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者的工场

破坏者的工场

两点差一刻左右，我在马蹄湾登上卡皮兰诺女王号，当渡船离开温哥华时，我爬上楼梯来到日光甲板。船向港湾密布的青山绿水中隆隆驶去，我穿着连帽的皮大衣，任风狠命地拍打我。那是艘小型渡船，四处贴着若干注意事项，提醒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还有一张不准小丑上船的告示，显然是几个月前某次大吵大闹的后果。渡船进入航道，我仍在上面吹风，眺望伯恩岛。那是段短暂的旅程。二十分钟后，我们靠了岸，他们先让步行的乘客下船。如今的艾米丽会是什么样子，我好奇。我对她的闯荡经历时有耳闻，当她在伦敦完成最后两年学业时，已和一群野朋友黏在一起。我们不知不觉分道扬镳，彼此疏远。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她和那个名叫戴斯蒙的人的婚礼上，我在席间喝醉了，逗留的时间不长。

我走过滑动的金属斜坡，未见到一个认识的人。她没来接我。我等着，一辆辆车驶出渡船。过了五分钟，我走到马路上。

街对面的小公园里有个女的。她一耸肩，从倚着的树上直起身。当她小心翼翼地向我走来时，我认出那步伐，那姿势。艾米丽面带微笑。

“这边。车在那儿。欢迎来到我的森林之颈。我喜爱这个叫法，仿佛它是身体的一部分。”她竭力不表现出羞涩。但显然我们都一样，在朝她的车走去的途中，我们什么话也没说。我意识到，当我站在码头四下找她，确保自己正是她预期中可能的模样时，她也许一直在观察我。

我们疾驰而去，穿过小镇后，她放慢速度驶上路肩，然后熄灭引擎。她靠过来亲了我一下。

“谢谢你来。”

“凌晨一点！你总是在凌晨一点给人打电话吗？”

“总在。不。我试图联络你试了一整天。在找到你住的地方前，我大概试了十家旅馆。后来你想必是出去了。我担心我们还没机会碰面你可能就走了。你好吗？”

“很好。饿了。被这一切吓了一跳。”

“我们可以去家里吃饭。我弄了些两个人的午餐。”

我们沿着那条路行驶，然后拐入一条通往水边的窄巷。我们在下坡，她转上一条更窄的名叫万利斯路的小径。它其实根本不需要名字。那儿有四五间俯瞰大海的小屋。她把车紧停在另一辆车旁。尽管与最近的邻居只相距二十码，但这地方看起来冷清僻静。里面，小屋给人感觉益发狭小，但它的露台可以眺望海面，拥有无限视野。

艾米丽做了三明治，打开两瓶啤酒，向我指指一张扶手椅，然后自己跌坐在沙发上。我们立刻聊了起来，聊我们的生活，聊她与丈夫先在中美洲、后到南美洲度过的岁月。他身为电子学专家，频繁调动的职业意味着他们的朋友每隔几年就换一拨。后来她离开了他。她说那场婚姻束手束脚，她走了出来，因为发现“那栋房子冷得”余生无法再住在里面。离婚是几年前的事，所以现在，她可以从容自如地讲述发生过的事，用双手在头顶的空中描画他们的遭遇、他们生活的环境。我与艾米丽遥远的关系似乎令她有了向我敞开心扉的可能。如她所言，她绘了一幅自己的人生图景给我。而后她静下来，我们就那样互相对视。

我想起艾米丽结婚时的一些事。婚礼，像当时所有婚礼表面看似的那样，是个高潮，昭示两人的志同道合。戴斯蒙相貌英俊，艾米丽与他非常登对。当时对一场成功的婚姻而言几乎没有别的考量。可不管如何，在我离开宴席前的某一刻，我碰巧注意到她。她正倚门望着戴斯蒙，凝视的目光里有种距离感，仿佛此刻在做的是某些非做不可的事。接着她很快重新投入到宴会的氛围中。谁会记得婚礼上那短短的几秒？可每当我想起她的婚姻时，浮现的总是那一幕——它是一种逃离，也许是为摆脱无序的混乱，正如早先她被送到另一个国家上学以逃离暴躁无常的父亲一样。所以她脸上有了那般表情，仿佛在估量某样她买来的或根本是别人给予的东西的价值。

我继续望着艾米丽，这个人一度是我年少心目中美丽的女王。不过我知道，纵然她有时散发出探险者的气质，但亦有安静谨慎的一面。她的婚姻生活，在各个不同的外派地点，还有发生过的风流韵事，似乎体现了一个令人熟悉的我的表姐，与奥朗兹号上的她一样。

长大后她之所以变成现在的她是因为那次旅途中发生的事吗？我不清楚。我永远不知道它对她的影响有多深。那一刻，在艾米丽位于海湾群岛其中一座岛屿上的简陋小屋里时，我只是暗自思忖这个问题，她看似一个人独居，像把自己藏匿了起来。

“你记得我们在奥朗兹号上的时光吗，我们坐的那条船？”我最后开口问道。

我们从未谈起过那趟旅程。我渐渐相信她已把那晚发生在救生艇旁的事抛之脑后或由衷地否认它的存在。就我所知，对艾米丽而言，那似乎只是一次历时三周、通往英国多姿多彩人生的旅程。没想到它对她的意义显得如此微乎其微。

“哦，是啊！”她惊呼，仿佛经提醒想起了一个她完全本应记得的名字。接着她补充道：“回想起来，你可真是个负担，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恶魔。”

“我只是年幼无知。”我说。她若有所思地乜斜我。我看得出此刻她正慢慢走近自己的记忆，瞥见一些片段。

“我记得你闯了很多祸。弗拉维娅被忙得团团转。天哪，弗拉维娅·普林斯。不知道她是否还健在……”

“我想她住在德国。”我说。

“啊……”她拖长声音，进一步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我们在她用松木砌成墙壁的客厅里一直待到天色变暗。她不时转身，凝望渡船徐徐往返于斯纳格湾港和马蹄湾之间。它们在航道中央会发出一声绵长的悲鸣。目前，青灰色的夜幕下，它们是唯一亮着灯在移动的物体。她说假如六点醒来，她会看见黎明的渡船漂过地平线。我发觉这已然变成艾米丽的世界，这朝朝暮暮、日日夜夜的风景。

“来，我们去散散步吧。”她说。

于是我们开始爬上陡峭的斜坡，就是几小时前我们驶过的那条路，脚踩在纷飞的落叶上。

“你怎么会落脚在这儿？你还没说呢。你什么时候来的加拿大？”

“大概三年前。那段婚姻结束后，我来到这边远的地方，买了这间小屋。”

“你有想过和我联系吗？”

“哦，迈克尔，你的世界……我的世界。”

“好啦，我们现在碰上了。”

“是啊。”

“所以你一个人住。”

“你总那么爱追根究底。好吧，我在和某人交往。怎么说呢……他有过一段坎坷的人生。”

我想起她认识的总是些有麻烦、有危险的人。在这方面，她有悠久可循的历史。我的思绪回到她抵达英国、在切尔腾纳姆女校当寄宿生的时候。我会在假期中见到她，依旧是伦敦斯里兰卡人社区中的一员，某个男友围着她打转。新交的朋友身上具有安那其[1]的风范。在最后一年的一个周末，她溜出学校大门，坐上某人的摩托车后座，飞驰过格鲁斯特的大街小巷。那次事故中她折断了手臂，并由于此事被开除出校。从此，她不再是团结紧密的亚洲人社区里一名完全受人信任的成员。最后，她通过嫁给戴斯蒙，脱离那一切。那是场匆促的婚礼，他已被派到国外，有个职位在等他去上任，没多久他们就出发了。后来，当婚姻告终时，由于某些伤心的原因艾米丽决定把自己放逐到加拿大西海岸这个僻静的岛屿上。

对比我们年轻时可能有过的幻想，这似乎是种不太真实的生活。我依旧记得我们骑着自行车，季风雨猛烈地打在身上，或是艾米丽盘腿坐在床上谈论印度那所学校，还有我们跳舞中间她朝我挥动的纤细棕色的手臂。现在，我一边回想那些时刻，一边和她并肩行走。

“你在这儿待多久，在西部？”

“就还有一天，”我说，“我明天飞。”

“哪儿？去哪儿？”

我有些尴尬：“是去火奴鲁鲁，其实。”

“火——奴——鲁——鲁！”她恋恋不舍地念出每个字。

“对不起。”

“噢，没关系。没关系。感谢你来，迈克尔。”

我说：“你帮过我一次。你记得吗？”

我的表姐没有说话。她或许记得在她房舱的那个早晨，或许不记得。不论哪一种，她都沉默不语，我没再往下说。

“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我问，她打量我，脸上的微笑承认了这不是她期盼或选择的生活。

“没有，迈克尔。你没法让我领悟这一切。我不认为你能给我一种有安全感的爱。”

我们在雪松的树枝下猫着腰，沿木台阶折返，穿过绿色的门走进小屋。我们都累了，却想熬夜不睡。我们来到她的露台上。

“少了渡船，我会迷失。会完全没有时间感……”

她静默了片刻。

“他死了，你知道。”

“谁？”

“我父亲。”

“真让人难过。”

“我只是需要把它告诉某个认识他的人……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的人。我该飞回去参加他的葬礼的。可我甚至不再属于那儿。我和你一样。”

“我们不属于任何地方，我猜。”

“你还记得他吗？一丁点？”

“记得。那时你做什么都不对。我记得他的坏脾气。可他是爱你的。”

“我的整个童年都活在惶恐中。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年少离开的时候……”

“你记得你告诉我你做的噩梦。”

她开始背过身，仿佛希望此刻能有单独思考的空间。她在回避，但我不想让她放开过去。因此我试图重提起我们在船上的时光，谈及航行近尾声时发生的事。

“在奥朗兹号上，你是否觉得在你亲近的那个女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名犯人的女儿。她也受困于父亲的人生。”

“有可能。但我认为我只是想帮她。你知道。”

“那天晚上，当你在救生艇旁和那位便衣警察——佩雷拉——在一起时，我偷听了你们的谈话。我听到了发生的事。”

“真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告诉了你。第二天早上我来找你。你什么也不记得。你像被人下了药，迷迷糊糊。”

“我原本是要设法从他那儿取得某样东西……给他们。但我完全晕晕乎乎的。”

“那晚那个男的被杀了。你是不是有刀？”

她沉默不语。

“那儿没有别人。”

我们挨近彼此，身体蜷缩在大衣里。黑暗中我能听见岸上的海浪声。

“不，有人，”她说，“附近有那个女儿阿桑莎和苏尼尔。我处在他们的保护下……”

“所以有刀的是他们？他们把刀给了你？”

“我不知道。这是关键。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很无耻，是不是？”她说。她抬起下巴。

我等待她透露更多。

“我冷。我们进去吧。”

可一到里面，她就惴惴不安。

“他们要你从那个被杀的男子身上拿什么？从佩雷拉身上？”

她从沙发上起身，走到冰箱旁，打开，在那儿站了片刻，然后空手而归。由此可见她一直过着精神紧绷的日子。

“船上显然有两把可以打开犯人铁链上挂锁的钥匙。英国兵吉格斯有一把。另一把在佩雷拉先生那儿。苏尼尔怀疑那个后面证明是佩雷拉的人对我有兴趣，所以他让我约他到救生艇旁见面。当时，自然，苏尼尔知道我愿意为他做一切。我完全受他摆布。我是诱饵，我猜。”

“是谁？我以为当那名便衣在船上四处走动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是个从未和谁讲过话的人。你们猫桌上的裁缝，古纳塞克拉。”

“可他从没讲过话。他不能说话。我听见有个男的在救生艇旁和你聊天。”

“苏尼尔不知怎的发现了他就是那个便衣。他无意中看见他在和那位英国警官交谈。所以他能说话。”

我自以为能解救你，拉丝凯蒂小姐在给我的信里的某处写道。可我撞见艾米丽和扬科拉戏班的那个男的在一起。她被他迷了心窍，身陷某种令人担忧、危机四伏的处境。

许多年来，令人困惑的片段，故事遗落的边角，当用新的眼光、在不同的环境下去审视时，有了一层更清晰的含义。我记得奈维尔先生讲过，在破坏者的工场，把从蒸汽机船上拆解下的零料进行分类，赋予它们新的角色和用途。于是我不知不觉离开艾米丽，不再在伯恩岛上，而走进了往事中，我竭力回想那个下午，我的表姐参与了马戏团惊险的特技演出，她被戴上一条手链，手腕的皮肤被割破了。我也回忆起那个脖子上系着红围巾、默不作声的男子，那个我们以为是裁缝的男子，在旅途最后几天，我们没在猫桌上见过他。

“你知道我对古纳塞克拉先生的印象是什么吗？”我说，“我记得他是多么和善。那天，你到我们桌旁来，眼睛边上肿了一块——你被羽毛球拍打了一下，你说。他伸出手轻抚伤处。也许他能猜到你是怎么受伤的，那根本不是意外，而是某人安排的，说不定就是苏尼尔，叫你去做他要你做的事。你以为古纳塞克拉迷上了你，可也许他只是关心你而已。”

“那晚在救生艇旁——如今我已记不起来——我觉得他朝我迈了一步，抓住我的手。他一副要伤人的样子。苏尼尔和阿桑莎突然跳了出来……让我们到此为止吧。求求你，迈克尔，我做不到。行吗？”

“他也许不是想袭击你。我猜他是要看看你手腕上的伤口。他一定见到金字塔节目完后苏尼尔给你戴上那条手链，刺破了你的皮肤，而后在那上面抹了点东西。事实上，他才是那个保护你的人。可他被杀了。”

艾米丽没有说话。

“第二天早晨，当我叫不醒你时，我不停地摇你，你说你感觉中了毒。他们可能是从丹尼尔斯先生的花园里拿了什么，给你下药，或让你神志不清。所以你什么都记不得。那儿有有毒的东西，你知道。”

“在那座美丽的花园里吗？”

艾米丽一直低头看自己的手。她霍地挪了下身子，瞪着我，仿佛自己相信过的一切，多年来的每个立足点，都成了谎言。“我始终以为是我杀了他，”她平静地说，“可能的确是我做的。”

“卡西乌斯和我相信是你杀了他，”我说，“我们看见了尸体。但我认为不是你做的。”

她在沙发上俯身向前，用手捂住脸。她保持那个姿势片刻未动。我望着她，一语不发。

“谢谢你。”

“你是在帮他们脱身。可结果，尼迈耶和那女孩都死了。”

“也许吧。”

“你说‘也许’是什么意思？”

“就是也许。”

我勃然大怒：“那个女孩，阿桑莎，她面前有大好的人生！她是个孩子！”

“十七岁。我也十七岁。我们都在未成年前就变成了大人。你想过这一点吗？”

“她甚至没有呼叫。”

“她不能叫。她嘴里有钥匙。她把它藏在那儿。在从佩雷拉身上拿到它以后。那是他们逃跑所需的。”

我在软绵绵的床上醒来，没有窗帘的客厅里一片亮堂。艾米丽坐在扶手椅上望着我，像在观察经过这么多年后我变成了什么样，改变自己对那个年少时和她亲近过一段时间的叛逆男孩的评价。在前一晚的某个时刻，她告诉我她读过我的书，每次翻阅时，她都会花时间把这和那联系起来——某个虚构的事件和原本发生在她面前的戏剧般的场景，或花园里的一段插曲，那分明是我舅舅位于云路旁的花园。我们每个人都换了位置。她不再处于痴情的追求者的包围中。我不再坐在猫桌上。但对我而言，艾米丽仍是那张不可企及的面孔。

有位作家，我不记得是谁，提到一个人有“一种魅惑的风姿”。既热情友善，又变化无常，那是艾米丽一直给我的感觉。你信任她，可她不信任自己。她是“好人”，可在她自己眼里却不是那么回事。这些特质不知为何仍未达成平衡，或互相调和。

她坐在那儿，头发别了起来，她正抱着膝盖。晨光中，她的脸焕发出更人性化的美。那意味什么？我想那意味着如今我能读得懂她方方面面的美。她处之恬然，她的脸折射出更多她的内心。我明白了那些较深的阴暗面如何被包裹在慷慨豪爽的外壳内。它们并不拒人千里之外。我发现自己大半生里始终放不下的人是艾米丽，纵然我们咫尺天涯，彼此杳无音讯。

“你得去赶渡船。”她说。

“嗯。”

“现在你知道我住的地方了，有空来看我。”

“我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