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形式的诗意生存

中国历史上的优秀诗人数以百计，在人生境界上达到或接近诗意生存的也不在少数。除了上述六位诗人之外，我们还可以阅读哪些诗人呢？更准确地说，还有哪些诗人的生活态度或生活方式可以给我们带来特别的启迪呢？受篇幅的限制，下面且在唐宋两代的诗人中各选几位稍作介绍。

盛唐诗人王维和孟浩然都喜欢歌咏山水田园，虽然王维是趁着官宦生涯的余暇到山中别墅去度假，孟浩然则几乎终身都在家乡隐居，但他们对山水景物和田园生活的热爱却并无二致。王、孟的山水田园诗受到陶渊明的深刻影响，但又各具个性，清人沈德潜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说诗晬语》卷上）更重要的区别在于，王、孟隐居田园的生活方式相当显著地冲淡了陶渊明“带气负性”的牢骚情结，也相当显著地消减了陶渊明隐居生活的艰辛状态，从而纯化了在山水环境中的隐居生活所蕴含的诗意。王、孟身处盛唐，国家安定，民生富足，他们没有必要像陶渊明那样坚决拒绝现实政治。王维终身为官，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来往于长安与终南别业、辋川别业之间。孟浩然虽未入仕，但也曾多方求仕，不过因机遇不佳及性格狷介而未获成功，只得在家乡襄阳隐居终老。不难想象，如果孟浩然中年入仕，他多半会与王维一样亦官亦隐。王维的诗兼咏山水景物和田园生活，但他对两者的态度迥然相异。概而言之，对于渭南一带的农村生活，王维只是一个旁观者。食禄颇丰的他当然没有必要躬自稼穑，当时的农民生活也并非惨不忍睹而妨害诗人的吟兴。试看其《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描写乡村暮景极其生动，对农人淳朴生活的赞美也是由衷之言，但诗人只是一个旁观者，他只是歆羡田园生活而并未像陶渊明那样融入其中。王维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则是全心全意的，清幽秀丽的山水与悠闲自适的生活在王维的山水诗中浑融一体，从而产生了《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这样的名篇：“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孟浩然离陶渊明的境界更近一些，他虽曾远游名山大川，但长期隐居家乡，还曾稍事农桑。他与农民的关系相当亲密，“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过故人庄》），风格、意境与农家生活一样的朴素纯洁。但总的说来，孟浩然最为倾心的还是自然美景，是在清丽自然中的闲适生活，请看其《秋登万山寄张五》：“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显然，王、孟笔下的山水既没有谢灵运诗中勉强叠加的玄言意味，也不像柳宗元诗因贬谪失意而生凄厉之感，从而凸现了山水自身固有的美丽清幽和静谧安宁。试读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桂花细微，只有心境闲逸之人才能看见或听到其下落，当然，环境的安静更是必要的条件。这是一个多么宁静迷人的春夜！诗人的心情又是多么的安详、愉快！再读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客舟孤系，又逢日暮，难免产生羁旅之愁，但是这一丝旅愁转瞬就被空旷清幽的自然环境彻底融化了。暮天比树木更低，不再高迥。明月映入清澈的江水，伸手可掬。多么亲切可爱的自然环境，它分明具有抚慰人心的神奇能力。王、孟的山水诗启迪我们，美丽的大自然不但是我们必需的生存环境，而且是我们亲切的精神家园。当我们在生活中感到不如意时，不妨到大自然中去寻找抚慰，那至少会带来暂时的精神超越。

中唐诗人白居易的生平行迹中，有两件事引得后人议论纷纷，一是他对俸禄的态度，二是他的“中隐”思想。先看前者。白居易经常在诗中谈到自己的官职，进而说到俸禄、品服，清代史学家赵翼据此说白诗可当《旧唐书》中的《职官志》《食货志》和《舆服志》（详见《瓯北诗话》卷四）。对于这两件事，宋人有截然相反的评论。朱熹说：“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朱子语类》卷一四零）洪迈却说：“白乐天仕宦，自壮及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虽波及他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无余积，可以概见矣。”（《容斋五笔》卷八）再看后者。白居易五十八岁时写《中隐》诗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此年白氏以太子宾客分司洛阳，从此在洛阳“隐在留司官”，也就是当有职无权的闲官。其实这种思想早在白氏四十二岁因直言进谏而被贬江州时已经萌生，后来一直贯穿其终生。对于这种人生态度，苏轼极表赞同，曾声称：“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净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之二）今人则经常冠以“消极”“倒退”等恶谥。这两件事其实都是源于白居易的一种人生态度，那便是乐天知命。白居易字乐天，“乐天”二字出自《周易·系辞上》的“乐天知命故不忧”，意即顺从天命，故欢乐而无忧愁。“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中包含明哲保身的因素，但内涵更为广泛。它的精神基础源于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是对“达则兼济天下”的补充（《孟子·尽心上》）。在兼济之志已不可实现的前提下，转而关心自身，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乐天知命的通俗说法就是知足常乐，这是白居易最为后人关注的一种人生态度。白居易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正处于失意透顶的人生低谷，但他在庐山建了一座“三间两柱”的简陋草堂，自称“外适内和，体宁心恬”（《草堂记》）。他还写信给好友元稹，自称在江州的生活有“三泰”：一是合家团聚，“得同寒暖饥饱”；二是俸禄尚够养家：“身衣口食，且免求人”；三是盖了庐山草堂，“可以终老”。及至分司洛阳，更加自觉身心两适，作《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云：“承华东署三分务，履道西池七过春。歌酒优游聊卒岁，园林潇洒可终身。留侯爵秩诚虚贵，疏受生涯未苦贫。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白居易知足常乐的态度是从哪里来的？如从思想上分析，情况相当复杂，比如儒家的中庸思想、佛教和道家思想等，都是其源头。但是最为直截了当的原因，则是其“比下有余”的思维方式。白居易六十三岁时曾作《吟四虽》诗，标题有点费解，原来诗中有四个“虽”字。“四虽”的具体内容是：“年虽老，犹少于韦长史。命虽薄，犹胜于郑长水。眼虽病，犹明于徐郎中。家虽贫，犹富于郭庶子。”他虽然有种种不如意之事，但与更倒霉的朋友相比，还是“比下有余”。于是他高兴地说：“省躬审分何侥幸，值酒逢歌且欢喜！”白居易六十七岁时又进而以古人为比较的对象，自称：“富于黔娄，寿于颜渊，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于卫叔宝。”（《醉吟先生传》）这五位古人中，有四人是著名的倒霉鬼：黔娄赤贫，颜渊早夭，伯夷饿死，卫玠体弱。白居易分别与他们比较贫富、寿夭、饥饱和健弱，当然稳操胜券。最有意思的是第五比：东晋名士卫玠，貌美而体弱，出行时观者如堵，二十七岁即死，“时人谓‘看杀卫玠’”（《世说新语·容止》）。白居易相貌平常，若与卫玠比貌，必输无疑。但他与弱不禁风的卫玠比健康，就大获全胜了。经过如此的四比、五比，白居易心满意足，于是在后期白诗中，知足常乐成为最重要的主题。毋庸讳言，这种人生态度有其消极作用。但是在人生境遇已基本定形的前提下，它还是相当有意义的。社会地位也好，物质待遇也好，普通人永远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像白居易那样采取“比下有余”的思维方式，我们就能精神愉悦而避免烦恼，就能心态安宁而避免焦虑，从而在精神层面上实现对现实境遇的超越。人生苦短，与其用“比上不足”来折磨自己，何不采取“比下有余”来愉快度日呢？

著名诗人兼书法家黄庭坚，二十三岁就踏上仕途，终身都在宦海风波中浮沉，但他对政治并无多大兴趣，入仕之初就作诗说：“小吏有时须束带，故人颇问不休官。”（《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相传此诗传至汴京，王安石读到后称赏说：“黄某清才，非奔走俗吏。”虽然黄庭坚在政治上与苏轼同进同退，生前身后都被视作旧党，但他的政治态度远不如苏轼那样坚决，也没有卓著的政绩，他的兴趣集中于隐居生涯或书斋生活。试读其《登快阁》：“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此时黄庭坚三十八岁，任太和县令。正是血气方刚的壮年，又是独当一面的地方长官，但诗人只用首句稍及官事，其余七句仿佛是描写隐士生活。等到进入馆阁，以及贬谪蛮荒，黄庭坚更把精力倾注于诗歌、书法等艺术活动。元祐年间，黄庭坚在汴京当了六年的馆阁文士。他与苏轼兄弟以及张耒、秦观、晁补之、陈师道等人时时聚会，酒酣耳热之后，赋诗论文，写字作画。黄庭坚心情愉快，写了大量题咏书画以及纸笔等文化用品的诗歌，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绍圣以后，黄庭坚先后被贬到黔州（今重庆彭水）、戎州（今四川宜宾）等地，最后卒于宜州（今广西宜州）贬所。虽然身处危难，家人离散，生活艰辛，但黄庭坚的艺术活动从未停止。试看他的二则跋语：“绍圣甲戌，在黄龙山中，忽得草书三昧，觉前所作太露芒角。若得明窗净几，笔墨调利，可作数千字不倦，但难得此时会尔。”（《书自作草后》）“余在黔南，未甚觉书字绵弱。及移戎州，见旧书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著痛快之语，但难为知音尔！”（《书右军文赋后》）绍圣年间，哲宗亲政，新党卷土重来，包括黄庭坚在内的旧党人士遭到更残酷的迫害，贬窜蛮荒，至死未还。可是黄庭坚一心沉潜于书法艺术的探讨，仿佛置身于险恶的政治风波之外。这固然应归功于他处变不惊的胸襟，但也得益于他对艺术的深深热爱。对于黄庭坚来说，艺术才是生命的真谛，沉潜于艺术活动能够实现对庸俗人世的超越。北宋富有艺术气质的文人学士为数甚多，黄庭坚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代表。黄庭坚不但喜爱诗文书画，而且喜欢饮茶、焚香，他把后者从平凡的日常生活变成了雅致的文化活动。相传黄庭坚入仕之初，长官富弼甚欲见之，“及一见，便不喜，语人曰：‘将谓黄某如何？原来只是分宁一茶客！’”（《宋稗类钞》卷六）黄庭坚生于分宁县双井村，那里出产一种有名的“双井茶”。黄庭坚善于品茶，而且喜爱咏茶，试读其《双井茶送子瞻》：“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硙霏霏雪不如。为公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这样的饮茶哪里还是一种普通的生活内容，分明是超凡脱俗的文化活动！黄庭坚也喜爱焚香，还善于制香，在宋末陈敬所著的《陈氏香谱》中，便记载了黄氏发明的“黄太史四香”。黄庭坚焚香是为了什么？让我们读他的两首咏香小诗：“险兵游万仞，躁欲生五兵。隐几香一炷，灵台湛空明。”“昼食鸟窥台，宴坐日过砌。俗氛无因来，烟霏作舆卫。”（《贾天锡惠宝薰乞诗予以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十字作诗报之》之一、二）原来他认为缭绕的香烟能够抵御尘俗的氛埃，从而保持心灵的清闲空明。在黄庭坚的生活中，品茶、焚香与诗文、书画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试读其名篇《题落星寺》：“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牗，处处煮茶藤一枝。”诗歌主人公的赋诗、赏画、焚香、品茶等活动，加上客观环境的山水和建筑，可谓“四美俱，二难并”！它们共同构建成一个幽雅脱俗的生活境界，从而超越了尘俗。即使在艰难窘迫的处境中，黄庭坚也不改故态，请看作于宜州的一则短跋：“予所僦舍喧寂斋，虽上雨傍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为不堪其忧，余以为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可不堪其忧邪？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为资深书此卷，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题自书卷后》）在如此喧嚣尘浊的破屋里焚上一炷香，然后展笔作书，一个超凡脱俗的幽静环境就此生成了！亲爱的读者朋友，当我们处于喧嚣尘俗的环境而暂时无法逃脱时，像黄庭坚那样沉浸于艺术世界去安放自己的心灵，不失为一条超越之路。

南宋诗人陆游，一生中三度归隐山阴（今浙江绍兴），在镜水稽山间度过了长达三十年的闲居生活。陆游描写闲居生活的诗歌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经常写到他的家人，尤其是其儿孙。今人钱锺书批评陆游“好誉儿”，其实陆诗中写及儿辈的诗很少夸耀他们，要有也只是说他们与父亲一样喜爱读书而已，比如：“到家夜已半，伫立叩蓬户。稚子犹读书，一笑慰迟暮。”（《夜出偏门还三山》）陆游经常指导儿辈读书：“六经如日月，万世固长悬。……我老空追悔，儿无弃壮年。”（《六经示儿子》）陆诗中父子同灯夜读的景象反复出现：“自怜未废诗书业，父子蓬窗共一灯。”（《白发》）“父子更兼师友分，夜深常共短灯檠。”（《示子聿》）贫家爱惜膏油，故父子同灯共读，其情可悯复可羡。陆游年登耄耋之后，还由教子转为教孙：“诸孙入家塾，亲为授三苍。”（《小雨》）除了读书之外，陆游也希望儿孙勤于稼穑：“仍须教童稚，世世力耕桑。”（《村舍》）甚至希望业已出仕的儿子早退归农：“更祝吾儿思早退，雨蓑烟笠事春耕。”（《读书》）陆诗中有不少对儿辈的训诫之诗，感人最深的是《送子龙赴吉州掾》。这是诗人七十七岁时送别次子陆子龙而作，诗中先诉说家境贫寒导致父子分离：“我老汝远行，知汝非得已。……人谁乐离别，坐贫至于此。”然后惦念着儿子旅途艰难：“汝行犯胥涛，次第过彭蠡。波横吞舟鱼，林啸独脚鬼。野饭何店炊，孤棹何岸舣？”诗的主要篇幅用来训导儿子到任后应该忠于职守、廉洁正直。最后嘱咐子龙勤写家书：“汝去三年归，我倘未即死。江中有鲤鱼，频寄书一纸！”阅读此诗，恍如亲闻一位慈祥的老父亲对儿子的临别赠言，那些话说得絮絮叨叨，周详剀切，至情流露，感人至深。陆游安贫乐道，儿孙满堂是其晚年生活中最大的乐趣：“病卧湖边五亩园，雪风一夜坼芦蕃。燎炉薪炭衣篝暖，围坐儿孙笑语温。菜乞邻家作菹美，酒赊近市带醅浑。平居自是无来客，明日冲泥谁叩门？”（《雪夜》）风雪之夜，合家围坐在火炉边说说笑笑，世间乐事，孰能愈此！有了天伦之乐，即使是贫寒的生活也会增添几分暖意：“夜深青灯耿窗扉，老翁稚子穷相依。齑盐不给脱粟饭，布褐仅有悬鹑衣。偶然得肉思共饱，吾儿苦让不忍违。”（《书叹》）父子情深，一至于此！陆游还笃于伉俪之情，他与前妻唐氏的凄婉故事不知感动了多少后人，试读其《沈园》：“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四十年时光流逝，仍未能冲淡心中的哀痛，那是怎样的深哀巨痛！近人陈衍评得好：“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宋诗精华录》卷三）人生在世，其实是非常孤独的。所谓世态炎凉，其实质便是人情淡薄。由于血缘的关系，家庭内部的关系往往是亲密、真挚的。以和睦的家庭为出发点，逐步将感情和关怀延伸到社会，便是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观念的深层心理机制。陆游对此心领神会，故特别重视家庭伦彝，他还把这种感情延伸至亲戚、乡邻：“北陌东阡好弟兄，耄年幸复主齐盟。同尝春韭秋菘味，共听朝猿夜鹤声。”（《示邻曲》）“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欣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山村经行因施药》）陆游还将手足深情延伸到朋友之间，他与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谊。独孤策其人，除了陆诗以外不见于任何典籍，但他是陆游心目中可共大事的一位奇士。独孤的生平略见于陆游的一首诗题：“独孤生策，字景略，河中人。工文善射，喜击剑，一世奇士也。有自峡中来者，言其死于忠涪间。感涕赋诗。”诗中还推崇独孤：“气钟太华中条秀，文在先秦两汉间。”可惜独孤策老于草莱，赍志以没。陆游在诗中多次写到独孤策，请看其中的《夜归偶怀故人独孤景略》：“买醉村场半夜归，西山落月照柴扉。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诗人在夜半孤寂之时忽然想到亡友，不禁回忆起当年两人邂逅相逢、意气相投的经历，全诗意境沉郁，一位笃于友情的诗人宛在读者目前。陆游退居山阴，本来怀着壮志未酬和宦海浮沉的双重失落感，但家人、乡亲和友人的脉脉温情抚平了他的心灵创伤。诗人长达三十年的村居生活原是寂寞、无聊的，是亲情、乡情和友情使它产生了幸福感和美感，并进而上升为诗意。这种超越凡庸卑俗的机会原是唾手可得的，我们为何不像陆游一样紧紧地抓住它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