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举抗日义旗

第二节　共举抗日义旗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过六盘山时，蒋介石急调张学良东北军骑兵驻防平凉一线，在六盘山下堵截红军，被红一方面军在青石嘴消灭了2个骑兵连，组建了红军第一支骑兵部队。

10月下旬，张学良从西安乘飞机来平凉视察，与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会晤，倾谈抗日政见，并应邀在平凉中学(平凉一中)向平凉中学、师范、女子师范三校师生及政界人士讲话。当时平凉各界舆论称他为不受欢迎的“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深感内疚。他在讲话中一再表白：“兄弟不是不愿意抗日，只因我是一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军令为天职，我是受蒋委员长之调派才来西北的，我确有难言之苦衷，我和日寇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他讲到最后竟声泪俱下，拍胸疾呼，表示要做抗日先锋，坚决打回老家去，为遇难烈士报仇雪恨，这才得到了全体师生的热烈掌声。

1936年夏秋之际，正当三大主力红军准备会师甘肃，蒋介石急调16个师又3个旅的兵力，“追剿”红军和堵截二、四方面军北上，其中东北军67军和直属卫队师105师两个旅，从延安、洛川调防平凉。这时，红军已与东北军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张学良二次来平凉，与67军军长王以哲、105师师长刘多荃等，在平凉、固原等地做东北军将士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工作。他和王以哲一起，对思想比较顽固的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等，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讲明“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抗日的，周恩来是了不起的人物，共产党是打不倒的，将来能救中国，打日本，收复东北要依靠共产党”，“要保存东北军，只有依靠共产党。”并指示东北军对红军不要死硬对抗，红军来了就闪开，红军去了不要追。张学良还在平凉城北郊（今广成花园一带）购置了大片土地，准备在平凉建立东北军抗日后方基地，以他的得力干将王以哲统一指挥驻平凉地区的东北军，并与西征红军保持着秘密联络。

为了进一步做好东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央红军和设在西安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先后派出徐明、张苏平、刘培植、冯启贤等共产党员来平凉，做东北军中上层军官统一战线工作和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中共67军党的负责人徐明和军长王以哲密切配合，除了做好东北军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外，协助王以哲与红军和中共中央进行秘密联络，从多方面保障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的行动。刘培植受彭德怀指示，在平凉邀请67军军长王以哲，105师师长刘多荃去固原、豫旺等地和红一方面军商谈停战协议。当时，马鸿逵白团2个营被红军包围在豫旺堡附近，蒋介石命令东北军解救，东北军感到：救，要与红军打仗；不救，又难于向蒋介石交待。左右为难之际，刘培植转告东北军，红军对白团围而不打，准备让开一条路，让东北军接走。于是，红军代表和刘多荃指挥的东北军指挥员站在围子上观战：打仗开始，双方虚张声势，都向空地上开枪放炮，红军即放白团出来，让东北军接走。白团走后，红军在大路旁张贴标语、送开水、唱歌演戏、夹道欢迎东北军。事后，国民党报纸大吹东北军“掩护”白团“胜利突围”的“战功”。王以哲不仅和红军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经常通电，而且同毛泽东、周恩来通电联系，把东北军所掌握的有关军事行动和计划，及时通报给红军或中共中央。东北军还以必要的物资援助红军。红二方面军到达天水地区后，徐明以67军党代表身份到天水地区与二方面军进行联络，并给二方面军带去了御寒慰问品，向二方面军介绍了67军的情况，并带回了红二方面军《告东北弟兄》的传单诗。联络员刘培植，受周恩来的委托，1936年7月从陕西洛川随同67军、105师来到平凉，以105师情报员身份，做东北军官兵统战工作，并秘密发展党员。(https://www.daowen.com)

67军党的工作人员和东北军政工人员一起，深入平凉各学校、机关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6年10月，傅作义在绥远百灵庙抗日，党组织与东北军发动并组织成立了平凉各族各界援绥抗日后援会，发动群众募捐大量衣物、日用品和现金，支援绥远前线。

1936年“11月下旬，张学良乘飞机经兰州转飞平凉，在平凉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密商谏蒋步骤。张学良准备电邀蒋先生到西安，再作最后诤谏；若其拒绝，将以武装扣留，实行兵谏。参加会议者，除少数几位心腹将领外，西北军只有杨虎城参加。这是一次西安事变前的准备会议”（杜尚侠《百年少帅张学良》，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第337页）。会上，张学良谈了谏蒋步骤，他说，蒋介石要他速赴“剿共”前线，他之所以迟迟一个多月没到指定位置，实在是由于内心不愿意“剿共”，并说：“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已经无法化解，谁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在三个办法中选一个：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去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够改变他的主张；第三，蒋委员长若还拒绝，只有不得已而实行兵谏。采取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也不在乎；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采取的行动，在实行过程中，我是用尽心机，也可说唇干舌燥。我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可惜，因为蒋委员长肝火太盛，听不进去。如果第一、第二两种办法都行不通，只好采用第三种办法。”与会人员对张学良谈的第三种办法进行了认真分析讨论后，一致同意张的兵谏主张。平凉由此成为西安事变的最初决策地。

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用飞机接王以哲、刘多荃、唐君尧、何柱国等主要军官到西安，急调卫队师105师从平凉开赴西安，以67军副军长吴克仁代军长，主持平凉军事工作。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平凉全城戒严。当晚驻平凉城防部队107师代师长金魁壁下令，解除了驻东大街火神庙和中山桥北极宫两处国民党宪兵武装，宪兵连长上官豆朝等80余人被扣押；同时，由专员兼县长刘兴沛命令，派人到平凉监狱释放了政治犯。14日，张学良又派飞机在平凉上空盘旋，撒下了一批有关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及西安事变经过等传单。在中共党组织工作人员支持下，成立了以刘兴沛为首的人民委员会，主持维持地方政权等各项工作，发动工人、学生，先后成立了平凉工人救国联合会和学生救国联合会，连夜印发张、杨八项主张传单，组成30多人的宣传队，上街宣传演讲，书写标语。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西北抗日联军总部政治部的名义立即派出宣传大队来平凉，以共产党员赵天野任大队长兼总支书记，驻67军总部，下设三个中队，分驻所属各师部。当时东北军和地方群众都称之为“红军宣传队”。19日，平凉各族各界在商场(今人民广场)举行盛大集会，公推平凉教育界代表、平凉中学校长王自治担任大会主席，67军代军长吴克仁、107师代师长金魁壁、平凉专员刘兴沛和红军宣传队、工人、商界学生代表登上大会主席台，会上宣读了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红军宣传队代表讲话，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及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投降”政策和逼蒋抗日的必要性。在中共党组织工作人员倡导下，人民委员会决定接收国民党办的《新陇日报》，改出《人民日报》，由西北抗日联军总部政工人员王岐山任社长，平中进步教员李志奎、67军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冯启贤等任编辑，于1937年1月1日正式出版。报纸突出宣传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等。这些活动，使平凉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东北军的工作人员和红军代表，还在东北军和地方发展建立了党的组织，在67军成立了党的工委，徐明任工委书记，在骑兵军的一些师团营成立了党支部，在平凉、泾川、隆德、西峰等地发展了党员，由中共陕西省委在平凉设立泾平区，派联络员赵伯平负责转党的组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