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女孩

如果说谁是船上看起来最势单力薄的，那便是那位名叫阿桑莎的女孩，我们是逐渐意识到她的存在的。她似乎只有一件褪了色的绿连衣裙。那是她唯一穿的衣服，即便在暴风雨时亦然。她是个聋子，那使她看上去更加脆弱无助。我们桌上有人好奇她怎么付得起一路的费用。我们观察过她一次，她在练习蹦床，当她身处半空中、被那无声的空间包围时，我们觉得眼前所见的是另外一个人。但一旦她停下、走开，你感觉不到她身上丝毫的灵敏或力量。即便对一个僧伽罗女孩来说，她也显得苍白没有血色，而且非常瘦小。

她怕水。如果她正从池边走过，我们会吓唬地要推她几下来奚落她，直到卡西乌斯改变心意，阻止我们这么做。那时我们在卡西乌斯身上瞥见一丝怜惜，并注意到自那以后他开始暗暗守护她。苏尼尔，扬科拉戏班的“海德拉巴的意念”，似乎是照顾她的人。用餐时，他坐在她旁边，那也是艾米丽坐的桌子，他会瞅瞅猫桌，惊骇于我们这群人的大吵大闹。

阿桑莎有一种特殊的倾听方式。她可以单凭右耳听见声音，但非得是有人清楚地、直接把话送进耳朵里才行。这样，她会接收到空气的振动，把它转译成声音，继而理解单词。你唯有靠得很近才能和她交流。在救生艇演习中，一位服务员把她拉到一边，解释细则和过程，而我们其余人则从喇叭里获知同样的信息。给人感觉她的周围有道密不透风的屏障。

艾米丽与这个女孩坐在同一张桌子纯粹是偶然。假如说艾米丽是个璀璨耀眼、万众瞩目的美人，那么这女孩则是隐遁的那个。渐渐地，她们似乎成了朋友，我们开始在她们的谈话中看到一种炽烈的情感——窃窃私语，双手紧握。当艾米丽与这个失聪的女孩在一起时，她完全变了一个人。

甲板上淌着薄薄一层晨雨是最理想的。在出口B与C之间有段二十码长、没有帆布躺椅挡道的路。我们赤脚朝那儿奔去，尽情开怀地滑过光溜溜的木板，直到撞上栏杆或一扇霍然打开的门，有乘客出来看天气。卡西乌斯在一次创纪录的人体发射过程中撞倒了年迈的教授拉撒古拉·查哈里豪艾。在清洗甲板期间，这段路程将变得更棒。在木板打上肥皂而尚未擦拭前，我们能以两倍的速度滑过这段距离，打翻水桶，与船员撞个满怀。连拉马丁也加入其中。他发现自己喜爱脸上吹过的海风胜过一切。他会一连几个小时站在船首，目不转睛地眺望远方，沉醉于那儿的某样东西或陷入某些思考。

不管是谁，如果想掌握我们船上的日常动态，最准确的方法也许是制作一系列依照时间顺序的交叉线条，涂上不同颜色，反映日常的闲荡情况。有马萨帕先生中午起床后走过的路；有莫勒图沃的阿育吠陀医师履行完对赫克托爵士的职责后所做的漫步；有两个遛狗的人——哈斯迪和英凡尼欧；有悠然缓步进出德莱拉吧的弗拉维娅·普林斯与她的牌友；有黎明时穿着冰鞋绕圈的澳大利亚人；有扬科拉戏班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动；还有像被释放的水银，四处横冲直撞的我们仨，停在泳池，然后乒乓桌，窥视马萨帕先生在舞厅上的钢琴课，小睡片刻，和独眼的助理事务长聊天——经过时仔细盯着他的玻璃假眼——去冯塞卡先生的房舱逗留一个小时或更久。所有这些杂乱无章的移动模式都变得像四对舞的舞步一样具有可预测性。

对我们而言，这是个未受益于照相的时代，所以这趟旅程没被永久地记录下来。我手中连一张可以告诉我在奥朗兹号上的旅途中拉马丁真正长什么样的朦胧快照都没有。一次模糊不清的扎进游泳池的跳水，一具被白床单裹住、从空中落入海里的尸体，一个在镜子里寻找自己的男孩，在帆布躺椅上酣睡的拉丝凯蒂小姐——这些仅仅是记忆里的画面。在上层甲板，在帝王级舱，有些乘客有方镜箱照相机，他们经常穿着晚礼服拍照。在猫桌，拉丝凯蒂小姐不时在一本黄色的笔记本上画素描。她也许把我们画了进去，但我们从未好奇到想发问，在我们看来，艺术趣味并不是我们周遭那些人身上所具有的某些东西。她可以同样轻易地用不同颜色的羊毛织出我们每个人的画像。我们更好奇的是当她拿出她的鸽袍，向我们展示她如何可以把好几只活鸟放在有衬垫的口袋里在甲板上走来走去。

无论我们做过什么，都不可能永恒不变。我们沿着泳池底来回奔跑，就这样发现了我们的肺能屏息的最长时间。我们最大的乐趣是在一百只调羹被服务员丢入泳池时，卡西乌斯和我与对手一起潜入水中，用小手捡起尽可能多的调羹，依靠那几片肺延长在水下的时间。我们手里抓着餐具，把它们紧紧抱在胸前，像两栖鱼类似的爬出来，受到注目、欢呼，还有嘲笑——倘若短裤滑了下来的话。“我爱所有潜水的人。”梅尔维尔，那位伟大的航海者写道。当时，或是那二十一天里的任何时刻，如果要我选择一份职业，我会说，我梦想在余下的人生里当一名参加类似竞赛的潜水员。当时我从未想过并不存在这样的营生或职业。尽管如此，我们瘦得几乎皮包骨头的身体，仍旧扔下宝物，重新扎个猛子去找下一批，搜寻水下最后剩的调羹。只有拉马丁，为保护他战战兢兢的心脏，不能参加。但他，在略感无聊中，会为我们鼓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