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岸

靠岸

亚丁将是第一个停靠的港口，在我们抵达的前一天里出现了一片忙乱的写信场景。给信加盖亚丁的邮戳是项传统，在那儿可以将信寄回澳大利亚、锡兰，或寄往英国。我们全都期盼见到陆地，随着天色破晓，我们排列在船首，翘望那座古老城市的临近，像海市蜃楼般，从灰蒙蒙起伏的山丘中脱颖而出。早在公元前七世纪时，亚丁曾是座繁华的港口，在《旧约》中有被提及。冯塞卡先生说，那是埋葬该隐与亚伯的地方，让我们提前了解这座他自己也从未见过的城市。那儿有用火山岩筑成的贮水池，有个猎鹰交易市场、一片绿洲、一座水族馆，城里有块专辟给修帆工的区域，还有众多店家，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那将是我们在东方留下的最后足印。过了亚丁后，只须再航行半日，我们就将进入红海。

奥朗兹号关闭了发动机。我们不是停泊在码头而是外港，在汽船岬。如果乘客想上岸，可以搭驳船进城，它们已等在我们船边。那是上午九点，没有我们吹惯了的习习海风，空气凝重闷热。

那天早晨船长宣布了有关进城的规定。乘客只可以上岸六个小时。小孩子必须有“一名负责的男性成人”陪同才可以离船。妇女一概不得离船。这可想而知引起了众怒，尤其是在艾米丽与她的一群泳池旁的朋友中间，她们憧憬着上岸，用自己的美色与市民一较高下。拉丝凯蒂小姐也感到恼火，因为她想去查探一下当地的猎鹰。她曾寄望蒙住它们的眼睛带几只上船。卡西乌斯、拉马丁和我最关心的是找个不负责的、会轻易分心的男人带我们同行。冯塞卡先生，尽管充满好奇，但他不准备下船。后来我们听说丹尼尔斯先生极想去探访那片古老的绿洲，研究它的植被，他说，那儿的每片草叶都吸足了水分，有手指那么粗。他也对一种叫“卡特[1]”的东西感兴趣，他曾和阿育吠陀医师讨论过。我们提出愿意帮他把任何植物搬运回船上，他同意了，我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跟随他爬下绳梯，坐进驳船。

我们即刻被一种陌生的新语言包围。丹尼尔斯先生忙着商议牛车的价格，让它载我们去有大型棕榈树的地方。他的威信似乎在人群的簇拥下消失了，于是我们撇下他在那儿继续争执，自己悄悄溜走了。一位地毯商人招呼我们过去，请我们喝茶，我们与他坐了一会儿，每次他笑我们也跟着笑，他点头我们也点头。他指指一条小狗，表示希望送给我们，可我们离开继续往前走。

我们为要看什么产生了分歧。拉马丁想去走访几十年前建的水族馆。这显然是冯塞卡先生告诉他的。他对于不得不先逛市场感到闷闷不乐。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走进了那些狭小的店铺，有卖松子和松针的，有做棺材的，有印地图和小册子的。在外面的街上，你可以让人给你看头相，拔牙。一位理发师给卡西乌斯剃了头，并用一把锋利的剪刀飞快戳进他鼻子，清除了一个十二岁男孩鼻孔里任何别的可能的毛发。

我习惯了科伦坡贝塔市集上熙熙攘攘、乱哄哄的场面，纱笼布在被摊开和剪切时散发的味道（一种呛人的异味），倒捻子，书摊上被雨水泡过的平装书。这儿是个更加一板一眼的世界，少了些许放纵。排水沟里没有熟过头的水果。事实上根本没有排水沟。这是片尘土飞扬的地区，仿佛水还未被创造出来。唯一的液体是地毯商人请我们喝的那杯浓茶，加了一颗香甜的、难以忘怀的杏仁糖。虽然这是座港口城市，但空气里几乎没有一粒潮湿的因子。你必须看得很紧，东西很容易被顺手牵羊藏进口袋——包在纸里的一小瓶女人的发油，或为保护刀刃沾上空气中的尘土而用油布裹着的一柄凿子。

我们走进临海的一栋混凝土建筑。拉马丁领路，穿过一个主要由地下水箱组成的迷宫。水族馆显得荒废破败，只有几条来自红海的花园鳗和一些毫无特色的鱼在一英尺深的盐水中游来游去。卡西乌斯与我爬到另一层，那儿有海洋生物的标本，积着灰，与保存起来的不知是什么的技术设备摆在一起——一条水管、一台小发电机、一只手泵、一个畚箕和刷子。我们在那个地方花了五分钟，然后又重新逛了一遍我们进去过的店，这次是去道别。那位依旧没有其他顾客的理发师为我做了一次头部按摩，倒了些不知名的油在我的头发里。

我们在最后期限前回到码头。出于迟到的好意，我们决定在岸上等丹尼尔斯先生，拉马丁全身裹着一件带风帽的长袍，卡西乌斯与我在海上吹来的干冷气流中抱作一团。驳船在水里摇晃，我们试着猜测哪些船归海盗所有，我们从一位服务员口中得知海盗在这儿很常见。一只掬拢的手里捧着珍珠。下午捕来的鱼散落在我们脚边，比它们室内的祖先更加五彩缤纷，当一桶桶水泼在它们身上时，便闪闪发亮。这片海岬边的营生属于大海，我们周围欢笑着讨价还价的商贩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们意识到自己所见的只是这座城市的一小部分；我们仅仅透过锁眼窥得阿拉伯半岛的一斑。我们错过了贮水池和不管具体在哪儿的埋葬该隐与亚伯的地方，但这一天包含了复杂难懂的倾听，包含了细致入微的观察，我们所有的对话都由比手画脚组成。汽船岬——或塔瓦赫[2]，按驳船船夫的叫法——外的天空开始暗下来。

我们终于看见丹尼尔斯先生大步沿码头走来。他怀里抱着一棵笨重的植物，身旁有两个穿着白西装、看似柔弱的男子。每人捧着一小株棕榈树。他快活地和我们打招呼——显然，他对我们的失踪，就算有的话，没有太担心。他那两个娇小、留着胡髭的帮手一声不响，当其中一人把小棕榈树递给我时，他擦了把脸上的汗水，使了个眼色，莞尔一笑，我认出那是女扮男装的艾米丽。她旁边是同样易装了的拉丝凯蒂小姐。卡西乌斯从她手里接过棕榈树，我们抱着它们登上驳船。拉马丁跟我们一块儿上了船，十分钟的船程中，他躬身坐着，身体蜷缩在袍子里。

一回到船上，我们三个就一起往拉马丁的房舱走去，到了那儿，他解开长袍，把地毯商人的狗重新放了出来。

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甲板上。天已经黑了，奥朗兹号上的灯光比陆地上的更亮。船依旧没有动。餐厅里人们在高谈阔论这一天的奇遇。只有拉马丁、卡西乌斯和我一声不吭。把狗偷运上船这件事让我们如此之兴奋，以致我们明白，只要吐出一个字，就会忍不住地把整件事都泄露出来。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我们手忙脚乱地在拉马丁狭小的淋浴间里一边试着给那牲畜洗澡，一边躲避它爪子的抓挠。那家伙俨然一辈子没见过酚皂。我们用拉马丁的床单把狗擦干，留它在房舱，自己上去吃饭。

我们坐在猫桌旁聆听那些故事，人们七嘴八舌。女人一言不发。我们三个也不说话。艾米丽经过我们的桌子，俯身问我今天过得开不开心。我礼貌地问她，在我们上岸时她干了什么。她说她一整天都在“搬东西”，接着朝我眨眨眼，笑着走开。当我们在逛亚丁时，错过的东西之一是“格力格力[3]人”，他摇船到奥朗兹号旁表演魔术。显然，他的独木舟有部分盖上了木板，使他可以站在一个类似舞台的地方，从衣服里变出鸡。演出结束时，有二十多只鸡在他周围扑腾。有很多格力格力人，我们得知，运气好的话，在塞德港也会有一个。

吃甜点时一阵震颤，轮船的发动机启动了。我们全体起身，走到外面的栏杆旁，观看启航，我们的城堡缓缓离开地平线上微弱的灯光，重新驶入广袤的黑暗。

那晚，我们守着那条狗。突如其来的摇晃令它慌恐，最后拉马丁想办法把它抱上床，搂着它入睡。翌晨，当我们三个醒来时，我们已进入红海，就在这段航行中，在向北行驶的第一天，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一直以来，要突破把我们与头等舱分隔开的关卡始终困难重重。两名礼貌而坚决的服务员，要么让你通过，要么把你赶走。但连他们也阻挡不了拉马丁的小狗。它跳离卡西乌斯的怀抱，逃出房舱。我们在空荡的走廊上跑来跑去找它。不出片刻，这个小家伙想必已现身在B层甲板的阳光下，然后沿栏杆，兴许闯进了下层舞厅，爬上漆成金色的楼梯，经过两名服务员进入头等舱。他们成功地逮住了它，可它很快又跑了。我们喂给它的食物——我们藏在裤袋里从餐厅偷出来的——它一点没碰，所以它可能是在找吃的。

没有人能截住他。乘客们只看见它一闪而过。它似乎对人毫无兴趣。衣着时髦的妇女蹲下身，尖着嗓子呼喊，假声假气地打招呼，可它从她们旁边飞驰而过，一刻不停，冲进四壁全是樱桃木的图书馆，然后消失在那以外的某个地方。谁知道它在找什么？或许它感觉到了什么，在那颗无疑正怦怦直跳的心脏里？它只是一条饥饿或恐惧的狗，在这艘封闭的船上，条条走廊瞬间变成了死胡同，它越跑，离日光的迹象越远。最后，这家伙穿过一条镶了桃心木板、铺着地毯的甬道，趁有人端着满满的托盘出来时，从一扇半开的门溜进了主套房。这条狗跃上一张超大号的床，赫克托·德·席尔瓦爵士躺在那儿，它一口咬进了他的脖子。

整个晚上，奥朗兹号都处在红海有警戒的水域内。破晓时分，我们经过吉赞沿岸的小岛，能望见远处雾蒙蒙的绿洲小镇艾卜哈，在阳光的照射下，现出一道从玻璃或白墙上发出的闪光。接着小镇在太阳下消散，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到早餐时，赫克托爵士的死讯已快速在船上传开，旋即是讨论将必须进行海葬的窃窃私语声。但显然葬礼不能在近海水域举行，所以尸体必须等待到达地中海开阔的空间。接着传来的是更令人惊愕的他怎么死的消息，伴随我们已从阿育吠陀医师那儿听过的有关佛教僧侣在他身上施咒的故事。拉马丁因此推断是天数杀了他，而不是因为我们把狗带上船。又由于再也没有人见过那小家伙，我们开始相信那条偷运的狗是个幻影。

午餐期间，大多数问题都和狗是怎么上船的有关。还有它现在在哪儿？拉丝凯蒂小姐确信船长的麻烦大了。他可能会被控渎职。后来，艾米丽走到我们桌旁，要求弄清是不是我们把狗带上船的，我们试图做出一副惊恐状来回应，把她逗得笑了起来。唯一对周围的众说纷纭显得意兴阑珊的人是马萨帕先生，他坐在那儿，搅着牛尾汤。他那富有音乐才华的手指难得有一次安静地放在桌布上。他似乎陡然落了单，说不出话，那餐饭中间，在所有围绕赫克托爵士的议论和猜测中，他成了我全神贯注的对象。我发现拉丝凯蒂小姐也在看他，她低着头，隔着睫毛注视他。有一刻，她甚至把手放在那些安静的手指上，可他抽走了他的手。哎呀不妙，对我们桌上的部分人来说，囿于相较局促的红海内不是一段舒坦的时光。在横渡了更狂野不羁的大洋、拥有过随之而来的无拘无束后，我们在心理上也许觉得被陆地困住了。而且死神终究降临，或者说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天意。对我们的探险之旅而言，门似乎正一扇一扇地关上。

翌日早晨，我醒来，不像往常那样急于见到我的朋友。我听见拉马丁熟悉的敲门声，但我没有应答。我不紧不慢地穿好衣服，独自走上甲板。沙漠的霞光于几个小时前就照在那儿，我们大约于八点三十分时经过吉达。在船的另一边，乘客们举着望远镜，试图捕捉一眼尼罗河内陆深处的风光。甲板上全是成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觉得孤单无依。我努力回想艾米丽的房舱号码，她从不早起，我去了那儿。

我最喜欢的是我们身旁没有别人时的艾米丽。在那样的时刻，我总觉得她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敲了几次她才来开门，裹着一件晨衣。当时是九点左右，距离我醒来已过了好几个小时，可她仍在床上。

“噢，迈克尔。”

“我能进来吗？”

“进来吧。”

她阔步走回去，钻到被褥下，同时丢下晨衣，两件事，仿佛是用同一个动作完成的。

“我们依旧在红海上。”

“我知道。”

“我们过了吉达。我看见那儿了。”

“如果你打算留下来的话，给我冲点咖啡，怎么样……”

“你要抽烟吗？”

“还不用。”

“等你要抽时，能让我来点烟吗？”

整个上午我都与她在一起。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对眼前的状况感到心慌意乱。我十一岁。人在那个年纪知道的东西并不多。我告诉了她有关狗的事，我们如何把它带上船。我与她并排躺在床上，拿着一根她未点燃的香烟，假做抽烟状，她伸出手，把我的脸转向她。

“别，”她说，“我的意思是，别把这告诉任何人——就是刚才你对我说的这些。”

“我们认为那可能是个幽灵，”我回道，“那道诅咒的幽灵。”

“我不管。总之你绝不要再提起这件事。答应我。”

我说我不会再提。

于是我们之间开启了一种惯例。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我会把不告诉别人的事告诉艾米丽。在我们后来的人生中，许久以后，她将与我谈起她曾经的遭遇。纵观我一生，艾米丽始终有别于每个我认识的人。

她摸摸我的头顶，本意是说：“哦，让我们把它忘了吧。别担心。”但我没有把头转开，继续盯着她。

“怎么了？”她挑起眉毛。

“我不知道，我感到不自在。在这儿。等我去了英国后会怎么样？你会和我在一起吗？”

“你知道我不会。”

“但我在那儿谁都不认识。”

“你母亲呢？”

“可我不认识她，我认识的是你。”

“不，你认识。”

我把头靠回枕头上，仰望上方，不再看她。

“马萨帕先生说我性格古怪。”

她笑起来：“你不古怪，迈克尔。而且那也没什么。”她凑过来亲了我一下，“去，给我冲点咖啡吧。杯子在那儿。你可以用水龙头里的热水。”我起身看了一圈。

“这儿没有咖啡。”

“那就让人送一点来。”

我按下对讲机的按钮，在等待期间，我打量那幅英国女王的照片，她正从墙上望着我们。

“你好，”我说，“请送一点咖啡到六十三号房舱。艾米丽·德·萨拉姆小姐。”

当服务员来时，我在门口迎接他，等他走后，我把盘子端到她面前。她半坐起身，然后想起晨袍，伸手去拿。而我被眼前所见击中心底。我体内一阵战栗，某些后来对我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在那一刻却混杂着悸动与晕眩。登时，艾米丽与我之间有了一道宽阔的鸿沟，我永远也跨不过去。

如果说存在于我心中的是某种欲念，那么它从何而来？它曾属于另一个人，还是属于我自己的一部分？它犹如一只手从包围我们的沙漠里伸进来，触碰到我。在余下的人生中，它会再度出现，但在艾米丽的房舱，那是我第一次遭遇千变万化的它。可它是从哪儿来的？我体内这股生命的动力，是快乐还是悲伤？因为它的存在，我仿佛正在缺失某些生命的必需品，比如水。我放下托盘，爬回艾米丽的高脚床。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已孤单了好久。我过分谨慎地与家人相处，宛如一直有碎玻璃在我们周围。

如今我将去英国，我的母亲在那儿生活了三四年。我不记得她已去了多久。即便现在，这么多年后，我还是想不起那个十分重要的细节，那段分离，好像，如同动物一样，对失落的时光缺乏完整的认知。三天或三个星期对狗而言是一样的，人们说。可每当我出远门回来，不管离开多久，我的狗都会立刻亲热地认出我，我们抱着在前厅铺了地毯的地上打滚嬉闹；不过，当我最终见到我的母亲时，在提尔伯里码头，她已变成“另一个人”，一个陌生人，我将小心翼翼地走入她的栏圈。没有像狗那样的拥抱、扭打或熟悉的味道。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和艾米丽发生的事——有着远亲关系的我们——那天上午在那间赭石色的房舱里，百叶窗遮挡了从红海和绵延数英里的沙漠中射来的眩光。

我用双手双膝跪在那张床上，浑身颤抖。艾米丽上前抱住我，动作轻柔得让我几乎没有感觉，一团空气在我们之间流动。从我的阴暗世界中淌出的热泪，蹭在她冰凉的上臂上。

“怎么了？”

“我不知道。”任何我曾用来将自己包围起来的必要的防卫支柱——限制我、保护我、标识出我的轮廓——都不复存在了。

也许当时我们说了话。我想不起来。我感觉到环绕我的那份安逸的宁静，我的呼吸终于和她一样平缓了。

我想必睡着了片刻，当艾米丽在没有撇下我的情况下，伸出另一只手、以仰泳的姿势去拿身后的咖啡时，我醒了。不一会儿，我听见快速的吞咽声，我的耳朵贴着她的脖子。她的另一只手依旧握着我的手，从来没有人这样过，让我体会到一种也许并不存在的安全感。

在即将到来的事件中，成年人总是会为情况的逐步变化或急转直下做好准备。和那位男爵一样，马萨帕先生将在我们抵达塞德港时下船，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在到达亚丁前的几天里，他已经不堪承受某些事的打击。丹尼尔斯先生也将意识到艾米丽对他或他的植物世界不感兴趣。大富豪因第二次被狗咬而丧命的事，悲剧性大过刺激性。连我们倒霉的船长也将继续他的旅程，在他所载的活人货物中发现更多乱象。他们全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禁锢或被命运主宰。而至于我，在那间房舱，我第一次以一种疏离的目光审视自己，就像那双不带感情、看了我一上午的遥远年轻的女王的眼睛一样。

当我离开艾米丽的房间时（这种亲昵的行为不会重演），我知道自己将永远和她牵系在一起，通过某条地下河或一层煤矿或银矿——噢，就说是银吧，因为对我而言她一直珍贵无比。在红海，我一定是爱上了她。不过当我抽身时，它的磁力，不管这个它是什么，便不见了。

我与艾米丽在那张感觉像天一般高的床上待了多久？我们在以后的见面中从未提起过。她也许根本不记得她带走或保留了我多少的忧伤，不记得有多久。以前我从未体验过被另一人抱住的感觉，也不知道刚从睡梦中醒来的手臂的气味。我从没有在某个同时以一种我无法参透的方式引起我兴奋的人旁边流过泪。但是，当她低头看我时，在她细微体贴的举止中，必定包含了一份理解。

写下这段时，在未能把事情看得更清楚前我不想将它结束，在某种程度上，即便现在，过了这么多年，它仍能使我得到平复。例如，我们亲昵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这，我相信，对艾米丽来说毫不重要。她给予我的也许是种真诚却漫不经心的关怀——那么说并不会减损她此举的一点一滴。“你现在该走了。”她说完从床上起身，走进浴室，关上身后的门。

破碎的心，你

永恒的奇迹。

那是一处多么

微小的地方。

“我的梦，”艾米丽一边说，一边探身越过把我们分隔开的桌子，“你不会想知道，它们……我被它们的黑暗所包围，连绵不绝的危险。云朵互相撞击，声音响亮。你做过这样的梦吗？”

那是我们在伦敦，几年以后。

“没有，”我说，“我很少做梦。似乎不做梦。说不定它们是以白日梦的形式出现。”

“我每天晚上都走进这些梦里，然后被吓醒。”

关于这份恐惧，乃至可以说内疚，其不可思议之处在于艾米丽白天与人打交道时的从容自如。在我看来，她身上绝不可能有阴暗面，有的只是安慰人的渴望。是谁或什么造成了她心里的这块阴影？当她似乎对周围的世界不抱希望时，不时会给人一种孤立割裂的感觉。那时的她有张无法企及的面孔。于是一时间有了她的“距离”。但当她对你恢复故态时，事情又变得很容易。

早年，她坦承喜欢涉险。关于那一点她说得很对。它的存在犹如一张鬼牌，是某些与她天性格格不入的东西。在她身上总有层出不穷的发现，有些小得像亚丁码头上的那次眨眼，意在有东西要我猜。但她的世界，有很大一部分，诚如我后来，在我们离开奥朗兹号很久以后逐渐了解的，她藏于心中不告诉别人，我也开始意识到，我所提及的那份优雅的风度，想必是自然地发轫于一种乔装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