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南宋绍兴十年（1140），辛弃疾出生于山东济南。此时上距靖康事变已经十三年，宋、金隔着淮河对峙的局势也已维持了十年。辛弃疾虽然出生在金人占领的地区，但他自幼接受祖父辛赞爱国思想的熏陶，始终把南宋视为自己的祖国。辛赞其人，在靖康事变时因家口之累未能脱身南奔，后来被迫接受了金国的伪职，但内心始终忠于宋朝，盼望着有机会为恢复故国出力。他经常带着年幼的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点江山，还曾让辛弃疾两度北上燕京，观察形势。辛弃疾幼时不但诵习经典，撰写诗文，而且熟读兵书，苦练武艺。辛弃疾就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了，他绝非宋代文坛上常见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而是一位肤硕体壮，颊红眼青，目光有棱的壮士。
绍兴末年，金主完颜亮为了南下攻宋，对中原地区横征暴敛，残酷镇压。河北、山东一带的汉族人民早就苦于金人的残暴统治，大大小小的抗金起义从靖康以来从未中断，此时更是风起云涌，烽烟遍地，其中以济南耿京率领的义军规模最大，号称二十五万人。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众两千人，投奔耿京。耿京的义军本以农民为主，如今来了一位青年文士，喜出望外，任命辛弃疾为掌书记。当时有一个名叫义端的和尚，自行纠合千余人起义反金。经辛弃疾的劝告，义端率众前来归附耿京。不久义端萌生异心，从辛弃疾处窃取军印，逃往金营。事发后辛弃疾亲自追赶，生擒义端并当场斩首，夺回军印。“掌书记”的职责本是掌管书檄文告，然而辛弃疾不但能下马草檄，而且能上马杀贼。不久，辛弃疾力劝耿京归附南宋朝廷。耿京听从其言，便命辛弃疾起草章表，并派副将贾瑞南下接洽，辛弃疾随行。次年正月，贾、辛等人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觐见正在那里视师的宋高宗，完成使命后即返回山东。不料才到半途，便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原来新近登基的金世宗采取措施瓦解各路反金义军，耿京已被其裨将张安国杀害，其麾下义军也已溃散大半。在此紧急关头，辛弃疾亲率骑兵五十人，深入金境六百里，直奔张安国所在的济州，乘其不备直入其五万人的大营，生擒张安国系于马上，当场号召耿京的部分旧部反正，然后星夜兼程，渡过淮河、长江，直抵临安（今浙江杭州），献俘于朝廷而戮之。这段战斗生活给辛弃疾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
，汉箭朝飞金仆姑。”（《鹧鸪天》）多年之后，洪迈仍赞之曰：“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稼轩记》）
南归之后，辛弃疾被任命为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签判，开始了仕途生涯。不久，宋高宗内禅，孝宗继位。孝宗有恢复之志，登基后即任主战派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辛弃疾闻之，冒昧前往建康求见张浚，面陈攻金之计。隆兴二年（1164），辛弃疾改任广德军（今安徽广德）通判。次年，他不顾官职低微，越职上书，向孝宗上呈《美芹十论》。“十论”者，“其三言虏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当行”。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辛弃疾的“十论”，就体现了他对敌我双方实际形势的深刻理解，从而提出了深谋远虑且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求和路线之不可行：“秦桧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则战，倦则和，诡谲狙诈，我实何有？”还鼓励孝宗效法扫平突厥以雪国耻的唐太宗：“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沈先物之几，志在必行，无惑群议，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烈无逊于唐太宗。”一个位居州郡副职的小官，又是深受朝廷猜忌的“归正人”，竟然如此直言不讳地上书皇帝建言国家大政，不但体现了辛弃疾的远见卓识，而且表露其忠肝义胆。正如其表中所云：“负抱愚忠，填郁肠肺！”
乾道三年（1167），辛弃疾升任建康府通判。又过了三年，辛弃疾任满回临安，受到孝宗的召见，后授司农寺主簿。不久，他作《九议》上呈宰相虞允文。《九议》也是长篇奏议，它不但对《十论》中的意见作了更深入细致的论说，还补充了关于练军、造舰、用间等具体的战术，更重要的是，《九议》旗帜鲜明地阐述了抗金事业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且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之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联想到宋孝宗与虞允文皆有恢复之志，而朝廷中仍有不少畏葸苟安之臣，主和之论时时沉滓泛起的事实，辛弃疾的这番议论可谓义正辞严的正义之声。辛弃疾二十五岁上《十论》，三十二岁又上《九议》，思虑深刻而言辞剀切，丝毫不见轻率浮浅的缺点，这是他平生积储胸中的真学问，真本领。诚如朱熹所言，辛弃疾是一位难得的“帅材”（见《朱子语类》卷一三二）。可惜历史没有给这位帅材提供一展身手的机会！
从三十三岁到四十二岁的十年里，正当盛年的辛弃疾频繁地调动官职，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顷列郎星，继联卿月。两分帅阃，三驾使轺”（《新居上梁文》）。南宋朝廷对于从中原沦陷区归来的人士一向心存猜忌和轻视，“归正人”这个称呼就多少带有轻蔑的意味。辛弃疾当然未能例外。虽然他文才武略都很出众，仍然难得朝廷的信任重用，经常在外地任职，且朝命暮改，很难在一个职位上尽心尽责。尽管如此，辛弃疾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政绩。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任滁州知州。这是他第一次担任独当一面的地方长官，可惜滁州虽属上州，但地处宋、金交战的要冲，屡经兵火的蹂躏，已是一片荒芜。辛弃疾到任之时，城邑荡然成墟，惨不忍睹。难怪某些朝臣称滁州为“极边”可弃之地，甚至不愿到那里为官。辛弃疾却认为地处淮南的滁州正是南宋的战略要地，是保卫江南的重要屏障，尤需下力整治。他下马伊始，即日夜操劳。他招抚流民，为他们提供安居耕垦的必要条件。他招徕商贾，减免他们的税收。两年之后，滁州的面貌大为改观。城里新建了名为“繁雄馆”的市场，又修成一座供市民游观的“奠枕楼”，民兵屯田的局面也基本形成。淳熙二年（1175），辛弃疾自仓部郎中出任江西提点刑狱，其主要任务是节制诸军，扑灭横行湘、赣一带的赖文政茶商军。茶商军原为盗贩茶叶的武装商贩，后来发展成公然与官府对抗的流寇。赖文政其人足智多谋，他率领的茶商军不但啸聚山林，而且屡败官军，震动朝廷。辛弃疾受命于危难之际，到任后即调集兵力，简汰老弱，择其精壮者扼守要冲；又征集熟悉地形的当地乡丁，组成敢死军深入山林尾随追击。茶商军疲于奔命，溃不成军，终于接受了辛弃疾的招降。辛弃疾将赖文政押至赣州处死，对余众或遣散归乡，或招募为兵。短短的两个月中，被周必大称为“上烦朝廷，远调江、鄂之师，益以赣、吉将兵，又会合诸邑土军弓手几至万人，犹未有胜之之策”（《论任官理财训兵三事》）的茶商军，即被辛弃疾彻底敉平。牛刀小试，便体现出辛弃疾卓越的军事才能，只可惜如此杰出的才略未能到抗金战场上充分施展！
尽管辛弃疾在各种职位上都表现出过人的才干，但他毕竟是一个“归正人”，越是有才就越是遭忌。况且辛弃疾性格刚强，作风泼辣，与朝廷上下懦弱苟且的固有习气格格不入，难免受到朝臣的无端攻讦，被劾罢官是早晚之事。早在淳熙六年（1179），辛弃疾便对此有所觉察，他在《论盗贼札子》中对孝宗说：“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于是他未雨绸缪，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城北的带湖之畔买地筑屋，准备退职后前往归隐，他将新居的一间命名为“稼轩”，自号“稼轩居士”，且作《沁园春》以见意：
三径初成，鹤怨猿惊，稼轩未来。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
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
词中对归隐生活的热爱是发自肺腑的，“惊弦雁避，骇浪船回”分明是指宦海风波之险恶，“意倦须还，身闲贵早”也清楚地表露了对官场丑态的厌恶嫌弃。果然，就在此词写成不久的淳熙八年（1181）之冬，辛弃疾终于因在湖南创建飞虎军时动用钱财太多等罪名受到言官弹劾，随即落职。从此，辛弃疾便在带湖闲居十年，直到光宗绍熙二年（1191）才得复出，任福建提刑，三年后再次被劾落职，复归带湖。庆元二年（1196），因带湖旧居失火，辛弃疾乃移居铅山期思之瓢泉，又在那里闲居七年。也就是说，从四十二岁到六十四岁的二十多年里，辛弃疾多半时间是在乡间闲居。虽然他重视稼穑，认为“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见《宋史·辛弃疾传》）；虽然他热爱乡村，在带湖、瓢泉写下了大量优美的田园词，但他毕竟是时刻惦念着恢复大业的爱国志士，春雨江南的宁静生活怎能彻底取代胸中的铁马秋风？“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虽是淡淡说来，却蕴含着多少辛酸和悲怆！“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在乡村小店里独自打发寂寞的秋夜，却在梦中行遍万里江山，他是多么难忘那驰骋疆场的军旅生涯！
正如辛弃疾的好友陆游所云：“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鹧鸪天》）辛弃疾终于在漫长的乡居生活中耗尽了生命。宁宗嘉泰三年（1203），六十三岁的辛弃疾复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次年改知镇江府。一年后罢归铅山。等到开禧三年（1207），辛弃疾被召为兵部侍郎，他终于等来了掌管兵权的要职，但此时的他已是六十八岁的老病交加之人，只能上表辞免。就在此年九月，这位龙腾虎跃的一代英雄因病去世。辛弃疾未能马革裹尸，更未能立功封侯，他的悲剧命运，若移用刘克庄《沁园春》中的句子来予以评说，真是确切无比：
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