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汉代考古的回顾
左江、右江流域考古工作开始于20世纪上半叶，经过文物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发现了一大批古代文化遗存，科学发掘了部分遗址和墓葬，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其中新石器时代至汉代考古遗存的发现、发掘与研究工作更是成绩斐然。
左江流域的考古调查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多为零星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起，广西文物部门开始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文物普查，1963～1966年完成了南宁地区的文物普查工作，发现了江西岸贝丘遗址、敢造贝丘遗址、那淋石铲遗址、同正石铲遗址等多处文化遗址和地点。从20世纪70年代至2010年以前考古工作者在左江流域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发现了包括江州何村贝丘遗址、江边贝丘遗址、冲塘贝丘遗址、古坡汉墓群，龙州企鸟洞遗址、更洒岩遗址、八角岩遗址，宁明珠山洞穴遗址、吞云岭遗址、韦关遗址、狮子山洞穴遗址、下屯遗址，大新歌寿岩遗址、逐龙洞遗址、交岭战国墓等在内的一批古遗址、古墓葬。另外，还发现了一些零星的遗物散布地点。
为配合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2010～2013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局的领导下，由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联合南宁、崇左等县（市）文物部门，对龙州、宁明、江州、扶绥等县（区）所在的整个左江流域及左江两岸进行考古踏查，调查的重点是以左江岩画点为中心、半径为5000米的区域内的各类古文化遗址，调查发现了庭城遗址、宝剑山A洞洞穴遗址、无名山岩厦贝丘遗址等25个遗址。这些遗址的发现，对全面了解左江流域古代文化发展状况，尤其是岩画周边古代文化的分布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寻找岩画发展的历史脉络提供了真实宝贵的资料。
左江流域的考古发掘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工作主要是在扶绥县展开，工作对象集中为贝丘遗址、大石铲遗址，到了本世纪发掘范围才扩展到龙州、江州、宁明等县（区），作为工作对象的遗址类型也扩大到岩洞葬、土坑墓等。
20世纪60年代，广西文物工作者对扶绥江西岸贝丘遗址、龙州企鸟洞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20世纪70～80年代，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还发掘了扶绥敢造山洞穴贝丘遗址、同正石铲遗址、那淋石铲遗址等。进入21世纪以来，在左江流域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遗址逐步增加，主要有江州何村贝丘遗址、江边贝丘遗址、冲塘贝丘遗址、古坡汉墓，龙州舍巴台地贝丘遗址、庭城遗址、宝剑山A洞洞穴遗址、沉香角岩厦贝丘遗址、无名山岩厦贝丘遗址、更洒岩岩洞葬，扶绥江西岸贝丘遗址、敢造山洞穴贝丘遗址等。这些遗址的发掘，获得了一大批很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物，丰富了当地考古学文化类型，有力地促进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左江流域考古学文化序列、文化内涵、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等众多学术问题的研究。
左江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考古调查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左江岩画进行实地科学考察，20世纪主要有1956年、1962年、1985年三次大规模的考察。21世纪初，为把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又组织专家对其进行了多次考察。
右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工作早于左江流域，是广西最早开展新石器时代考古调查的地区。早在1934年，两广地质调查所在广西进行地质和矿产调查时，就于武鸣县（今南宁市武鸣区，下同）境内发现了一批哺乳动物骨骼、牙齿化石和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石环等石器。1935年，考古学家裴文中与杨钟健、德日进在武鸣县的苞桥、芭勋、腾翔等地的洞穴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一批洞穴遗址，采集了刮削器、砍砸器、砺石等石器。[14]
1959～1964年，百色专区进行了第一次文物普查，发现了不少遗址。1982年的第二次文物普查，在百色地区发现了古生物化石地点、古遗址、古墓葬、石器散布点、古石刻等共计187处，其中部分属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存。至21世纪，在右江流域发现了众多洞穴、台地、山坡等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文化遗址和墓葬。另外，还零星发现了一些青铜器，如武鸣勉岭铜戈、铜卣，田阳隆平村剑、排楼剑、东邦剑、内江剑，百色河1号剑、2号剑，百色七塘剑，田东林逢剑，靖西壬庄剑，西林土黄匕首，田东平马石寨山型铜鼓，等等。
右江流域的考古发掘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发掘了西林普驮铜棺墓葬和铜鼓墓葬、田东锅盖岭墓群、隆安县大龙潭遗址等。20世纪80～90年代，考古发掘的遗址主要有靖西那耀遗址和武鸣元龙坡古墓群、安等秧战国古墓群。20世纪90年代，考古发掘地点主要有隆安县大山岭遗址、秃斗岭遗址、麻风坡遗址、雷美岭遗址、定出岭遗址、内军坡遗址，田东南哈坡战国墓，那坡县感驮岩遗址等。进入21世纪以来，在右江流域发掘的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主要有百色革新桥遗址、百达遗址、坎屯遗址，田东福兰遗址、定模洞遗址，田阳坡落遗址，隆安虎楼岭遗址、鲤鱼坡遗址，武鸣弄山岩洞葬、岜旺岩洞葬、岜马山岩洞葬、敢猪岩洞葬，南宁三江坡汉城遗址等。
对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汉代考古遗存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已出版的相关书籍和已发表的文章与报告众多，涉及各阶段相关遗址的文化内涵、文化分期、有关器物分析、族属以及与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等多方面的学术问题。但大部分文章缺少对左江、右江流域资料全面系统的梳理，尤其缺少有关左江、右江流域文化的对比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