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耕陇亩的隐士
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陶渊明是一位非常独特的人物。他的一生平淡无奇，不但没有名垂青史的功业建树，而且没有激动人心的复杂经历。他曾做过几任小官，后来便在家乡浔阳隐居终老。他留下的作品只有一百二十多首诗歌和十二篇辞赋、散文，这些作品内容朴实，风格平淡，并不以奇情壮采见长，当时几乎没有受到文坛的注意。但是陶渊明身后的声名却与日俱增，最终成为后代士人无比敬仰的文化伟人。苏轼是才华横溢的天才，却认为李白、杜甫都不如陶渊明，并且“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与子由书》）。辛弃疾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却对陶渊明极表敬意：“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水龙吟》）清代龚自珍甚至说：“渊明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舟中读陶》）一位终生隐居的穷苦读书人竟会与功盖三分国的诸葛卧龙一样雄豪？陶渊明故居的平常松菊竟会成为万古高标的象征？让我们从他的生平说起。
陶渊明在《晋书》《宋书》《南史》中皆有传，此外梁代的昭明太子萧统也撰有《陶渊明传》。陶渊明于东晋兴宁三年（365）生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宋元嘉四年（427）卒于故里，享年六十三岁。他在东晋生活了五十五年，入宋后生活了七年，其生平正当晋宋之际的乱世。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身为东晋重臣，官至太尉、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进赠大司马。陶侃是东晋的重臣，为稳定东晋政权立有大功，功勋和地位并不亚于王导、谢安，但是他本是南方的溪族，年轻时曾打鱼为生。在那个特别看重门第的社会里，陶侃虽居高位，仍不免被出身贵族的温峤骂为“溪狗”。陶侃身后不久，其家族就衰微了，以至于连陶渊明的祖、父叫什么名字，现已不很清楚。陶渊明虽为陶侃这位曾祖感到自豪，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出身贵族，相反，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总是“贫士”。请看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的自述：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靖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这篇短文并未声称是自传，但是沈约《宋书·隐逸传》称“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萧统的《陶渊明传》亦说“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可见人们公认它就是陶渊明的自传。凡是传记文字，第一要务是交代传主的家世。然而《五柳先生传》中开篇即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这固然是故弄狡狯的文学手法，但也透露出作者对于郡望、阀闾、族姓等决定士人身份高下的种种因素的蔑视。陶渊明死后，其好友颜延之作《陶征士诔》以哀悼之，诔文中说陶渊明“韬此洪族，蔑彼名级”，正是对这种精神的准确表述。“韬”，敛藏也。“洪族”，大族也。
陶渊明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二十九岁入仕，历任江州祭酒、荆州刺史幕僚、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职，四十一岁辞去彭泽令，从此归乡隐居，终身不复出仕。被后人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的陶渊明为什么几度出仕？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说得很清楚：“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可见他是为了养家活口才勉强出仕的。颜延之的诔文把陶渊明出仕的原因说得更加清楚：“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李善注指出后面二句包含着两个典故。一是《韩诗外传》所记战国时人田过之语：“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吾亲，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君以为亲也。”二是《后汉书》所载的毛义之行为：“庐江毛义少节，家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贱之，自恨来，固辞而去。及义母死，去官行服。数辟公府，为县令，进退必以礼。后举贤良，公车征，遂不至。张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者也。’”可见陶渊明所以出仕，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奉养母亲。在这方面，田过的言论和毛义的行为就是陶渊明心中的出仕准则。陶渊明的出仕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正因如此，陶渊明虽然几度出仕，但在职时间一共不过数年。他初作江州祭酒，“少日自解归”，后来的几任也都很短：任荆州幕僚达三年，当镇军参军不足一年，建威参军仅五个月，最后一个官职彭泽县令只当了八十多天。晋义熙元年（405）八月，陶渊明为彭泽令。“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萧统《陶渊明传》）他从此彻底摆脱了官场的羁绊，像出笼的鸟儿飞向蓝天，《归去来兮辞》中说：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而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从此以后，陶渊明就在家乡隐居。在当时的条件下，隐居生活是清贫乃至艰苦的。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繁重的农业劳动是格外的艰辛。陶渊明家境贫寒，耕种所得不足维持全家温饱，有时竟不免向人乞食。但即使如此，陶渊明还是坚决拒绝地方官府乃至朝廷的征召，这是高风亮节，这是对黑暗政治的批判和抗争！陶渊明四十一岁辞官归隐，六十三岁去世。这长达二十多年的隐居生涯，就是一部精神抗争的历史，是高洁的品节战胜富贵荣华的诱惑的胜利记录。请看在陶渊明去世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当时的江州刺史檀道济上门来拜访，这位檀道济不但是江州的地方长官，而且是刘宋皇朝的宠臣，他闯进陶家，以居高临下的语气规劝陶渊明出仕，说什么“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秉性贞刚的陶渊明早已绝意仕进，况且檀道济还不合时宜地把刘裕已行篡弑之事的当时誉为“文明之世”，这更使对刘裕篡晋极为反感的陶渊明忍无可忍。尽管此时陶渊明贫病交加，处境窘迫，但他断然拒绝了檀道济的劝说。话不投机的檀道济临走时竟然“馈以粱肉”，公然以权贵的身份对陶渊明进行物质赏赐，陶渊明坚决不肯接受这种“嗟来之食”，“麾而去之”，即挥挥手让他拿走。一向待人彬彬有礼的陶渊明为什么会不顾礼数地“麾而去之”？因为檀道济的举止触犯了陶渊明的道德底线，“麾而去之”是对“嗟来之食”的拒绝，是对物质诱惑的坚决抵拒。
陶渊明终于在贫穷艰难却又恬静安宁的隐居生活中走完了人生。临终时，他作《自祭文》云：“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果然，他的身后相当凄凉。挚友颜延之作诔哀悼，并与其友好商议后私谥曰“靖节征士”，此外无人为作哀吊文字，更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赠。以至于在他身后不久，沈约、萧统等人对他究竟是名“渊明”字“元亮”，还是名“潜”字“渊明”，就已不甚了然。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陶渊明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终于成为仰之弥高的人格典范。请看南宋辛弃疾在《鹧鸪天》中对陶渊明的礼赞：
晚岁躬耕不怨贫，只鸡斗酒聚比邻。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
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