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多大，你叫什么名字

每当有近得可以的机会和位高权重的人说话时，我们发现自己不得不把时间花在回答问题上。在暴风雨过后的审问中，当我们瑟瑟发抖，更多是因为冷而不是害怕时，船长反复不断地问我们多大。我们回答了，他收到，忘记，一分钟后又问我们一遍。我们估计他是反应迟钝或太操之过急，还没听我们的答复就转入下一个问题。渐渐地，我们意识到当那句话从他口中说出时，外面裹着嘲笑的糖衣。它暗含的问题是：“你们有多蠢？”

我们自以为犯下的行为堪称壮举。我们以雄鹰展翅之姿在飓风中度过的时光，难道不及有罪的人在前往大马士革途中眼睛失明的故事吗？日后，当发现像沙克尔顿这样的英雄可能因为类似的行为被我的学校开除时，那不啻是件令人欣慰的事。“你多大了，老兄！”校长冲那个野心过头、叛逆顽梗的男孩吼道。

我们清楚船长不喜欢他所载的亚洲人。好几个晚上，他朗诵起一首自信是A.P.霍伯特[1]创作的打油诗，关于东方日渐增长的民族主义，结尾是：

树上乌鸦齐嚷声

“菩提树养菩提人！”

船长得意地表演完这个小节目，大概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所有贵宾桌上有权有势、有头有脸的人产生质疑。此外，还有和男爵共度的那个下午，我的目光往返于赫克托·德·席尔瓦威严的半身塑像和床上那具昏睡、看似毫无生气的躯体之间。因此，在葬礼结束后不久，我不知不觉走到搁板桌旁，德·席尔瓦的塑像仍摆在那儿，像被遗忘了似的。卡西乌斯和我想办法提起它（他抓耳朵，我抓鼻子），将它滚到船栏边缘，让这尊雕像随尸首一同坠入大海。

到那时，我们也许已长大，不再对权贵感到好奇。毕竟，我们更喜欢温和、沉迷于照料他的植物的丹尼尔斯先生，还有身形娇弱的拉丝凯蒂小姐，她穿着她的鸽袍，上面缝满有衬垫的口袋，用来运送她的鸟。改变我的，永远都是像他们这样的陌生人，在我人生各式各样的猫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