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舍

狗舍

翌日早晨，我醒来，发现哈斯迪先生还在床上，在看小说。“早上好，小伙子，”他听见我从上铺跳下来时说，“约了你的朋友？”

前一晚没有人打牌，我好奇是怎么回事。不过自从大富豪死后，很多日程和习惯似乎都变了。此时，哈斯迪先生进一步告诉我，他被解了职。他不再负责狗舍的工作。船长一直在找归罪的人，如今他相信是哈斯迪的狗舍里有头猎犬逃出了笼子，溜进帝王级房舱，咬死了赫克托·德·席尔瓦。自从那人死后，发生了一件古怪的事。德·席尔瓦爵士这个称号似乎烟消云散，不再被提起。人们开始用“那名死者”来指代他。可见爵士的封号与躯壳一样，都有一死。

我站在哈斯迪先生面前，同情地听着这番不实的指控，但一语未发。亚丁的那条小杂种狗还未找到。哈斯迪先生的降职意味着如今他将顶着正午的日头负责油漆抛光的工作，而那些狗则将由他的狗舍助手和牌友英凡尼欧先生看管。“不知道他怎么对付那头叫奥尼尔的魏玛猎犬呢？”哈斯迪先生嘟囔道。

那天晚些时候，在漫无目的地搜寻了一遍拉马丁的狗后，我们三个溜达到狗舍。在B层甲板外面，有几条狗在它们二十码长的狗道上慢吞吞地挪步，像中了暑，脸上露出茫然的表情。我们爬过围栏，走进狗舍，每条狗都在那儿汪汪直吠，吵着要出去。英凡尼欧试着在这聒噪声中阅读哈斯迪的一本书。当我们朝他走去时，他认出我，他见过我从上铺俯首窥视他的样子，我向他介绍了卡西乌斯与拉马丁。他放下《薄伽梵歌》，陪我们一块儿巡视狗舍，丢了些肉给几条他特别心爱的狗。接着，他牵出那头魏玛猎犬。他摘除项圈，摸摸那颗灰色的像鸡蛋般光滑的脑袋，命令狗离开他，到布满灰尘的房间的另一端去。那条狗不太舍得离开英凡尼欧，但还是听从“去！去！去！去！”的指令，默默走开了，它颀长的四肢左右甩动。到了狗舍尽头，那条狗转过身等待。“嗨！[1]”英凡尼欧喊道，那条狗矫健利落地朝他奔去，在最后两码，跃起，扑向他的头。四只爪子同时落在英凡尼欧的肩膀和胸口上，力量大得令这位狗舍看管人向后倒去，狗压住他，高声吠叫，爪子扒来扒去。

英凡尼欧挣扎地爬到那牲畜上面，冲着它的耳朵大吼。然后他开始亲吻那条狗，它的反应像个爱上了亲吻者却不想被吻的女子。他们抱着打了好几个滚。仅需一眼就能看出那份情感。显然他们都迷恋对方。他们露出牙齿，又笑又叫。英凡尼欧对着狗的鼻子吹气。此时所有笼子里的狗安静无声、嫉妒地看着他俩在尘土中打闹。

我们在争宠中途离去，我单独来到C层甲板，在那儿待了大半个下午。英凡尼欧先生与那条狗极大地勾起了我对厨子古那帕拉的回忆，我想念他，吃饭时他总是被一群疯狂的稻狗跟着，它们在他拎着一片肉挥来挥去时齐声狂吠，直至最后他把肉丢到它们中间。下午，我会撞见他搂着它们睡觉。至少古那帕拉是睡着的，而狗则乖顺地躺在他旁边，互相对望，身体一抽一抽，抬起眉毛。

犯人晚间又重新出来放风。在靠岸亚丁的前一晚和离开那座城市的傍晚之间我们没有见到他。想必是有什么原因所以把他关在牢房。现在，当我们在红海继续向北航行时，我们发现多增加了一条铁链，把他颈上的金属圈和十二码外一根固定在甲板上的桩子系在一起。我们看见他拖着脚步走来走去。之前，他行动的样子像个敏捷伶俐的人，但如今，他显得迟疑而谨慎。也许他感觉到外面变了个世界，人们可以分辨出轮船两边不同的沙漠海岸夜景——阿拉伯半岛在我们右边，左边是埃及。

艾米丽悄悄告诉我犯人的名字叫尼迈耶，大概如此。它听上去过于欧化，因为他明明是个亚洲人。他看似像是僧伽罗人与别的人种的混血。我们偷听到他在与一名守卫说话。声音低沉平缓，他的语速很慢。拉马丁认为，假如你单独与他在一间房里时，这种声音可以将你催眠。我的这位朋友想象了各种各样的危险。不过艾米丽也提到他独特的嗓音。有人告诉她这种嗓音“具有说服力”却“令人毛骨悚然”。但当我问起是谁告诉她时，她缄口不言。我吃了一惊。我自以为算得上是她可以信赖的知己。随后她补充道：“这是另一个人的秘密，不是我的。我不能把它透露给你，你明白吗？”

不管怎样，尼迈耶回到我们甲板进行夜间的散步，这让我们觉得某些秩序获得了恢复。为了居高临下地看他，我们开始在救生艇里扎营。我们听见地狱般的铁链刮擦过甲板。他会在链条允许的范围尽头停住，凝望夜色，仿佛能清晰地辨认出那儿有什么，仿佛数英里外黑魆魆的沙漠里有个人正在注视他的一举一动，接着，他会转身，原路返回。最后他们取下他脖子上的铁圈。我们听见他与守卫之间的轻声交谈，他被带往甲板下一处我们只能想象的地方。

“担架队请注意，担架队——请前往A层甲板的羽毛球场。”我们向紧急事故的源头跑去。这是迄今我们从大喇叭里听到的一条比较有意思的通告。更多时候他们发布的消息是下午在克莱德室有关于“亚丁与孟买之间海底电缆铺设”的讲座，或是一位布莱克勒先生将讲解“最近一次修复莫扎特钢琴的始末”。在放映《四片羽毛》前，一位牧师做了一次题为《十字军东征的是与非：英国是否走得太远了》的演讲。拉马丁与冯塞卡先生去听了那次讲座，回来告诉我们，演讲者显然觉得英国走得还不够远。

一则新的传闻散布开来，据说，死去多日的赫克托·德·席尔瓦的尸体将很快被海葬。船长希望等我们到了地中海再说，但现在，拥有无上权力的德·席尔瓦的遗孀坚持要求进行一场简短而非公开的葬礼。于是，不到一个小时，每个人都获知了仪式的地点和时间。服务员用绳子在船尾拦出一块举行仪式的区域，可引颈期盼的人很快聚集到绳子后面，把金属阶梯挤得水泄不通，也有人在更高的甲板层上俯看。几个没那么激动的人则透过吸烟室的窗户观看全过程。最后，尸体——对我们大部分人而言是第一次真正看见赫克托·德·席尔瓦——不得不在人群不情愿的让步下，从一条非常狭窄的过道里抬出来。后面跟着他的遗孀、女儿、三位医生（其中一人完全打扮成村民的样子）和船长。

我从未参加过葬礼，更别提是一场我要负上部分责任的葬礼。我看见艾米丽在几码远的地方，向我投来谨慎的目光，并微微摇了摇头。我看见男爵站着，紧挨德·席尔瓦的家人。猫桌上的人都来了。连冯塞卡先生也走出房舱，上来看葬礼。他站在我们旁边，穿着一件黑大衣，打了领带，那或许是他在要塞区的昆丹莫尔斯店为旅居英国而购置的。

我们俯看随行人员小小的身影，他们环绕在搁板桌旁，上面放着赫克托·德·席尔瓦的半身塑像和一些花。我们几乎听不见仪式最后的内容。牧师的声音颤颤巍巍，消散在从对岸沙漠吹来的阵阵疾风中。当家人走近那具裹着白色寿衣的尸体时，我们全都向前探身，想看有什么秘密正在被传达给死者。然后，赫克托·德·席尔瓦被抛下船，消失在大海中。没有像卡西乌斯信誓旦旦所言的鸣枪或放炮。没有别的安排或致辞来为仪式画上句点。只有冯塞卡先生悄悄向他旁边的人吟咏了几句话。“谁曾向往大海？宁享她卓越的孤独/而不要王者的前院。”吉卜林的诗，在他的朗诵下，我们听来觉得既恢宏又睿智。我们没有意识到它在赫克托·德·席尔瓦一生的语境下所具有的讽刺意味。

几个小时后又举办了一场下午茶讲座，让我们提前了解苏伊士运河：关于德·雷赛布[2]，关于修筑期间死于霍乱的数千名工人，以及关于这条运河在今天作为贸易通道的重要性。拉马丁与我提前到场，扫荡了自助餐桌上最好的三明治，那本该是演讲结束后才吃的。讲座中间，当我手臂上托着好几个三明治从摆了食物的桌旁走开时，恰巧撞见弗拉维娅·普林斯和她的两个牌友。她瞟了一眼，把一切看在心里，从我旁边走过，没说一句话。

我们在夜色中驶近那条运河，正是午夜钟响的时刻。一些在甲板上露营、想体验这番经历的乘客半梦半醒，差点没注意到引导我们轮船进入狭细针眼的当当声和钟声，那便是苏伊士。我们停下，接了一位从驳船爬绳梯上来的阿拉伯领港员。他缓步向驾驶台走去，无视身边的一切权威。现在这儿归他所有，将由他领我们进入更浅的水域，调整轮船角度，让我们能顺利驶进更狭窄的运河，我们将在河上航行一百九十公里抵达塞德港。我们能看见他在驾驶台灯火通明的横窗口，旁边是船长和另外两名长官。

那一晚我们彻夜未眠。

在不到半个小时里，我们贴着一个混凝土船坞行驶，板条箱堆成巨大的金字塔，男人们在缓慢行进的奥朗兹号旁跟着电缆和行李车奔跑。在如豆的硫灯灯光下，到处是紧张匆忙的作业。我们能听见喊声、哨声，在一次间隙时，我们听到狗吠声，让拉马丁以为是他那条从亚丁带来的狗此刻正欲重回岸上。我们三人趴在栏杆上，对着空中大口大口地吸气，将它纳入体内。事后证明，这一晚在我们此行中留下的记忆是最生动清晰的，我不时在梦里与这段时光相遇。我们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但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从我们船旁掠过，夜色呈现纷繁不同的面貌，让人浮想联翩。看不见的牵引机在驾驶台旁隆隆移动。起重机折臂，准备在我们通过时把其中一人吊起。我们曾以二十四节的速度渡过开阔的洋面，此刻，我们像一瘸一拐似的，以慢腾腾的自行车的速度，宛如置身于逐渐展开的画卷中。

成捆的物品被扔上前甲板。一条绳子绑在栏杆上，让水手可以荡到下面供通行的陆地去签署过境公文。我看见一幅画离开船。我用余光一瞥，觉得很熟悉，我可能曾在头等舱的一间休息室见过它。为什么一幅画会被从船上移走？我分辨不出正在发生的每件事都是经过仔细合法的手续，还是一次肆无忌惮的犯罪高潮，只有几个长官在监督进行的工作，甲板上的灯都熄灭了，一切活动阒静无声。只有驾驶台的窗户亮着灯，不断出现三个剪影，宛如是人偶遵循着领航员的指令，在操控这艘船。他出来了几次，到露天甲板上，冲着夜色吹口哨，向岸上他认出的人发号施令。对方以相应的哨声作答，我们能听见一根掉落的铁链激起的水花声，船首猛地一颠，重新调整角度，斜向这侧或另一侧。拉马丁不停地跑上跑下，满船找寻他的狗。卡西乌斯与我高踞在船首没有保护的栏杆上，从那儿我们可以看见身下零零碎碎的热闹场景——一个摆小吃摊的商贩、在篝火边聊天的机械师、卸载的垃圾，这些画面，这一切，我们明白，是我们永远不会再见的。于是，我们渐而悟出那个细微又重大的道理，悟出我们的人生因有趣的陌生人而充实，他们与我们擦身而过但没有交集。

我依然记得我们怎样在那条运河里移动，我们的视线变得模糊，记得从岸上传来的讯号声，还有甲板上错过这热火朝天场面的睡客。我们在栏杆上颠荡起落。我们可能会掉下去，赶不上船，开启另一种命运——变成乞丐或王子。“叔叔！”我们喊道，假如有人近得能看清我们细小的身影的话。“你好，叔叔！”人们会挥挥手，朝我们投来咧嘴的一笑。那晚，每个悄声走过看见我们的人都是叔叔。有人扔给我们一个橙子。一个来自沙漠里的橙子！卡西乌斯一个劲地喊着要小烟卷儿，可他们听不懂他的话。一名码头工人捧着某样东西，像一株植物或一头牲畜，可夜色把它掩盖得太好了。

那晚，没有其他船只在苏伊士运河漆黑的水域里航行。无线电通信进行了不止一天，以保证我们能在，且必须在，午夜的整点时分进入。下面岸上，一束摇曳的电灯光下，一人坐在一张临时搭起的桌旁，填写好表格，把它交与跑腿的人，那人追上轮船，丢出缚了金属秤砣的公文，以便让它落在某名海员的脚下。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行进，我们经过跑腿的人，经过桌旁怒气冲冲记录汇率图表的人，还经过一名在篝火旁烤东西的食堂厨师，那香味美妙极了，勾起夜晚的食欲，在我们吃了连日的欧洲食品后诱惑得让人想弃船。卡西乌斯说：“那是乳香的味道。”就这样，我们的船继续在这些陌生人的引导下前行。我们收罗着从陆地上来的新鲜之物，以物易物，交换扔上船的东西。谁知道那一晚交换的是什么，在签署好进出的法律公文、将其送回陆地之际，发生了什么样的交流互动，这期间，我们进入又离开了苏伊士短暂的世界。

我们漂流进晨光中。天上点缀着朵朵白云。一路以来我们还未见过云彩，除了暴风雨到来时那黑压压集聚在我们轮船上方、向我们袭来的云山。后来，在快靠近塞德港时，刮起一股沙尘暴，将我们笼罩，阿拉伯半岛吐出的最后一口气，造成船上雷达信号一片混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抵达苏伊士的时间曾经过精密计算，准时从午夜零点开始——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在白天到达塞德港，这时可以凭借肉眼导航。就这样，我们睁大眼睛进入了地中海。

有一阵，当我快三十岁时，我忽然渴切地想再遇到卡西乌斯。我一直与拉马丁和他的家人保持联系，并有来往，而卡西乌斯，自那天我们的船在英国泊岸后，我就没再见过他。

在那段渴望和他碰面的时期里，我偶然在一份伦敦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附着一张他的照片。如果不是旁边有他的名字，我大概已认不出那张脸：更成熟、更黝黑了，或许我也一样，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乘坐那艘轮船的孩提时的我已判若两人。那是则有关他画展的广告。于是我进城，去考克街上的一间画廊。我去那儿，与其说是为看他的作品，不如说是想见他，我期望和他一起吃顿长长的饭，不停地聊天、聊天、聊天。即使是在我们共度了三周时间后，我仍然对他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不过我知道他成了一名备受推崇的画家。那让我大吃一惊。他是不是还一样的野，我好奇。他是否依旧像我童年时对他印象的一样是个危险人物？毕竟，卡西乌斯的某些性情留在了我的体内。我又看了一遍从报上剪下的广告，照片里，他倚着一面白墙，流露出一丝挑衅。

可卡西乌斯不在那儿。那是个周六的下午。我到达画廊，获悉画展是几天前的晚上开幕的，当时卡西乌斯曾现身。我不太了解艺术圈的习惯。虽然扑了空，但他的缺席并不要紧。我在画里见到的就是卡西乌斯本人。它们都是大幅的帆布油画，占满了瓦丁顿画廊的三间展厅。大约有十五幅，画的全是在苏伊士那一晚。夜间作业上方一模一样的硫灯的灯火，是我依旧记得，或至少在那个周六下午开始记得的。还有那堆篝火。那本看似年代久远的航海日志本，在夜晚清新的空气下，由桌旁的抄写员疾笔填满。起先我以为那些画是抽象作品。它们给人感觉，故事正发生在边缘或恰好在所画的色彩之外。可一旦当我明白我们的位置后，一切都不同了。我甚至发现了拉马丁的小狗在船边仰头张望。这一切令我自大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猜是因为它表明了卡西乌斯与我曾经多么亲密，是真正的兄弟。那晚他也亲眼目睹了我所看见的人，与他们，我们十分奇特地觉得有种共通感，我们再也不会见到他们。只有在那儿。在那座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夜晚的城市。我们没有聊起过这点，但不知怎的，它同时走入了我们心中。此刻，他们在这儿与我们同在。

我走到旨在让人们写下感想的留言簿旁。有些评语洋洋洒洒，高深莫测，有的只写了一句“好看！”。一片散漫潦草的字迹占据了整整一页，写的是：“昨晚深夜年老的小妇人受伤致残。”这一定是卡西乌斯某个喝醉的朋友写的。那页上没有其他人的留言，这句话暴露在那儿，显得形单影只。我匆匆翻过剩下的页面，不期看见拉丝凯蒂小姐的名字，她对卡西乌斯的作品大加赞赏。我注明日期，然后写道：“奥朗兹部落——不负责任，残暴成性。”接着，我加了句，“很遗憾没见到你，八哥。”我没有留地址。

我出了门，但有些别的什么牵绊住我，于是，我决定再把画廊走一遍，很高兴这次那儿几乎没有其他人。当悟到是什么吸引了我后，我又在画廊里转了一圈，为求确认。我在某处读到过，当人们首度公开称赞拉蒂格早期摄影作品与众不同的视角时，过了段时间才有人指出，那是一个小男孩用相机仰视他所拍摄的成人的自然角度。如今我在画廊里见到的，恰恰正是那晚卡西乌斯与我的视角，从栏杆，俯视人们在一束束光柱下作业。一个四十五度角，约莫如此。现在，我又回到栏杆上，观望，这儿就是卡西乌斯心潮澎湃、绘制这些画作时所在的地方。再见了，我们对他们所有人说。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