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马丁的心脏
在我人生大部分的时光里，我明白自己给不了卡西乌斯任何对他有用的东西。但我觉得自己可以给拉马丁一点什么。他容许我付出关爱。对卡西乌斯而言，那包含了一种难以接受的对他隐私的窥探。就连在那些画里我也看出这一点，尽管他重现的是苏伊士那晚的情景。不过我始终相信自己可以在拉马丁身陷困境时帮他一把。假如我知情的话。假如他来找我倾诉的话。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赴北美短期工作期间，我收到一位远方亲戚发来的电报。我记得那天是我三十岁生日。我放下手边的工作，设法搭上一班飞往伦敦的红眼航班，到那儿后，我住进一间旅馆，睡了几个小时。
中午，我叫了辆出租车，把我载到米尔希尔，一间小教堂旁。拉马丁的妹妹玛茜从我眼前一闪而过，后来，等我们到了里面，我瞥见她走下过道。除了少时的友谊外，我们彼此见面的次数不多。事实上，我已八年没见过拉马丁或他的任何家人。我想我们都变了。拉马丁在给我的最后某封信中说，玛茜“与一小群死党一起活动”，她在英国广播电台工作，负责一档音乐节目，她雄心勃勃，聪颖过人。有关玛茜的事，没有什么会让我感到惊奇，我想。她更年轻，比我们晚一年到英国，很快就如鱼得水。
多年来，我与他们的父母逐渐熟稔，这是对温雅的夫妇，养育了那个非常温雅的儿子。父亲是生物学家，每当周围没有其他人，他发现自己不得不被迫与我聊天时，总会提起我舅舅，“那位法官大人”。我推想我舅舅和拉马丁的父亲在事业上大概水平相当。但在应付现实世界方面（扳手、早餐、时刻表），拉马丁先生稍显不足，而他的妻子，也是生物学家，则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似乎心甘情愿活在他的阴影下。他们的生活、事业和家庭，为孩子架起了一座往上攀升的阶梯。青少年时期的我想尽可能多地待在他们米尔希尔那栋秩序井然、风平浪静的房子里。我时时刻刻都在那儿。拉马丁的病，他心脏的问题，让他们全家小心翼翼，比我的家人更文静。他们生活在一个钟罩之下。与他们在一起时我感到轻松自在。
如今，我重新回到那一模一样的环境中。葬礼过后朝拉马丁的家走去，那让我觉得像是正在从多年前我们爬过的树枝上摔落下来。那栋房子，当我抵达那儿时，似乎变小了，拉马丁太太看上去弱不禁风。绺绺白发令她紧绷的面孔多了几分美丽和包容——无论是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对我，她向来都既严厉又宽厚。只有玛茜能够反抗母亲的管教，诚如她人生很长一段时期内所干的那样。
“你离开得太久了，迈克尔。你总是不在。”这位母亲的话像箭一般准确地刺中我，接着，她走上前，让我抱住她。以前，我们很少有身体接触。“R太太。”在整个青少年时期我都这么称呼她。
就这样，我再度踏进他们位于塔拉科塔路的家。一群人在狭窄的走廊上向这对父母表示哀悼和慰问，然后朝客厅走去，沙发、成套的茶几和墙上挂的画都原封未动，位置与我年少来时一模一样。它是一粒我们青春的时空胶囊——那台小电视机，那些同样的拉马丁的祖父母在穆特瓦尔家门前的肖像。他们一家带到这个国家来的过去，永远不会抛弃。但现在，壁炉台上多了一张照片，是身着学士服在利兹大学的拉马丁。那套隆重的礼服既不适合他，也无法掩饰他。他的脸看上去瘦削憔悴，他仿佛承受着重重压力。
我走近那张照片，盯着他看。有人抓住我的手肘，手指故意用力地掐进肉里，我转身，是玛茜，突然，几乎在一刹那，我们的关系出其不意地亲密了起来。我在教堂见过她，当时，她走在父母中间，到前排入座，迅速埋下头。她没有出现在走廊的迎宾队列里。
“你来了，迈克尔。我以为你不会来。”
“怎么可能？”她温暖的小手摸过我的脸，然后，她走开去招呼其他人，交谈并对收到的话点点头，或给人一个需要的拥抱。我的眼里只有她。我在她身上找寻拉马丁的痕迹。他们之间并无太多相似之处。拉马丁是个大块头，身形笨拙，而她利落敏捷。“一小群死党”，他写过。他们有相同颜色的头发，仅此而已。但我相信，如今她的身上一定携带了拉马丁的某些东西——某些在他猝然离世时给予她的东西。我想我需要的是拉马丁，可他不在这儿。
那是个漫长的下午，其间我们只隔着房间望见彼此，与各种各样的亲戚说话。在整个站着吃的午餐过程中，我注意到她以尽职的家庭成员的角色，忙碌地穿梭于这个海外侨民圈中——从一位年老、伤心欲绝的姨妈，到一位仍旧习惯性过于乐观的叔叔，再到一个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如此平静的外甥，他崇拜拉马丁，他教过他数学，常常开解他、帮他渡过任何难关。我看见她与那个男孩坐在花园的一张躺椅上，我宁愿去那儿和他们在一起，也不想待在某个她父母友人的好奇的目光下。我猜这是因为男孩当时十岁。我企望知道她在对他说什么，她怎么能证明自己说的话，或证明我们为何都表现得那么镇定，只用轻声细语交谈。随后，我发现在哭的人不是男孩，而是玛茜。
我撇下话说了一半的男子走出去，坐到她旁边，伸手搂住她战栗的身体，她一直抖个不停，我们三个没有谁想到开口说话。当我抬头透过玻璃门望向屋内时，我发现大人全在里面，我们是在花园里的孩子。
天色开始转暗，随着夜幕降临，拉马丁家这栋不算太大的房子，我曾经的避难所，犹如一叶脆弱的扁舟。最后一批访客缓步出来，走到郊区没有路灯的街道上。我与这家人一起站在走廊，也准备告辞，要坐火车返回伦敦市中心。
“我得赶明天下午的飞机，”我说，“但一个月后我会回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玛茜认真地注视着我。这是我们俩整个下午都在做的事，仿佛在重新考量一个我们曾经熟识的人。她的脸蛋更宽了，举止态度与我们年少时有所不同。我亲眼看见她对父母变得毕恭毕敬。过去的她，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与他们大吵大闹。我察觉到这些变化，同时我也明白，在我新交的朋友中，没有谁比她能更清楚地把我看透。她可以从我们昔日的往事中抽出某个对我的观感，将它与此刻所见到并列在一起。她曾是她哥哥与我在学校放假期间的玩伴，当时，我们三人在一座并不完全属于我们也让我们没有太多归属感的城市里游走——那是一片奇特有限的天地，我们周游其中，坐公共汽车去布罗姆利的游泳池，去克罗伊登的公共图书馆，或去伯爵宫看航船展、看狗展、看车展。毋庸置疑，这些特别的公共汽车路线依旧清晰地印在我们脑中。她目睹了我青少年时期的种种转变。一切全在她心里。
接着是八年的空白。
“我得赶明天下午的飞机，但一个月后我会回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她站在走廊望着我，脸上清晰地流露出对失去哥哥的震惊。她的男友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肘。那晚早些时候我们寒暄过几句。即便不是，他也肯定希望成为她的男友。
“噢，你回来时请通知我。”玛茜说。
“我会的。”
“玛茜，你何不送迈克尔去车站呢？你们俩应该聊一聊。”R太太说。
“嗯，和我走走吧，”我说，“这样我们可以有一小时在一起的时间。”
“是一生。”她说。
玛茜活在众人面前，那是拉马丁鲜少踏足的一半世界。她身上没有丝毫的含糊犹豫。她与我的人生将开始深厚的交集。无论我们的关系变成什么，像海浪般起起落落，我们都既互补又互相伤害，那速战速决的方式有部分是我从她身上学来的。玛茜处事果断坚决。她也许更像卡西乌斯，而不像她哥哥。不过现在我明白，世界并不只简单地分为两类。但在年少时，我们却是那么认为的。
“一生。”她说过。在那个小时里，我迈出了重返玛茜生命的第一步。我们俩向车站走去，一边说话一边放慢步子。我们走入无尽的夜色中，马路环绕一座足球场，我们感觉像在舞台一处没有打灯的角落里窃窃私语。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她。关于我，关于那份短暂、令人诧异地把我带往北美、导致与她的世界别离的工作，她已了解得够清楚。“我以为你不会来。”“你总是不在。”我们挖出失落的岁月。我极少与他们联系，连与拉马丁也没有。我只偶尔寄张明信片，说明我人在哪儿，除此以外就没别的了。关于她和她哥哥过得怎么样，有很多可待发掘的。
“你听说过一个叫希瑟·凯夫的人吗？”她问。
“不。是我该认识的吗？她是谁？”我想象某个我可能曾在美国或加拿大撞见过的人。
“显然拉马丁认识她。”
她继续往下说，有关拉马丁的死因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被发现时，心脏停止了跳动，身旁有把刀。仅此而已。他曾走进市内一座漆黑的公园，就在女孩的公寓附近。玛茜告诉我，他估计是迷上了她，某个他在辅导的学生。可经玛茜调查，发现他补课的只有一个女孩，十四岁，叫希瑟·凯夫。如果她是拉马丁迷恋的人，那他准会有种强烈的负罪感，心里必定像注满了黑墨汁似的。
她甩甩头，回避了这个话题。
她说她相信哥哥在英国过得并不开心。在她看来，他也许更愿意在科伦坡有份工作、有个家。
每个移民家庭，似乎都有人在所到的新国家里找不到归属感。对无法在波士顿、伦敦或墨尔本默默忍受命运的哥哥或妻子来说，这像是永恒的放逐。我遇到过许多对昔日故乡久久不散的幽灵依旧魂牵梦绕的人。的确，在科伦坡更随性、更少引人注目的环境下，拉马丁会活得更开心。如玛茜所言，他在事业上没有雄心壮志，而据她推测，我有。他是个更慢条斯理的人，更多顾虑，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重要的功课。我告诉她，我仍然好奇在赴英国途中他是怎么做到忍受卡西乌斯与我的。这时她点点头，莞尔一笑，然后问道：“你见过他吗？我时常读到有关他的消息。”
“记得吗，我们曾对你说，你该去见见他？”
我们笑了起来。有段时间，拉马丁与我竭力想说服玛茜，让她相信，卡西乌斯是她理想的结婚对象。
“也许我是该……也许我还有机会呢。”她踢着跟前湿漉漉的叶子，伸出手臂挽住我。我想起另一位不知所终的朋友。我上一次听闻有关卡西乌斯的消息是遇到一位斯里兰卡的女演员，她认识他，那是在英国他们年少的时候。她谈起他怎么约她出去，一大清早，到一个高尔夫球场。他带了两三根旧球杆、几个球，他们翻过大门，在球场上徘徊。卡西乌斯抽着大麻烟，向她阐述尼采的伟大之处，然后企图在一个果岭上诱奸她。
到车站，我们确认了火车的时刻，然后走进铁路桥下夜间的小餐馆，坐在那儿，没怎么说话，隔着有塑料贴面的桌子互相对视。
我从未把玛茜归为拉马丁的妹妹。他们彼此的差异似乎太大。她是个急性子。有人提出一种可能，她就迎上去，像歌里的下一句歌词。像她这样的人，换个时代，会被称作“火枪”。马萨帕先生或拉丝凯蒂小姐也许会那么形容她。可今晚，在火车站旁这家近乎空荡荡的小餐馆里，她闷闷的，显得踌躇不决。边上有对上了年纪的夫妇，他们也参加了葬礼和招待会，但他们自顾自，没理我们。我需要拉马丁，需要他和我们在一起。我习惯了那样。也许是玛茜的安静无语唤起了他的存在，也许是我们之间新生的好感转眼将那些岁月一笔勾销，他就这样径直闯入我的心，我开始痛哭。关于他的一切骤然涌上我心头：他慢悠悠的步伐，听到一个不确定的笑话时的尴尬无措，他对亚丁那条狗的挚爱和渴念，他对自己心脏（“拉马丁的心脏”）的谨慎呵护，他绑下的、因救了我们的命而让他无比自豪的绳结，他离你而去时的身形模样，以及冯塞卡先生看出的那份正直的才华，虽然卡西乌斯与我从未发现或承认过，但它始终存在。单凭记忆，在我们中断见面后，我身上还受了多少拉马丁的影响？
我是个心肠冷酷的人。如果身边发生巨大的不幸，我会立刻竖起屏障，不让伤痛蔓延得太深或太远。有堵随时待命的墙，它不会倒塌。普鲁斯特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以为自己不再爱恋死去的人，可……突然间我们又看见一只旧手套，泪水溃堤。”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没有手套。如果要我说实话，我必须承认，自己并未真正把拉马丁视作曾经的密友。二十几岁时的我们，一心忙着成为别人。
没有给他足够的关爱，我是否感到内疚？在一定程度上是。但决无想摧毁那堵墙、让他闯入我心的念头。我想必已陷入回忆，在脑中重播种种他的琐碎片段，显露他对我的关切。一个手势，指出我正洒了什么在衬衫上，确切地说，是发生在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如何努力地想把我笼络进他正在兴致勃勃学习的东西中。当他去了一所学校而我去了另一所后，他如何想方设法地追寻我，然后继续与我在英国保持友谊。在千丝万缕的移民圈里，要找我不难，但无论如何是他找到了我。
我不知道自己像那样坐了多久，旁边是把我与街道隔开的平板玻璃窗，玛茜在我对面沉默不语，只是将手伸向我，手心朝上，我没看见所以没握住。有人告诉我们，眼泪使我们膨胀，而不是令我们缩小。时间过了许久。我不敢看她。我的目光越过流泻进夜色的餐厅灯火，凝视远方。
“来。跟我走吧。”她说，于是我们踏上车站的石阶，去等火车。还有几分钟，我们在长长的月台上走来走去，走到暗无灯光的边缘又折回，我们之间没说一句话。当火车来临时，将有一个拥抱，一次相认和悲伤的亲吻，为我们接下来的几年撞开门。我们听到哔哔啵啵的广播声，随后看见一束光朝我们射来。
有些事要经过一生才显示出它们造成的伤害和影响。现在，我明白自己和玛茜结婚是为了贴近一个童年时让我感到安全，并——我发现——依然是我企盼的群体。
玛茜与我继续见面，起先羞羞答答，后来部分恢复了我们年少时近似恋人的关系。我们共同承受拉马丁之死带来的伤悲。而后是家人的抚慰。她的父母重新欢迎我去他们家——那个男孩，在他们眼里还是个男孩，他们儿子多年来最好的朋友。于是，我经常去米尔希尔，待在那栋我少年时曾逃往的房子里，以前我与拉马丁和他的妹妹在那儿，趁他们的父母上班之际，悠闲地消磨时光——在有电视的客厅，或在楼上墙外爬满绿叶的卧室。那是一个我可以蒙着眼睛穿梭自如的地方，即便现在亦然——我张开手臂，估算走廊的宽度，迈出多步走进花园旁的那间房，然后再走三步右转，避开矮桌，这样我便知道，当摘下眼罩时，我将站在拉马丁的毕业照前。
空虚的我没有其他可求助的人和地方。
拉马丁死后一个月，他的家人收到一封冯塞卡先生的慰问信，他们让我读了信，他描述了我们在奥朗兹号上的时光。关于我，他的确写了几句客套话（而只字未提卡西乌斯），他说他在拉马丁身上见到“一种闪亮的学术好奇心”。他写了他们俩如何讨论我们途经的各个国家的历史，种种天然港口和相反的人工港口；讨论亚丁曾是十三座繁华的伊斯兰城市之一；讨论在火药帝国时代之前那儿住着的一支著名穆斯林地理学家世系。冯塞卡的信娓娓道来，那是种近二十年后我依旧熟悉的口吻。
冯塞卡对知识的热爱里总包含了附加的分享的喜悦。我推想，拉马丁与我在葬礼上遇见的那个他辅导过的十岁的外甥之间即是如此。冯塞卡先生不会知道我与拉马丁的家人仍有联系，我猜假如我和玛茜一起去谢菲尔德拜访他，说不定会令他大吃一惊。但我从未去过。她与我大部分周末都不得闲。如今我们再度成为恋人，张罗着准备结婚，应付各种礼数，那是身居海外的家族坚持要求的。离乡背井之人承受的传统压力落在我们身上。然而，我们本该省略这一切，租辆车，去看他的。但那时的我会羞于见他。我是个年轻作家，尽管明知他会很客气，我还是害怕他的反应。毕竟在他眼里，天生具有当艺术家的敏感和才华的人一定是拉马丁。我不觉得那些是必要条件，但当时我对此半信半疑。
至今我仍惊讶于从那个世界出人头地并在艺术圈生存下来的人竟是卡西乌斯和我。卡西乌斯，他坚持在公开场合只用自己引人非议的名。我相较亲和，摒除了表面的装腔作势，但卡西乌斯却一路挟带它，冷嘲热讽，对艺术界和掌权的达官要人嗤之以鼻。在他出了名的几年后，英国的母校，他痛恨，并可能曾嫌恶过他的地方，请他捐幅画。他回电说：“滚你妈的蛋！详见后信。”他始终是粗人一个。每当闻悉一些卡西乌斯做过的放肆骇人的事时，我都会当即想到冯塞卡，他在报上读到报道，叹息教养和艺术之间存在的鸿沟。
我本该去看他的，我们昔日麻绳烟雾中的导师。他会揭示出一个不同于玛茜口中的拉马丁。可她的家破碎了，她与我是修补它的纽带，或至少可以平复因他的死而令他们全体无力面对伤痛的未卜局面。此外，我们的欲望得到早年光阴的滋养，就从我们少不更事的那个清晨、当那些飘摇的绿枝犹如画在她身上一般时开始。我们大家心中都有个旧结，想要松绑和化解。
由于没有兄弟姐妹，我把拉马丁和玛茜当作我的手足。那是人在青少年时拥有的一种关系，截然不同于和我们长大后碰到的人的关系——因为他们我们更容易改变自己的人生。
于是我沉思。
我们三个一起穿越寒暑假那些抽象，看似没有地图可循的时光隧道。我们潜行在米尔希尔的天地里。在自行车道上重演伟大的比赛——摇摇晃晃地上坡，向下冲刺，完成一张惊天动地的照片。下午，我们闪进伦敦中心某雅座去看电影。我们的活动范围包括巴特西电站、沃平通往泰晤士河的派利肯阶梯、克罗伊登图书馆、切尔西公共浴场以及斯缀特姆广场，从大路倾斜延伸至远处的树丛。（这是拉马丁生前最后一晚不知不觉逗留过片刻的地方。）还有考利尔斯沃特巷，玛茜与我最终的落脚处。所有这些场所，她、拉马丁和我于年少时进去，成年后出来。可我们真正了解了什么，即便对于彼此？我们从没想过未来。我们小小的太阳系——它将前往何方？我们每个人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会持续多久？
有时，我们在年少期间找到真实而固有的自我。获得认可的某一面，初始在我们身上毫不起眼，后来我们不知何故会逐渐朝那个方向发展。我在船上的外号叫“八哥”。它庶几成为我的学名，只差向空中迈出一步，闪现某个额外的特征，如鸟儿在陆上行走时都会微扭身体之类。而且，它不是种正统的鸟类，靠不住，它的嗓音虽然音域宽广，却不足以让人完全信赖。那时，在我看来，我就是三人里的八哥，把但凡我无意中听见的东西复述给另外两人。拉马丁误打误撞给我起了这个外号，卡西乌斯，看出从名字而轻易衍生出的结果，开始用那来称呼我。
没有人喊我“八哥”，除了我在奥朗兹号上交的两个朋友。当我在英国入学后，人们只知道我的姓氏。但我若接到电话，有人说“八哥”，那只可能是他们中的一个。
至于拉马丁本人的名字，我虽然知道，却很少用。因为知道，是否让我可以名正言顺地认定自己是最了解他的人？我是否有权利想象他成年后走过的心路历程？不，没有。可在童年前往英国的旅途中，当眺望看似一无所有的大海时，我们常常用想象为自己编织复杂的情节和故事。
拉马丁的心脏、拉马丁的狗、拉马丁的妹妹、拉马丁的女孩，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自己生命中各个将我们俩联系起来的里程碑。例如，那条狗。我依然记得在有它陪伴的短暂时光里，我们与它在狭窄的床铺上玩耍的情景。它曾一度静悄悄到我旁边，把鼻子和嘴，像小提琴似的塞在我的肩和脖子之间。它受了惊吓而狂躁不安。后来是玛茜，我们也相处融洽，年少时小心紧张，后来，在拉马丁死后，更迅速狂热地找到彼此，几乎心知肚明，如果没有那件事，我们不可能走到一起。
然后是拉马丁的女孩的故事。
她的名字叫希瑟·凯夫。十四岁的她，身上任何尚未定型的东西，他都爱慕。他仿佛可以预见每种可能的变数，不过想必他也爱着眼前那一刻的她，就像我们会喜爱一只小狗、一头幼崽、一个还谈不上性感的俊美男孩一样。他会去城中凯夫家的公寓，辅导她几何和代数。他们坐在厨房桌旁。如果天晴，他们有时会在大楼四周有栅栏的花园里上课。在最后半小时里，像赠予一份非正式的小礼似的，他会让她说点别的事。他惊讶于她用激烈的措辞批评她的父母、令她厌烦的老师和一些企图诱惑她的“朋友”。拉马丁目瞪口呆地坐在那儿。她虽然年幼却不天真。在许多方面，她可能比他更世故。他算什么？一个过分单纯的三十岁青年，活在伦敦封闭狭小的移民圈中。他对周围的世界既不热心也不了解。他做代课教师，也代做辅导。他阅读大量地理和历史书刊。他与北部的冯塞卡先生保持联系——据他妹妹说，他们之间的通信似有减少。就这样，他隔着桌子聆听凯夫家女孩的讲话，幻想她多面的个性。然后回家。
他为什么不提她，来破除与冯塞卡通信中空泛、不切实际的魔咒？可他绝不会那么做。冯塞卡保证有办法让他的心思从她身上转开。但对于青少年虚饰表面下可能的残忍，他有多少实际的认知？不，他应该找卡西乌斯倾诉更合适，或是我。
他于周三和周五去凯夫家的公寓。每逢周五，女孩俨然很不耐烦，因为她盼着辅导结束后去和朋友聚会。后来，有个周五，他发现她泪眼婆娑。她开启话匣，不想让他离去，希望他帮她的人生一把。她十四岁，唯一的心愿是得到一个名叫拉吉瓦的男孩，有一晚拉马丁曾遇见过那人与她在一起。一个可疑的家伙，他心想。但此刻，拉马丁被迫聆听这个男孩的种种特质，他们之间的关系像种尖利刺人、过于随性的激情。她讲，拉马丁听。当男孩身旁有朋友时，他讥笑着赶她走，她因而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她要拉马丁去找那个男孩，捎几句话，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她；他口才很好，她知道——那也许可以使拉吉瓦重回她身边。
这是她有史以来第一次向他提出的请求。
她知道拉吉瓦会在哪里，她说。魅人酒吧。她不愿，也不能自己单独去。拉吉瓦和他的朋友在一起，到时候他们会对她置之不理。
于是拉马丁出发去找那个男孩，劝说他回到希瑟身旁。他踏进城市的那一区——某个他从来不会去的地方——穿着冬天黑色的长外套走在那儿，没戴围巾，迎着英国恶劣的天气。
他肩负骑士的使命，走进魅人酒吧。里面乱哄哄的——音乐、高声的聊天、烟雾缭绕。他进去，一个胖墩墩、患有哮喘的亚洲人，在寻找另一个亚洲人，拉吉瓦也来自东方，或至少他的父母是。晚出生的一代拥有的自信多得多。拉马丁看见拉吉瓦身处朋友中间。他走近，试图解释自己为什么来这儿，为什么找他谈话。当他竭力劝说拉吉瓦与他一块儿回公寓，希瑟正在那儿等他之际，有许多对话在同时进行。拉吉瓦笑着，别过身去，拉马丁抓住男孩的左肩，把他拉向自己，一把刀露了出来。刀刃并没碰到他。只碰到他心脏上方的黑外套。拉马丁终其一生保护的心脏，男孩的刀只是极其轻微地顶了一下，力道至多相当于揿按或扯落一粒纽扣。可拉马丁立在那儿，在这片吵闹的环境中浑身战栗。他拼命不吸进烟雾。那个男孩，拉吉瓦——他多大，十六岁？十七岁？——上前几步，带着那双深棕色的眼睛，将刀插进拉马丁的黑外套口袋，贴得很近，近得像把它插进了他的身体。
“你可以把那给她。”拉吉瓦说。这是个危险却一本正经的举动。它意味什么？拉吉瓦想表示什么？
拉马丁的心脏不住地颤抖。一阵笑声爆发出来，那位“恋人”转过身去，继续与一大群朋友玩乐。拉马丁离开酒吧，迈入夜色中，开始向希瑟的公寓走去，去告知她自己的失败。“而且，”他会在回去时添上一句，“他不适合你。”他忽然心力交瘁。他招了辆出租车，坐进里面。他会说……他将告诉她……他不会提起自己感觉心脏上受到的重压……开头几次他都没听见从出租车前排传来的司机的提问。他垂下头。
他付了钱给出租车司机。他按下她公寓的门铃，等待，然后转身离去。他经过他们晴天时上过一两次课的花园。他的心脏依旧怦怦直跳，似乎无法慢下来或乃至停止。他拉开大门的门闩，走进那片葱郁的黑暗中。
我和女孩希瑟·凯夫见了面。那是拉马丁死后几年，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我为玛茜和她的父母做的最后一件事。女孩在布罗姆利生活工作，离我上学的地方不远。我在她上班的美发屋与她碰面，请她吃午餐。为了见她，必须编造些故事。
起先她说几乎记不起他。但随着我们谈话的继续，她回想起的某些特别的细节令人惊讶。但对于他的死，她不大愿意在官方、虽仍不完整的证据外提供更多信息。我们在一起一个小时，然后重返各自的生活。她不是恶魔，不是傻子。我怀疑希瑟·凯夫并未像拉马丁期盼的那样有过“蜕变”，但她适应了自己选择的生活。她在其中有种稚嫩的主宰权。她谨小慎微，对我的激动保持警惕。当我第一次提起我朋友的名字时，她轻易用几个问题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换成由我自己来谈论他。我向她讲起我们坐船的经历。因此，等我再度询问她时，她了解了我们的亲密关系，把她的家庭教师说得比本可能提供给一个不认识他的人的版本更加高洁。
“他那时长什么样子？”
她描述了他众所周知的魁梧身材，倦怠乏力的走路姿态，还有与你告别时那闪过的微笑，就一次而已。多么奇怪，我心想，对这样一个温柔可亲的人而言，才只有一次。可拉马丁总会在离别时泛起由衷的微笑，那便将是他留给你的最后印象。
“他一直都很害羞吗？”她过了片刻又问道。
“他……很谨慎。他有颗虚弱的心脏必须好好呵护。这是他母亲如此疼爱他的原因。她没指望他能长寿。”
“原来如此。”她低下头，“在酒吧发生的事……我听说的，只有口角，没有动粗。拉吉瓦不是那种人。我没有再见过他，但他不是那样的人。”
我们的谈话无以为继。我抓住丝丝缕缕的空气。那个我为了埋葬而一心想要搞懂的拉马丁是捕捉不到的。况且，十四岁的她怎能理解他内心的欲望和苦痛。
接着她说：“我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会滔滔不绝地讲那些三角，讲有关一辆时速三十英里的火车的数学题……或一个装了多少水的浴缸、一个体重十英石的人进到里面。那是我们当时在学的内容。可他要的是别的。他想要救我。把我带进他的人生，仿佛我没有自己的人生似的。”
我们一直想要拯救这个世上孤苦伶仃的人。它是男人的习性，某种愿望的满足。而希瑟·凯夫，她年少时就看出了拉马丁可能对她寄予的期望。可是，尽管那晚向他提出了某些请求，但她从未为他的死感到自责。他的参与是出于其自身的需要。
“他有个妹妹，是不是？”
“是，”我说，“我和她结了婚。”
“所以这是你来找我的原因？”
“不。因为他是我最亲密的伙伴，我的家人。曾经，是我的两位至交之一。”
“原来如此。真遗憾。”接着她补充说，“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那抹微笑，每当他离开公寓，在我关门时。就像人们在电话里道出再见，声音变得伤感一样。你知道那种语调的转变吧？”
当我们起身准备离开时，她绕过桌子，给了我一个拥抱，仿佛她明白这一切不是为了拉马丁，而是为了我自己。
一个夏夜，在考利尔斯沃特巷我们带花园的公寓，我于派对中间走回客厅，看见玛茜在房间另一端即兴扭动身躯，与某位我们都相熟的人跳舞。他们相隔一臂之距，故能看清彼此的面孔，她的右手提起连衣裙的肩带，微微调整了一下——她目光低垂，像他一样扫视那条肩带。她知道他在看。
我们的朋友全在场。雷·查尔斯正唱着：“可另一方面，宝贝。”我停在房间中央。无须再多看见什么，或听见所说的一字一句，我确信他们之间存在某种我们已不再有的倾心。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玛茜。当我们为不再拥有的东西寻找样本时，我们发现它随处皆是。几年前我们一起骑着没有鞍的马走出失去你哥哥的创痛，那是你我都无法独自平复的伤。
当玛茜和我离异时，最受打击的其实是她的父母，而我们则都希望在解脱了夫妻的角色后能更心平气和地相处。可结果是，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彼此。
莫非那些岁月在我看见她把连衣裙的肩带撩动了不超过四分之一英寸之际溃然消失了，所以我把它理解为是对那位共同友人的一种挑逗？仿佛陡然有必要让他看看她肩膀上阳光照不到的细微之处。在经过了长久的怨怼、指责、否认和争吵后我才确定这一点。是什么让我洞悉那个动作别有意味？我走进我们狭小的花园，站在那儿聆听夜晚飞驰过考利尔斯沃特巷的车流，那使我想起海上不间断的噪声，接着骤然想到艾米丽，在漆黑的奥朗兹号上，与她的情郎一同倚着栏杆，她瞥了眼自己裸露的肩膀，然后仰望星空，我记得情欲的纠葛亦开始在我心里显形。一个才满十一岁的男孩。
我将告诉你我最后一次想到拉马丁的情景。我在意大利，对家徽充满好奇，我请古堡的讲解员解释各种尖尖朝上的新月图案。我得知，一连串新月加一柄剑，代表一个家族中参加过十字军东征的成员。如果只有一代人加入过，那么徽章上就仅有一弯新月。随后向导主动补充道，徽章中有个太阳表示家族里出过一位圣人。我暗想，拉马丁。千真万确。他，唯独他，跃入我的脑海，作为某种圣人。不是太正式的一员。是凡间的。他是我们秘密家族里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