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国王查理一世和长期议会之间大动干戈,进行了将近四年的内战。〔32〕要想把这场战争完全记录下来,足可以写满好几本书,而且每本都是大部头,因此,我就不再多费唇舌来讲述它的细节了。英格兰的老百姓又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同室操戈,真是件让人难过的事;不过,双方都很讲究人道、克制和荣誉,这还是能让人感到几分安慰的。跟国王手下的士兵(这些家伙参战就是为了赚钱,根本不在乎战争的起因)相比,国会一方的战士在这些方面的表现要优秀得多。可是国王军队中的贵族和乡绅作战勇猛,对国王忠心耿耿,让我们不得不为其行为献上最崇高的敬意。其中有许多天主教徒,他们之所以站在国王这边,是因为王后对天主教的虔心信奉。

图33-131642年艾奇山(Edge Hill)战役前夜(其中坐着的为鲁珀特王子,查理一世站在他身边)
假如国王是个心胸开阔的人,那么他也许就能慧眼识珠,重用其中一些勇士,让他们来指挥军队。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他依然死死抱着王权高于一切的老想法,把权力交给了自己的两个侄子——鲁珀特亲王〔33〕和莫里斯亲王〔34〕,他们都是王室后裔,千里迢迢从国外赶来帮助国王。要是这两个人不掺和,或许反而对国王比较有利,因为鲁珀特亲王是个办事冲动急躁的家伙,他脑子永远只有一个念头:冲上战场,把身边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国会大军的总指挥是埃塞克斯伯爵,他既是一名勇敢的军人,也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君子。就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某些爱管闲事的法学院学生和喧闹的士兵、店老板及其学徒、还有大街上的平民百姓在威斯敏斯特产生了些许摩擦。由于学徒的头发都比较短,国王的支持者们便将那群人唤作“圆颅党”〔35〕,那些人则反过来把对手称为“骑士党”〔36〕以示反击,意思是这伙人明明做事张狂跋扈,却偏要装出一副十足的军人风范来。如今人们开始用这两个词来区分内战双方了。保皇派还把国会旗下的士兵称为“反贼”“流氓”,国会那边的人则一面把对方叫作“恶棍”,一面以“圣徒”“正直者”自居。
战争终于在朴次茅斯市爆发。在那里,那个双面叛徒戈林又一次偏向国王的立场,不想却被国会的军队围困在城中。于是,国王发布公告,说埃塞克斯伯爵及其手下官员都是叛徒,并号召忠于自己的臣民带上武器,于8月25日到诺丁汉来跟自己会面。可是到了那一天,来找他的忠实臣民寥寥无几,再加上当时天气阴沉、狂风大作,连王室旗帜都被刮倒了,整个过程都显得惨兮兮的。接着,在班伯里附近的红马谷、布伦特福德、迪韦齐斯、查尔格雷夫场(汉普登先生在此战中一马当先,率军杀敌,结果身负重伤,不到一星期就去世了)、纽伯里(国王阵营里最优秀的贵族之一、福克兰勋爵〔37〕在此战中牺牲)、莱斯特、内斯比、温彻斯特,还有约克郡附近的马斯顿荒原、纽卡斯尔,以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重要的交战。在这些战役中,双方都有胜有败。这一次,国王大获全胜;下一次,又换成国会凯旋而归。但是绝大多数繁华的重要城镇都反对国王。当伦敦需要加强防卫的时候,社会各阶层人士,上到王公贵妇,下至男女劳工,全部一齐动手努力工作,大家都心甘情愿、干劲十足。国会那边最有名的领导人是汉普登、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38〕,还有最出类拔萃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及其女婿艾尔顿〔39〕。
对百姓而言,整场战争劳民伤财,不仅让他们恨得咬牙切齿,还使其备感痛苦,因为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因战争出现了裂痕:有的家庭成员支持一方,有的则力挺另一方。总之人们翘首以盼,一次又一次渴望着和平的降临。双方阵营里也各有一些有识之士,希望能阻止这场战争。于是,国会派人来跟国王议和了。他们分别在约克、牛津(国王自己在这里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国会),以及阿克斯布里奇三个地方举行了会谈,但是最终无功而返。在这几次谈判过程中,国王面临着重重困难,但他依然将自己的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勇敢、沉着、头脑冷静,且不乏智慧,可他始终未能摆脱性格中的老毛病,嘴里连半句实话都没有。历史学家克拉伦登勋爵〔40〕是国王最忠实的崇拜者之一,他认为国王曾不幸对王后许诺,说未经她的同意自己绝不跟对方和解,而这个保证必将被国王反复拿来做推托之词。国王向来说话不算数,什么时候都一样。为了金钱,他跟双手沾满鲜血的爱尔兰叛军签署了休战协议,还邀请对方的兵团帮助自己对抗国会。在内斯比战役〔41〕中,国会军找到了国王的秘密橱柜,里面藏着他和王后之间的来往书信。国王在信中清清楚楚地告诉她,自己只是假装赏识那些“杂种”议员,佯称要跟他们谈判,借此骗取对方的信任。现在,他对议员们的称呼已经由原先的“毒蛇”升级为“杂种”了。议员们还发觉,国王早已跟洛林公爵私下勾结,目的是得到一支一万人马的外国军队。计划受挫之后,他又派自己忠心耿耿的友人格拉摩根伯爵〔42〕到爱尔兰去,和当地的天主教势力达成秘密协议:对方答应派一万名爱尔兰士兵给他;作为回报,国王将对天主教提供大力支持。当时的爱尔兰发生过许多小规模战斗,一名好战的爱尔兰大主教就在一次冲突中被杀,人们在他的马车里发现那份协议之后,国王可耻地否认了一切,还在那位忠诚的伯爵朋友遭到叛国罪的指控时抛弃了对方。更卑劣的是,国王用自己高贵的手交给伯爵一份密令,上面却有些许空白不曾填写,明显是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
最后,在1646年4月27日这天,国会大军从四面八方围困了牛津市,并逐渐逼近了过来。身在城内的国王意识到自己必须立刻逃走,一秒钟都不能耽搁。于是,这天夜里,国王改变发型和胡须的样式,换了仆人的衣服,背后系着斗篷骑马奔出了城外,身边只有一个对他忠心耿耿的仆人和一名熟悉道路的当地牧师作为向导。国王一路朝伦敦的方向疾驰,但跑到哈罗之后,他改变了计划,转而向苏格兰军营奔去——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由于苏格兰士兵已经受邀前来帮助国会军队,所以当时的英格兰境内有大批他们的人马。国王干什么事都特别喜欢耍花招,因此很难确定他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可是不管怎样,他确实这样做了,并找到苏格兰大将军利文伯爵〔43〕,向他投降。伯爵彬彬有礼地接待了这名犯人。国会与苏格兰当局就如何处理国王进行了协商,双方一直商量到第二年二月。后来,鉴于国王既不肯答应国会将那个旧的民兵火药库出让二十年,也不肯答应苏格兰承认“神圣盟约”的合法性,苏格兰不得不交出了国王,换取了一大笔钱作为他们施援的回报和士兵的报酬。国会指派几个人带走国王,把他送到他自己的一座宫殿里,即位于北安普敦郡奥尔索普群岛的霍姆比宫。
没等到这场内战结束,约翰·皮姆就去世了。人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些荣耀都是他所应得的,因为他和汉普登二人为英格兰百姓争取权利自由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争刚结束没多久,埃塞克斯伯爵就因在温莎森林里猎鹿的时候受热过度而病逝了;人们以同样隆重的仪式把他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关于那个劳德大主教我已不想再提,可是又不得不提:他在战争结束以前就被人送上绞刑架处死了。对他的审讯持续了将近一年之后,人们还无法确定控诉他的罪名是不是相当于叛国罪——这项最残暴的君王们最喜欢使用的可恶罪名。国会还提出了一项剥夺公权法案来对付他。劳德是一个对他人怀有深刻偏见的害人精,而且如你所知,他酷爱割耳裂鼻之刑,受害者不计其数。但是他在临刑前表现得十分平静,正如一位勇敢无畏的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