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交王侯的人格尊严
李白天性狂傲，在任何权贵面前也决不低下高贵的头颅。相传他曾醉中骑驴误入华阴县的县衙，县宰喝问来者何人，李白具供状说：“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唐才子传》卷二）这四句话有实有虚，李阳冰《草堂集序》中明言玄宗初见李白，曾“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即使稍有夸饰，亦离事实不远。中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则记载说：“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亡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即使是出于当时的传闻，也是事出有因。至于“龙巾拭吐”，则是“御手调羹”引起的合理联想。“贵妃捧砚”虽不大可能，但李白确曾应召当场作诗歌咏杨贵妃之美貌，杨妃站在一旁观看他挥毫落笔，也是情理中事。
上述行为生动地体现了李白不向权贵低头的狂傲性格。让高力士这个太监脱靴，今人或许以为没什么大不了，其实不然。要知道高力士不是一般的太监，他鞍前马后跟随玄宗几十年，深受宠信，在李白入朝时，高力士已实封冠军大将军、渤海郡公，权倾一时，炙手可热。当时皇宫里的王子、公主们称他为阿翁，驸马辈称他为爷，连太子李亨都称他为二兄。奸相李林甫凶险狠毒，也对高力士敬畏三分。但是李白却当着唐玄宗的面伸出脚来，让高力士把靴脱了！高力士一时被李白的气势慑服，仓皇失措，只好为李白脱了靴。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难怪唐人对此反复记载，大肆渲染。直到宋代，苏轼还不胜景慕地说：“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李白为什么有胆量让高力士脱靴？原来他天性狂放，平交王侯是他的固有姿态。他在《少年行》中声称：“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他还用典故斥骂那些佞幸小人说：“董龙更是何鸡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董龙是前秦皇帝的宠臣董荣的小名，官至尚书，权倾一时，但生性正直的王堕直斥“董龙是何鸡狗”。高力士太监一个，在李白眼中不过是个奴才而已。在皇帝面前让奴才脱一次靴，又有何妨！
李白平交王侯的底气来自哪里？就来自他对权贵与富贵的无比蔑视。李白虽然在政治上勇于进取，但他与那些名利之徒有着根本的区别，就是目的不同。试以卢藏用为例。卢藏用进入仕途后，先是依附权贵太平公主，差点被唐玄宗杀掉，后来又弄权贪赃，声名狼藉。可见卢藏用走终南捷径的道路，不但手段不正，其目的也不可告人。李白则不然。李白进入仕途的目的不是富贵荣华，而是施展政治抱负。他曾再三表白这番心思，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李白表示其理想是：“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可见李白出山之前就制定了功成身退、隐遁江湖的人生规划，功名富贵并不是他的终极目标。李白入翰林供奉后作诗言志说：“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可见他进入朝廷后并未受到荣华富贵的蛊惑。李白对鲁仲连、张良等历史人物再三表示敬意，正是着眼于他们功成身退的表现。例如《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专咏战国义士鲁仲连：“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就是指鲁仲连为赵国解秦兵之围，大功告成后却拒绝平原君千金之赠的故事。李白还表示“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就是说他与鲁仲连是志同道合的人。李白仰慕的另一个人物就是汉代初年的张良，张良曾辅佐刘邦，创建汉朝，但功成之后不肯受赏，放弃高官厚禄而去学长生。李白还曾咏过晋朝的谢安，他在《登金陵冶城西谢安墩》中说：“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其实谢安并无功成归隐之事，这不过是表明李白本人的心迹而已。
正因如此，在世人眼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在李白看来却是一钱不值。李白既蔑视富贵，也蔑视权贵。富贵与权贵本是互为依存的一对怪胎，李白对它们投以无比轻蔑的目光。李白年青时就有挥金如土的豪爽举动：“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日贫。”（《醉后赠从甥高镇》）这当然与他家庭富裕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视金钱如粪土的价值观。李白声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李白又不是商人，怎么可能“千金散尽还复来”？事实上李白并没有陶朱公那样的致富天赋，他不过是表示对财富的轻蔑罢了。李白又宣布：“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一路奔向东南的汉水怎么可能朝着西北倒流呢，所以功名富贵只是转瞬即逝的事物，根本没有久远的价值。蔑视富贵的人一定能傲视权贵，孟子把这个道理说得非常清楚：“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李白堪称孟子所倡导的大丈夫精神的身体力行者。帝王将相所以骄横可畏，无非因为他们掌握着财富和权力，李白既已视富贵荣华如粪土，又有什么必要在权贵面前卑躬屈膝？无怪他求见地方长官以求荐举只行长揖之礼：“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他以隐士的身份出见地方长官也只是一揖而已：“出山揖牧伯，长啸轻衣簪。”（《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也无怪他能公然宣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李白虽然傲上，但决不倨下。由于人生经历的不同，李白没有写过像杜甫的“三吏”“三别”那样关注民生疾苦的名篇。但当他在江南丹阳偶然看到纤夫冒着酷暑拖船过坝的艰辛时，也写下了“心摧泪如雨”和“掩泪悲千古”的沉痛诗句（《丁都护歌》）。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也关心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现实，描写过“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的惨状（《古风五十九首》之一九）。更重要的是，李白对劳苦大众抱有亲切的态度，与他们平等地相交。宣城有个善于酿酒的老翁死了，李白写诗哭他：“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哭宣城善酿纪叟》）铜官冶（今安徽铜陵）五松山下一个农妇用菰米饭款待李白，李白作诗谢之：“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泾县村民汪伦与前来游览的李白结为好友，李白临走前写了千古名篇《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除了纪叟、荀媪和汪伦以外，还有几个平头百姓的姓名被写进过诗歌？几乎没有。这是李白的独特之处。要知道，当李白写这些诗的时候，他可是曾在金銮殿上当着皇帝、贵妃之面挥毫泼墨的大诗人啊。李白天才横溢，自视甚高，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别人结下深厚的友谊。李白年青时与友人吴指南同游湖南，吴不幸病死于洞庭湖边，李白炎月伏尸，泣尽继血，还按照南方习俗，剔骨葬友。李白与许多同时的诗人相交甚深，他曾在襄阳见过隐居不仕的诗人孟浩然，对他深表敬佩：“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他在黄鹤楼送别东下扬州的孟浩然，“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句包蕴着多么深挚的情意！李白在江东听到王昌龄贬谪蛮荒的消息，作诗寄之：“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他对沦为阶下囚的好友之命运深感忧虑，一颗愁心竟像明月一样随风直至远方，字里行间渗透着深情厚谊。对平民百姓和布衣之士的尊重，是李白人格尊严的另一种体现方式，因为李白本人就是一位布衣之士。
李白虽曾荣任翰林供奉，但前后不足三年，他的一生主要是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参加社会活动的。他在《与韩荆州书》中自称“陇西布衣”，唐玄宗接见他时也说“卿是布衣”（见李阳冰《草堂集序》），李白离开朝廷后回忆自己待诏翰林的经历还说“布衣侍丹墀”（《赠崔司户昆季》），可见“布衣”就是李白的公开身份。然而这是一个多么狂傲的布衣！清初的遗民中有所谓“海内四大布衣”之说，李白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布衣”。他蔑视权贵，平交王侯，甚至宣称“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竟然要与皇帝、大臣平起平坐，随意谈笑。杜甫称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看来并没有多少夸张。李白即使向人投书求荐，也不肯牺牲尊严。他写《上安州裴长史书》，历数自己的道德与才学，希望对方援之以手，但结尾却说：“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韩朝宗以奖掖识拔后进有名于时，李白作《与韩荆州书》以自荐云：“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词气昂扬，何尝有半点低首下心的可怜状？即使到了暮年，李白被系于寻阳狱中，上诗向崔涣求援：“毛遂不堕井，曾参宁杀人？虚言误公子，投杼惑慈亲。白璧双明月，方知一玉真。”（《系寻阳上崔相涣》）又何尝有半点摇尾乞怜之态？李白的狂傲，其本质是一种放大的自尊，是布衣之士为维护自身人格尊严采取的自卫手段。李白在作品里宣示自身的人格尊严，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古代社会里，一向注重群体价值，而缺少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君君臣臣的封建制度和等级观念抹杀了思考个体尊严的可能性，更不用说提倡和维护它了。平交王侯的李白堪称是维护平民人格尊严的典范。后人为什么爱读李白那些豪气干云的诗篇？李白使高力士脱靴的传说为什么会流传千古？其深层的原因是大家从心底里敬佩李白的嶙峋傲骨。我们作为现代公民，尤其应该像李白一样，不要总是以“小百姓”自居，我们应该做“大布衣”。如果你在盛气凌人的高官、富商面前有点底气不足、自惭形秽的话，就赶紧打开李白的诗集，读读《梁甫吟》：
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