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一生中经受的磨难可谓多矣！他曾感慨万分地说：“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得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宫，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书退之诗》）南宋的葛立方因而慨叹说：“则是东坡亦磨蝎为身宫，而乃云磨蝎为命，岂非身与命同宫乎？寻常算五星者，以谓命宫灾福，不及身宫之重。东坡以身、命同宫，故谤誉尤重于退之。职銮坡而代言，犯鲸波而远谪，退之之荣悴，未至如是也！”（《韵语阳秋》卷一七）古人以出生时月亮所在的宫位为“身宫”，以上升星座为“命宫”，而磨蝎座向被认为是“主得谤誉”的星座，苏轼身、命两宫俱值磨蝎，当然会遭受到比韩愈更多的诽谤与磨难。然而苏轼一生中心情忧伤哀怨的时候并不太多，他更多地以一副乐观、愉快的面容出现于世人面前，以至于林语堂把他写的苏轼传记题作“一位愉快的天才”（ T h eG a yG e n i u s），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苏轼性格平和，恬于荣利。他二十六岁初入仕途，离开汴京赶赴凤翔任所，在郑州西门外与弟弟苏辙挥泪告别，想起兄弟俩去年在夜雨潇潇的怀远驿里立下的及早退隐的誓约，便写诗嘱咐弟弟：“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莫苦爱高官职！”（《辛丑年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一个两度金榜题名的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初入仕途且前程似锦的官员，却叮咛弟弟千万不要贪恋高官厚禄，这是何等高洁的情怀！当然苏轼平生不是没有经历过荣华富贵，他青春入仕，元祐初返朝后更是春风得意。元祐三年（1088）的一个傍晚，高太后把正在翰林院值班的苏轼召至内殿，抚慰再三。谈话结束，高太后命左右把御前的金莲烛取下来，护送苏轼返回翰林院。对于一个文臣而言，位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任迩英殿讲读，又得到垂帘听政的太后如此的恩宠，可谓尊荣已极。然而苏轼视荣华富贵如天上浮云，所以他以平淡、从容的心态看待官职的升迁或黜降，真正做到了得何足喜，失何足忧？半年以后，苏轼就上书请求外任，这当然与受到政敌攻讦有关，但也是他视富贵如浮云的一种表现。要是换了“三旨相公”王珪之流，即使满朝上下齐声反对，也断然不肯主动辞职。十年以后，苏轼已被贬至海南的儋州。一天他背着一个大瓢，在田野里边走边歌，忽然遇到一个老婆婆，她说：“内翰昔日富贵，都是一场春梦！”苏轼听了哈哈大笑，认为她说得很对，从此称她为“春梦婆”。对于苏轼来说，富贵荣华本如过眼烟云，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一种人生体验而已，有什么特别可贵的价值？当年高太后的恩遇分明是想用高官厚禄来鼓励苏轼为朝廷出力，岂知苏轼虽然忠于朝廷，但高官厚禄对他并无吸引力。后人纷纷称道高太后对苏轼的知遇之恩，其实“春梦婆”才是他的真正知音！
可惜的是，命运没有满足苏轼急流勇退、早日归耕的愿望，宋代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允许陶渊明的存在了。险恶的政治风波先是将苏轼投入牢狱，然后又接二连三地将他抛到贬谪之地。从长江边的黄州，到南海边的惠州，再到海南岛的儋州，地方越来越僻远，也越来越荒凉。苏轼在贬谪地先后度过了九年零十个月，比他在朝中任职的时间还要多一年。那么，如此漫长的贬谪生涯，苏轼是如何打发的呢？他怎么能在如此艰难乃至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呢？
后人说到苏轼的贬谪生涯，往往简单地归因于其旷达性格。仿佛苏轼对于苦难毫不在意，仿佛只要有了旷达的性格，一切艰难困苦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对苏轼的极度误解。事实上苏轼在苦难突然降临时也曾措手不及，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九日的夜晚，正被钦差押往汴京的苏轼在舟过扬子江时曾动过投江自尽的念头。进了御史台的监狱，在日夜不休地逼供的折磨下，苏轼也曾暗中积储金青丹以备在受辱不过时吞服自尽。他还在狱中写过两首绝命诗，语意沉痛，不可卒读。即使出狱后到了黄州，苏轼也饱尝苦闷、孤独的滋味。元丰五年（1082）的寒食，苏轼作《寒食雨二首》，其二云：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苏轼自嗟进退两难，他的处境比穷途痛哭的阮籍更加不堪，他的心情比那寒雨霏霏的天气更加阴沉、凄冷。此诗的手稿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其字迹忽大忽小，有两笔长竖的长度超乎寻常，字里行间分明渗透着抑郁、牢骚与悲怆，哪里有什么旷达可言！
苏轼在贬谪生涯中能够坚持到最后，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道德修养和淑世情怀。刚毅近仁，仁者必刚，高尚的道德修养和深挚的淑世情怀使苏轼具有一副铁石心肠。他在黄州写给友人的信中自称：“平生为道，专以待外物之变。非意之来，正须理遣耳！”（《与滕达道》之二十）可见乌台诗案虽然来得非常突然，但东坡的内心却早已储备了足以应对各种灾祸的精神力量。东坡刚到黄州时，好友李常来信安慰其不幸遭遇，东坡在回信中自表心迹说：“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意，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与李公择》之十一）正因具有如此心胸，苏轼才能在艰难困苦的窘境中保持乐观旷达的潇洒风神，旷达仅为其表，坚毅才是其里。
苏轼在黄州惊魂初定之后，便开始规划久留之计。他想买一块好地，来为全家人提供衣食。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苏轼在几个友人的陪同下到沙湖去相田。出门时天色阴沉，苏轼让家僮带了雨具先行一步，不久风雨骤至，友人都被淋得狼狈不堪，只有苏轼毫无惧色，一边吟啸，一边徐步前行。待到下午踏上归途时，业已雨散云收，斜阳复出。苏轼此行没有买成田，但是催生了一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如果说风雨是坎坷人生的象征，晴朗是通达人生的象征，那么“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意味着平平淡淡的人生，也意味着平和、淡泊、安详、从容的君子人格。经历过玉堂金马的荣耀和锒铛入狱的耻辱，又在黄州的躬耕生涯中备尝生活艰辛的东坡居士已经炼就一种宠辱不惊、履险如夷的人生态度，不期而至的雨丝风片，又能奈他何？
苏轼的旷达性格，是在苦难经历中逐步磨炼而成的。他在黄州时尚不免苦闷、悲愤，即使面对着江山风月都有“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后赤壁赋》）之感。待到谪居惠州，便已炼成金刚不坏之躯了。苏轼在惠州、儋州的生活细节，生动地展现出他的心路历程。他在惠州曾寄寓于嘉祐寺，在半山上的松风亭里安身。一次他外出归来，双腿酸软，很想到亭子里休息。但抬头仰望，松风亭还在树梢之上，不禁发愁何时才能走到。忽然他换了一种思路，顿时烦恼全消。他在《记游松风亭》中记其心态：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两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是啊，一切目标都是人们自己制定的，一切禁忌都是人们自己设置的，人们所以会焦虑、烦恼、忧伤、悲痛，都是由于他们把目标和禁忌看作固定的、僵死的、绝对不可更改的，因此自寻烦恼。假如认识到目标和禁忌都是可以改变的，那么解铃自有系铃人，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任何烦恼也就一扫而空了。到达海南以后，苏轼的旷达性格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试看他在元符元年（1098）写的《试笔自书》：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若把两篇短文对照一下，就可看出苏轼对待逆境的态度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提升。他在前往松风亭的途中停下歇息，是出于随遇而安的态度，也就是安于目前情境的客观存在。而他在海岛上摆脱忧伤心境的方法却是跳出目前情境的有限范围，置身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来考察它，也就是以一种超越的心态来对待眼下的困境。正因如此，苏轼就在精神上始终处于居高临下的优势地位，他就能傲视一切苦难。所以苏轼用来战胜“大率皆无”的恶劣处境的精神武器就是坚毅刚强的意志和旷达乐观的心态，就是抽身一步天地宽的积极人生观。
以坚毅为底，以旷达为表，苏轼在惠州、儋州时把这种人生观发展到了极致。在旁人看来，此时的他身陷绝境：已臻垂暮之年，却以戴罪之身远贬南荒，不但还朝无望、返乡无期，而且家人也离散在万里之外。……凡此种种，人何以堪？但在苏轼看来，上述的种种烦恼都不足挂齿。绍圣二年（1095），他写信向友人叙述自己在惠州的生活：
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
苏轼的这种生活态度的精神本质是什么？是什么思想源泉赋予他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对此，人们众说纷纭：儒家、道家、佛家，或三教兼融。苏轼确实对儒、道、佛三家思想都曾汲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他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而创造了独特的人生观。道家鄙薄物质而独重精神，主张摆脱对物质世界的依赖。佛家本有禁欲主义的色彩，倡导对红尘世界中的物质享受无动于衷的精神。儒家虽然不摒弃精致的物质生活，但他们极端鄙视不符合道义的富贵荣华，崇尚“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论语·述而》）的俭朴生活，主张以“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的态度对待人生中的困境。苏轼对上述思想都有所汲取，但又渗入了他自己对生活的独特领悟。苏轼并不反对美好的衣食，要是惠州市井能买到上好的羊肉，他肯定也会大快朵颐。但是在没有羊肉可吃的实际环境中，从羊脊骨上剔下来的一点“微肉”也能使他津津有味，以至于“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与子由弟》）。东坡并不泯灭物体间的差别，但是他善于发现各种事物的异量之美，且能取其长而弃其短，所以在他看来，岭南、中原各有所长，居于中原不必欢欣，居于岭南也无需悲伤。更重要的是，苏轼有意忽略物质条件的差异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忧能伤人的恶果，也不仅仅出于对“士有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的儒家信念的认同。由于苏轼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全都来源于政敌的迫害，他的漠视苦难就意味着对黑暗势力的蔑视，他的安贫乐道就意味着对自身人格精神的坚持。绍圣三年（1096）八月，苏轼在惠州的生涯已进入第三年，此时他的红颜知己朝云刚刚去世，他的处境简直是雪上加霜。可是当友人章质夫来信表示慰问时，苏轼却回答说：“数日前，飓风淫雨继作，寓居墙穿屋漏，草市已在水底，蔬肉皆缺。方振履而歌商颂，书生强项类如此，想闻此当捧腹掀髯一绝倒也！”（《与章质夫》）相传曾参居卫，“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屣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庄子·让王》）。东汉时洛阳令董宣不畏强暴，坚决不向纵奴作恶的湖阳公主俯首，被光武帝称为“强项令”。苏轼用此二典，表示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书生强项”，就是他直面苦难而发出的战斗的宣言。“掀髯绝倒”，就是他傲视苦难而发出的骄傲的笑声。
苏轼的这种心态，连他的政敌都有所了解。绍圣四年（1097），苏轼在惠州写了一首《纵笔》：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此诗传到汴京，章惇发怒说：“苏子瞻竟还如此快活！”立即下令把苏轼贬往天涯海角的儋州。可见苏轼的乐观旷达其实是以刚毅坚韧为内核的，他在逆境中发出的爽朗笑声其实是对政治迫害的严正抗争。这种傲视苦难的笑声中当然包含着幽默感，但其精神内蕴却是对黑暗势力的不屈和反抗，所以幽默中蕴含着严肃的态度，潇洒中蕴含着执着的追求。这种笑声是苏轼心态的真实流露，章惇气急败坏地把苏轼再贬海南，他确实听出了苏轼笑声中的含意。苏轼的弟子黄庭坚说：“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跋子瞻和陶诗》）他更加深刻地领会了苏轼笑声的意义。
苏轼的人生，既充满了苦难，也洋溢着诗意。苏轼一生中历尽坎坷，阅尽沧桑，既遭遇了宦海中的大起大落，也经历了人事上的悲欢离合。他以宠辱不惊、从容淡定的心态对待人生中的一切变故，以坚忍不拔、乐观旷达的精神对待人生中的一切苦难。苏轼既以文采风流流芳百世，也以人格精神光耀青史。苏轼面折廷争的凛然风节、勤政爱民的仁爱胸怀受到后人的高度崇敬，他在艰难处境中所凸现的坚强刚毅、乐观潇洒的精神更使后人由衷钦佩。人生在世，谁都难免不期而遇的风风雨雨。让我们像苏轼一样“一蓑烟雨任平生”吧！
推荐读物：
1.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莫砺锋《漫话东坡》，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