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颗心脏

两颗心脏

哈斯迪先生丢了狗舍总管的工作，那意味着晚间的牌局不像以往进行得那么频繁。首先，英凡尼欧先生的升职造成两个朋友间的龃龉增多。而且，由于哈斯迪先生现在被分配去烈日下刮油漆，他不像以前只要看看狗读读秘教书籍时那样富有充沛的精力。过去，他们两人在狗舍分享早餐——通常是一点威士忌，然后是某种糊糊样的东西，装在一只洗净的狗碗里吃。现在，他们难得见面。不过时而深夜还是会有桥牌牌局，我会观察他们四人直到睡着，唯一会把我吵醒的是巴伯斯多克先生，他每输一手牌都会大吼大叫。他和托尔洛尔是无线电报员，趁晚上的休息时间来打牌，满身倦意。只有如今工作最轻松的英凡尼欧生龙活虎，每次小赢都会拍手欢庆。他身上散发出达尔马提亚狗和梗犬的气味，不断刺激着哈斯迪先生。

轮船的扇形船尾旁有盏昏黄的船尾灯。在最闷热的夜晚，我的舱友会把小床拖到那儿，将它绑在栏杆上，以便在星空下睡觉。我意识到在离开科伦坡的最初几晚，他可能就是睡在那儿。卡西乌斯、拉马丁和我在一次夜晚的探险中撞见过他，他解释这是他自年轻时横渡麦哲伦海峡起一贯的做法，当时他所在的船被五颜六色的冰山包围。哈斯迪“卖身”给了商船队，航行到美洲、菲律宾、远东，遇到形形色色的男女，他声称因他们而改头换面。“我记得那些女孩、丝绸……我完全不记得工作。我选择艰苦而危险的航线。书本是那时唯一的语言。”在深夜的天空下，哈斯迪先生滔滔不绝，十分健谈。我们好几次在夜间去那盏黄灯旁找他，他告诉我们的事在我们心中投下兴奋的恐惧。他曾在道拉轮船公司工作，航线要经过巴拿马境内的运河——佩德罗·米格尔船闸、米拉弗洛雷斯船闸、盖拉德河道。那，他说，真是浪漫的王国！他描绘了人工开凿的洞穴、运河各端的港口城市，还有巴勃亚，他在那儿受到一位当地美女的诱惑，喝醉酒，误了船，他与那名女子成婚，五天后签下下一班意大利轮船的工作逃了出来。

哈斯迪先生语速缓慢，嗓音沙哑，他叼着烟，轻声从烟雾中徐徐吐出一字一句。我们对他告诉我们的每件事都信以为真。我们要求看他“妻子”的照片，据他说，她一个接一个港口地追他，锲而不舍，他答应“揭示她的样貌”，却从来没有实践过。我们想象一位绝世美女，长着火热的双眼，身下是匹马。当哈斯迪先生签下在意大利船上的工作离开巴勃亚后，安娜贝拉·菲格罗阿读完他自责却仍轻慢的信时，已为时太晚，赶不上轮船。她备了两匹马，一刻不停地飞奔，怒气冲冲赶到佩德罗·米格尔船闸，以头等舱乘客的身份上了船——这样，她就可以让身穿服务员制服的他为她送餐，她对他惊奇的面孔和低声下气的姿态不置一词，连瞧都没瞧一眼，直到天黑她才走进他与另外两名船员合住的小房舱，扑入他怀里。那一晚，我们做了一夜的乱梦。

故事在昏黄的船尾灯旁继续。过了些时候，在另一条船上，当他再度坦承了自己对他们关系的犹疑后，就在我的舱友望着一轮初四的上弦月之际，她悄悄走近他，往他的肋骨处捅了两刀，离他的心脏只差“一块圣饼的宽度”。全靠冷冽的空气让他保持清醒。假如她是个身形更壮的女子，而不是娇小的南美人，他确信，她会把他举起抛过栏杆，丢下船。他躺在那儿，嗷嗷直叫——也许是夜晚的静谧衬得他的喊声格外嘹亮。幸好有位巡夜人听见了。安娜贝拉·菲格罗阿被捕，在狱中只关了一个星期。“女性的歇斯底里，”哈斯迪先生解释，“对此，他们在南美的法典里有专门一个词，等同于‘受到催眠后驾车’。这就是爱情，或至少那时的爱情曾是如此……”

“女人骨子里有种疯狂，”他试图解释给我们三个听，“你在接近她们时必须很小心。假如你想和她们上床、和她们喝酒的话，她们可能会像野外的牡鹿一样羞矜退缩。可如果你离开她们，那就像纵身跳进一条你不曾意识到的、存在于她们天性中的矿道……捅一刀没什么。没什么。我挺得过来。但在瓦尔帕莱索，从监狱获释的她又来了。她追我追到霍曼旅馆。幸亏我染了伤寒，大概就是在我因刀伤被送去的那家医院，幸亏她莫名地怕极了这种病，一位占卜师告诉过她，她有可能死于该病，于是她彻底远离了我。所以，我左心脏附近的那一刀，将我从被她纠缠一辈子的命运中解救出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说左心脏是因为人有两颗。两颗心脏，两颗肾。两种人生。我们是对称的生物。我们在情感上要保持平衡……”

多年来我对这一切深信不疑。

“总之，在医院，当我与伤寒搏斗之际，几个医生教会了我打桥牌。我也开始读书。年轻时，书怎么也闯入不了我的精神世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算我二十岁时读了这本《奥义书》[1]，我也吸收不了它。那时我脑子里的事太多。它属于一种潜思。现在它令我受益。我想我也会感激她，比以前更容易。”

一天下午，我和弗拉维娅·普林斯站在一起，无精打采地说话。我向轮船一侧俯视，看见哈斯迪先生跨坐在升起的船锚上，在粉刷船壳。他周围还有其他吊在挂篮里的水手，但我能认出他光秃的头顶，那是我每次俯看他打牌时所见到的。他脱了衬衣，身上被晒得黝黑。我向我阿姨指指他。

“他们说那男的是船上最厉害的桥牌手，”我告诉她，“他在远至巴拿马等地都拿过冠军……”

她从他身上抬起目光，望向地平线。“我想知道，他此时此刻在做什么。”

“他在侧耳倾听，”我说，“每天晚上，他都会和巴伯斯多克先生、托尔洛尔先生和现在船上负责看狗的英凡尼欧先生进行职业级的较量。他们全是世界冠军！”

“我想知道……”她一边说，一边看着自己的指甲。

我与她道了别，走到拉马丁和卡西乌斯所在的下甲板。我们注视哈斯迪先生工作，直到他正好抬起头，我们朝他挥手。他把护目镜推到额头上，认出我们，挥手回应。我希望我的监护人仍留在我离开她时的地方，亲眼目击这一刻。我们三个继续往前走，略带得意地昂首阔步。哈斯迪先生绝不会知道那个打招呼的动作对我们的意义有多大。

也许是因为她在上流圈里日渐风光，也许是因为我在暴风雨后那番虚假的说辞，总之弗拉维娅·普林斯对当我的监护人似乎少了兴趣。如今，她希望我们的会面能进行得简短，在露天甲板，她像个假释官似的一连抛出两三个问题。

“你的房舱舒服吗？”

我默不作声地拖延一分钟：“舒服，阿姨。”

她示意我走近，对某些事流露出好奇。

“你整天都干什么？”

我没有提去发动机房，也没有提目睹那个澳大利亚人冲澡时湿淋淋的衣服而悸动的心情。

“幸亏，”对于我的沉默她回道，“我在过苏伊士运河的大部分时间里能睡得着。可真热……”

她又在用手指拨弄首饰，我陡然心生一念，我应该把我监护人的房舱号码告知男爵。

可男爵已离开了船。他在塞德港由赫克托·德·席尔瓦的女儿陪着上了岸，我听人说他一直在安慰她，所以我猜他必定已将她哄到手，与他一同继续干那道貌岸然的勾当，并私下在他房里请她吃蛋糕、喝好茶。他提着一个扁平的旅行袋，里面可能藏有贵重的证券纸币，说不定还有德·席尔瓦小姐的画像，我知道他把那据为己有了。他从踏板顶端向我点头告别，卡西乌斯用手肘轻推了我一下——我告诉过他我参与盗窃的事，并夸大我在其中的重要性。那位德·席尔瓦的嗣女走在他旁边，被沉默笼罩。那可能是悲伤。抑或她已被男爵的魅力所迷惑？

我们没有在塞德港上岸，留下来为看格力格力人，我们在奥朗兹号的栏杆边望见他摇独木舟而来，开始从衣袖、裤子和帽子下拽出小鸡。他打了个喷嚏，从鼻子里拉出一只金丝雀，向着港口的天空把它放生。独木舟在我们身下的水流中摇晃，他痛苦地上蹿下跳，一只公鸡从他裤子前端露出带鸡冠的脑袋。接下来迎接我们的是从衣袖里掉出来的蛇。它们在他脚边盘成两个完美的圆环，当硬币如雨点般落在独木舟上时丝毫不受惊扰。

我们在翌日清晨离开塞德港。一位领航员乘汽艇出来，登上船，引导我们驶出港口。漠不关心的神情，让他与用哨声和吼声领我们进入苏伊士运河的那个人很相似。我幻想他们是双胞胎，或起码是兄弟。完成任务后，领航员悠哉地离开驾驶台，两卢比的凉拖在他脚后跟处噼啪作响，他下到跟随我们一同出港的汽艇里。自那以后，领航员的工作将更多是种形式。到马赛，上来一人，穿着长袖衬衣、雪白的长裤和用布兰可擦白剂擦过的皮鞋。他喃喃地指导轮船进港，嘴唇几乎没有翕动。过去我见惯的领航员是穿着短裤，鲜少把手从裤袋里伸出来的。他们通常先要一杯利口酒和一份新鲜的三明治。我会想念他们游手好闲的模样，他们表现得像不可或缺的丑角，自以为能够在番王的宫廷里安全地漫步一两个小时，为所欲为。可现在，我们进入了欧洲的水域。

马萨帕先生也是在塞德港离开了我们。即便当踏板已被收拢卷走后，我仍在等待他回来登船。拉丝凯蒂小姐也在我们旁边，但当起航的钟声开始像顽固的小孩响个不停时，她默默走开了。接着，舷梯与码头脱离。

直至最近我才意识到马萨帕先生和拉丝凯蒂小姐都很年轻。他从我们船上消失之时，他们想必才三十几岁。在我们离开亚丁前后，麦克斯·马萨帕一直是猫桌上最活跃的成员。他轻松狂妄地把我们召集起来，坚持要组一桌声乐餐桌。他坦荡开朗，即便在悄悄讲述可疑之事时亦然。他向我们证明，成人也有快乐，但我知道，未来的世界绝不会像他为卡西乌斯、拉马丁和我所勾勒吟唱的那么刺激、欢乐、诡诈。他如同一部荷马史诗，带有一系列女性的妩媚特征，以及瑕疵，有最出色的钢琴散拍乐曲和哀伤的恋歌，违法的行径、背叛、音乐家为捍卫自己完美无缺的演奏而射出的子弹，有西德尼·贝彻一曲爵士乐短暂停顿间隙满舞池人高喊“洋葱！”的可能画面，还有自始至终男人永远捏紧你们宝贵的奶头。在他为我们搭建的西洋景里，有的是怎样的人生。

所以我们不理解，也无从理解，是什么如此隐秘地侵犯了他。似乎有某些不明之物钻入了这位伟大的贝彻的门徒体内。关于马萨帕先生有什么是我不了解的？难道我不曾准确地察觉出他与拉丝凯蒂小姐之间日渐深厚的友谊？我们在涡轮机房的讨论会上拼凑出一段动人的浪漫史——用餐时他们在两道菜之间礼貌地离开桌子，转去甲板上抽烟。外面还有光线，故我们能看见他们倚在木栏杆上，交换对世事的任何真知灼见。有一次，他把自己的夹克披在她裸露的肩膀上。“起初我以为她是个女学究。”他曾这么说她。

马萨帕离开奥朗兹号约莫一天后，人们对他有了新的评价。例如，他为何需要两个名字？关于他有小孩的争论又重新燃起（我们桌上有人搬出“那次围绕哺乳的谈话”）。于是，我开始好奇这些孩子是否已听过他传授给我们同样的笑话和建议。也有人表示，他可能是那种只有在无拘无束、处于陆地的这点和那点之间时才欢天喜地的人。“抑或他结过好几次婚，”拉丝凯蒂小姐悄声打断道，“等他死后将同时有好几个遗孀。”听完她的话，我们迟迟不出声，想知道他是不是也向她求了婚。

我原以为她会因马萨帕先生的离去而崩溃，在桌上露出面如死灰的表情。可拉丝凯蒂小姐，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将成为我们最神秘莫测、出人意料的一位伙伴。我们从她的话里听出狡黠的幽默，她走过来，为马萨帕先生的失踪安慰我们，说她也很想他。这个“也”让我们如获至宝。她发现我们想继续听到那位不在场的朋友的奇谈怪论，于是有天下午，她模仿马萨帕先生的声音告诉我们，他的第一次婚姻其实是以背叛而告终的。他不期回到家，撞见妻子与一位音乐家在一起，他向拉丝凯蒂小姐坦承：“如果有把枪，我准会射向他的心脏，但房里只有他的尤克里里琴。”她被这桩轶事逗笑，可我们没有。

“我真喜欢他西西里人的风度，”她继续说道，“连为我点烟的动作，伸长手臂，都像是在点燃引信。有人认为他是花花公子，可他是个很细心的人。他的浮夸体现在遣词和言语的节奏上。我懂得辨认面具和表象。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比看上去更绅士。”听见从她口里说出的这番话，我们再度认定两人间有情愫。他们绝对是心灵上的知己，从她谈到他时的口吻，不管是或恰恰是因为那句他将“同时有好几个遗孀”的话。也许他们会继续通过船上的电报进行联系，为此我写了封信询问托尔洛尔先生。而且，从塞德港到伦敦，其实并没那么远。

后来再没有人议论马萨帕先生。连她也没有。她不与人交际。大多数下午，我瞥见她在B层甲板的阴凉处，坐在帆布躺椅里。她手边总放着一本《魔山》，但从未有人见她读过。拉丝凯蒂小姐看得最多的是犯罪惊悚小说，它们似乎每每让她失望。我怀疑对她而言，现实世界比任何书里的情节都更难料叵测。我两次看见她被一本悬疑小说气得够呛，从阴凉处的躺椅上半起身，将平装本的书丢过栏杆，扔进大海。

苏尼尔，“海德拉巴的意念”，扬科拉戏班的成员，迄今人们经常看见他与艾米丽在一起。我猜是他更成熟的个性吸引并继而诱惑了我表姐。我总能从很远就认出苏尼尔——瘦削的身形，杂技演员的走路姿势。偷窥他们时，我会看见他的手沿着她的臂膀上移，消失进她的衣袖里，他把她控制于股掌之间，自始至终都在讲述一个令她心驰神往的错综复杂的世界。

但在我们的船行经塞德港前后，他们的关系似乎紧张起来。他会在一边走路时一边和她说个没完，挥动精壮的手臂，说服她相信什么，接着，假惺惺地，当见她了无兴趣时，他会试着逗她开心。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像任何经验丰富的狗一样，能读懂围绕他的那些举动，能看出一段恋情中权力的进退转移。我想，艾米丽唯一拥有的威力在于她的美貌、她的青春，和某些连她自己也没意识到属于她的东西。他正试图用种种理由虏获它们，倘若失败，便赶紧拿手边的物件变个戏法或做一次手倒立。

即便艾米丽没有和他在一起，我也会对他心怀好奇。

我坐在餐厅，与三张桌子等距。一张上有一对个子特别高的夫妇带着一个小孩；另一张上女人们在窃窃私语，别处还有两个板着脸的男子。我低下头，假装看书，我在偷听。我幻想自己的耳朵伸向那对带孩子的夫妇。女的正在对男的描述她胸口的痛楚。接着她问他睡得怎么样。他回答：“我不知道。”第二张桌旁，一个窃窃私语的女人低声说：“于是我问他：‘它怎么会既是春药又是缓泻药？’他说：‘噢，这完全取决于时间的长短。’”第三张桌旁，什么事都没有。我再度聆听那对带婴儿的高个子夫妇，一位医生和他的妻子。他正在开些她可服用的药粉。

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这样，因为拉丝凯蒂小姐[2]说过：“你必须竖起耳朵，睁开双眼。外面是个课堂。”我继续用我听来的事填满圣托马斯公学的练习簿。

练习簿：无意中听到的对话，第十二天到第十八天

“相信我——你可以吞下士的宁，只要不嚼它的话。”

“贾斯伯·马斯基林，那个变戏法的人，战争期间在沙漠里设计了各种‘狗屁’法术。战后他竟成了一名魔术师。”

“绝不可把任何东西扔下船舷，夫人。”

“他是船上的猎艳者之一。我们称他‘十字转门’。”

“我们没办法从吉格斯那儿弄到钥匙……”“那么我们必须从佩雷拉身上取到它。”“可谁是佩雷拉？”

猫桌上的人继续因马萨帕先生的离去而颓唐丧气，由于这个原因，丹尼尔斯先生为桌员组织了一次非正式的餐会，外加几个额外来宾。我打算邀请艾米丽，她问可否带她的朋友阿桑莎一起来。艾米丽似乎越来越把这个聋女保护在她的羽翼下。自从赫克托·德·席尔瓦死后，无所事事的阿育吠陀医师也收到了邀请。人们经常看见他和丹尼尔斯先生在甲板上边走边热烈地交谈。

我们全体集中在涡轮机房，旋即一个接一个爬下金属梯，没入黑暗中。只有拉马丁、卡西乌斯和我，以及阿育吠陀医师曾沿这条路去过“花园”，其他人对将去哪儿一无所知，他们喃喃自语。当我们落到底层时，丹尼尔斯先生又一次疾步向船舱空洞神秘的世界迈去。在经过绘有裸女的壁画时，有人强压笑声。至今卡西乌斯对那儿已很熟悉。有一天，他不知用什么办法一个人进了船舱，把一只板条箱推到壁画前，爬上去，让自己与那些巨型人像等高。整个下午，他站在那儿，就那样，置身于昏暗中。

丹尼尔斯先生带领我们前行，转过一个弯，他的花园和一张摆满食物的桌子出现在我们眼前。各种咕哝声都停止了。某处还传来音乐。昆恩·卡迪福小姐的留声机又被借了一次，这次是向在船舱另一区工作的码头工人，艾米丽遂开始从那堆唱片里挑出许多七十八转的。我们获悉其中有些是马萨帕先生留给我们的。几位宾客走到规划井然的过道上，在绿色的蕨类植物旁，阿育吠陀医师解释——像他每次说话时那样神秘兮兮的——从星形果实里提取的草酸在庙里被用作黄铜器物的抛光剂。想望跳舞的艾米丽，揽起默不出声的阿桑莎，跟随音乐摇摆，在狭窄的过道上挪步，她身着黄色的连衣裙，本身就像一颗星星。

当我想起我们在奥朗兹号上用过的所有餐点时，第一幅画面绝不是正式的餐厅——那儿我们被安排得离船长如此之远，在最受冷遇的位置——而是轮船内部某块点了灯的长方形区域。我们分到一杯罗望子果汁，我怀疑里面肯定掺了一指深的酒。招待我们的主人抽着一根特制的香烟，我看见正在俯身研究某种高至脚踝的植物的拉丝凯蒂小姐抬起头，嗅了嗅空气。

“你是个让人费解的人，”她嘟囔了一句，朝丹尼尔斯先生走去，“你可以用几片这些看似无辜的叶子毒死一个独裁者。”后来，当丹尼尔斯先生描述一种抗菌的辣椒和一种可以用来驱散术后淤血的番木瓜时，她把手搭在他的衣袖上，补充说，“或许盖氏医院可以聘请你。”裁缝古纳塞克拉先生像个幽灵似的在我们中间飘移，点头表示赞同，可他对任何听到的话都是那种反应，这省却了他开口说话的必要。他望见招待我们的主人，此刻正与阿育吠陀医师站在一起，指指马达加斯加长春花（他宣称，可用于治疗糖尿病和白血病），随后摘了几颗印度尼西亚酸橙，他称之为“奇果”，等会儿他将把它们端上桌。

就这样，我们在一张新的猫桌旁坐下吃饭。吊灯在我们上方摇晃——不知怎的，那天晚上船舱里想必有股微风，或是因为海浪的翻腾？我们身后是绿玉树深色的叶片和一个黑葫芦。桌上有插了切花的水钵，我的对面是我表姐，她双臂搁在桌上，脸上的表情在闪烁的光线里显得格外热切。她一边是奈维尔先生。他伸出曾拆卸过轮船的大手，拿起一个钵轻轻摇晃，于是，水里的花儿在晃动的灯光下打起转。他一如既往地安逸于自己的沉默，并不在意无人和他说话。艾米丽朝与他相反的方向侧过身，对那个流浪儿低语。女孩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对着艾米丽的耳朵悄悄讲出自己的秘密。

那是一餐我们谁都不急着吃完的饭。每个人看上去都阴沉晦暗，形影相吊，直至俯身向前被灯光照到。每个人行动迟缓，犹如半梦半醒。留声机重新上了发条，印度尼西亚酸橙在桌上依次传递。

“敬马萨帕先生。”丹尼尔斯先生轻轻说。

“敬阳光草地。”我们应道。

黑洞洞的船舱裹挟着我们的话，一时间大家岿然不动。只有留声机里继续播放的音乐，萨克斯管悠扬的气息。一层薄雾，在某处定时器的触发下，降落在植物和餐桌上方，还有我们的手臂及肩膀上，持续了约十秒钟。我们谁也没有为自己遮挡。唱片停了，我们听见唱针反复的刮擦声，等待有人把它提起。我面前的两个女孩交头接耳，我密切注视她们，倾听她们。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表姐涂了口红的嘴，偶尔能听出一两个词。“为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女孩摇头。我猜女孩说的是：“你可以帮我们。”艾米丽目光低垂，一度什么话也不说，陷入沉思。餐桌的那边和这边之间有道昏暗的深沟，我能从这边，隔着它看见她们。某处传来笑声，可我却沉默不语。我注意到古纳塞克拉先生也在直视前方。

“他是你父亲？”艾米丽吃惊地低语。

女孩颔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