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章里我们要开始认识羊头镇的司法界及其主要领导人
第二天，村法庭举行例会，除了几位地主（乡绅陪审员以外），全镇的陪审员都出席了。这些乡绅陪审员为了不脱离本阶层的人，便采取了英国的政策，即不参与原则，这个原则受到了杰出活动家约翰·布赖特的特别称赞。然而这并不排除“知识阶层”对镇上事务的间接影响。假如“知识阶层”中的某个人犯了什么案件，那他只需在开庭的前一天，把佐乌齐凯维奇先生请到家里，然后对这位知识界代表献上美酒和雪茄烟，案件就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接着，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你只要彬彬有礼地邀请佐乌齐凯维奇，说：“请，请！佐乌齐凯维奇先生，请入席吧。”佐乌齐凯维奇就会入席就座。第二天他就会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对镇长说：“昨天我被邀请到密奇塞夫斯基家、斯科拉贝夫斯基（或者奥西切辛斯基）家吃午饭。你看！他女儿也在家里，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在午宴上，佐乌齐凯维奇竭力保持温文尔雅的形象，面对着桌上各种各样他从未见过的菜，他总是先观察别人，人家怎么吃，他也怎么吃，表现得和别人一样。和乡绅的这种亲密交往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欢欣和满足，不过他从不表现出来。
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无论走到哪儿他都能随机应变，应付自如。在这样的场合里，他不仅不会有任何的怯场，反而能侃侃而谈。有时他还提到“那个正直的警察局长”或者“那个有才干的县长”，说他昨天还和县里的这些头面人物玩过一个戈比一点的牌。总而言之，他竭力表现出，在驴子县，这儿所有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物都把他当作手足一样来看待。他的确注意到，当他说这些话时，那些女士们都用奇怪的眼光望着她们的盘子、碟子，但他把这看做是一种时尚。吃过午饭之后，他不止一次地感到惊异，因为还没有等到他告别，乡绅就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吧，祝你健康，佐乌齐凯维奇先生！”不过，他也认为这又是上流社会中流行的一种习俗罢了。当他和主人握手告别时，他感到主人的手里好像有什么在“沙沙作响”。于是，他便会弯曲了他的手指，往乡绅手心里伸过去，把他们手里那些“沙沙作响的东西”挖过来，同时他也不会忘记加上这样一句：“尊敬的先生，我们之间何必这样多礼！至于您的案子，您完全可以放心，尊敬的先生！”
确实，那位尊敬的先生完全可以放心，因为佐乌齐凯维奇先生早有布局，已把布拉克镇长和陪审员哥穆瓦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不管是什么案件，只要他们三人联合起来决定了，那其他陪审员仅仅通过一下，只需要走个过场就行了。这毫不奇怪，因为在每个集体中，通常才干杰出的人都发挥出极大的作用，并且可以有效控制事情发展的方向。
由于佐乌齐凯维奇先生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和杰出的天赋，镇里的大小事务都被他处理得有条不紊。可惜却有一样不幸，那就是佐乌齐凯维奇先生只是在某些案件中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向法庭做出解释，讲述应该如何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待和判决这一案件。至于其他的案件，如果事先没有人用那种沙沙作响的东西关照过，那就只有让镇法院独立去处理，他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就会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往往在这种时候，那些陪审员们便会觉得失去了拿主意的人，感到十分不安，很是狼狈。
在贵族当中，更准确点说，在这些地主当中，只有一位叫弗洛斯的小进步村的二地主，在最初的时候作为陪审员参加过镇法院的会议。他声称“知识界”是应该参加这些事务的。可是出乎他的意料的是，大家对此事的反应都很糟糕，乡绅们都把他看成是“赤党”，这点从他的姓名“弗洛斯”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而农民们呢，对于自己的独立性有着共同的坚持，他们认为地主不能和农民坐在一条板凳上，他们的最好证据就是：“你看，别的地主都不这样做。”总之，农民们都指责弗洛斯先生，说他这个地主一点没有地主的样子。而佐乌齐凯维奇先生也不喜欢他，因为他没有用过那沙沙作响的东西去博得他的友谊。不仅如此，有一次，弗洛斯先生以陪审员身份来参加会议，在会上，他甚至命令佐乌齐凯维奇闭嘴，于是佐乌齐凯维奇对弗洛斯先生的不满更加深了。其结果就是，在一个美好的早晨，在整个陪审团的面前，他听到坐在他旁边的一个陪审员说了下面这一段话：“尊敬的先生，您可真的不是一个乡绅。奥西切辛斯基先生是乡绅，斯科拉贝夫斯基先生也是乡绅，可是您，尊敬的先生，却不是乡绅，您只是一个暴发户！”那时弗洛斯先生正好买下了克鲁哈沃拉庄园，一听到这番话，他就撒手不管这一切了，把乡里的事务交由乡里去办，就像过去城里的事由城里人办一样。贵族们都说“他出局了”，同时为了维护不参与原则，他们还引用了一句已成为民族智慧的谚语：“农民难教。”
人们不再为镇务会议有“知识阶层”的参加而感到苦恼，在处理各种案件的时候也不需要上述人士的帮助，单靠羊头镇上层的智慧就能明察秋毫。按照“巴黎的智慧适合于巴黎，加里西亚的自治适合于加里西亚”这一原则，羊头镇的智慧对羊头镇来说也就绰绰有余了。此外，不容置疑的是，农民的实际判断力，或者换句话说，那所谓的“健全的农民智慧”，要比任何一个外来的知识分子有用得多，在维斯瓦河畔的国家及其管辖的地方都是如此。而且这个国家及其管辖地方的居民们，从他们刚出生起，就已经具备了这种“健全的智慧”。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无需加以论证的。
刚才说的这一点已经在羊头镇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了，就在本文所谈到的这次会上，他们正在念一份上级来的公文，询问羊头镇是否愿意自费在自己的区域内修筑那条通往驴子城的大道。总的来说，到会的那些元老们都不太赞成这个计划，因此，一个当地的议员便发表了一个“明智的”意见，认为那道路无需修筑，因为大车可以从斯科拉贝夫斯基家的草原上通过。如果斯科拉贝夫斯基先生当时在场，他一定会找出许多理由来反驳这一提议的。可是他当时并不在场。因为这位乡绅恪守不参与原则，这一修正的提案差一点就要被一致通过了，准确地说，如果不是佐乌齐凯维奇先生前一天曾在斯科拉贝夫斯基家吃过午饭，那这个提案一定会被通过的。在吃饭的时候，他还给雅德维佳小姐讲述了在马德里杀死两位将军的故事，这是他从布勒斯拉维尔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的伊萨贝拉》一书中读来的。饭后当他和斯科拉贝夫斯基握手告别的时候，又得到了他手中那沙沙作响的东西。现在文书先生不仅没有去记录这个修正的提案，反而停止了挖鼻子，放下了手中的笔，这样的动作通常表示他要发言了。
“文书先生有什么话要说？”会上的人一齐问道。
“我只想说，你们真是群傻瓜！”文书镇静地回答。
真正的议会演说，哪怕只是简单的几句话，也是有巨大的能量的。上面这句话一说出来，就表明这既是对修正案的反对，也是对羊头镇首脑们的行政方针政策的抗议。这些首脑们便惶恐不安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开始搔起他们那高贵的思维器官来了。这一举动不容置疑地表明他们是在深入思考这一问题了。最后，在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终于有一位代表用询问的口气说道：
“你为什么说我们是傻瓜？”
“因为你们就是傻瓜！”
“那是毫无疑问的！”一个声音说。
“草地毕竟是草地呀！”另一个声音接着说道。
“春天冰雪融化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从那儿走啊。”第三个声音接着说道。
就这样，提出经过斯科拉贝夫斯基家草地的修正案被否决了，他们最终决定要接受上级政府的计划，并且根据提供的预算，把修筑道路的费用摊派下去。起初，他们打算只让地主斯科拉贝夫斯基负担这笔费用，因为他家的草地再也不会受到损害了。可是这个新的提案，也被佐乌齐凯维奇先生给否决了。于是这些司法界的首脑们便个个都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负担转嫁给别人，同时又能让自己的同胞觉得自己是为了大众作出了重大牺牲的，并且从中感受到内心的快乐和满足。公正已经在羊头镇司法界的首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除了镇长和陪审员哥穆瓦外，每个人都无法逃避这一负担。他们主动承担了监督的责任，以便使道路的修建进行得又快又好。
不过应该承认，镇长和陪审员哥穆瓦的这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正如超出一般道德标准的种种道德一样，引起了其他陪审员的不满，甚至遭到了一个陪审员的抗议，他气愤地说道：
“为什么你们就能不出钱呢？”
“既然你们出的钱都已经足够了，我们又何必再出什么钱哩！”哥穆瓦回答道。
这样一个很好的理由，我想，不仅羊头镇的头脑健全的人，就是任何一个别的人也找不出反驳的话来，甚至就连那个提出抗议的陪审员在沉默片刻之后也用完全赞同的口气说道：
“那倒是真的！”
这件事情算是了结了。他们本可以继续处理其他案件，可这时候，有两只小猪出乎意外地闯进了这间司法大厅。这两只小猪发疯似的从没有关紧的大门窜了进来，漫无目的地在大厅里乱跑乱撞，还在人们的脚下钻来钻去，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毫无疑问，会议只好中断，这些司法界的人物也加入了追赶不速之客的行列中。在短时间里，这些代表们竟十分难得地一致吆喝道：“啊哧！啊哧！噢！你们这些倒霉鬼！”这时候，两只小猪从佐乌齐凯维奇的双腿中间钻了过去，在那条浅黄色的裤子上留下了令人恶心的绿色污迹，正如我们在报纸刊载的外省通讯中所读到的那样，这种绿色污迹是无法洗掉的，后来，不管佐乌齐凯维奇先生用甘油香皂去洗，还是用自己的牙刷去刷，也没能刷洗干净。
最后，多亏了羊头镇代表们过去拥有的，现在也依然存在的果断和毅力，两只小猪终于被抓住了后腿，无论它们多么努力地反抗挣扎，最终还是被扔出了门外。会议的议事日程又继续进行了下去。
按照这个程序，现在要审理一个名叫希罗达的农民控告上面提到过的那个地主弗洛斯的案件。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夜里，希罗达的几头牛来到弗洛斯家的苜蓿地里吃了一整晚，因为吃得太撑了，所以在一清早就离开了这个贫穷的山谷，到达了一个更加美好的牛的极乐世界里。伤心欲绝的希罗达把这一不幸的事件提交到了法院，请求得到公正的裁决和补偿。
法院深入调查，以其特有的敏锐性做出了判决，判决如下：尽管希罗达是故意把牛放进了弗洛斯的地里的，但是如果他的地里长的是燕麦或是小麦，而不是那“鬼东西苜蓿”，那么这些牛现在一定还活得好好的，又大又壮，绝对不会遇到这种可怕的饱胀病，也不会因此而丧命了。
他们从这个大前提出发，通过既是逻辑的，又是法律的道路，达到小前提。法院以这个原则作出判决：造成牛群死亡的原因不是希罗达，而是弗洛斯先生，所以弗洛斯先生应该赔偿希罗达的牛。为了警戒后人，弗洛斯先生还应付给镇公所五个卢布作为镇里的基金费。如果被告拒绝支付上述这笔款项，那么法院将会向他的佃户伊克·兹维诺斯征收。
接着，他们又审理了几件民事案件。这些案件因为和这位大智大慧的佐乌齐凯维奇先生均无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以全是由法庭独立做出判决的，而且是羊头镇这些大人物们本着公正无私的立场做出的判决。
多亏了“知识界”奉行的是上面提到的英国式不参与原则，使得会议的和谐和一致很少受到干扰，只是偶尔被中风呀、烂肠子啊和疽疫之类的言谈所打断，而这些话语通常是诉讼的双方在表示祝愿时无意说出来的，或者是由法官们自己说出来的。
我认为，正是由于这种不参与原则，才能使得所有的案件都能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判决：无论是胜诉一方，还是败诉一方，都要向镇公所交纳一笔不小的费用。这样做，间接保证了村子里的制度。比如保证了镇长和文书希望在镇里得到的独立自主性，又教育了村民不要随随便便打官司，从而使羊头镇的道德水平达到十八世纪哲学家们做梦也达不到的程度。还有一件事也值得注意一下，对于这件事我们姑且不表示赞扬也不表示责难，那就是佐乌齐凯维奇先生在记录交给镇公所的款子的时候，往往只把一半记入他的账本里，而将其余的一半单独收管，以备“不时之需”。而这笔钱的使用权，归镇长、文书和陪审员哥穆瓦三人所有。
最后，按照程序，是法庭审理刑事案件的时候了。于是他们命令乡警去把犯人带上来，让他们站在法庭前面。我无须多说，羊头镇所采用的监禁制度是最新式的，而且最符合文明的一切要求，这就是单独监禁。当然，这种制度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也有人诽谤它，但这种制度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就算是到了今天，在羊头镇镇长的畜栏里竟也有四个单间那么多。犯人们单独住在那里与各种牲畜为伴。关于这些动物，在《青年使用的动物学》书中有这样的描绘：“猪，一种由于自身的肮脏而被如此称呼的动物。”既然造化不给它们长角，那就证明造化自有安排。囚犯们被关在这样的牢房里，终日与这样的动物为伍，这样既不会妨碍他们去思考问题，还能让他们忏悔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从而让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重新做人。
这时候，乡警匆忙来到那所监狱，从牢房里把犯人带到了法庭前面。押来的不是两个男犯人，而是一男一女。读者从这里可以轻易地推测出，羊头镇法庭所要审理的这件案子是如何触及到人的心灵深处以及人微妙的天性。的确，这个案件是非常微妙的。
某个罗密欧，又叫瓦赫·勒赫尼奥，和某个朱丽叶，又名巴希卡·查比安卡，他们都在一家农户做工，一个当长工，一个当女佣。这里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他们相互爱上了对方，谁都离不开谁，就像涅瓦曾德赫离不开曾德哈一样。总而言之，他们相爱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不过他们确实爱得非常热烈。然而不久嫉妒却悄悄地钻进了罗密欧和朱丽叶之间，因为有一次朱丽叶看见罗密欧和庄园里的雅格娜在一起聊了许久。从此，那个不幸的朱丽叶便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直到有一天，罗密欧一早就从地里回来了，回来得比平时早很多，而且他一回来就非要吃饭。于是双方发生了争执，他们除了口头的争吵，还发生了擦枪走火的事情，比如几十下拳头和铁勺的敲击。这些碰撞所留下的伤痕清晰可见，朱丽叶娇俏的脸变得一块青一块紫，罗密欧那具有男子汉气概的前额上也割破了一道裂口。现在法庭需要判决的是哪一方面有理，是谁该付给对方五个兹罗提，或者说得确切些，是七十五个银戈比，用来作为欺骗对方感情和这次争吵的赔偿。
西方腐败的空气还没有侵袭法庭的健全的精神实质，因此从他们的灵魂深处来说，对妇女解放是深恶痛绝的，认为它与斯拉夫民族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气质是完全敌对的。于是法庭便把第一个发言权给了罗密欧。他正用手捂着那被打破的额头，开始诉说道：
“尊敬的法庭！这头母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一直在找我的麻烦。我和其他的好人一样，回来吃下午茶，可是她却偏要找我的茬，说：‘你这个狗杂种，东家都还在地里，你这么早回来干什么？’她说，‘你想躺在炉灶边，对我挤眉弄眼是不是？’可是我从来也没有向她挤眉弄眼过。自从她那次看见我帮助地主家的雅格娜从井里打水以后，就生我的气了。她把给我的盘子往桌上一扔，盘子里面的饭菜都差点洒出来了，后来她甚至都不许我吃东西，常常这样骂我：‘你这个狗崽子，你这个见异思迁的人，你这个付方丈！’当她骂我是‘付方丈’时，就在那一刻，我实在是气不过了，就打了她一巴掌，她就发了疯似的用铁勺子狠狠朝我的头上打。”
这位朱丽叶，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她把握紧的拳头一直伸到罗密欧的鼻子底下，尖叫道：
“你说谎！你说谎！你就是条疯狗，在乱叫一气！”
接着，她觉得很心酸，哭了起来，然后又转身面对法庭，大声说道：
“尊敬的法官们！啊！啊！我是个不幸的孤儿，上帝啊，救救我吧！我看见他和雅格娜在一起，不过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在井边，真应该让他们都瞎了眼！我看到他们一起走进了黑麦地里，在里面呆了作五次祷告那么久的时间。你这个混蛋，你曾经深情地对我说过多少次，你说你是多么地爱我，为了我，你可以放弃一切！该死的臭男人，你会得到报应的，你就应该全身溃烂，让这条充满谎言的舌头变成木头！啊，我真命苦啊！我真是不该用铁勺去打他的头！我应该用大木棍去揍他！太阳还老高老高的，他就从地里回来了，还让我给他食物填饱肚子，当时我态度温和地对他说：‘你这个偷懒的家伙，主人还在地里呢，你怎么就回来啦？’可是我真的没有说过什么‘付方丈’，让老天爷来作证……我真的没有，可是他……”
这时候，镇长警告被告要遵守秩序，他用责问的口吻训斥她：
“你这讨厌的女人，为什么不把你的嘴闭上？”
法官们沉默了片刻，他们都在考虑判决的事，他们对整个事件洞察得多么仔细啊，为了保持法庭的尊严，他们并没有判处某一方交出五个兹罗提，但为了警告羊头镇每一对相爱的人，法庭判决他们两人在监狱里关押二十四小时，每人罚交一个银卢布给办公室。
“瓦赫·勒赫尼奥和巴希卡·查比安卡各交来办公室五十个银戈比。”佐乌齐凯维奇先生在账本上写下。
这时候，法庭审理已告结束，佐乌齐凯维奇先生站立起来，向上提了提他那浅黄色的裤子，又把他那件紫罗兰色背心往下拉了拉。陪审员们都准备走了，已经拿起了他们的帽子和鞭子。突然间，那扇被小猪闯入以后就一直紧闭的大门，砰地一声被打开了，门口出现了热巴。他的脸，阴沉得如同黑夜，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老婆和那只名叫克鲁契克的狗。
热巴老婆的脸色如同夏布一样苍白，她那清秀娇丽的脸上现出一种忧愁而谦卑的神态，她那双黑色的大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沿着脸颊滚落下来。
热巴大胆地走了进来，头高高仰起，可是他一站到法庭面前，面对着全体陪审团，看到镇长的金属饰物，看见了十字架、山羊胡子、狮子鼻和一双大脚时，他刚才的神气劲儿都立即消失了，用非常微弱的声音说道：
“赞美！赞美！”
“永远！永远！”陪审员们一齐答道。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镇长威严地问道。这时候，他的心里也有点儿发慌了，但又立即镇定了下来：“你们有什么事？打架了还是怎么了？”
文书先生出乎意外地插了一句：
“你就让他们自己说吧！”
热巴开口说道：
“尊敬的法官先生们！……愿最光明的……”
“你不要说，你别说了，还是让我来说吧，你安静地呆在那里！”女人打断他说。
她边说边用手帕擦了擦眼泪和鼻涕，用颤抖的声音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唉，她这是来找谁的呢？她这是要在镇长和文书面前来控告镇长和文书。
“他们把他叫了过去，”她说，“他们承诺他，只要他答应签名，就能得到森林，于是他就签了字，他们给了他五十卢布。他当时完全醉了，根本不知道那是在出卖自己的性命啊！出卖的也是我和孩子的命！法官先生们，他当时真的是喝醉了，醉得不像是主创造出来的生物了。”她的眼泪哗啦哗啦地流，接着说道：“他当时喝得烂醉，一个喝醉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在法庭上，若是有人喝醉了，犯了什么过失，法官们也会宽容他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上帝怜悯我们吧！一个清醒的人决不会为了五十个卢布就出卖自己的性命的！啊！请你们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他和那无辜的孩子呀！我这个不幸的女人，要是没有了他，没有了我那可怜的男人，独自一人活在世上，我要怎么活下去呢！啊！上帝会为了这个赐福给你们的，会替不幸者来赏赐你们的。”
说到这里，她哭得再也说不下去了。热巴也大哭起来，时不时用手去擦他的鼻子，法官们神情紧张，他们面面相觑，看着镇长和文书，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直到热巴老婆又能说出话来时，她又诉说起来：
“自从这件事情以后，我家男人就像中了毒一样，坐立不安。他说：‘我要杀死你，连同孩子一块儿杀掉，我要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他说，‘我决不会去当兵，我决不会去的！’可是我又有什么罪呢？孩子又有什么罪过呢？他从此也不管地里的事了，也不去割草，斧头也丢在一边了，成天坐在家里唉声叹气。但是我一直在等法庭开庭，你们都是心向上帝的人，决不会让我们受到欺侮的！耶稣啊，钦斯托霍瓦的圣母啊！请您给我们求求情吧！求求情吧！”
一时间，法庭里鸦雀无声，只能听到热巴老婆的抽泣声，一个老陪审员喃喃说道：
“把一个人灌醉了，然后又出卖他，真是缺德！”
“是的，确实很缺德！”别人也附和道。
“愿上帝和他最神圣的母亲保佑你们！”热巴老婆跪在门边，大声说道。
镇长觉得十分羞愧，陪审员哥穆瓦也一样狼狈，他们两个都望着文书，而他一直在沉默不语地挖鼻子，等到热巴老婆说完了，他才停止挖鼻子，对那些正在嘀嘀咕咕的陪审员说道：
“你们这帮蠢货！”
法庭里一片沉寂，就像播种罂粟的时节。文书接着说道：
“条例明确写着，谁若是干涉自愿签订的契约，必定要受到海洋法庭的审判。傻瓜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海洋法庭吗？你们是不会知道的，你们这些傻瓜，海洋法庭就是……”
说到这里，他掏出了手帕，擦了擦鼻子，随后他带官腔，用冰冷的语气继续说道：“你们真是笨蛋，你们连海洋法庭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想把鼻子伸进这样的案件里，等到你们被打到痛不欲生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什么是海洋法庭了。凡是有人自愿代替别人去应征，干涉任何一方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既然已经签订了合同，而且还有证人在场，这是完全合法的！宪法和法律就是这样说的，在农民事务最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制定的法律也是这样规定的。如果有人有所怀疑，就去看看诉讼程序和诉讼例案好了。他们在那个时候喝喝酒又算得了什么？你们这些傻瓜，不是也不管在哪儿，不管在做什么事情，都爱喝酒吗？”
假如正义之神这时候一手拿着天秤，一手拿着出鞘的宝剑，从镇长的炉子后面走出来，突然站到这些陪审员中间，都不会比海洋法庭、宪法、法律学、诉讼程序和诉讼例案更让他们惊恐不安的了。法庭又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哥穆瓦才轻声地说起话来，大家都望着他，仿佛是为他的勇气而感到惊讶。
“这倒是真的！一个人卖马要喝酒，卖牛要喝酒，卖猪也要喝酒，这已经成了习惯。”
“没错，我们也是按照习惯来喝酒的！”镇长说道。
后来，陪审员们的胆子也壮了一些，于是他们对热巴说道：“那还又有什么可说的！你自己种的苦果，只有自己把它吃掉！”
“难道你还是个六岁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事吗？”
“况且，他们也不会要了你的脑袋的。”
“等你当兵走了，你可以雇个长工，让他住在你家里，陪伴陪伴你的老婆。”
整个会场又渐渐恢复了活跃的气氛。
突然文书又开口说话了，大家都静了下来。他说：“但是，你们不知道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热巴威胁他的老婆和孩子，说要烧掉自家的房子，这种事你们就应该管一管，决不能轻易放过。既然他老婆来控诉了，就绝不能让她得不到公正处理就离开法庭。”
“不对！不对！”热巴老婆绝望地喊道，“我不是来控诉他的，我从来也没有受过他的欺侮。啊！耶稣！难道是世界末日到了吗？”
法庭最终进行了宣判，结果是，热巴夫妇想要控诉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得到解决，法庭反而为了保障公共秩序和热巴老婆的人身安全，决定把热巴关在猪圈牢房里两天。并且，为了防止他将来不再有类似的糊涂想法，决定罚他交纳办公室两个半银卢布。
热巴像疯子似的跳了起来，大声叫喊：“我不会去猪圈的！”他交给办公室的不是两个半卢布，而是把他从镇长那里得来的五十个卢布扔在地上，叫道：“谁想要谁就拿去吧！”这一刻法庭的场面陷入一片混乱，乡警跑了进来，想要抓住热巴，只要他们一靠近，热巴就用拳头揍他们，他们也用拳头打热巴的脑袋。热巴的老婆大声哭喊起来，一个陪审员抓住她的脊背，把她推向大门，还朝着她的后背上打了一拳，顺势将她推出门外。其他的陪审员也帮助乡警一起抓住了热巴的头发，将他押往猪圈拘留所。
这时候，文书记下了“今收到瓦夫隆·热巴交办公室一卢布二十五个戈比”。
热巴老婆回到她那空荡荡的屋子，这时候，她几乎都要失去意识了。在她面前的东西，她一样都看不清楚了，路上的石头使她跌跌撞撞，她绞扭着向上举起的双手，大声悲号着：
“呜！呜！呜！”
镇长的心还算不坏，当他和哥穆瓦缓步走向酒店的时候，说道：
“我有点同情这个女人。也许我该再添给她二十五斤豆子，或者其他东西。”
刚才那个替热巴老婆打抱不平的老陪审员，对其他陪审员说道：
“我要走了，回家去了，我希望先生们下次开会时，再也不会发生这类的事情！”
他说完便坐进了马车，挥动了一下鞭子，马车便驶走了。他不是羊头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