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苏轼来到镇江金山寺，应寺僧之请自题其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为什么说苏轼的一生功业，就是到过黄州等三个流放之地呢？让我们从他的生平说起。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他出生于一个家境小康的耕读之家，其父苏洵少喜游侠，二十七岁方发愤读书，后因擅长古文得欧阳修等人的赏识，年过半百才得入仕，任秘书省校书郎的微职。苏洵自己仕途不顺，便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亲自辑校典籍，用作苏轼、苏辙的教材，并精心指导他们写作古文。苏轼的母亲程夫人知书达礼，曾亲自指导苏轼读书。苏洵的严正刚强和程夫人的慈爱宽容对苏轼的性格都有深刻的影响。
苏轼自幼聪慧，二十岁时随父入成都谒见知州张方平，便被誉为天上的麒麟。二十二岁那年，苏轼进士及第，深得主考欧阳修的激赏。他回乡服母丧三年，于二十六岁那年以最高的等级高中制科，名震京师，从此迈入仕途。然而苏轼在仕途上的命运却远非一帆风顺。他赴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任签判三年，经受了地方实务的锻炼。三十岁还朝，召试秘阁合格，得直史馆。次年因父丧返乡，三十四岁还朝，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此时王安石的变法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苏轼认为新法的推行过于仓促，弊端甚多，就直言不讳地向朝廷提出不同意见。这就触怒了王安石及混迹于新党的吕惠卿等人，新党的爪牙竟然诬告苏轼兄弟扶丧返乡时曾利用官船贩运私盐等物，虽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但苏轼深感人心险恶，便上疏请求外任。三十六岁那年，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后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徐州知州。四十四岁调任湖州知州，到任仅三个月，便遭遇了“乌台诗案”，经千里追捕押至汴京，关入御史台大狱，度过了长达一百三十多天的铁窗生涯。虽然御史们一心想把苏轼办成死罪，但所谓的罪证只是一些讥讽新法的文字，这种以文字论罪且置人于死地的做法毕竟是不得人心的，有正义感的朝臣纷纷向神宗请求宽免苏轼，连退居江宁的王安石和身居深宫的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求情，最后神宗终于赦免苏轼的死罪，将他贬往黄州（今湖北黄冈）。
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汴京城里爆竹喧天，苏轼在御史台差役的押解下走出京城，前往黄州。黄州是个荒凉偏僻的小城，苏轼又是个戴罪之身，初来乍到无处栖身，只好寄居在一所叫定惠院的小寺庙里。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苏轼独自来到江边散步，一股深深的寂寞之感缠住了他的灵魂，他写了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中的孤鸿，正是惊惶失措、无处容身而又品行高洁的那位“幽人”的象征。幽人像孤鸿，孤鸿也像幽人。当然，那个幽人就是苏轼自己。
来到黄州后，苏轼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虽然不是出身于累代簪缨之家，但是家境尚属小康，自幼没有体验过衣食之忧，入仕以后靠俸禄为生，也很少遇到捉襟见肘的窘境。然而现在不同了，他虽然还顶着“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的虚衔，但已经没有正常的俸禄可领了。苏轼向来不重理财，手头没有多少积蓄。无论如何节俭，他的积蓄也支撑不了多久。一年以后，苏轼便囊中羞涩了。经友人代他请求，黄州官府拨给他一块荒地来开垦。那块荒地位于黄州城东门外的山坡上，苏轼便给它取名为“东坡”，他联想到唐人白居易谪居忠州时，非常喜爱忠州城外的“东坡”，于是自号“东坡居士”。在开荒种地的余暇，苏轼并不一味地放浪山水、啸傲风月，他也抓紧时机读书、著书，那间四壁画满雪景的雪堂成为东坡这位“素心人”潜心学术的书斋。他在黄州曾第三遍手抄《汉书》，还动手撰写《论语说》《易传》等学术著作。苏轼在黄州不敢多作诗文，只留下了前、后《赤壁赋》和《寒食雨二首》《东坡八首》等佳作。他把更多的兴趣转移到填词和书画上来，几乎每天都要挥毫泼墨，如今留传世间的东坡墨迹，以写于黄州的为最多。他的书法造诣，也在黄州得以突飞猛进。苏轼在黄州作文作诗都比较少，只有词的数量不减反增。他在黄州生活了四年零三个月，平均每年作词十九首，远高于一生的平均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黄州所写的七十九首词中，名篇之多，远非其他时期可比，黄州堪称苏词创作的巅峰时期。例如那首慷慨激烈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扑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不但是苏词的代表作，也是词史上前所未有的豪放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黄州的贬谪生涯使苏轼的人生观变得更加成熟，也使他的文学创作变得更加深沉，黄州堪称苏轼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一座里程碑。
元祐年间，苏轼还朝，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要职，且曾三度担任幼君哲宗的侍读学士。此时高太后垂帘听政，新党失势。但是当旧党首领司马光要在一年之内全部废除新法时，苏轼又挺身而出表示反对，从而得罪了旧党中的许多权要，又被排挤出朝，先后在杭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任知州。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逝世，哲宗亲政，新党卷土重来。苏轼于当年出任定州（今河北定县）知州，次年四月贬英州（今广东英德），在南迁途中再贬惠州。十月，苏轼到达惠州。此时，重掌朝政的新党对政敌的迫害变本加厉，苏轼在惠州的处境也比黄州更加艰难。况且他已是老病交加，岭南的气候又很难适应。到惠州的第三年，陪伴他多年的侍妾朝云染疾去世。苏轼好不容易在城外的白鹤峰上自建一所住宅，并将留在宜兴的两房儿孙都接来同住，准备长做惠州土著了，却突然被朝廷再度贬往海南的儋州。
绍圣四年（1097）六月，六十二岁的苏轼在幼子苏过的陪伴下，渡海前往儋州。儋州地处海南岛的西北角，气候炎热，冬季的海风却相当寒冷，山里林木阴翳，非雨即雾，是名副其实的瘴疠之地，中原人士一向视之为十去九不还的鬼门关。章惇等人把六十二岁的苏轼贬往儋州，其险恶用心路人皆知。儋州的贫穷落后更是超出了苏轼的想象，他写信给友人说：“此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与程秀才三首》之一）除了“大率皆无”之外，儋州还有令中原人士头痛之极的困难，即风俗迥异，言语不通。苏轼用什么办法来抵御如此恶劣的气候与环境呢？他的精神武器就是旷达乐观的心态和坚毅刚强的意志，就是抽身一步天地宽的积极人生观。正因如此，苏轼在精神上始终处于居高临下的优势地位，他能傲视一切苦难。尽管章惇之流一心盼望着苏轼在海南的绝境中忧郁而卒，他却悠然自得地背着大瓢在田野里边走边歌。苏轼在儋州完成了《易传》《书传》和《论语说》等三部著作，这是他平生学术思考的结晶。苏轼在海南的诗文也进入了新的境界，豪华落尽，平淡自然，其中尤以《和陶诗》最为显著。三年以后，尽管海南的瘴雨蛮风严重地损害了苏轼生理上的健康，北归途中的他已经面呈土色，鬓发尽脱，但是他在精神上依然健全刚强，依然是那个乐观旷达、潇洒自在的东坡居士。
岭海七年是苏轼生命中的最后一程，是最为艰难困苦的一个阶段，然而也是其生命之光最为辉煌灿烂的一个阶段。尽管苏轼也曾出入玉堂金马，但他在儋州时戴笠着屐的形象成为“东坡居士”永久的历史定格。所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两句诗，如论仕途功名，当然是苏轼的自嘲。如论文学业绩和人生意义，则此语堪称对苏轼生平的确切评价。黄州时期使壮年的苏轼爆发出耀眼的生命火花，岭海时期则创造了余霞满天的晚年辉煌，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