有流民终动心。”（《春日杂兴》）作为不在其位的士人，只要心中有这样一份关怀也就足以称道了。可是苏轼却进而向当地官府献计献策，甚至亲自参与地方上的公益事务，仿佛他对当地的百姓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苏轼来说，儒家的仁政思想已经成为沦肌浃髓的自觉信念，为百姓解除疾苦已经成为他的本能行为，他在地方官任上的责任感一直延伸到解职之后。当苏轼贬至岭南时，他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他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南宋人费衮历数苏轼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益事务后赞扬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梁溪漫志》卷四）的确，东坡对儒家仁爱精神的贯彻发扬，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仁者必勇，真正服膺仁爱思想的人必然会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苏轼就是一个杰出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