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窃

偷窃

一天早晨，一位我们认识的叫C男爵的人说服我去协助一项计划。他需要一个小巧、行动敏捷的男孩，我在游泳池潜水找调羹时，他一直在观察我。

首先，他请我到头等舱的休息室吃冰激凌。接着，在他的房舱，为证明我的身手，我被要求脱去凉鞋，爬到家具上，以最快的速度在屋里移动，绝不碰到地面。我觉得怪怪的，但还是从扶手椅跳到桌子，接着到床，然后吊在门上把身体荡向浴室。与我的房舱相比，这间屋子宽敞极了，几分钟后我站在那儿，光脚踩着厚实的地毯，喘得像条狗。这时，他端出一壶茶。

“这是科伦坡的茶，不是船上的。”他一边说，一边往杯里加炼乳。这个男人知道什么是好茶。至今，船上提供给我们的茶味道像泔水一样，我已经不喝了。事实上，后来有很多年我都不喝茶。但这位男爵为我沏了最后一次好茶。他拿出很小的杯子，所以那天我不得不喝了好几杯。

男爵说我行动敏捷。他陪我走到门边，指指上面的窗户。它呈长方形，有根小小的窗闩可以把它锁上。此时玻璃窗横了过来，平得像个托盘，让房间的空气可以流通。

“觉得你可以从那儿爬过去吗？”没等我回答，他就掬拢双手，让我踩上去，然后爬到他肩上。我离地有六英尺。我开始往那个口子里钻，摇摇晃晃地攀着玻璃和外面的木框，害怕自己会掉下去。这个敞开的口子还有两根防护横杆。他让我想办法从中间挤过去，但我过不了。

“没用。下来吧。”我再度跪在他肩上，抓着他抹了油的头发，爬下来，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辜负了他，特别是在吃了冰激凌、喝了好茶以后。

“我得找别人试试。”他喃喃自语，仿佛我已不在他跟前似的。接着，他察觉到我的失望，说：“对不起。”

翌日，我看见男爵在池边和另一个男孩说话，一小会儿后，他跟着他去了上层甲板。那个男孩比我更矮小，但可能不如我行动敏捷，因为他不到一个小时就回来了，只说请他喝了茶、吃了饼干。后来，大概过了一天后，男爵又请我到他的房舱，再试试爬那扇窗。他说，他有了另一个主意。当我们经过看守头等舱入口的服务员时，男爵说：“我的外甥，我请他来喝茶。”转眼，我便理所当然地漫步穿过铺着地毯的休息室，睁大眼睛找寻弗拉维娅·普林斯，因为这也是她的地盘。

他事先已通知我要穿泳衣，当我脱去其他衣服时，他拿出一小桶从发动机房搞来的机油，让我把那浓稠黝黑的液体抹遍脖子以下的全身。接着，我再次被托到那扇开着的窗户上，外面有两根横杆。这次，涂满油的我像条鳝鱼似的滑了过去，落在房门另一侧的走廊地板上。我敲敲门，他让我重新进去，笑得咧开了嘴。

旋即，他让我穿上一件浴袍，我们走过空荡荡的走廊。他敲敲一扇门，当无人应答时，他用手掌把我托起，这次我反方向滑过那扇开着的窗，进入一间特等舱。我从里面打开门，男爵进来时，轻轻拍拍我的头。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了片刻，朝我眨眨眼，然后起身，开始环顾房间，打开柜子的几个抽屉。几分钟后我们走了出去。

回想起来，他可能骗我说破门和随后的进屋是他与几个朋友间私下的游戏，他的举动看上去轻松自然，不慌不忙。他一边在套房里漫步，双手随意地插在裤袋里，一边端详架子上或桌上的物品，或向更里面的房间张望。我记得有一次他找到一大捆纸，丢进运动包。我也见过他将一把银质的小刀塞进口袋。

当他干这些事时，我大多在透过一扇舷窗眺望外面的大海。如果窗户打开的话，我能听见下甲板上人们玩掷环套桩游戏的叫嚷。那是令我兴奋的地方，加上置身于这么大的一间房舱里。我与哈斯迪先生合住的那间，面积约莫只相当于特等舱的一张大床。我走进一间全是镜子的浴室，赫然看见自己层层递缩的映像，半裸着身体，涂满黑油，只有一张棕色的面孔和刺猬般的头发。那里面的是个野男孩，某个从《丛林之书》[1]的故事里走出来的人，他的眼睛望着我，白如明灯。这是，我想，我记忆中第一幅自己的倒影或画像。我年少时的这副模样让我久久难以忘怀——一个受到惊吓、没有完全定型的人，尚未变成谁或什么。我察觉男爵就在镜框边缘望着我。他露出沉思的表情，仿佛明了我在镜中看见了什么，仿佛他也曾有过那样的经历。他扔给我一条浴巾，让我把身体擦干净，穿上余下的衣服，他已将它们带在运动包里。

在下一次的涡轮机房会议上，我迫不及待地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告诉其他两人。我觉得我的威信在增加。但回想起来，我发现男爵给我的是另一个自我，小得像把卷笔刀。一次短暂的出逃，变成另外一个人，一扇我将推迟几年，至少在过了青春期以后才打开的门。那些影影绰绰的下午一直留在我心中。我记得有一天，当他敲门没有回应，于是我钻过窗户的横杆让他进去后，我们竟然发现有人睡在大床上，身旁的桌上排满了药瓶。男爵伸手示意别出声，他一步步走近，盯着那具昏睡的身体，后来我意识到那是赫克托·德·席尔瓦爵士。男爵摸摸我肩膀，用手指了指柜子上一尊这位富豪的半身金属雕像。在男爵继续环视房间寻找贵重物品之时——我猜他在找宝石，毕竟那似乎是小偷会拿的东西——我来回观察，比较金属的头和真的头。雕像把那位睡着的男人的表情刻得威严而高贵，和现实中枕头上的那个形成反差。我试着想提起雕像，可它太重了。

接着，男爵快速地翻阅了一遍文件，但什么都没拿，而是从壁炉台上抓起一个小小的绿色的青蛙雕塑。“玉的。”他弯下腰在我耳边低语。然后，几乎是面对面，他拿起那男人床边一张镶在银色相框里的一名年轻女子的照片。几分钟后当我们走在走廊上时，他告诉我他觉得她很迷人。“也许，”他说，“我会在此行中的某一刻遇见她。”

男爵将在塞德港提前下船，到那时，怀疑船上有小偷的消息正传得沸沸扬扬，不过当然不会指向头等舱的任何人。我知道他在亚丁寄走了一些包裹。不管怎样，他突然停止叫我去见他。他带我去贝德福德吧喝了最后一次茶，自那以后我鲜少见到他。我永远不知道他偷东西纯粹是为了支付头等舱的船票，还是为了筹钱给生病的弟弟或某个昔日的犯罪同伙。在我看来，他是个慷慨大方的人。我仍记得他的神情、他的穿着，但我不确定他是英国人还是属于沾了贵族光的混血儿。我确定的是，每到一个国家，当他们把犯人的脸张贴在邮局里时，我都会找一找他。

我们的船继续向西北航行，进入纬度更高的海域，乘客能感觉到夜晚变得越发凉快了。有一天，我们从大喇叭里得知晚餐后将放映电影，在凯尔特室外面的甲板上。到黄昏时，服务员已在船尾挂起一块硬邦邦的布，搬出放映机，神秘地把它盖住。电影开始前半小时，有上百人组成骚动不安的观众，成人坐椅子，小孩直接坐在甲板上。拉马丁、卡西乌斯和我找了离银幕尽可能近的位置。这是我们的第一场电影。喇叭里传出嘈杂的哔哔啵啵声，登时画面被投射到银幕上，四周是渐渐远去的紫色的天空。

我们距离在亚丁靠岸还差几天，所以选放《四片羽毛》，我从现在看来，觉得有些欠妥，它企图将阿拉伯半岛的野蛮残酷和一个文明却愚蠢的英国作对比。我们看到一个英国人在自己脸上烫下烙印（我们能听见皮肉的嗞嗞声），这样他就可以在一个虚构的沙漠国家里冒充阿拉伯人。剧中一位老将军用诸如“加沙拉部落——不负责任，残暴成性”这样的话形容阿拉伯人。后来，另一个英国人因盯着沙漠里的太阳而失明，在余下的影片中，他都在慢悠悠地四处游荡。至于战争时期更复杂深奥的沙文主义和胆小懦弱的问题，它们被强劲的风吹入流过的海洋中。音响系统不是很好，而且我们不习惯平淡的英国口音，所以只看明白了动作。还有另外一条可能的副线在上演：我们的船正在靠近一个风暴带，如果把头转离银幕上的剧情，我们可以看到远方劈开的闪电。

当我们在渐渐隐没的星辰下航行时，有两处在放映这部电影。它已于半个小时前在头等舱的管乐铜鼓酒吧开始，放给更安静的一群人，大概有四十名衣冠楚楚的乘客。第一卷放完后，那部分胶片被重新倒回去，装在金属箱里送到下面，让甲板上的放映机在户外放映，而头等舱的观众则看第二卷。因此，令人困惑的声音余波将两边银幕混了起来。由于呼啸的海风，每个喇叭的音量都调到最响，我们不断受到对方噪声干扰。当我们在观看一幕紧张的场景时，能听见军官食堂里振奋人心的歌声。不过，我们的户外放映有种夜晚野餐的气氛。我们每人分到一杯冰激凌，在等待头等舱的那卷胶片结束、然后装到我们的放映机上期间，有扬科拉戏班的表演。他们会在我们正听见头等舱喇叭里传出的攻打阿拉伯人的嗜血尖叫时演一套耍大屠刀的动作。扬科拉戏班的人用滑稽的肢体动作模仿吼叫声，接着“海德拉巴的意念”走上前，宣布某人前一天遗失的胸针原来挂在放映机的镜头上。于是，当头等舱的人正在目睹英国军队残酷的杀戮时，我们观众中响起了兴高采烈的欢呼。

我们的影片继续在那面抖动的、像有生命似的帆布银幕上进行。故事情节恢宏混乱，充斥着我们看得懂的动作和野蛮行为以及我们看不懂的功勋荣誉。在接下来的数日中，卡西乌斯会到处宣扬自己属于“奥朗兹部落——不负责任，残暴成性”。

遗憾的是，预期中的风暴骤然向船袭来，雨点打在放映机上，灼热的金属开始咝咝作响。一位服务员企图撑伞罩住它。一阵狂风猛地吹落了银幕，使它像幽灵般飞掠过洋面，继续有画面被投射出来，漫无目标地，对着大海。我们未能知晓故事的结尾，在那趟船上没有。几年后我知道了，在达利奇学院的图书馆读了梅森[2]的小说。原来他以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不管怎样，那一晚是尝受狂风暴雨袭击奥朗兹号的开始。唯有在这过去以后，我们才逃脱大海的乱流，在真正的阿拉伯半岛靠岸。

有时，当暴风雨侵袭我夏天所住的加拿大地盾地区时，我会醒来，以为自己身在半空中，在河上高高的松树顶端，望着来临的闪电，听见在它之后抵达的雷声。只有从这样的高度你才能看出暴风雨美妙的舞步和危险。屋里，几个人在睡觉，猎狗在他们旁边，耳朵饱受折磨，哆嗦着，仿佛它的心脏将要崩溃或甩出来。我在这种速度犹如太空旅行实验般的暴风雨的昏暗光线下见过它的脸，平时美丽的五官缩了回去。当其他人在熟睡、被这狂暴的大自然摇来摇去时，唯独身下的那条河看似平稳。在道道闪电中间，你看见被连根拔起的成顷树木，全部歪斜成一棵庞大的棕榈树。这样的事每年夏天都会发生好几次。我料到，并做好充足的准备，与这条狗，这个可爱的猎手，一起迎接雷声的到来。

当然这全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曾在那样凌空危险的地方待过，不知离地几尺。这么多年后它又重上心头——那个与卡西乌斯共度的夜晚，我们把自己绑在轮船甲板上，准备迎接想象中的一次惊心动魄的历险。

可能是因为那场电影未能让我们尽兴吧。我仍然解释不出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事。也许仅仅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在海上见到暴风雨。当放映机被推走、椅子被叠起来后，洋面上及我们头顶的天空忽然一片宁静。因此那时，虽然我们被告知雷达已探测到又一轮风暴正在逼近，但风已平息，这给了我们时间做准备。

当然，唆使我到戏院最佳的座位欣赏灾难的人是卡西乌斯。我们在救生艇旁讨论这件事。拉马丁不愿参加，但他提出可以协助搭台。前一天，在救生艇演习中，我们偶然发现一间开着的储藏室里有些绳子和滑车。于是那晚，趁着风平浪静，在别的乘客基本都已返回房舱之际，我们往没有关闭的散步甲板走去，在船首附近，找到许多固定的、可以用绳子将我们自己绑在上面的物体。我们听见船长宣布，他们预计会有一场每小时五十海里的大风，所以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卡西乌斯和我并排仰面躺下，拉马丁动手用绳子把我们与几个V字形的铆钉和一根系船柱拴在一起。他急急忙忙，因为他看得出暴风雨即将来临。他在黑暗中检查了一遍他打的绳结，然后把我们留在那儿，像展翅的雄鹰，被缚得紧紧的。甲板上空无一人，一度没有太多动静，只是下了点小雨。说不定我们已避开了风暴。但接着，狂风打来，抽走我们嘴巴里的空气。为了呼吸，我们不得不撇过头，躲开气流，风像弯折的金属把我们围住。我们曾幻想躺在那儿，惊叹地讨论上方距离我们甚远的风暴中的闪电，但此刻，我们几乎在空中被水淹溺——雨水，还有翻过栏杆、打着转流遍甲板的海水。闪电照亮了我们上方空气中的雨幕，随后又是一片漆黑。一根松脱的绳子打在我的喉咙上。有的只是鼓噪声。我们分不清自己是在尖叫还是仅仅试图尖叫。

每个浪打来，整艘船听上去像要散了架似的，每个浪打来，汹涌的水流把我们没过，直至我们被再度竖起。我们感觉到一种固定不变的节奏。每当轮船奋力冲破迎来的海水时，我们被卷入海浪中，无法呼吸，与此同时，船尾翘向空中，无所适从的螺旋桨发出刺响，直至沉回海里，位于船头的我们重新跃起，僵硬而不自然。

当我躺在奥朗兹号的散步甲板上时，当我们相信自己已放弃了任何生的希望时，那几小时中，一切交织错乱。我像被关在瓶子里的一团混沌，无法逃离正在发生的事，无法跳出眼前的场景。我唯一有把握的是我不是一个人。卡西乌斯和我在一起。我们偶尔在闪电下同时转头，看见彼此麻木、煞白的面孔。我觉得我被困在了这个地方。万一这艘船被滔天的巨浪打翻，船头打着转向下沉没的话，卡西乌斯和我将依旧被牢牢缚在抽水发电机或某样类似的东西上。没有别人，轮船表面只有我们两个，如同被绑在那儿的祭品。

破碎的浪花从我们身上滚过，消失于船外，快得像一场噩梦。接着我们升起来。接着我们又坠入下一个波谷。唯一确保我们安全的是拉马丁对绳结的些微了解。他对绳结知道多少？身处死亡阵痛中的我们以为他对此一无所知。我们一点都不安全。没了时间感。在探照灯从驾驶台聚焦到我们身上、照得我们眼花缭乱之前，我们在那儿待了多久？即便在神经紧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感觉到了灯光背后的怒火。随后灯灭了。

后来我们学会了暴风雨的各种名称：“丘巴斯科雷暴、飑、龙卷风、台风。后来我们听说了甲板下的情况，卡拉多尼亚室的彩绘玻璃窗四分五裂，电路几乎在同一时间被烧毁，所以在搜寻不见的乘客时，有了在走廊上来回移动的探照灯，光柱摇过酒吧和休息室。救生艇有部分从吊柱上脱落下来，斜悬在半空中。轮船的罗盘转动不止。哈斯迪先生和英凡尼欧先生在没有灯的狗舍，企图安抚那些耳朵饱受雷声折磨的狗。一个浪击中助理事务长，力量之大，冲走了他的玻璃假眼。发生这一切时，我们正向后伸长脑袋想努力看清船头在下一轮降落时会沉得多深。我们的尖叫无人听见，连我们彼此，连我们自己都听不见，即便第二天我们的嗓子因对着那条大海航道嘶吼而发疼。

当有人来推我时仿佛已过了数小时。暴风雨依旧未停，但此刻已有所缓和，可以派出三名水手来解救我们。他们割断绳子，膨胀的绳结粘在了一起，我们被抬下楼梯，来到一间充当救护中心的餐室，在最后一两个小时里，发生了好几起头部受到撞击和手指骨折的事故。我们被剥光衣服，每人分到一条毛毯。我们被告知可以睡在那儿。我记得当水手抱起我时，他的身体是如此暖和。我记得当有人为我脱去衬衫时，他说所有的扣子都被打散了。

我看见卡西乌斯的脸，似乎所有细节都被冲刷走了。后来，就在我们入睡前，卡西乌斯靠过来低声说：“别忘了，是有人把我们弄成这样的。”

几个小时后，三名长官坐在我们对面。我们被叫醒，此时我做了最坏的打算。也许，我们会被送回科伦坡，或被打一顿。但当长官们一坐下，卡西乌斯就说：“是有人把我们弄成这样的，我不知道是谁……他们蒙着脸。”他补充道。

这番令人震惊的内幕意味着长官审问的时间将长得多，以让我们说服他们相信这是真的，尽管绳子上烧焦的印迹在一定程度上告诉他们，我们不可能自己对自己做到这一点。他们请我们喝了些船上的茶，我们以为可以用这个故事脱身，可一位服务员进来说，船长想见我们。卡西乌斯朝我使了个眼色。他说了很多次要瞧瞧船长的房舱。

其中一名长官，我们后来得知，已去过下面拉马丁的房舱，因为人人都知道他与我们的关系。拉马丁假装睡着，被叫醒后，在一听到我们活着、没有被冲下船的消息时，假装一头雾水。那一定是午夜左右。现在是凌晨两点。我们拿到浴袍，大步走到船长面前。卡西乌斯环视屋内，打量那些家具，这时，船长用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我们只在发布公告时见过船长百无聊赖或皮笑肉不笑的样子。此刻，他突然戏剧性地爆发，像刚被从笼里释放出来似的。严厉的斥责始于精确的数学计算。他指出，有八名水手加入解救我们的行动——超过三十分钟。这导致至少，至少，有四个小时的时间被浪费，鉴于一名水手的平均薪水是每小时X英镑，X乘以四，那是东方航运公司要花费的，加上总管的时间，每个小时是另外Y英镑。加上紧急情况下薪水总是要翻倍。加上船长的时间，更是宝贵得多得多。“因此我们这艘船将要求你们的父母支付九百英镑的账单！”他一边说，一边在几张看似像公文的纸上签名，据我所知，那说不定是给英国海关的简报，不让我们入境。他又啪地拍了下桌子，威胁说他会在轮船第一次靠岸时赶我们下船，然后继续对我们的祖先骂骂咧咧。卡西乌斯企图用一句他自以为谦卑恭敬的话打断他。

“非常感谢您救了我们，叔叔。”

“闭嘴，你……你……”他在搜肠刮肚，“这个坏种！”

“怀中，先生？”

船长愣了一下，瞪着卡西乌斯想搞清他是不是在嘲弄他。他一定觉得自己稳居道德制高点。

“不。你是只臭鼬。一只亚洲臭鼬，一只令人憎恶的亚洲小臭鼬。你知道当我发现屋子里有臭鼬时会怎么办吗？我会放火烧了它的睾丸。”

“我喜欢臭鼬，先生。”

“你这个可恶、湿淋淋、哭哭啼啼……”

在接下来的寂静中，当他继续搜寻骂人的话时，船长浴室的门摇了开来，我们看见他的珐琅便桶。我们不再对船长感兴趣。卡西乌斯呻吟着说：“叔叔，我想吐……能否用一下您的……”

“滚！你这小杂种！”

我们在两名水手的护送下回到自己的房舱。

在轻微受损的卡拉多尼亚室，弗拉维娅·普林斯一边和我说话，一边仔细端详她的手镯。她突然来了封信，非要我立刻去见她。迄今为止我们已接受了各式各样人的拷问，每一次都一定要我们对发生的事绝口不提。否则我们的麻烦会更大。但在翌日早晨的早餐中间，我们向同桌的两人提起了这件事。餐厅里几乎空空荡荡的，只有拉丝凯蒂小姐和丹尼尔斯先生在与我们一块儿吃饭。当我们告诉他们时，他们似乎觉得没那么严重。“对你们来说没事，但他们死定了。”拉丝凯蒂小姐说。她是，我们后来发现，一个主张要有规章手册的人。此外，更令她印象深刻的是拉马丁的绳结，她说是那“救了你们的小命”。但此刻，当我走近弗拉维娅·普林斯时，我发现自己可能会受到这位非正式的监护人的训斥。她解开又重新扣上她的手镯，不理睬我，然后像鸟儿猛地叮啄狗的前额一样发起攻势。

“那晚出了什么事？”

“来了场暴风雨。”我说。

“你认为是暴风雨？”

我好奇她是不是对我们正在驶过的地带不太清楚。

“是场可怕的暴风雨，阿姨。我们全都吓坏了。我们在床上瑟瑟发抖。”

她没发话，于是我继续往下说。

“我不得不去叫服务员。我不停地从床上掉下来。我在走廊里走啊走，直到碰见彼得斯先生，我请他把我绑在床上，并问他可不可以也把卡西乌斯绑上。当船摇晃时，有东西砸在他身上，卡西乌斯的手臂差点断掉。他打了绷带。”

她凝视着我，并未有太多惊骇。

“我昨晚见过船长，在医院，我带卡西乌斯去那儿。他拍拍卡西乌斯的背，称他是个‘勇敢的小子’。后来，彼得斯先生和我们一块儿下楼，把我们绑在床上。他说，暴风雨发生时有一男一女在一条救生艇里玩闹，当救生艇重重掉在甲板上时，他们受了伤。他们没有大碍，但男的‘那东西’被伤到了。他还得接受手术。”

“我和你舅舅很熟……”为制造震慑人的效果，她停顿了一下。我对她的这句话产生警觉，开始预感到她对昨晚的事，知道得比我想象中的多。

“我也认识你母亲，有一点点交情。你的舅舅可是位法官！你怎么敢对我——一个如此关切你安危的人——说出这样的谎话。”

我脱口而出：“他们吩咐我什么都不能说，关于彼得斯先生的事只字都不能提。他们说，彼得斯先生是个‘流氓水手’，阿姨。他们说，他们会在第一次靠岸时让他下船。当我们请他把我们绑在床上以求安全时，他却抓起我们，用绳子将我们绑在甲板上，惩罚我们，因为……我们打断了他和几个醉汉的牌局。他说：‘这是我们对付不听话的、不断打扰我们的男孩的办法！’”

她仔细看着我。我觉得自己一度唬住了她。

“我从未，从来，从来没见过……”她走掉了。

第二天没发生什么事。有一晚，一艘向东航行的汽船在暮色下从我们旁边经过，它灯火通明，我们三人幻想朝它划去，随他们一同返回科伦坡。在检测紧急电路系统时，总机械师下令发动机减速，有一阵，我们仿佛陷在眼前的阿拉伯海域里停滞不前。那份静止让我们觉得自己像在梦游。卡西乌斯与我来到平静无风的甲板上。只有在那时，在那份风平浪静中，我才想象出暴风雨的全部特性。不着天不着地。我们目睹的仅仅是海面上方的情形。此时，有东西摇身挣脱出来，进入我的脑海。没有安全保证的不只眼前所见，还有埋在底下的。

来自莫勒图沃的阿育吠陀医师在行囊里偷藏了一包巴基斯坦产的曼陀罗的叶片和籽。他为赫克托爵士买下这株植物，用来消除他最近身体的紊乱症状，同时延缓恐水症的发作。曼陀罗将是这位大富豪在此次海上航行中所服用的最有效的药剂。这种药以万用但不可靠而著称。据说，假如你在笑的时候采摘它的白色花朵，它会让你笑得更厉害，或让你跳起舞——如果那是采集时正在进行的活动。（它的花朵在夜里最香。）它可以治疗发烧和肿瘤。不过，作为其难以捉摸的特性之一，在它的药力下，人也会毫不犹豫、开诚布公地回答问题。众所周知，赫克托·德·席尔瓦是个谨慎不吐真言的人。

富豪的妻子德莉娅一直觉得他孤僻得令人发狂。如今，在搭上奥朗兹号离开科伦坡数日后，配合阿育吠陀医师的草药，她有了机会，可以揭开她所嫁的这个男人的真面目。他年轻时的点点滴滴都浮出水面。他袒露了父亲的鞭打带来的恐惧，那令他将自己封闭起来，最后成了一名冷血的金融大亨。他讲起自己偷偷去看弟弟查普曼，他带着他心爱的邻居女孩离家出走，众所周知女孩多长了一根手指。他们在奇洛把它斩去，到卡卢特勒过着正常平静的生活。

德莉娅还发现了丈夫把钱转移到许多地下分支的办法。这方面的信息多是在龙卷风前后被揭秘的，那期间，赫克托·德·席尔瓦在他的大床上随轮船的上下颠簸而滚来滚去。他竟然好像很享受，而他的妻子和其他随行人员则匆忙离开他的床，到隔壁自己的房舱里呕吐不止。曼陀罗灭除了他身上所有的顾虑，连同任何晕船的副症状和任何戒备心。如果说那是一剂春药，它把他从一个乏味疏远的配偶变成了和善的伴侣。首先，这种性格的转变来得不知不觉。整艘船处于暴风雨中。就在成年后的他第一次开始吐露真言时，发动机房起了一场小火。险象环生的天气引出了扒手，他们总在动荡混乱、需要帮手的情况下趁火打劫。雪上加霜的是，船舱里有一整隔间的谷物受了潮，膨胀爆裂，恰好改变了船的平衡，于是抢修人员赶到下面，在木匠重建隔板的同时，把谷子铲回去。他们在漆黑的船舱深处工作，只有一盏油灯发出漫漶的光线，干的，如约瑟夫·康拉德所言，是“掘墓人的活”，谷堆有齐腰之深。与此同时，赫克托爵士正在向他的随行小队回忆他孩提时在科伦坡市集上驾驶滑翔车的一段短暂而甜美的往事。他一再地复述那个故事，每次都像拆开一件新礼物似的，讲给他的妻子、女儿和三个不感兴趣的医护人员听。

此刻，我们的船像口棺材似的在龙卷风中航行，无论它的命运会是什么，赫克托爵士都享受了几天快乐的时光，袒露他财富的真相、他隐藏的快乐、他对妻子的真情。与此同时，轮船一头扎向大海腹地，随后探出水面，像条包了壳的腔棘鱼，海水从脸上倾泻而下。操纵机器的工人因此被甩向火红炽热的发动机，灼伤了手臂，公认的东方精英中的精英在长长的走廊里被扒手绊倒，乐队成员在《把它归咎于我的年少无知》[3]的乐曲中间摔下舞台，同时，卡西乌斯和我以雄鹰展翅的姿势躺在散步甲板上，淋雨。

渐渐地，甲板上和餐厅里重新热闹起来。拉丝凯蒂小姐微笑着走到我们面前说，总管必须把“所有异常事件”记入航海日志中，所以说不定我们会出现在这艘轮船的档案里。船上也出现了一连串“丢东西”的情况。成套的槌球器械不见了，钱包在暴风雨中遗失了。船长现身告诉大家，一台属于昆恩·卡迪福小姐的留声机不知所终，无法找到，因此感谢大家提供任何有关其下落的线索。卡西乌斯最近曾到船舱下面看机械师修理舱底的一截水管，他声称，那儿在放留声机，声音很响，持续不断。船上的工作人员反击这股失物风潮，宣布不知怎么在一艘救生艇里找到了一枚耳环，请失主到事务长办公室认领。没有提到助理事务长的玻璃假眼，不过对讲机里仍在继续执着地播报着几样找回的物品。“寻获：手镯一只；棕色的女士毡帽一顶；属于柏瑞奇先生的日记一本，内有不同寻常的图画。”

轮船从暴风雨中缓了过来，天气又好转，这的确意味着一件好事。犯人再度获准晚上出来放风。我们等他，终于见到他来了，站在甲板上，戴着枷锁。他吸了一大口气——将周遭夜晚空气中的能量全都收入体内——然后把它释放出来，脸上洋溢着无尽的笑容。

我们的船向亚丁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