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与事必躬亲
辛弃疾自幼怀抱保卫社稷、收复失土的雄心壮志，也具备明察形势、精通兵法的雄才大略。早在隆兴二年（1164），年方二十五岁的辛弃疾越职上书，向孝宗上呈《美芹十论》。七年之后，辛弃疾又向宰相虞允文上呈《九议》。《十论》与《九议》不是泛泛而谈的主战议论，而是在洞察大势的基础上提出的深谋远虑，堪称南宋初期最具远见卓识的战略纲领。当时的朝廷中，主和派往往一味夸大金人如何强大，宋军决非其敌手；而主战派则往往强调金人其实不堪一击，宋军可一战而收复中原。只有辛弃疾深明知己知彼的重要性，他在《九议》中指出：“凡战之道，当先取彼己之长短而论之，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土地不如虏之广，士马不如虏之强，钱谷不如虏之富，赏罚号令不如虏之严，是数者彼之所长，吾之所短也。”他又指出，虽然金人的四点优势非常明显，但是我方也有四点优势：一是我方深得人心；二是我方可以迅速调集兵力，而金人后方遥远，召集兵力须一年方成；三是我方出兵由政府承担军费，金人则全取于民，会激起民变；四是金人渡淮攻我，前有长江天堑和我方舟师，仅能骚扰而已，而我方渡淮攻金，则可深入其腹地。在对敌我双方的优劣进行详尽分析之后，辛弃疾得出结论说：“彼之所长，吾之所短，可以计胜也。吾之所长，彼之所短，是逆顺之势不可易，彼将听之，以为无奈此何也。”这种分析显然要比胡铨等人仅凭正义感的主战言论更加切合实际。
南宋初年，有一种说法颇能蛊惑人心，即所谓“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其根据是西晋灭吴、隋平南朝、北宋平南唐等史实。辛弃疾对上述史实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其都有偶然性而并非定势。更重要的是，宋金对峙的形势今非昔比，不能简单地套用历史。他还以秦、楚之争的史实来驳斥所谓的“南北有定势”：秦国灭楚固然是“南北勇怯不敌之明验”，但后来项羽率楚军击败秦军，势如破竹，“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论哉”？辛弃疾又进而针锋相对地指出：“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久安于华夏。”“夫所谓古今常理者，逆顺之相形，盛衰之相寻，如符契之必合，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顺居盛，犹有衰焉，以逆居盛，固无衰乎？臣之所谓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长而据有中夏，子孙又有泰山万世之安，古今岂有是事哉！”
从理论上确立主战观点以后，辛弃疾又提出了具体的方略。首先是集中优势兵力固守沿淮前线，他指出从前宋军守淮的兵力过于分散：“臣尝观两淮之战，皆以备多而力寡，兵慑而气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婴虏人远斗之锋，故十战而九败。”他主张集中精兵十万，分屯于山阳（今江苏淮安）、濠梁（今安徽凤阳）、襄阳三处，再于扬州或和州（今安徽和县）置一帅府以统领三军。这样，无论金人从哪条路线来犯，我方都可以互相呼应，左右夹击，甚或骚扰其后方。他认为这不但符合孙膑关于“批亢捣虚，形格势禁”的军事思想，而且有孙膑围魏救赵以及后唐庄宗用郭崇韬之计轻兵袭梁的成功先例，故为上策。
其次是在淮南地区召集归正人屯田，他指出从前在淮南屯田所以没有成效，是由于只用军士，而军士的来源多为市井无赖，他们入伍的原因就是不愿从事生产，又迫于饥寒，如今让他们从事屯田耕种，肯定会心生怨愤，“所以驱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为之任其责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万矣”。那么如何纠正呢？他指出不如改由归正人来从事屯田，归正人本身就是中原的农民，只因在异族的残酷统治下无法生存，才渡淮南归。他们南归时往往拖家带口，举族同迁，如果把淮南的无主田地分配给他们耕种，再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产条件，“彼必忘其流徙，便于生养”。辛弃疾还设计了具体的实行方案：“归正之人，家给百亩，而分为二等：为之兵者，田之所收，尽以予之。为之民者，十分税一，则以为凶荒赈济之储。”
再次是确立对金作战的主攻方向。宋金对峙的局势确立之后，金人把关中、洛阳、汴京三处认作最关键的战略要地，重兵防守。南宋朝廷里议战时也经常把这三处认作主攻方向，此外也有人主张从海道出击。辛弃疾指出兵法以虚虚实实为主，我方应该虚张声势，大力宣扬关中在战略上如何重要，洛阳乃北宋诸帝陵寝所在，汴京则是故都，来诱导金人重兵防守三地，事实上则把主攻方向定于山东：“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势重者果安在哉？曰山东是也。不得山东，则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则中原不可复。”他具体分析了主攻山东的有利之处：山东地近金人的巢穴燕地，从山东直至河北无江河险阻，山东之民劲勇好战，故一旦战事起，我方“将以海道、三路之兵为正，而以山东为奇。奇者以强，正者以弱，弱者牵制之师，而强者必取之兵也”。
除此以外，辛弃疾还对一些貌似不急之务，却有关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提出对策。他指出历史上就有“楚材晋用”的史实，如今也有在南宋不得意的士人或匠人投奔北方为敌人效力，一定要事先加以提防。他指出朝廷往往急于求成，故不能对宰辅或大将专信久任，却在朝夕之间责其成功，这种做法一定要改变。辛弃疾的这些建议，表面上不如上述数点那样切于时用，其实也非常重要，所以在奏议中详细地论述之，言辞剀切，富有说服力。例如关于培育军人的勇武精神，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的意见，他痛切地指出南宋军队士气不振的致命缺点：“将骄卒惰，无事则已，有事而其弊犹尔，则望贼先遁，临敌遂奔，几何不败国家事！”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朝廷御将不得法，故“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他提出了纠正这种局面的对策，主要是调整御将之法。由于宋朝一向奉行重文抑武的国策，辛弃疾不能置之不顾，故提议选择合格的文臣任军中参谋，让他们熟悉军务，但不能像唐代的监军那样妨碍将领的指挥权，从而使武臣既心存顾忌杜绝拥兵自重，又能充分运用他们指挥作战的实权。另一个原因则是军中苦乐不均，“营幕之间，饱暖有不充，而主将歌舞无休时。锋镝之下，肝脑不敢保，而主将雍容于帐中。此亦危且勚矣”。他还沉痛地指出兵士的悲惨命运及其严重后果：“不幸而死，妻离子散，香火萧然，万事瓦解。未死者见之，谁不生心？”在此基础上，辛弃疾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一是明令禁止将领为私事役使兵士，二是禁止将领冒领兵士的功劳，且厚恤牺牲的兵士。“如此则骄者化而为锐，惰者化而为力。有不守矣，守之而无不固；有不攻矣，攻之而无不克。”
辛弃疾的奏议，说明他是一位胸怀韬略的大将，而不是只知纸上谈兵的文士。他在论证南宋对金战争的正义性的同时，也不忘兵为诡道的性质，比如他提出应灵活运用以卑辞重币以骄敌，以离间手法挑动金人内部纷争等谋略。他是熟悉时势，随机应变的军事家，而不是固执己见、不知变通的迂儒，比如南宋朝廷里常有关于迁都建康的意见，辛弃疾亦赞成此计，但又认为目前应该缓行，“故先事而迁，是兵未战而术已尽也”，“故先事而迁，是趣虏人制中原之变也。此未可得而迁者也”。那么究竟何时才能迁都建康呢？他指出：“异时兵已临淮，则车驾即日上道，驻跸建业以张声势；兵已渡淮，则亲幸庐、扬以决胜负。”
辛弃疾虽然怀负经纶之才，但怀才不遇，落落寡合，他在《十论》中慨叹说：“呜呼，安得斯人而与之论天下也哉！”然而他并未因壮志难酬而灰心丧气，更未因身居外任而敷衍塞责。无论居于何种职位，无论处理何种职事，辛弃疾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无分巨细，事必躬亲；不论难易，志在必成。淳熙七年（1180），正在湖南安抚使任上的辛弃疾决心创建一支有实战能力的地方部队。他上疏朝廷，建议依照广东路摧锋军、福建路左翼军的先例，创建湖南飞虎军。获得朝廷批准后，他便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白手起家创建一支军队，谈何容易！当务之急是修建营房，辛弃疾亲自筹划，解决各种困难。建造营房道路需要大量石料，他便征调当地囚犯往麻潭凿石，让他们以此赎罪减刑，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因整个工程耗费巨大，朝廷里有人反对，孝宗受到蛊惑，一度下旨停建。辛弃疾接到朝廷金牌后，匿不示人，下令限期一月建成营房。当时正值多雨季节，瓦坯无法晾晒，尚缺瓦二十万片，监办者束手无策。辛弃疾获悉后，立即下令潭州居民每户以一百文的价格向官府出让檐前瓦二十片，两日之内便全部凑齐。此外如招募兵员、添置兵器马匹等事务，辛弃疾莫不亲自操办，终于建成一支威震湖南的地方军队，成为长江江防的重要力量，连金人都颇为畏惧，称为“虎儿军”。辛弃疾在南昌赈灾也是同样的雷严风行，他到任后发现灾情严重，人心惶惶，于是张榜严禁囤积闭籴和抢劫粮食，榜文只有八个字：“闭籴者配，强籴者斩！”很快就稳定了局势，进而取得良好的赈灾效果。这种快刀斩乱麻的处事方式，体现出军人的勇决性格及强悍作风，但与南宋朝野因循守旧、畏难怕事的习气格格不入，这也是辛弃疾屡遭猜忌的重要原因。
一般说来，胸怀全局者往往轻视琐碎的具体事务，而善办具体事务者往往器局狭小。辛弃疾兼有二者之长而无其短，与他素来敬佩的诸葛亮颇为相似。诸葛亮尚未出山便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准确地预料了日后蜀汉与魏、吴三足鼎立的局势。辛弃疾也有类似的惊人远见。早在乾道八年（1172），年方三十三岁的辛弃疾向朝廷上书说：“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见周密《浩然斋意抄》）当时宋金对峙，金国正是南宋朝廷的最大祸患。孰知六十二年以后，金国果真在宋军与蒙古军的夹击之下宣告灭亡。更孰知金亡后南宋直接面对更强大的敌人蒙古，勉强支撑四十余年后不免亡国。历史的进程被辛弃疾不幸而言中，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难怪宋末的谢枋得不胜感慨地说：“惜乎斯人之不用于斯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