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一旦控制住国王，国会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处理掉军队，但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军中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了。这不仅仅因为他具备高超的才干和勇气，还因为他用一种类似苏格兰清教徒的方式，立誓要坦诚待人并言出必行，这让他在士兵中间受到极大的欢迎，他们对主教们的厌恶程度不亚于他们对教皇的。不过鉴于那时候的士兵、鼓手和号手都有动辄就发表冗长布道和演说的恶习，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加入到那支军队里去。
那么如果这样一支军队空闲下来，谁能保证他们不会说国会的坏话甚至反抗国会呢？国会对此也不确定，于是议员们决定解散大半士兵，并把剩下的派往爱尔兰平乱，如此一来，英格兰本土上就只剩下一支规模很小的军队了。但士兵们并不同意被解散，除非国会答应他们的条件。当他们发现国会打算强行解散军队时，军队自作主张，做出了一个相当出人意料的举动：在四百个骑兵的陪伴下，一个名叫乔伊斯的下级骑兵军官在一天夜里闯进国王位于霍尔姆比宫的房间，他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拿着手枪，勒令国王跟他走。国王倒是不介意，只是要求乔伊斯应该在第二天早晨公开要求他这么做。于是第二天一早国王就来到宫殿台阶的最上面，身边满是他自己的手下和国会指派的护卫，当着这些人的面国王问乔伊斯：“你有什么权力带我走？”对此乔伊斯回答道：“军队给我这样的权力。”“你有任何书面命令吗？”国王接着问。乔伊斯指了指那四百骑骑兵：“这就是我的命令书。”“好吧，”国王笑着说，“我从来没读过这样一份命令书，但它的内容的确清晰明了。这真是一群优秀的绅士，我很久没享受到这样的人的陪伴了。”乔伊斯问国王他想住在哪儿，国王说纽马基特，于是他们——连同那四百个骑兵——就朝纽马基特奔去。对此国王笑着说，他可以跟乔伊斯或任何一个骑兵换班，骑马到哪儿都行。
在这个时候，我认为国王的确相信军队还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当费尔法克斯将军、奥利弗·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前来劝他回到国会的监管之下时，他就是这么回答的。他愿意保持现状，而且态度相当坚决。当军队逐渐逼近伦敦并企图以此威胁国会妥协时，国王也跟着去了。英格兰的存亡竟然取决于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这可真是可悲可叹。不过眼下正是国王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他当然选择支持军队而不是试图控制他的国会，尽管后者有更加合法的权力和理由。不过在此我必须补充一点，那就是在如何对待国王的问题上，军队的确比国会更加友善恭敬：他们不但允许国王保留自己的仆从、在多个宅子里参加奢华的宴会，还准许他前往雷丁附近的卡弗舍姆府看望他的孩子并与之度过两日的时光。相比之下，国会却对他非常苛刻，他们只允许他外出骑马和打球。
实际上，即使在这个时刻，如果国王能够博得人们的信任，那么他有可能还有救。就连奥利弗·克伦威尔都明确地说，除非国王享有他应有的权利，否则没人能够安心度日。他对国王还算友善，当查理与孩子们团聚的时候，奥利弗也在场，并因那种令人怜悯的场面而深受感动。他时常面见国王，国王搬进汉普顿宫之后，他还经常与他一起在宫殿的长廊和怡人的花园中散步、交谈。对克伦威尔来说，这一切其实都威胁着他在军中的威信和地位。然而国王依旧在暗地里希望能够取得苏格兰人的帮助，当他确定要加入苏格兰人的时候，他立刻疏远了他的新朋友们和军队，并告诉军官们他们没有他就不行。而且，就在他许诺克伦威尔和艾尔顿说只要他们肯帮他夺回原先的地位，他就让他们成为贵族的同时，他还在给王后的信中写他打算绞死他们。后来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均宣称他们早就被私下告知了这封信的存在，它被缝在马鞍里，将在某一天晚上被送往霍尔本的“蓝野猪”旅店，从那里再前往多佛尔。于是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假装成普通士兵找到那里，他们坐在旅店院子里喝酒，直到一个拿着马鞍的男人出现在那个地方，他们用刀子打开马鞍，便发现了那封信。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可信，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曾告诉国王的一个忠仆说国王不值得信任，如果他出了什么事的话，国王绝对不会帮他。然而，即使在那之后，克伦威尔依旧信守对国王许下的诺言。当他得知一些士兵密谋抓住国王时，他立刻通知了国王。我相信，克伦威尔诚心诚意地希望国王能够逃到海外，这样他就能轻松地摆脱他了，而不是增添更多的麻烦和风险。显而易见的是，奥利弗本人跟军队的关系也没好到哪儿去：一些部队强烈反对他和所有支持他的人，以至于奥利弗不得不当着自己部队的面枪决了一个人，以儆效尤。
收到奥利弗的警告之后，国王急忙逃出了汉普顿宫；犹豫了良久之后，他最终来到位于怀特岛的卡里斯布洛克城堡。一开始，他倒是还算自由自在，可即使在那儿他还假装遵守同国会的协定，同时暗地里和苏格兰官员通信，叫他们派一支军队南下至英格兰帮他夺回王位。这种串通苏格兰的行为打破了他与国会的协定，于是国会就将他贬为囚犯。不过他的地位降得还不够快，因为他还有时间密谋逃跑：王后在怀特岛附近安排了一艘船，国王打算趁夜乘这艘船出逃。
图33-14 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在内斯比
图33-15 乔治·莱尔爵士和查尔斯·卢卡斯爵士被处以死刑
但在指望苏格兰这件事上，他注定会失望。苏格兰教士们认为国王和苏格兰官员之间的协议对该国宗教不利，所以他们处处宣传这项协定的不是。结果，苏格兰只召集起一支很小的军队并送往英格兰，可他们实在做不了什么。虽然英格兰也有一些保皇派揭竿而起，还有一些来自爱尔兰的优秀士兵也加入进来，但他们在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率领的国会军面前没有任何胜算。国王的长子、威尔士亲王也带着十九艘战舰（一些英格兰战船也投奔了他）从荷兰过来助战，但最终无功而返。在这场内战中最值得一提的事件是两位伟大的保皇派将领被国会军将军残忍地处决了，这二人分别是查尔斯·卢卡斯爵士〔44〕和乔治·莱尔爵士〔45〕，他们忍受着饥饿和痛苦死守在科尔彻斯特，支撑了整整三个月。当查尔斯·卢卡斯爵士被枪决之后，乔治·莱尔爵士亲吻了他的尸体，然后对执行枪决的士兵说：“走近点，这样你肯定能打中我。”“我敢保证，乔治爵士，”其中一个士兵回答道，“我们肯定一枪命中。”“哦？”他笑着说道，“可我曾经不止一次距离你们更近，我的朋友们，可你们都没打中我。”
这时候军队又要求国会交出七名惹恼了军队的议员，但国会已经受够了军队的威胁，他们一致同意不再与国王有任何联系。可第二次内战（仅进行了六个月）才刚刚落下帷幕，议员们就派去一些官员找到国王商议协定。那时的国王还算自由，他被准许居住在怀特岛上一栋私人宅子里；他尽责地与国会商谈，其通情达理的程度赢得了所有人的赞叹和钦佩。最后，他同意了对方的一切要求，包括暂时废除主教（在此之前他可是坚决反对这一条的）以及将主教们的土地转为王家财产。然而，当他最好的朋友们与官员们一起奉劝他放弃一切以求自保时，他又故伎重演，试图逃跑。虽然嘴上说不是，但他依旧和一些朋友和爱尔兰的天主教教徒保持着联系。而且他曾亲自写道，他妥协的唯一原因是为逃跑争取时间。
事情发展到这个关头，军队已决意与国会决一死战，于是上行至伦敦。但这时的国会已经不怕他们了，在霍利斯的大胆带领下，他们一致投票决议国王的妥协已经足够确保国家的和平了。听闻此事之后，里奇上校和普赖德上校带着一队骑兵和一队步兵来到下议院。到达之后，普赖德上校手持一份写满对军队不利的议员名字的单子站在休息室里，当议员们入场的时候他就一个个地指出来，然后将他们全部看管起来。后来这件事情被人们戏称为“普赖德的肃反”。这时克伦威尔还带着他的部队远在北方，但当他回来之后，他认可了这两人的行为。
军队囚禁了一些议员，又赶走了另一些，这么一来，下议院的成员就只剩下五十人左右了。很快，这五十来个人就投票决定，如果一个国王与自己的人民和国会宣战，他就犯了叛国罪。下议院将这份决议送到上议院，要求以叛国的罪名审理国王。当时上议院共有十六名成员，他们全员否决了下议院的决定。于是下议院干脆自己通过了议案，宣称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政府，他们将审判国王。
于是国王被带到赫斯特城堡，然后严加看管起来。这栋房子孤零零地立在海中的一座岛屿上，只有海潮退去时，一条两英里长的崎岖小路才能显露出来，将它和汉普郡的海岸连接起来。从那儿他又被转移到温莎，国王在温莎受到了粗暴的对待，而且就连进餐也要在士兵的看管下，还没有仆人服侍。然后他又被带到伦敦的圣詹姆斯宫，并被告知审判将在第二天进行。
在1649年1月20日的这个星期六，这个颇有纪念意义的审判开始了。下议院将参与审判的人数定为一百三十五人，其中包括下议院议员、军队军官、律师和普通公民。高级律师约翰·布拉德肖〔46〕被指派为主法官，审判地点则定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大厅二层，主法官坐在红色天鹅绒的椅子上，头戴一顶挂着一圈铁片的帽子以保护自己的安全；其他成员坐在旁边的长椅上，也戴了帽子。国王的椅子放置在主法官座位的正对面，两张椅子上都覆盖着天鹅绒。他从圣詹姆斯宫辗转到怀特宫，又走水路来到审判厅。
图33-16 查理一世接受审判
他进入大厅，先是镇定地扫视了一圈，看了看整个法庭和前来围观的大批民众，然后他才坐下，但不久后他又站起来看了看。在“以叛国罪起诉查理·斯图尔特”的诉讼状的宣读过程中，他甚至微笑了好几次，他拒绝承认法庭的权威，因为上议院议员并不在场，而没有上议院的国会就不能称之为国会。此外，国王也必须在场，但国王应有的位置却空空如也。对此，布拉德肖回答道，法庭当然有合法的权力，它的权威就是上帝和王国的权威，说罢他就宣布休庭，直至周一。到了那一天，审理工作继续进行，并维持了整整一星期。又一个星期六来临了，当国王穿过大厅走向他的席位时，一些士兵和其他几个人冲他大喊：“还我们公道！”并要求处死他。同一天，布拉德肖脱下往日的黑衣换上一身大红的袍子，活像个生气的苏丹王，他宣判了死刑。当国王走出法庭时，只有一名士兵对他说：“愿上帝保佑您，先生。”可随即这位士兵就被长官狠狠抽了一巴掌。国王则说他觉得对他所犯下的错误来说，这判决太重了。在审判中，当他倚着自己的手杖时，银色的手杖头突然掉了下来，这个小小的意外似乎让他非常不安，因为他认为这预示着他将失去自己的脑袋。事到如今他也不得不承认，一切都结束了。
被带回怀特宫之后，他派人来到下议院，传话说鉴于他的死期将近，他希望他们准许他与孩子们再见上一面。下议院同意了。周一，他被带回圣詹姆斯宫，他还留在英格兰的两个孩子——十三岁的伊丽莎白公主和九岁的格洛斯特公爵原本住在布伦特福德附近的锡永宫里，但他们如今被带了过来好与父亲道别。那真是个令人动容的悲伤场面：国王拥抱亲吻了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将两个镶着钻石的印章作为小礼物送给了公主，又让他们替他向他们的母亲致意（但王后真配不上他们，因为她没过多久就改嫁给了自己的情人）。最后，国王告诉孩子们他将为“这个国家的法律和自由”而死。我必须声明事实并非如此，但我敢保证他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那一天荷兰使节也来了，来为不幸的国王求情——毕竟，我们都希望国会能饶他不死，但荷兰人没得到任何答复。其他求情的人还包括苏格兰官员以及威尔士亲王，后者以王位继承人的身份送来一封信，说他愿意接受国会提出的任何条件。王后也送来一封类似的信件替国王说好话。
即使如此，死刑执行书还是在那一天被签署生效了。据说当奥利弗·克伦威尔拿着笔走到书桌前签名的时候，他猛一抽钢笔，却不小心将钢笔水甩在一个站在他身边的政府官员的脸上。当时那个官员还没签名，按照故事里说的，当轮到他签名的时候，他也用同样的方式甩了克伦威尔一脸钢笔水。
那一夜国王睡得很好，丝毫不在意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夜。1月20日早晨，距黎明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候，他起来了，仔细地为自己更衣。他穿了两件衬衣，以防自己会因为寒冷而颤抖，最后还把头发梳得纹丝不乱。负责送达死刑书的是三个军官：哈克上校、亨克斯上校和费耶尔上校。十点钟，哈克上校来到门前，通知国王是时候前往怀特宫了。国王走路速度向来很快，他这一天也用同样的速度穿过庭院，并用同样的声音对护卫们命令道：“快速前进！”到了怀特宫之后，他被带到他的私人卧室里享用早餐，但由于已经领了圣餐，他拒绝再吃任何别的东西。正午，当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的时候（因为断头台还没准备好，所以他得等着），他终于在好心的贾克森主教的劝说下吃了一点面包，喝了一点红葡萄酒。他才刚吃完，哈克上校就拿着执行书走进房间，传唤查理·斯图尔特。
之后，他穿过了怀特宫的长廊。他曾经不止一次走过这个地方，但先前的长廊灯火辉煌、人头攒动，锦衣华服满目皆是、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和现在大不相同。失势的国王一路前行，来到国宴厅中间那扇大窗户前面。他从那里出来，就站在了挂着黑色帷幕的断头台上面〔47〕。他看了看两名身着黑衣、头戴面具的刽子手，又看了看周围的骑兵和步兵，众人也默默仰脸看着他。他还看到无数围观者，人多得他一眼都望不到头；他们也都看着他。他看了看他的圣詹姆斯宫，最后才将视线转向断头台。当他发现垫头木太低的时候，他似乎很不安。他问道：“就没有更高一点的地方吗？”然后他对台子上的人说，发动这场战争的人是国会而不是他，可是既然他和国会之间的不快已经过去了，那么自己希望他们也是无罪的。只有一点，他说他罪有应得，那就是他曾使另一个人遭受不公正的裁决。这里他指的就是斯特拉福德伯爵。
图33-17 查理一世被处以死刑
他并不害怕死亡，但他的确很希望能够轻松赴死。就在他讲话的时候，有个人不留神碰了斧子，他立刻中止了原先的话题大喊道：“当心那把斧子！当心那把斧子！”他还对哈克上校说：“你得告诉他们，别让我死得太痛苦。”对刽子手他则说：“我要说一小段祷告，等我说完了伸开双手。”——那是即将行刑的标志。
他把头发拢起，全部藏到主教给他拿来的一顶白缎帽子下面，然后说：“我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而且仁慈的主也站在我这一边。”主教告诉他，仅需一步，他就可以从这个令人疲倦的世界里解脱出去了；这最后一步虽然令人心悸，却很短暂，而且能一步登天，一下子从人间进入天堂。将外衣和胸前佩戴的“乔治”〔48〕交给主教之后，国王说出了他的临终之言：“记住！”随后他就跪下，把头搁在木桩上，伸出双手，片刻之后他就被处死了。人群中只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呼叫。士兵们要么坐在马上要么站在地上，原本一动不动，宛如一座座雕塑，这个时候却突然行动起来，驱赶人群清理街道。
就这样，同斯特拉福德伯爵一样，查理一世也在他四十九岁这一年丢了性命。虽然我对他深感同情，但对于“他是人民的殉道者”这种说法我实在不敢苟同，因为长久以来人民都是他以及他的王权理念的殉道者。不过在决定谁是殉道者这方面，我认为他确实也是一个糟糕的评判者——他甚至曾将那位臭名昭著的白金汉公爵称为“国王的殉道者”。
〔1〕即奥地利的安妮（Anne of Austria，1601—1666），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的长女，1615年嫁给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三。
〔2〕即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1585—1642），红衣主教，并担任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三的国务卿，是大仲马著名作品《三个火枪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3〕桶税和磅税（tonnage and poundage），旧时英国对进出口的每桶酒及每磅羊毛等征收的税款。桶税和磅税最先由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开始征收，后被1787年的《关税统一法》（the Customs Consolidation Act of 1787）废除。
〔4〕即英格兰法律史上的“五骑士案”（Five Knights'case）。1626年，国会解散之后，国王查理一世开始使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包括强制性借贷。1627年，托马斯·达内尔、约翰·科比特、沃尔特·厄尔、约翰·赫维宁汉，以及埃弗拉德·汉普登五人因拒绝借款而被捕入狱。他们请求王座法庭保护其人身权益，但首席检察官却回答说他们是因“国王下了特令“而被捕的。最后，由于习惯法对国王的特权不具备约束力，法庭判决国王胜诉。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澄清了事实，对国王的特权做出了限制。
〔5〕1628年3月，查理一世为解决财政问题，提出征收特殊捐税。要求遭国会拒绝后，他就实行“强迫借贷”，严惩拒绝缴费者。国会也不甘示弱，于1628年通过了《权利请愿书》。全文共有8条，包括：列数国王滥用权力的行为；重申过去限制国王征税权利的法律；强调未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强行征税和借债；重申《大宪章》中有关保护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内容，规定非经同级贵族的依法审判，不得逮捕、监禁、流放任何人，不得剥夺其财产或施以其他伤害；规定海陆军队不得驻扎于居民住宅，不得根据戒严令任意逮捕自由民；等等。查理一世批准了这一请愿书，它是国会争取自由和权利的胜利果实。但查理接受《权利请愿书》只是权宜之计，并无意真正执行它。当国会批准补助金后，查理一世因国会反对他征收吨税和磅税而恼羞成怒，遂下令解散国会，英格兰进入无国会的专制统治时期，《权利请愿书》也被废弃。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国会对《权利请愿书》重新解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并把它认定为英国宪法的渊源之一。
〔6〕约翰·费尔顿（John Felton，约1595—1628），陆军军官。1628年8月23日，他在朴次茅斯的灰狗酒吧（Greyhound Pub）里（而不是在公爵的宅邸内）刺杀了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尔利斯。约翰被捕后，枢密院企图用肢刑架逼供，但遭到了法官们的集体反对。同年11月29日，约翰被押往泰伯恩刑场处死。此人也出现在大仲马著作《三个火枪手》内。
〔7〕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Sir Thomas Wentworth，1593—1641），第一代斯特拉福德伯爵、英格兰政治家、查理一世的支持者。他曾于1632—1639年管理爱尔兰，被召回英格兰之后，便成为查理的重要谋臣，并试图壮大保皇派的力量来对抗国会。当国会判处他死刑后，查理在死刑执行令上签了字，托马斯遂被处死。
〔8〕约翰·埃利奥特爵士（Sir John Eliot，1592—1632），英格兰政治家。因维护国会权力而被查理一世囚于伦敦塔，直到去世。
〔9〕即约翰·芬奇（John Finch，1584—1660），第一代芬奇男爵、英格兰法官、政治家，于1621—1629年间担任下院议长。
〔10〕即登齐尔·霍利斯（Denzil Holles，1599—1680），第一代霍利斯男爵、英格兰作家、政治家。1642年，查理一世企图违反宪法拘捕登齐尔等五名下院议员，引发了内战。
〔11〕本杰明·瓦伦丁（Benjamin Valentine），英格兰议员，生卒年不详。
〔12〕威廉·劳德（William Laud，1573—1645），1633—1645年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对查理一世的支持最终导致他在内战期间被处死。
〔13〕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约1595—1643），英格兰政治家。
〔14〕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格兰政治和军事领袖，曾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邦的护国公。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17世纪30年代皈依清教，成为一个严格的清教徒，并在英格兰内战中支持代表国会党派的“圆颅党”。他是查理一世的死刑签署人之一，后被推选为英格兰联邦国护国公。英格兰君主复辟之后，克伦威尔的尸体被掘出，用铁链绑住并被砍头；其头颅被挑在长枪尖上，放置在威斯敏斯特宫示众直至1685年。后来克伦威尔的头颅一直辗转于各类私人收藏家和博物馆手中，直到1960年才被重新安葬。
〔15〕《神圣盟约》（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又叫《国民誓约》（National Covenant），是1643年苏格兰和英格兰议员为维护长老会（新教的一个分支）制所签订的盟约。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三国之争中（Wars of the Three Kingdoms，1639—1651），很多苏格兰人加入长老会并拒绝主教和罗马天主教的监督制进入苏格兰，但由于该组织在是否该给国王参与教会事务的权力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它继而被分成两个派别：“抗议会”（Protesters）和“决议派”。
〔16〕短期议会（Short Parliament），指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在位时，1640年4月13日—5月5日期间的英格兰国会。
〔17〕即约翰·皮姆（John Pym，1584—1643），英格兰国会成员、长议会领袖，反对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1642年，查理一世曾试图在议院中逮捕皮姆等五人，这一事件是英格兰内战的导火线。
〔18〕短期议会的解散激起了人民的愤怒，群众在伦敦举行示威活动，并冲进了大教主洛德的住宅。同时苏格兰起义军也于1640年8月发动强大的攻势。走投无路的查理一世只得再次下令召开议会。11月3日，新议会开幕。这届议会维持了13年之久，史称“长期议会”。
〔19〕哈里·文爵士（Sir Harry Vane），即小亨利·文（Henry Vane the Younger，1613—1662），是老亨利·文（Henry Vane the Elder，1589—1655）的儿子，通常在提到儿子时都称其为哈里·文以示区分。父子二人均为英格兰政治家。
〔20〕父亲指乔治·戈林（George Goring，1585—1663），第二代第一任诺里奇伯爵（Earl of Norwich），英格兰政治家、军人；儿子指乔治·戈林（George Goring，1608—1657），英格兰保皇派军人。1641年，一些驻守在约克郡的军官提议向国王和国会上书请愿，要求维护王权，但是有人建议采取暴力手段。为了当上中将，乔治·戈林建议，在斯特拉福德伯爵受审期间向伦敦进军，以此恐吓国会。由于提议遭到同僚的反对，戈林把众人的计划泄露给了芒乔伊·布朗特（Mountjoy Blount），后者又间接把消息传递给约翰·皮姆。
〔21〕即詹姆斯·格雷厄姆（James Graham，1612—1650），第一代蒙特罗斯侯爵、苏格兰贵族，曾为神圣盟约的一员，却在英格兰内战中转而支持查理一世。
〔22〕《大谏章》（Grand Remonstrance），形成于1641年，是英格兰国会与专制主义斗争的重要文件。其内容包括：列举查理一世罪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宗教上反对天主教复辟；要求进一步改革，如实行工商业自由、政府对国会负责等。《大谏章》实质上是英国革命初期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纲领。
〔23〕指爱德华·蒙塔古（Edward Montagu，1602—1671），第二代曼彻斯特伯爵，曾在英格兰内战期间担任国会军队的重要指挥官。
〔24〕亚瑟·哈兹尔里格爵士（Sir Arthur Haselrig，1601—1661），英格兰政治家，在内战期间支持国会斗争，后为反对克伦威尔独裁做出努力。
〔25〕威廉·斯特罗德（William Strode，1598—1645），英格兰政治家。
〔26〕1642年1月3日，查理一世以叛国罪弹劾亚瑟·哈兹尔里格、登齐尔·霍利斯、约翰·皮姆、约翰·汉普登、威廉·斯特罗德等五人，并企图违反宪法逮捕他们，内战由此引发。
〔27〕即威廉·伦索尔（William Lenthall，1591—1662），英格兰政治家，曾分别在短期议会和长期议会担任伍德斯托克选区的议员，后被查理一世提拔为议长。
〔28〕菲利普·斯基庞（Philip Skippon，约1600—约1660），英格兰军人，内战爆发前不久，国会封其为少将，指挥伦敦的民兵团对抗国王。
〔29〕全称为赫尔河畔金斯敦（Kingston upon Hull），英格兰城市，位于赫尔河与亨伯河湾交接处。
〔30〕即玛丽·亨丽埃塔（Mary Henrietta，1631—1660），英格兰的理查一世与第一任妻子、法兰西的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 of France，1609—1669）的长女，于1641年嫁给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William Ⅱ Prince of Orange，1626—1650）。他们的儿子便是日后英格兰的威廉三世（William Ⅲ of England，1650—1702）。
〔31〕即克伦威尔的铁骑队（Cromwells'Ironside），国会派的骑兵，于17世纪由克伦威尔组建于英格兰内战之中。它的名字“铁骑”来自克伦威尔本人的一个外号。
〔32〕即第一次英格兰内战（First English Civil War），发生于1642—1645年间。1642年8月，查理一世在诺丁汉竖起军旗，正式宣告第一次英格兰内战开始。该系列战争结束于1645年的伍斯特战役，最终以国会的胜利结束，国王也成了国会的阶下囚。
〔33〕即莱茵的鲁珀特亲王（Prince Rupert of the Rhine，1619—1682），一位德国亲王，他的母亲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是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长女。鲁珀特亲王是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的侄子，在英格兰内战中担任保皇派军队的骑兵指挥官。
〔34〕即普法尔茨的莫里斯亲王（Maurice of the Palatinate，1620—1652），与鲁珀特亲王同为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Bohemia，1596—1662）的儿子，其祖父则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
〔35〕“圆颅党”（Roundheads），17世纪中期英格兰国会中的知名党派，大约出现并兴盛于1642—1651年的英国内战时期。其最大特色是这些身为清教徒的国会成员，皆将头发理短，在外貌上与当时的权贵极为不同。因为没有卷发，头颅相较之下显得十分圆，故有此名。“圆颅”一词首次运用于1641年的一场国会辩论中。圆颅党是国会政治中首次以形象来达到政治目的与效果的党派，此做法后来在民主国家，被许多政客以不同方式引用。
〔36〕“骑士党”（Cavaliers）是英格兰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保皇派集团，主要成员是官僚和贵族。他们仿效中世纪的骑士，头戴假发、身佩长剑，故有此名。
〔37〕即卢修斯·卡里（Lucius Cary，约1610—1643），第二代福克兰子爵，英格兰作家、政治家。他曾在1640—1642年间担任下议院议员，后死于第一次纽伯里战役（First Battle of Newbury，1643年9月20日）。
〔38〕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Sir Thomas Fairfax，1612—1671），第三代卡梅伦的费尔法克斯勋爵，曾在英格兰内战中担任总司令并取得多次胜利，后因政见不同与其下属奥利弗·克伦威尔产生分歧，并拒绝出席查理一世的审判。
〔39〕即亨利·艾尔顿（Henry Ireton，1611—1651），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女婿，曾于英格兰内战期间在国会军队中任将军。
〔40〕即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1609—1674），第一代克拉伦登伯爵，英格兰政治家和史学家。他于1640年进入短期议会，同年11月进入长期议会，最终于1658年成为英格兰大法官。曾著有《英格兰叛乱及内战史》（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Begun in the Year 1641）。他的孙女安妮成为日后的大不列颠女王。
〔41〕内斯比战役（Battle of Naseby），英格兰内战中的重要战役。1646年6月14日，国会军队在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指挥下打败了国王的主力军。
〔42〕即爱德华·萨默塞特（Edward Somerset，约1601—1667），第二代伍斯特侯爵、英格兰保皇派贵族、发明家，并著有《发明的纪元》（The Century of Inventions）一书。
〔43〕亚历山大·莱斯利（Alexander Leslie，1582—1661），第一代利文伯爵、苏格兰军人。
〔44〕查尔斯·卢卡斯爵士（Sir Charles Lucas，1613—1648），英格兰保皇派军人、指挥官，在第二次英格兰内战中夺取了科尔彻斯特，却在被围困3个月之后向费尔法克斯投降，最终于1648年8月28日被枪决。1666年，他被追加了贵族头衔。
〔45〕乔治·莱尔爵士（Sir George Lisle，约1610—1648），英格兰保皇派军人，与查理·卢克斯爵士一同镇守科尔彻斯特，于1648年8月28日未经审判就被枪决。
〔46〕约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1602—1659），英格兰法官，负责审判查理一世，后任英格兰联邦政府的第一任主席。
〔47〕查理一世的行刑地被定在怀特宫国宴厅前，由于刑台被架高，所以他穿过大厅窗户即可直接站在刑台上。
〔48〕这里指的应是描绘着圣乔治屠龙场景的挂坠，一般由彩釉或珠宝镶嵌制成，是嘉德骑士团（Order of the Garter）成员的身份象征之一，通常被别在领子上。该装饰通常被称为“大乔治”（the Great George），与“小乔治”（the Lesser George）相对应；“小乔治”也描绘了圣乔治屠龙的场景，却由黄金打造，一般佩戴在缎带上。圣乔治是英格兰的保护者，英格兰国旗上的红色十字架即为“圣乔治的十字架”（Saint George's Cr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