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气风发的进取精神
李白其人，自许极高。在政治上，他以辅弼之才自居，动辄自比张良、诸葛亮、谢安。在文化上，他以斯文宗主自居，时时自比孔子。即使他想隐居了，也自诩是“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在李白看来，建功立业像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名垂青史也是他必然的宿命。所以他终生保持着旺盛的进取精神，从未因遭受挫折而消退雄心。从青年时代的仗剑出蜀，到迟暮之年的投军自效，李白始终是意气风发的雄豪之士，叹老嗟卑的习气是与李白绝缘的。
李白最大的人生理想是什么？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与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基本一致，正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共同的人生理想，就是安邦定国，治国平天下。在唐代，读书人要想进入仕途，最通常的道路便是参加科举。但是李白自负才华，不愿意走循规蹈矩的科举之路。他希望很快实现其政治理想，用范传正的话说，便是“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其渐陆迁乔，皆不能也”（《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不应科举而想入仕，李白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干谒求名，二是隐居求名。早在蜀中的时候，李白就曾求见苏颋。苏颋是朝中名宦，当时正任益州长史。李白自述求见苏颋的过程是“于路中投刺”，也就是在路上向苏颋递上名片，显然这是主动上前以事干谒。苏颋对李白大为赞赏，说他“天才英丽，下笔不休”。李白非常高兴，后来把苏颋的话写进《与安州裴长史书》中，还说“四海明识，具知此谈”，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李白干谒名人贵人的目的，就是显扬自己的名声。李白三十四岁那年，在襄阳晋谒荆州长史韩朝宗，写了著名的《与韩荆州书》。开头便说：“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由此在汉语中增添了“识荆”这个词汇，成为后人初见他人的专用词语。《与韩荆州书》中还自称“遍干诸侯”“历抵卿相”，可见李白并不讳言自己曾广事干谒，在他看来，这是实现理想的一条途径，是一种光明正大的行为。
李白采取的另一种方法是隐居求名。李白在蜀中就开始了隐逸生活，曾与一个叫“东岩子”的人一起隐居于岷山之阳，当时的广汉太守还曾慕名前往求见。出蜀以后，李白更是有意识地隐居求名。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自称“逸人”，仿佛以隐士自居。但就在同一封书信中，他又声称要“奋其智能，愿为辅弼”。在他看来，隐居与做官不但并无矛盾，而且前者正是后者的必要准备。于是李白曾与元丹丘一起隐居在嵩山，又曾与韩准、孔巢父等六人隐居在山东的徂徕山，号称“竹溪六逸”。但是他从未真正甘心在山林里清心寡欲地当一辈子隐士，他只是希望像东晋的谢安那样暂隐东山，一旦朝廷有事，就出山入朝，建功立业。李白在诗歌中反复咏及谢安，决非偶然。“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隐居得名，然后出山，就是李白理想中的隐居模式。像李白那样一心想着要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人，像李白那样热血沸腾、生命力格外旺盛的人，怎么可能做一个终老林泉、忘怀世事的隐士呢？
李白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在当时有可能付诸实施吗？回答是肯定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唐代都是一个相当多元化的时代。科举制度虽已确立，但朝廷用人不拘一格。唐太宗贞观年间，一介布衣马周代中郎将常何上条奏事，深得太宗赏识，立即召见，从此步入仕途，次年就任监察御史，后来官至中书令。天宝末年，布衣张镐因杨国忠推荐，释褐拜左拾遗，后来官至宰相。而李白投书求谒的韩朝宗也曾推荐崔宗之、严协律等人，他们都顺利地进入了仕途。所以李白广事干谒，决非徒劳之举。至于隐居求名，也是当时进入仕途的一条捷径。“终南捷径”这个成语的产生时间，就在李白出生前后。当时有名卢藏用者，初举进士，不调，就隐居终南山。他表面上隐居在山中，眼睛却始终盯着朝廷的动静，人称“随驾隐士”。不久卢藏用应诏入朝，从此在官场里度过一生。卢藏用曾对道士司马承祯说终南山中“大有佳处”，司马讽刺他说：“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刘肃《大唐新语》卷十）“终南捷径”这个成语，后人用来讽刺心怀魏阙的假隐士。但在当时，它并没有多大的讽刺意义。其实讽刺卢藏用的司马承祯本人也是个出入朝廷的显赫道士，李白刚出蜀时就在江陵见过司马承祯，司马还赞扬他有“仙风道骨”（《大鹏赋序》），说不定李白曾从司马那里听说过“终南捷径”的故事从而得到启发。
那么，上述两类行为会不会影响李白的清誉呢？不会，因为李白的目标不是入仕所带来的荣华富贵，而是实现其宏伟的政治理想。正因如此，李白才会不厌其烦地广事干谒。也正因如此，李白才会不断地转移隐居的地方。李白入仕的道路如此曲折，入朝后的遭遇又如此令他失望，但他的雄心壮志并没有随而消减。即使被玄宗放还归山以后，李白仍然不倦地寻找着建立功业的机会。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眼看着河山破碎，人民遭殃，李白心头又燃起了从军平叛的希望之火。永王李璘起军时曾广征名士，当时萧颖士、孔巢父等人皆逃避不应，宗氏夫人也规劝李白不要应聘，但李白仍然应聘入幕，原因就是他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立功报国的机会，岂肯轻易放过？与其说这反映出李白在政治上不够敏感，不如说体现了他有异常强烈的进取精神。李白入幕后作诗说：“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他是多么希望亲赴平叛前线，建立像鲁仲连那样的不朽功绩啊！
李白的进取精神还体现在敢于直面黑暗的现实，非但不逃避，反而勇起抗争。天宝六载（747），也就是李白离开长安三年以后，大唐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严重的事件，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为了维持其权位，一方面诱导唐玄宗沉溺享乐，另一方面不择手段地排斥贤良。当时的北海太守李邕和刑部尚书裴敦复，都是有正义感的官员，公称士林领袖。李林甫为了打击士气，就用杀鸡儆猴的手法，对李邕和裴敦复痛下毒手。李邕和裴敦复惨遭杖毙的事件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它摧残了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士气，一时朝议噤若寒蝉。李白却用诗歌发出了公开的抗议：“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这首诗是在黑暗、压抑的时代氛围中写成的，所谓“寒夜”，既是说时令的严寒，也暗指政治气候的严酷。此时李白早已被权贵们排挤出朝廷，现在又看到他敬仰的李邕和裴敦复惨遭杀害，从而对日趋黑暗的朝政彻底绝望了。他清楚地认识到像自己这样傲骨嶙峋的正直之士，与黑暗的政治现状如水火不相容，所以他决心抛弃功名富贵，去实现早就树立的隐逸理想。所谓“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这是李白拒绝与黑暗政治合作的公开誓言。按理说，这样的诗很容易写得低沉压抑，因为诗人心中非常苦闷。但是李白毕竟是李白，即使在这首诗中，他依然豪气如虹，激情似火。他以无比轻蔑的语气批判黑暗势力，表示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以无比自豪的气概宣布自己的理想，决心远离污浊的尘世，回归纯朴清静的自然。本来是退出政治的内心独白，却写成了声讨黑暗势力的檄文。本来是痛苦心情的宣泄，却变成了豪迈情怀的颂歌。全诗激情喷涌，具有排山倒海的气势，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高傲不屈、坚定不移的诗人形象。显然，这样的诗带给读者的绝不是消沉、委靡，而是激昂、奋发。因为批判社会、抨击黑暗正是进取精神的一种体现。
李白虽以政治家自居，事实上却以文学家垂名青史。在诗歌写作上，李白也体现出强烈的进取之心。在李白看来，诗歌写作不是吟风弄月的消遣，而是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人生事业。他慨叹诗歌的日渐委靡：“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希望由自己来担当振兴诗道的历史重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五十九首》之一）他还说过：“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见孟启《本事诗·高逸第三》）李白一生中无论境遇是顺是逆，也无论心情是佳是恶，从未中断诗文创作，终于登上古典诗歌史的巅峰地位，这正是其强烈进取精神的生动体现。李白临终前作诗自叹生平说：“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终歌》）李白清楚地认识到，他的一生像孔子一样，虽然在政治上壮志未酬，但在文化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进取精神将随着其不朽诗篇而垂之永远。
李白的人生道路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坎坷和挫折，但他从不灰心丧气，从不妄自菲薄。“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李白就是怀着这样的坚定信念走完人生道路的。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坎坷和挫折，意志不够坚定的人往往因此而失去信念。李白则不然。李白写过三首《行路难》，其二中悲叹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可见其境遇是多么不顺利。然而他的完整想法则见于其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面对着美酒珍肴却无心享用，实因命途多舛之缘故。黄河冰塞，太行雪满，舟行、陆行皆无可能，诗人不由得连声惊呼“行路难”！然而他忽又转念，想到古代的吕尚、伊尹也曾落拓不偶，但一旦风云际会，随即功成名就。又想到南朝宗悫“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名言，便安慰自己，此生一定会有乘风破浪、横渡沧海的一天！由此看来，李白诗歌的意义不止于鼓励读者努力奋斗，争取建功立业，还在于即使人生道路多般不顺，也要保持人生的信念。换句话说，我们在任何境遇下都不应丧失志气和希望，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应该保持意气风发、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李白的诗歌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励志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