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丝凯蒂小姐：第二幅画像

拉丝凯蒂小姐：第二幅画像

最近我旁听了电影制作人吕克·达内开的一门高级课程。他讲到看他电影的人不该自以为理解了有关人物的一切。作为观众，我们绝不可以认为自己比他们高明；我们对人物的认识不会多过人物本身对自己的了解。我们不该言之凿凿地断定他们的动机，或轻视他们。我相信这番道理。我将其视作艺术的第一法则，但我怀疑很多人不会。

在我们对拉丝凯蒂小姐的初次印象中，她像个行事谨慎的老处女。我们对她谈及的领域毫无兴趣。她热衷于拓片和织毯。可另一方面，她透露自己负责照管着安顿在船上某处的二十四只信鸽，是“捎给一位富豪的”，她在卡马森的邻居。我们好奇，富豪要信鸽做什么？“无线电静默。”她神秘地说。后来当我们闻悉她与白厅有接触时，信鸽这一节便豁然明朗。富豪是捏造的。

不过那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她看似对马萨帕先生的好感。我们较少注意到她对犯人和两名押送尼迈耶去英国的警官（其中一人仍隐身中）的好奇心正日益加重。“那名犯人只是我的行李。”吉格斯先生在席间对一群仰慕他的人说，故作谦虚地扬言自己的权威地位。可拉丝凯蒂小姐的“行李”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早先途中在我去她房舱之际可能见过的某样东西？当时她要谈谈我与男爵过从甚密的事。如果说我与拉丝凯蒂小姐的相处中有过不同寻常的时刻，那便是一个下午，她叫我在下午茶时间去她房舱。

于是，我顺着一条快被遗忘的路径前往那个难以忘怀的下午。我惊讶地发现艾米丽与她同在那儿，拉丝凯蒂小姐似乎邀请了她加入我们，以便和我讨论某些重要之事。桌上有茶和饼干。艾米丽和我笔挺地坐在屋内仅有的两张椅子上，拉丝凯蒂小姐坐在床脚，俯身说话。那间房舱比我的宽敞得多，摆满了奇珍异品。她身旁有块像厚地毯似的东西。我后来得知那是织毯。

“我正在告诉艾米丽我的名字叫帕瑞妮塔。我相信那是种苹果，被发现于荷兰。”她又对自己嘟囔了遍那个名字，仿佛身边的人用它用得不够多。接着她打开话匣，说起年轻时的她，她对语言的爱好，她早年如何身陷困境。“直至发生了一些事，让我得以把自己救出来。”当艾米丽问她是怎么回事时，她说，“我改天告诉你。”

回想起来，我发觉她对过去的这番追述想必是为了让自己能放松地提醒我有关我和男爵的瓜葛，她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件事。在她旁边，艾米丽严肃的表情和不住的点头似乎强调这的确事关重大。可我基本没在听。我的注意力被房间一角另一张脸上的眼睛吸引。它属于一个类似人体模型般的雕像，裸露的肩膀和手臂上搭着拉丝凯蒂小姐的几件衣物。当她继续往下说时，我隐约看出雪花石膏做的肚皮上有道疤痕，像是最近被人涂饰上去的。不过深入我心的是那张脸，坦率地望着我，仿佛毫无戒备。那像是年轻版少了几分拘谨的拉丝凯蒂小姐，但当然还要有道伤口。直到此刻，当我写下这段时，我才恍然大悟，那可能是尊菩萨像。我好奇，那张世俗、包容的面孔……拉丝凯蒂小姐的谈话还在继续。如果说那天下午，当她谈及我和男爵的关系时，我的目光一直在回避她，那么做只是因为我被那副理解的表情虏获。也许她是故意坐在床上，让那尊人像可以从她身后向我发出召唤。

后来，当我们要告辞时，她把我拉到让我着迷的东西前，掀开那件近乎透明、遮住皮肉上那道口子的衣服。

“看见了吗？你迟早要克服这样的事。你要学会改变自己的人生。”

那席话对我毫无意义，但我仍记得她的一字一句。在那片布放下以前，我近距离地观察了一眼那道实际的伤口。一切都一目了然。

拉丝凯蒂小姐具备一种我不曾怀疑的威信。回想起来，我相信必定是她说服了男爵在塞德港下船，警告他若继续留在船上会事迹败露。后来出现了幻觉般的一幕，不真实得恍如实际是回忆自梦中的场景，当时一个夜晚，是卡西乌斯或我朝她走去。薄暮下，不管是我们中的谁，自认为看见她在用上衣边缘擦拭一件看似像小手枪的东西。在我们为她勾勒的画像中，这不是完全可信的一笔。小时候我们幻想并接受各种各样的事物。我们确知她喜欢我们。她陪了卡西乌斯几个下午，他对她的素描本产生兴趣。她随和健谈。

继而又发生了一段插曲，让我们在脑中把它和那把可能的手枪联系起来。一天下午，卡西乌斯和拉丝凯蒂小姐待在一起，她借给他一支水笔。他完全忘了这事，直到吃完饭在裤袋里摸到那支笔。他恰巧看见她正在一张桌旁和某人专注地倾谈，手提包摆在旁边的椅子上。他探身，想在不打扰他们的情况下把笔放进包里，可她裸露的手臂快速向外一转，抓住他拿着笔的手，把笔接了过去。她甚至没有回头看他。“谢谢你，卡西乌斯。我来吧。”她说，然后继续她的谈话。

在我们看来这是进一步的证据。

她尽管很有主见，但从不显得武断。我想唯一不停惹恼她的人是吉格斯先生，因为她觉得他自吹自擂。她说，他总是把自己作为狙击兵——即神枪手——的本领挂在嘴边。拉丝凯蒂小姐也是“神枪手”的事实将在很久以后揭晓，我们发现了一张帕瑞妮塔·拉丝凯蒂年轻时的照片，她在比兹利预选赛上大步从一块满分的枪靶旁走开，与波兰裔战争英雄尤里乌斯·格鲁撒一同笑逐颜开，那人后来在英联邦运动会上代表英国参加五十米手枪速射项目的比赛。在那篇介绍格鲁撒的文章里提到了拉丝凯蒂小姐高超的射击术，但更多篇幅写的是照片中这两人间可能的浪漫史。她穿着一件犬牙花纹的外套，阳光照在她金色的头发上，于是，我们现在对奥朗兹号上那个画画素描、时而把书本丢过船栏的面色苍白的老处女有了另一番认识。

无意看到这篇报道和图片的人是拉马丁，当时我们都住在英国。他在一份过期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发现了它。我们俩在克罗伊登公共图书馆闲逛，若没有图片说明里的名字，肯定认不出拉丝凯蒂小姐。当我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读到它时，照片中她的同伴尤里乌斯·格鲁撒已因获得奥运奖牌而成为全国名人，并且是白厅的要员，据悉拉丝凯蒂小姐隶属于那儿。假如拉马丁和我知道卡西乌斯的联系方式，我们准会把这篇前奥运选手的特写复印一份寄给他。

在我们眼里，她不是美女。即便觉得她有迷人之处，也是因为我们在她身上发现的多姿多彩的面目。她起初的冷漠离群仅是源于一种戒备的羞怯。后来，你犹如在乡间的集市上偶遇一箱小狐狸。拉丝凯蒂这个名字透出某种欧洲大陆的身世背景，但她却轻松自如地在英国人中与特殊的花园贵族阶层打成一片。

她无疑见识过许多形形色色的英国人。例如，有一次在猫桌上讨论徒步旅行时，我们被她讲述的见闻惊得目瞪口呆，她声称认识几个徒步旅行者（其中一人是她的二表哥）。当他们周末进行徒步越野活动时，除了袜子和长靴外什么都不穿，肩上背个帆布包。他们就这样穿过森林和旷野，蹚过有鲑鱼的溪流。倘若被你撞见，他们不会理你，仿佛看不见你，正如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你也看不见他们一样。当于黄昏时分抵达一座村庄时，他们会在郊外穿好衣服，走进一家客栈，独自吃顿饭，订个房间过夜。

拉丝凯蒂小姐这番绘声绘色的叙述令我们桌上一片静默。绝大多数乘客是博学的亚洲人，他们不太能够把从简·奥斯汀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得来的英国生活写照与这些赤条条阔步行走的人联系起来。这段令人捉摸不透、莫名其妙的逸闻首度改变了拉丝凯蒂小姐初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像褪色的壁纸般的形象。徒步旅行者的故事让我们噤声不语，直至马萨帕先生跳出来，把话题转回圣母马利亚不可名状的面容上，那是早先吃饭时她谈及的。

“所有马利亚的难点在于，”他说，“有个需要哺乳的小孩，母亲托出奶子，它看起来像意式三明治形状的膀胱。婴儿长得像不悦的成人，这点不足为奇。我只见过一幅画，上面的小孩看上去像被喂得白白胖胖、一心专注在所喝的奶水上。那是在格兰哈，塞戈维亚附近的夏宫，一块很小的织毯上，圣母马利亚没有在眺望未来。她凝视着年幼的基督在美美地吮吸她的乳房。”

“你说得好像你很懂哺乳似的，”桌上有人对他说，“你有孩子吗？”

马萨帕愣了一下，然后说：“当然有啊。”

“我真高兴你喜欢织毯，马萨帕先生。”拉丝凯蒂小姐插话道，打破了刚才那条讯息后新一轮的沉默。马萨帕先生没有再说别的。没说他有几个小孩，他们的名字叫什么。“我想知道，你说的那幅织毯是谁制作的？说不定是个女的，来自穆德哈尔一族。如果是十五世纪完成的话就没错。我到伦敦后会去查一下。我曾与一位绅士共事过一段时间，他是这方面的收藏家。他趣味高雅，但固执如牛，不过他的确教会了我怎么鉴赏这些布艺品。没想到你竟然是从男人那儿学习这类东西。”

我们把这些惊人的发现收入囊中。谁是那位“固执如牛”的绅士？那个徒步旅行的二表哥又是谁？看来我们这位老处女通晓的不只是鸽子的习性和素描。

几年前，如今的我收到一个包裹，它寄自卡马森的惠特兰，经由我的英国出版商转交给我。里面有数张彩色复印的画作，还有一封帕瑞妮塔·拉丝凯蒂的信，是她听了我上英国广播电台国际部一个主题为“青春年华”的节目后所写的，节目中我简略提到了坐船去英国的经历。

我先看了看那些画。我见到年少时精瘦的我，一张卡西乌斯抽烟的素描，一幅艾米丽戴着孔雀蓝的贝雷帽的美图。那个自那以后就从我生命中消失的艾米丽。最后我开始认出其他面孔，像事务长、奈维尔先生，还有深埋在我过往里的场景——船尾的电影银幕、舞厅里的钢琴、有个被涂抹掉的人影坐在那儿、火灾逃生演习中的水手，林林总总。它们全都描绘了我们那次轮船之旅，一九五四年，从科伦坡到提尔伯里。

惠特兰，

卡马森

亲爱的迈克尔：

请原谅这份唐突失礼，可我认识你，哦，多少年了，那时你还是个孩子。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在广播里听见你。有一刻，当你提到乘奥朗兹号来英国时，我立刻更专注地聆听话里的内容，因为我也在一九五四年坐过那条船。于是，我一直听啊听，但仍不知道你是谁。我无法把广播里的声音、你现有的职业与船上的谁联系起来，直至你提到你的绰号“八哥”。而后，我记起你们三个男生，尤其是卡西乌斯，那个总在东张西望的孩子。我也记得艾米丽。

有天下午，我请你和艾米丽来我的房舱喝茶。我猜你不会记得这件事。你为何要记得呢？我对你们全都充满好奇。我想是我内心的白厅赋予了我这份好奇心。在海上航行期间没有发生太多别的事，就只有你们这群男孩常常惹麻烦……不过我还是继续讲讲我写这封信的深一层缘由吧，除了向你送上开心的问候以外。

在颇长一段时间里，与艾米丽取得联系一直是我的心愿。我经常想起她。有些话是我在旅途中希望对她说却没有说的。那天下午，我只惦记着让你脱离男爵的掌控。可其实我应该要救的人是艾米丽。我几次撞见她与扬科拉戏班的那个小伙子在一起，她与他的关系似乎令人担忧，危机四伏。我也曾向自己许诺，要给她某样可能对她有用的东西，帮助她摆脱困境，可我又没有付诸行动。那并不容易。它乃是，我们不妨说，一种未来的真相，尽管那个故事是发生在许多年前、发生在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因此，我在包裹里附上原本的信函，想转交给你表姐。我对艾米丽的了解不深，但她给我的印象是个尽管本性豪迈、却需要保护的人。如果你可以把随附的包裹寄给她，我将感激不尽。

我复印了一些我在旅途中画的画，也许你会喜欢。

致上诚挚的祝福

帕瑞妮塔

那是封两页的信，可她希望我转寄的包裹，却是厚厚一沓纸，已微微泛黄，上面有艾米丽的名字。

我把它打了开来。作家是无耻的。但且让我说明，我已很多年没见过艾米丽，对于她在哪儿毫无头绪。我们最后一次说话是在她的婚礼上，她嫁给一个叫戴斯蒙的人，之后他们很快去了国外。我甚至想不起是哪个国家。经过短暂的踌躇，我打开艾米丽的包裹，读起那许多页纸，上面的字迹细小潦草，像是为了强调那封信的私密性。我一边读，一边发觉那写的是拉丝凯蒂小姐过去的事，就是那天下午我去她房舱、发现艾米丽已在那儿时她谈起的过去。在某一刻，就早期让她得以把自己解救出来的一次转折，艾米丽问拉丝凯蒂小姐，她具体指的是什么。拉丝凯蒂小姐说：“我改天告诉你。”

我二十几岁时去了意大利，为学语言。我随语言而漂泊，我最爱的是意大利语。有人建议我去奥尔黛西亚别墅应征工作。一对有钱的美国夫妇，贺拉斯和罗兹·约翰逊买下了它，准备将它改造成一座大型的艺术档案馆。他们面试了我两次，然后雇我做翻译——内容包括来往的书信及研究资料和目录编写。我每天骑车去上班，到别墅工作六个小时，然后骑车回家，回到我在城里租的一间斗室。

主人家有个七岁的儿子。他可爱而滑稽。他喜欢看我骑车抵达时的模样，慌慌张张，因为我每次都差点迟到。他会站在别墅车道尽头的石门旁，长长的车道两侧排列着松柏。每天九点或九点刚过，我将骑上四百码长的车道，他会挥舞着手臂，然后假装瞅瞅小手腕上的手表，仿佛在给我计时。有一天我注意到，当我围着绿色的长围巾、肩挎小背包骑在自行车上时，窥视的人不只有他。在男孩身后他看不见的那栋楼的上面一层，窗口有个人影，等我到达石门口，它就不见了。我辨识不出那是谁。翌日，我又看见它。那个醒目的幽灵，于是我朝它挥挥手。此后我再也没有在窗口见过那个人影。

研究所的工作忙碌费神。绘画、织毯、雕塑纷至而来，全都需要编目。还有花园的改造，约翰逊太太企图将它们恢复成原本美第奇建筑的风貌，故而常要在走廊和露台上跑来跑去，听园艺师之间激烈的争执，他们是被从欧洲各地的庄园挑选来的——于是我们，这些翻译，便忙不迭地协助传达意见和不满。

约翰逊夫妇贺拉斯和罗兹时而像神祇般降临。他们漫步进我们的办公室，或忽然动身去那不勒斯，乃至远东。他们走入我们工作空间时的情形与克莱夫——他们的儿子——来看我们时大相径庭。他的到来更像一粒误滚入的小贝壳，因此，他来了好一会儿我们才会察觉到他的存在。有一次，我走下中央大厅的楼梯，见他蹲着，在抚弄画上树丛里的一条狗，那是幅挂着的织毯的下半部分，名叫《韦尔杜拉与狗》，来自十六世纪的佛兰德斯。我爱这件作品。它为宏伟的中央大厅增添了暖意和人情味。总之，男孩正拿着一把狗刷，在非常温柔地梳理猎犬的皮毛。那幅挂毯精美娇贵，是荷兰民间的一件织品杰作。

“动作要很轻哟，克莱夫。”我说，“这价值连城。”

“我知道。”他说。

那是夏季，男孩在这栋尽管有那么多宽广庭院的别墅里没有自己的狗。父母都离了家，其中一个企图前往喀土穆，谁知道为什么，或去搜罗什么艺术品。我相信对一个七岁的男孩而言，父亲不在一定感觉度日如年，我好奇周围的一切对他有何意义。一个小孩，眺望远处的风景，或观看一幅画，他见到的与他父亲所见的完全不同。男孩看见的是一条他没有的狗。仅此而已。

别墅里大多数织毯都富含象征意义，宗教的承载着寓言和圣像。世俗的（《韦尔杜拉与狗》属其中一幅）描绘的是各个版本的伊甸园，或有关爱情危险或喜悦的威力——通常借由打猎的场景来表现。故织毯里的那条狗实际是条打野猪的猎狗。另一些画面展示的是雄鹰在湛蓝无云的天空制服鸽子——伴随爱情而来的“征服”的例子。那时的爱情是谋杀，或消灭弱势的一方。可当你看见那些作品悬挂在中央大厅或宽敞却阴冷的房间里时，你发现它们的真正目的是把花园搬进一栋单调的石屋。这些挂毯是在北国冰冷的阁楼里编织而成的——那些地方也许从未见过画里找得到的野猪、鸽子，或苍翠繁茂的绿茵。它们在这片新环境里美丽动人。它们有了种尊严。运用的色彩是低调的背景色，因此，当一位活生生的佛罗伦萨美女在一幅画前走过几步时，也许会被它衬托得雍容华贵。有时它们也会扯上政治，涉及所有权或地位。它们带有梅第奇家族的徽章——太阳系的五个红球以及当梅第奇和法国人联姻后添加的一个蓝球。

“这门艺术给人一种安全感，不是吗？”

贺拉斯与我在卡彭室，被湿壁画包围，我意识到他是在冲我说话。我在那儿工作了一个多月，他从未和我打过招呼。他伸出手，仿佛从蔚蓝的天空里摘下一只彩绘的鸟。

“可艺术绝不安全。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人生中的一间小屋。”就一个据称热爱艺术的人而言，我觉得他是在对此表示不屑。

“跟我来。”他仔细准确地抓住我的手肘，仿佛这是解剖学上一处社交礼节中可允许触碰、从而取得部分所有权的地方。他带我经过走廊，一路来到中央大厅，那儿挂着一块六十英尺长的织毯。他提起一角，掀开，让我得以看见背面，色彩顿然绚丽夺目起来。

“这是威力所在的地方，你瞧。亘古不变。在下面。”

他从织毯旁走到圆形大厅的中央，确信自己的话音可以传至周边及上方高耸的天花板。

“也许有百余名妇女为这耗费了一年时间。她们努力争取制作它的机会。这件事让她们能糊口。这让她们在一五三〇年，一个佛兰德斯的冬天活了下来。是那将真实、深度，赋予这感伤的画面。”

他沉默不语，直等我走到他旁边。

“那么告诉我，帕瑞妮塔——是帕瑞妮塔，对吗？——谁创造了它？那一百名双手冰冷皲裂的妇女吗？那位构想出这一场景的人吗？创造它的仅仅是一年的时间和一个地点。有一时期，确认艺术家身份的唯一方式是根据他来自哪儿或最后在哪儿工作。欧洲有半数的艺术杰作，署名是市镇。瞧这儿——你能看见奥德纳尔德的市标。不过当然，人们也必须考虑是美第奇家族的哪一支倾尽一个小国的财富买了它，把它运到意大利，在警卫和打手的保护下，千里迢迢……”

当他那般高谈阔论时，我会轻易地服膺在他的自信下。他第一次与我说话时我很年轻。关键在于，男人，拥有了随金钱和学识而来的那种权力后，可以僭取整个宇宙。那给予他们一种洒脱的智慧。但这种人不会对你敞开大门。在那样一个天地内有规范守则，有你绝对不能进入的房间。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某处总摆着一杯鲜血。他明白那一点。贺拉斯·约翰逊了解他正在驾驭的那种动物。伴随这份了解而来的是残忍。我那时不知道。那个下午，当他不多不少只抓住我的手肘领我走进中央大厅，并用同一只手提起织毯一角——仿佛是用人的裙子似的——揭开鲜艳的背面时，我不知道。

我在那个圈子里生活了三个春秋，最后我发现每一条我以为是我自由选择的路都不在我的掌控下。我没有察觉到富人中间的陷阱和围墙。我没有察觉到像贺拉斯这样的人即便对待他心爱的人、对待他渴望拥有在身边的人，想必也和他对待敌人的方式一样，将他们置于没有机会反击的境地。

在锡耶纳，假如你走到摩尔街和萨卢斯特·班迪尼街相交的拐角抬头仰望，你会读到但丁《炼狱篇》里的诗句：

他回答说：“那是普洛温赞·萨尔瓦尼；

他在这里是因为他野心太大，

妄图使全锡耶纳都落到他的手里。”[1]

在瓦勒罗兹街的最高处，与蒙塔尼尼街相接的地方，你发现黄色的石头上刻着：

虽然我名叫萨庇娅，但我并不聪明，

我对于别人的灾祸

远比对于自己的好运高兴。

瞧，在权力的重要核心里，竞争基于的与其说是获胜，不如说是阻止你的敌人得到他或她真正想要的。

一年圣诞节，在为员工举办的一场化装舞会期间，我陡然发觉他在围着我转，在人影疏落的平台上。我扮成马塞尔·普鲁斯特现身，藏拢金色的头发，粘了一小撮胡髭，穿着斗篷。是这引起了他的兴趣吗？这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让他可以掩饰自己的意图？

他问我需要什么，“没有。”我回答。

“你想不想参加遍欧洲各个大城市的舞会？”

我笑起来：“我有我自己贴满软木板的房间，”我说，“那兴许就够了。”

“原来如此。那让我为你画幅像吧。照你现在的模样。以前有人为你画过像吗？”

我说没有。

“你可以戴你那条绿围巾。”

事情就那样开始了，我扮成男人走入他的意识中。我不妨告诉你，在那栋别墅的其中一间地下库房，或许还有他为我画的画像。在那幅可能仍未完成的画像里，我穿得严严实实，却是在交欢以后。不过我看起来端庄娴静，像位木讷娇小、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外省女子，或是友人纯洁无瑕的女儿。

他无疑就是每天早晨在楼上窗口看我骑车上班的那个人影。他不慌不忙地把我一点点看透。如今他继续保持同样的慢动作。他在打草稿中间不停地穿插谈话：他对色泽的学问，湿壁画的构图，雪花石膏的优点。而我，为了在这份求爱开始之际表现出犹疑，最初几日都戴着普鲁斯特的胡髭，因此当他在画室欢迎我时，不得不隔着胡髭拥抱和亲吻我。我好几天在他面前都戴着它，当我们说话或我与他分享自己的青春故事时浑然忘却它的存在。我昏沉沉地知无不言，满足他巨大的好奇心。

他既博学又聪明。他把我变成他的朋友。他上了年纪，老一套的技巧有所不同，表面也许更亲切和善。而我从未交过可与他对比的年轻恋人——或事实上是任何恋人。一切在源源的谈话和身体的袒露中起起伏伏。从我走进画室摘下颈上的绿围巾，到后来一日下午，那是炙热的八月，他提出更多要求。小小的一步。也许是他言语的魔力，我所受的教育。我初尝了怎么把裸露的背埋入他怀中，克服起先似乎仅有的痛楚，直到连那也变成我们习惯的欲求。

当然我知道这种事由来已久。但对我而言，当时，那是个妙不可言的国度，令人发狂，令人错愕，无穷的趣味有待接受和满足。事后，我会在那间装修精美的画室里四处走动，我的肌肤，我的“色泽”，敏锐地感觉到从敞开的天窗里流入的空气。我只穿着袜子走来走去，用手影触摸先前他给我画的那些端庄的素描。那常常让我觉得屋里只有我一个人，仿佛他没有在旁边注视并吞噬我的灵魂——某样第一次在这间屋里被打开的东西。我在清醒和欲望的交加中跌撞前行。他手臂的重量，他整个人的重量，我的声音贴着我情人的声音，一幅画里，只须在某人的肩上打上何其细微的一丝光，就能暗示悲伤或隐瞒，卡拉瓦乔的那个杯子，离桌沿如此之近，以表现坠落的张力。

我读帕瑞妮塔·拉丝凯蒂的信一直读至下午，感受到昔时的烈火，过往的细节依旧在她记忆里燃烧。一封如此私密而殷切的信，以一种截然不同于我预期的口吻写成，它感觉像是写给一位想象中的读者。

我的兴致在那个时候逐渐升高，在帕尼卡莱街他的画室，城市的钟声犹如我们犯案时的一道召回令。他看我弯腰伏在他身上。他从我赤裸的肩膀后看我翻阅他的一本厚重的艺术书。我抬头一瞥，望见我们映在镜中的画面，忆起类似的一幕，他的儿子在卡彭室的大沙发上看书，贺拉斯——这一次是以父亲的身份——站在男孩身后俯看他。我们是一样的，我和那个男孩，都处在父亲的控制下。

那天，在奥朗兹号上，我为何邀请你和你年少的表弟来我房舱？旅途中我一直在观察你，我担心你可能也正处于状况中。我看出它轻而易举的来临，以及你将迈向的境地。但我不确定。相反，我提醒了你表弟有关男爵的事。那天下午，我没有充分察觉或知晓，真正有危险的人是你。我选错了该保护的孩子。我为何没有预见到这一点？

我透过有裂痕的玻璃看见自己在佛罗伦萨度过的时光，它将那些日子的愉悦与讽刺混淆在一起。在依照他的各种方式和他做完爱后，我会注视他。拉长的阳光沿东面墙壁洒在他身上，我从未见哪个男人有过那样浓密的毛发，像萨梯[2]一般，让我觉得与自己共居的是另一种，在森林里长大的生物。绿围巾披在我这个英国人的肩上，我漫步于颜料的气味和我们做爱的板栗味中。我觉得自己是被爱的，因为我在被改变。

他会不时拿出某幅画，日本的，或一张他高价购得的大师素描。他会把住我的食指——它所属的那只手刚在半个小时前亲昵地爱抚过他——引导它沿着一只碗、一座桥或一头猫的后背的轮廓移动——我依旧特别清楚地记得一幅画：一名女子的腿上，双手牢牢抓着一只挣扎的猫。他用我的手指滑过那些线条，仿佛正在画出它们的模样，企图拂拭不朽。

他问我不上班时做什么，要我描述那间他不曾拜访过的斗室。他好奇我还去过别的什么地方，有什么别的令我兴奋的事。上学时有过的一次暗恋……可其实当时的我已快穷尽能告诉他的东西。后来有一天下午，我想起克莱夫和织毯那温情脉脉的一幕。我告诉了他我走下中央大厅的旋转楼梯，看见他轻柔地抚弄着一条毛茸茸、站在树丛里的狗的情景。

贺拉斯只是半心半意地在听我说话。所以起先必定以为我讲的是真的狗，接着他怔住，说：“什么狗？”

我们之间的规矩，他的规矩，是出了画室、除我们在那儿的时间外，形同陌路，无所声响。若有扔出的鹅卵石，它们需默默坠入水中，不漾起一圈化开的涟漪。事实上我工作时鲜少见到他。我与其他同事一块儿消磨下午茶的时光，我拿出午餐走到花园的次露台上，这样我可以让那座愤怒的巨像笼罩在我头顶。我喜欢安静地独处，有可能的话在闲暇时读点书。一个星期四，正当我在那儿休息时，耳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喘息声，附近有人想要啜泣甚至哭号，不过所能发出的仅是这断断续续重复的喘息。我站起，循着声音，找到男孩。想必是他父亲惩罚了他一顿。当他看见我时，血猛然涌上面孔，他跑开了，仿佛但凡遭受的一切都是我造成的。当然的确是我。是我交欢前讲的那则有关他和狗的小轶事。

翌日下午，我与贺拉斯为他的失信吵了一场，我用他儿子未能发出的哭号大吼大叫。我没有喘不过气。我储备了愤怒，我要为他对那孩子所做的事，竭尽所能地去伤害他。我看穿了他的真面目，一个隐藏在彬彬有礼的权威下的恶霸。我知道他一生都会那样混在人群中不被识破，学不到任何教训。当我发现言语不能伤及他时，我把手臂往后一挥，向他袭去，他用手包住我的拳头，让它反过来转朝我自己。我所持的剪刀，带着向他刺去时的全部力量和恨意，戳进我的腹部侧面。毋庸置疑，他定会声称自己只是改变了那愤怒、疯狂之举的方向。我的身体从中间对折，脑袋、头发，低得快碰到脚跟，剪刀仍在我体内。我一声不吭。我一动不动，尤其是强忍哭喊。我就像那个男孩一样。贺拉斯努力拉我起来，我紧紧抓住自己的腿。我需要保持折叠的姿势，成为他面前更小的目标。我怀疑他内心对发生的事有无一丝震颤，假如我做出不同的反应，包括无助的流泪、倚着他不放，那么我们或许会再试着做次爱，可能是最后一次，宛如巩固我们和过去的了断。当时他应该清楚实际上已经完结了。他绝不会让自己落到必须再度依赖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的境地，一个把他看得如此透彻的人。

“我来替你覆裹伤口。”

我想象他掀开我的上衣，在雪白的腹部寻找汩汩涌出的一小注鲜血。我缓缓直起身，走出他的画室。我站在灯光幽暗的走廊。我在流汗。我低头，把那东西拔了出来，就在我动手之际，周围自动定时开关的照明灯熄灭了，黑暗中我显得益发孤单。我在那儿多站了一分钟，抱着某些期许。可他根本没有出来。

连续几周，奥尔黛西亚别墅都在为夏至的庆典做准备。预计有来自附近城市的宾客，以及艺术家、评论家、家族成员、佛罗伦萨的中产市民和我们全体在档案馆或花园工作的人。这是他与妻子一年一度向当地居民做出的表示。它标志了一季的结束。在随之而来炎热的盛夏，他们会举家回美国或又去旅行，一路在俄罗斯的各个公国挖宝。酷暑不是一件好受的事，即便在这栋别墅挑高的用石头砌成的屋内，即便在它阴凉的花园里。

这一盛事将于两天后举行，我躺在床上，寻思自己要不要出席。去或不去，会伤他还是伤我自己更多？我已在小小的冷水洗涤槽旁“覆裹”好自己的伤口——多么优雅的说法[3]。这是一个既无效又不明智的举动，那道伤疤将永远伴随我。今后与我相识的恋人会在它面前愣住，假装觉得它很美或无关紧要。接着他们会向我展示他们的伤疤——没有一个像我的那样富有戏剧性。

我离开，走出他阴暗的走廊，来到帕尼卡莱街，去找药剂师。我记得找到一位，描述伤势是“一道很深的切口”。

“多严重？”他问。

“很深，”我说，“是个意外。”

他给了我些硫黄类的东西，还有绷带、夹具和一瓶消毒液，大概与克里米亚战争中所用的差不多，我猜，不会比那好多少。我没告诉他是给我自己的，不过想必我一定面无血色，并可能步履不稳。我对一切都恍恍惚惚，唯一有把握的是自己流利的意大利语，因此我全神贯注在那上面。他滔滔讲个不停，也许是想确认我没事。有一刻我低头，看见裙子上有浓稠的血迹。

我走了很长的路回家。那个黄昏以及之后的夜晚，我基本卧床不起。我什么药都没敷，只把那一包包东西扔在地上。我就那样躺在床上，想在黑暗中思考一切。我刚刚经历的。我是否会有未来。他不在斗争的范围内。我想，正是在那时，我变成了我自己。

第二天我几乎不能动弹。但我强撑着起来，站在水槽旁，边上有面狭长的镜子。我揭开已和身体粘在一起的上衣和裙子，直至露出伤口。我涂上药剂师给我的药膏，然后回到床上，任皮肉暴露在空气中。我做了很多梦。大声地和自己讨论。我起床，望着午后阳光里的镜子。血已经止住。我会好起来。我不会在自责中死去。我会参加一天后的夏至庆典。我不会去。我会去。

我迟到，故意错过开场的欢迎辞。我缓缓而行，每走一步侧面都撕心裂肺地痛。不过我仍竖起耳朵，循着室内乐的乐声。他们在剧场[4]——次露台外的“小戏院”——的微型舞台上。我一直很喜欢这处场所，一个观众与表演者平起平坐的地方。一位钢琴师和一位大提琴师就在围观的人群对面，身处点了灯的树下。到第三乐章，当一切交汇在一起，音乐像一阵井然有序的风横扫过花园，把我们拥入怀中时，我的心情骤然愉快起来。我觉得泰然从容，仿佛披着一件音乐的外袍。

我环顾四周——望着那些家属亲友、工作人员、绅士名流，他们得到这份馈赠——接着我看到了贺拉斯，他在聆听绵绵不绝的音乐。他仿佛把目光都集聚在那上面。其他一切对他而言似乎已消失殆尽。后来我发现他注视的是大提琴师，一位完全融入在自己演奏的技巧和灵魂中的女子，我看得出没有东西可以解开他锁定的目光。起先我以为她是被他猎艳的俘虏。但这回，我不得不承认，它不止如此。贺拉斯也许会同样轻易地被那位钢琴师迷住，其灵活的手指飞快地跟随大提琴，轻盈飘逸地奏出乐曲，那架势既像工程师又像催眠术士。他们的艺术之道在于这娴熟的配合，由小小的线圈、螺杆、树脂、和弦以及后天习得的韵律节奏组成。这些令一身黑衣、不可名状的大提琴师性感地像在地上生了根。令我心满意足的是她处在一个贺拉斯即便动用他所有的力量和财富也闯入不了的王国里。他可以诱惑她，雇用她，用自己的机智妙语向她敬酒。他可以笼络她，围着她打转，但他永远无法涉足她身处的地方。

在多年前写下的最后一页的末尾，拉丝凯蒂小姐添了一段附记：

你在哪里，亲爱的艾米丽？你会告诉我你的地址，或给我写信吗？这是我在我们乘坐奥朗兹号期间写下并想给你的。因为，诚如我说的，我察觉到犹如年轻时的我一样，你中了某人的魔咒。我自以为能解救你。我见过你和扬科拉戏班的苏尼尔在一起，你似乎落入了某些危险的境地。

但我从来没有把它交给你。我担心……我说不上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知道你的情况。但愿你已获得自由。我明白我曾一度对自己变得恶毒刻薄，直至摆脱那种循环的状态。一位爱尔兰人说过：“绝望于少时，永不回首。”我正是这么做的。

写信给我，

帕瑞妮塔

收到拉丝凯蒂小姐来信的两年后，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待了几天，一通电话打到我的旅馆房间。那是凌晨一点左右。

“是迈克尔吗？我是艾米丽。”

出现一段长长的停顿，直到我问她人在哪儿。我预计是某个遥远的时区，一座已迎来晨光的欧洲城市。可她说就在几英里外，海湾群岛的某个岛上。显然她所在的地方现在也是凌晨一点。她，她说，试了好几家旅馆。

“你走得开吗？我在《佐治亚周报》上看见关于你的报道。你能来看我吗？”

“什么时候？”

“明天？”

我应允，记下具体路线，等她挂了电话后，我躺在那儿，在温哥华酒店十层，夜不能寐。“从马蹄湾坐船到伯恩岛。两点三十分的轮渡。我会在那儿接你。”

于是我照她告诉我的去做。我已十五年没见过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