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战事

第十节　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战事

一、蒿店起义

民国21年（1932）9月，蒋介石为了分化和控制西北地区，遏制陕军在甘势力，委任邵力子为国民政府甘肃省主席，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到兰州后，四处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但缺少枪支弹药，蒋介石答应从西安向兰州运送800支步枪、200支驳壳枪（一说600支枪）和一批弹药。为了保证这批武器安全运到兰州，行署决定派正在集中训练的干部补习队去平凉接运。中共陕西省委得知这个消息后，决定在该部队前往平凉接运枪弹的过程中，组织发动革命兵变，将这批武器运送陕甘红军游击队，扩充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实力。派陕西省委常委兼陕甘游击队政治委员李艮（化名愚痴）负责组织实施。李艮立即带领红军骑兵队队长老赵和战士老董到平凉，与中共陇东军特委刘杰三等商量起义事宜。

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干部补习队，是邓宝珊为即将成立的警卫团等部队培养军官、军士而建立的教导大队。全队260人，下设军官队（内设3个分队）和军士队（内设3个分队，9个班）。军官队和军士队各有中共党员3人和11人，军士队队长李华锋和1个分队长、7个班长都是共产党员。周志学是党组织的中心领导人。这些党员，既有中央派去的，也有陕西省委派去的，还有新发展的。军士队班长窦文德支部6个党员，是1930年春，李艮、周志学打入驻镇原县的西北民团发展和建立的，以后又全部转入西安绥署驻陕西警备师第3团第4连，党员分别任该连的排长、班长。1932年春，周志学又通过活动，把窦文德及其支部成员安排到甘肃行署干部补习队军士队中，其地下党支部继续保持，秘密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但与军士队、军官队中的党员不发生横的关系。

在接枪部队离开兰州前后，大队部为接枪安全做了动员和准备工作。地下党组织也在秘密酝酿组织兵变事宜，但事不周密，已为大队部察觉，军官队非党人员中亦有传说。大队部为了防止出事，给军官队每个分队发了3架冲锋枪以防不测，还决定接枪返回兰州后进行整顿，清理地下党组织。

9月中旬，干部补习队从兰州到达平凉，宣布休息3天。在这期间，李艮等与陇东军特委研究决定：选择山林小道为兵变行动路线，李艮为行动总指挥，刘杰三和王杰留守平凉随时准备接应，并准备了地图和指南针等。李艮与周志学、军士队长李华峰、支部书记窦文德等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兵变问题，大家认识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兵变事已泄露，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失败的可能性很大。经分析后认为，如果不立即行动，不仅兵变任务要落空，更为重要的是兵变行动已为敌人发现，回到兰州后党组织就会遭受破坏，党员和革命群众将会被敌人捕杀，后果不堪设想。他们果断决定，即使失败也要干下去，至少要分化瓦解敌人的部分力量，夺取敌人的一批枪弹。在此基础上，研究拟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以第3班班长率领该班和其他班拨给的几个得力士兵，解决大队部，并由第3班帮助和掩护退却；第1班班长带3至4人解决军官队队长；第5班班长带该班和另一班夺取大车上的子弹、枪械；两个班去冲军官队；两个班压在退却时所经过的地带掩护退却。然后向固原、镇原、庆阳一带走，到宁县的盘克原与陕甘红军游击队会合。后又经过一番讨论，认为解决军官队确实成问题，决定只解决大队部和军官队部。

9月18日，接枪部队从平凉出发。押运满载枪弹和随同迁往兰州的郑州永安医院医疗器械的车辆，向西前进，当晚宿营平凉蒿店（今属宁夏）。黄昏后党组织又召开支干会，研究了行动计划，决定晚12时实施兵变。晚7时，党员、分队长王化民及2班长等4人已携带6支枪逃跑，军士队学员中不少人也临阵脱逃，敌人也在大队部和军官队内部加了岗哨。危急时刻，李艮、李华锋被迫改变计划，决定尽量动员，能带多少人和枪就带多少，于12时前下令行动，带出军士队34人，手枪11支，步枪34支。为防敌人追击，安排党员李特生、苏冠英带领6名战士在北山一带压卡掩护，这8人因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第二天就回到陇东军特委（平凉）。其余26人在跑出二三十里之后，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选举李艮为政委，李华锋为队长，分3个班，每班8人。行进到固原石家沟口召开群众大会，书写标语、斗争地主、宣传红军游击队，并抓了一个作恶多端的民团团长的儿子，筹集了300元军费。后因为参加兵变的士兵多系学生出身，思想工作没有跟上，他们对于打土豪、反军阀看不惯，也过不惯游击队生活，逃跑现象时有发生。红军游击队决定进行整顿，开除了5个准备掉转枪口对付游击队领导的不纯分子，遣散了不愿干的学生，最后剩7人，将带出的长枪埋入山洞，准备回平凉。在镇原遭遇民团袭击，周志学和老董牺牲。李艮、窦文德等5人回到平凉，与先期到达的8人会合，连前失去联络的8人共13人。伤员由王杰联系送医院治疗。李艮与军特委认真总结了起义失败的原因和主要教训。窦文德及其党支部成员到陕西凤翔打游击，继续做兵运工作。李艮回到陕西省委后，向党组织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检讨了起义失败的教训，然后去陕南筹建红29军工作，不幸牺牲。刘杰三调渭南红军游击队指挥部工作。

二、大堡山之战

（参见《红军在平凉》章之激战大堡山）

三、青石嘴之战

民国24年（1935）10月7日，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到达平凉西北之青石嘴附近，前卫部队派人向毛泽东报告说，在青石嘴发现有国民党军的骑兵，人数不多，正在吃饭。毛泽东和红军一军团的领导立刻来到一个山头上观察，看到敌人正在开饭，战马拴在树上。毛泽东当即对红一军团领导说：“派几个连冲下去，把它打掉，我看着你们打。”（《军史资料》1986年第五期，第48页）。(https://www.daowen.com)

青石嘴的敌人，在红军指战员的冲击下，顿时乱作一团，人怪叫，马狂嘶，自相践踏，有的虽然上马，但还没有坐稳就被打落马下，有的还没来得及上马，就被打倒，剩下的一看无法招架，纷纷举手投降。不到半小时，战斗结束。是战，红军全歼东北军何柱国骑兵军第7师13团2个连，缴获100多匹战马和一批武器弹药。红军将俘虏的东北军官兵教育后释放，用缴获的100多匹战马，组建了第一支骑兵部队。

四、平凉大营救

民国26年（1937）5月，国民党军队98师派1营人押送关押在兰州的1300多名被俘西路军指战员，编为军官队（约130人）和士兵队押往西安，途径平凉时，在飞机场移交给国民党军队43师。红军援西军（驻镇原）侦查到详情后，派出大批人员化装成卖茶水、锅盔（干粮）、赶脚的等，分散在西兰公路沿线。他们把写有“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的纸条和钱夹在锅盔里，与被押解的军官队取得联系。被俘指战员互相传送消息，军官队党支部决定当晚在四十里铺分散逃奔镇原。第二天，43师派1个营押送指战员继续沿西兰公路东行，军官队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时间，尽量分散押解队伍。路途化装为小贩和赶脚的援西军侦查员与被俘指战员多方联络。至夜，实现了宿营四十里铺的意图。当时43师押解部队将西路军指战员分散在老乡家住宿，派2个连分布在驻地四周的麦田里警戒，用1个连的2个排分布在镇上街头，1个排守卫营部。后来，敌营长怕发生暴动，将布置在镇上街头的2个排撤回营部，加强防守，并在营部门口架上机枪，布了双岗。军官队发现敌人有所警觉，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晚上8点发出“按兵不动”的指令。当夜恰值雷雨大发，军官队秦基伟、方强等一批干部和部分战士400多人，逃出战俘押送营，在援西军侦查员的接应下顺利渡过泾河，经草峰原，回到镇原援西军接待站。

五、营救任谦进边区

民国32年（1943），甘肃“甘南民变”，被国民党军队镇压。4月19日晚，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接见任谦，要求任回甘肃国民党方面工作，并指示“甘南民变”应分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次年秋，任谦任国民党平凉专员公署保安副司令，周恩来写信给中央社会部，指示作为统战对象与之联系。任谦在平凉积极开展工作。36年（1947），地下党员王效忠等来平凉，和任谦、肖焕章、高嵩山等计划以保安队和“甘南民变”旧部为基础，举行起义，中共西北局分析此计划过于庞大，且不符合中央当时的工作方针，未批准。37年（1948）4月，西府战役中，原中共甘肃工委干部高绥夫叛变，在西安供出：“甘工委曾派陈希俊（即陈超群）到平凉争取任谦，并派任谦为甘肃地下武装负责人，前后联络两次”，国民党中统局命令将高绥夫解往兰州调查任谦。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受训”、“开会”等名义诱捕任谦，未遂，命令4名特务携高绥夫到平凉逮捕任谦，并命国民党82军马继援部配合行动。6月8日傍晚，82军参谋长马文鼎率城防营及特务包围平凉专员公署，马带2人闯进任谦住所打探，任谦在房内，两人握手招呼。马欲稳住任再下手，接着进专员兼保安司令周祥初（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49年9月11日在岷县率部起义,解放后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房间，周虚与委蛇以拖延时间，让任谦闻讯躲避。任谦急速来到保安第3团5中队队长刘玉良（中共地下党员）处，刘帮任换上破旧的士兵服装，取掉口中假牙，任用拳头将自己眼窝打肿，到炊事员房间休息。马文鼎带兵搜查，士兵将任的帽子摘下未认出，后将卫士班卫士韩天俊当作任谦抓去，让周祥初辨认，周说不是，特务不相信，进行审问，被卫士班强行救回。82军抓不住任谦，便将任的夫人陈颖龙、勤务兵刘敦宝、副官邹锦文抓去，留部队设岗、巡逻。又禁闭四个城门，对出城行人严加盘查。此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一面汇报平东工委，制定营救方案，一面将任谦转移隐蔽。周祥初亦派1个排的保安队在专署门口架起两挺机枪，与82军对峙起来，将82军设于围墙上的哨兵撵走，严令保安队紧闭大门，加强戒备，不让任何人出入。三天后，适逢端阳节，城中戒备有所放松。任谦在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员的护送下化装出城，周祥初亦派2人尾随护送，准备守城部队不让出城就用武力掩护。任谦出城后经洪沟堡子（今四十里铺镇洪岳村）渡泾河上草峰原。甘工委派葛曼、高嵩山等接应。82军派1个骑兵团对北原封锁，并从固原县调保安队、自卫队在沿途堵截。游击队巧妙躲过堵截、搜查，快到镇原马渠镇时，与从固原调来的100多名保安队士兵遭遇，平东交通队孙克录急中生智，从路壕里投出2颗手榴弹，炸的保安队匍匐在地，不敢抬头。等其镇静过来，发现交通队人少，便拼命攻击，交通队奋力还击，打退了保安队的进攻。正在万分危急之时，陇东地委派出接应的2个游击连队赶到，截住了保安队的后路，前后夹击，歼灭了敌人。任谦一行脱离险境，顺利进入了边区，陇东地委、甘肃工委和陇东军分区司令部负责人带着几百名干部，进行了热烈的欢迎。

六、崔家山之战

民国35年（1946）9月，为迎接中原突围的359旅，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华平武装大队从边区出发，经镇原、平凉进入华亭，袭击了龙眼（现名西华）乡公所，然后向西南进入关山一带活动，在海龙山遭到平凉保安团1、3中队及华亭自卫队数百人的围攻，被困于阴雨绵绵的山林中，处境十分困难，最后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四路突围后隐蔽活动。

华平武装大队副政委黄鼎带领队员19人（5名地方干部），随当地地下党员范仲元连夜赶到高山（现名上关）王家沟，由高山区委成员梁孝安排在吕家沟李生考的楼上隐蔽。由于敌人严密封锁，便衣队挨户盘查，黄鼎小分队在土楼上无法行动。为了安全突围，黄鼎带着小分队趁天亮前的一场细雨浓雾，撤出庄外，过河上山钻进了一片青树林中，天黑后撤到塄坎的山梁上。遂将5名地方干部和两支长枪、一支手枪埋伏下来，高山区委书记张振威，派两名地下党员带路，巧妙地穿过敌人封锁线，连夜沿山路经石堡子到达平凉乱柴沟，计划在天亮前穿过宝平公路进入平东工委所在地潘家湾。但因天已大亮，不便穿越公路，就宿营在距公路约三四里地的僻背小山村——崔家山。

崔家山村面南坐北，坐落在距山顶约二、三十米的半山阳湾里，只有五六户人家，村民全住窑洞。窑前只有四五米宽的窄道连接东西两头唯一的出村路口，村南一片陡洼下边向南延伸着一条峡谷。村北山顶背后是一条东西横卧、两边山上长满杂刺梢子林的深沟。黄鼎带领小分队进庄后，隐蔽在利于迅速绕到山后的西路口一户群众家中休息,并在山顶派了哨。但被绰号叫毛货客（李万清）发现告密，平凉保三团、华亭、崇信自卫队四、五百人，分三路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崔家山。下午五点左右，哨兵突然发现西北梢林中窜出许多敌人，向村西路口涌来，立即鸣枪报警，进村报告情况，黄鼎听到枪声，带领战士们跑出窑洞，派人用一挺机枪封住村东路口，其余人员向村西冲去。但由于敌人火力凶猛，寡不敌众，连冲三次都被顶了回来，这时村东也发生了战斗，敌人越来越多，仗越打越激烈。为了节省子弹，避免伤亡，黄鼎利用地形地物巧妙地部署了战斗，用机枪封锁着东西村口。他手持盒子枪，顶着呼啸的子弹，奔走两头指挥，鼓舞战士们坚定信心，守住阵地，坚持到天黑突围。敌人依仗人多势众，连续发动了多次进攻，企图冲进村庄。在黄鼎的灵活指挥和战士们的顽强战斗下都被打退，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九点左右，黄鼎安排战士们从庄西强行突围，计划沿乱柴沟向东过河，迅速跨过公路，进入潘家岭与地下组织联系，返回边区。突围开始了，黄鼎趁着天黑，指挥战士们从村西路口强行突围，他亲自端起机枪，冲到村西口的一个土坑里，利用剩余的子弹，进行扫射，压住敌人火力，掩护战士们突围出去，不幸中弹，壮烈牺牲，英年28岁。突围出去的战士1人受伤，9人被埋伏在丛林中的敌兵所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