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几点认识
通过对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汉代考古遗存的梳理，我们不仅对该区域内各阶段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分期等问题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而且通过对比研究，对左江、右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左江、右江流域作为古代骆越人的居住地，该区域内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与左江岩画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
一、左江、右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先秦时期存在一个共同的考古文化圈
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左江流域和右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就具有了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两地的陶器都不是特别发达，石器加工的技术以锤击法为主，磨制石器不精，多是把砾石原料周边稍加打制后再进行磨制，石器边沿多留有疤痕，都流行一次屈肢葬，等等。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两地的文化更加趋同，流行有肩石器，陶器在器型、纹饰、施纹方式、制作技术等方面基本一致，尤其是大石铲成为两地共同的代表性文化。到了先秦时期，岩洞葬成为该区域重要的葬俗，各种器物表现出更多的相同性或相似性。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先秦各个时期，左江、右江流域的文化特征明显，且具有延续性。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广西左江、右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至先秦时期呈现出共同的文化圈特点，其大体特征是石器主要为磨制的有肩石器，磨制的石器精美，用料考究，包括有肩的斧、锛、铲，以锛和铲为主，尤以大石铲最具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陶器是以夹细砂的灰褐色陶和红褐色陶为主，器表装饰细绳纹、绳纹和刻划水波组合纹、刻划曲线，甚至有镂空、附加堆纹；陶器烧制的火候较高，胎薄，为手工制作，绳纹多为滚压的交错细绳纹，相当一部分在绳纹上再施“∽”形多线刻划纹；流行圜底器和圈足器，有少量三足器，低矮的三足器是该地区最有代表性的特点之一；器型以高领、圜底的釜、罐为主，同时并存的还有圈足壶、簋、双耳圈足罐、杯、钵、纺轮等。流行玉质的锛和凿，装饰品也比较盛行，个别遗址出土了石戈、石范等。骨器最重要的器型为牙璋和骨质剑形器。青铜器有剑、戈、矛、钺、斧、镞、刮刀、匕首等，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是镂空细纹匕首、圆尖顶长舌圆形器、圆銎长骹矛、“凤”字形钺、斜刃铜钺、新月形刀、桃形镂孔镞、人面弓形格剑、曲刃一字格剑和铜鼓等。流行土葬和岩洞葬，土坑墓墓室狭长，有将随葬品打碎和拆散埋葬的习俗。随葬品主要是实用器，基本上没有礼器，其组合为青铜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
二、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出现的大石铲以及先秦时期的遗存为骆越（或骆越先民）所创造
骆越是先秦时期活动在我国南部地区越人的一支。关于其活动区域有较多的文献记载。《旧唐书·地理志》记载，邕州宣化县（今南宁）“驩水在县北，本牂牁河，俗呼郁林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驩水在县北”就是指在宣化县（即南宁北），当是今之右江，也就是说驩水就是右江，即骆越水。明人欧大任的《百越先贤志》自序中说：“牂牁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地也。”也就是说邕雍绥建各地都是骆越之地。清人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说：“今邕州与思明府凭祥县接界入交趾海，皆骆越也。”《后汉书·马援列传》说，马援“于交阯得骆越铜鼓”，东汉交趾管辖范围相当于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一带。《后汉书·任延传》提到东汉建武初年任延做九真郡太守时，“骆越之民无婚嫁礼法”，东汉九真郡相当于今越南清化、河静两省及义安省东部地区。从上述文献来看，骆越人的活动中心在中国广西左江—邕江流域至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一带，大体相当于左江与右江流域、邕江—郁江流域、海南、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在广西境内，相当于骆越活动范围的应是邕江—左江、右江流域。骆越活动的时代大致是从战国至东汉时期。我们可以认为汉代及以前，左江、右江流域内出现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古代遗存当为骆越或者其先民所创造。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骆越之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贝丘遗址和大石铲遗址为主，流行夹砂绳纹陶，陶器以圜底器和圈足器为主，生产工具主要为有肩石器，墓葬盛行单人一次葬，葬式为各种类型的屈肢葬，并有部分具有地方特色的肢解葬等。该区域先秦时期的岩洞葬和武鸣马头元龙坡等地出土的遗物与广西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均流行圜底、圈足的夹砂绳纹陶器和有肩石器，在陶器纹样、装饰手法和陶石器的形状上几乎一致，说明它们属于同一文化类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如前文所述，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呈现出共同文化圈的特点，这种共同的文化圈其文化特征有别于其他地区。
由于地域和时间上的相对一致性，我们可以据此判断，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和先秦时期的遗存为骆越（或骆越先民）所创造。
三、左江、右江流域史前至汉代考古学文化比较发达，为岩画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是岩画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
经过梳理研究可知，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了比较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的数量逐步增多，出土的遗物也越来越丰富。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复杂化趋势更加明显，出现了以大石铲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文化。大石铲分布以左江、右江交汇地带最为集中，器物形体硕大，器身扁薄，棱角分明，制作规整，许多器物无使用痕迹，特征极明显。石铲多以一定的形式排列，其中又以刃部朝上的直立排列组合和斜立排列组合为主，与之共存的其他质地的遗物较少。学者们普遍认为，大石铲是一种祭祀遗物。从大石铲遗址的规模、器物及其摆放形态、器物组合、大石铲的生产等方面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当时已经出现了礼制和明显的社会分化，出现了比较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左江、右江区域已经出现了类似于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的社会复杂化现象。先秦时期的青铜文化更具地方特色，各种铸造铜器用的范的发现，表明本地已经掌握了青铜的冶铸技术。当地居民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属于该区域自己的特色青铜文化。各种精美青铜剑、钺、矛、刮刀、镞等器物的出现，显示了较高的青铜文化水平。墓葬随葬品出现了一定的差别，表明社会开始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巫术用器的发现（如铜铃、小石子），暗示了巫术思想是当时人们的精神准则。大量兵器的存在，表明战争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感驮岩遗址还出现了牙璋。牙璋具有材料珍贵、外来和神秘、技术含量高、耗费劳动量高、装饰繁缛、非生产性等威信品特征，应是被社会精英阶层所控制的专门化手工生产制作的，因此往往是作为祭祀主要礼器，具有彰显权贵身份和社会地位象征的功能。所有这些都表明先秦时期的左江、右江流域社会复杂化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汉代也发现了龙州庭城遗址、无名山岩厦贝丘遗址第二期文化、南宁三江坡汉城遗址、西林普驮汉墓等遗存。龙州庭城遗址和南宁三江坡汉城遗址规模都不大，从发掘的情况判断，极有可能属于带有军事性质的行政机构。这种机构的设置，表明尽管中央政府的统治已经到达左江、右江流域，但这种统治有可能只是象征性质的。目前当地并没有发现大量汉代的典型器物，也没有文献记载汉代有大量移民迁入左江、右江流域，所以我们可以推测汉代的左江、右江地区文化仍然是地方特色明显的骆越文化，前期已经具有复杂化性质的社会应当没有太多改变。由此可见，左江、右江流域不仅历史悠久，文化类型丰富，而且文化也比较发达。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社会复杂化程度越来越高，从简单复杂迈向高度复杂。这种社会的复杂化既是花山岩画出现和发展的重要历史背景，也是岩画本身所表现的内容之一。
四、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汉代考古遗存与花山岩画存在一定的关联
第一，创造的主体为同一族群。如前文所述，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汉代考古学文化存在共同的文化圈，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可以确定为本地文化，为骆越或者骆越先民所创造。周朝至东汉的左江岩画地方特色依然显著，学者们研究后认为应是骆越人所画。因此，从目前学者们研究的情况来看，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考古学文化与左江岩画虽然在时代上并不完全重合，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推测，这些考古遗存与岩画应都是同一族群所创造，即骆越及其先民所创造。
第二，左江、右江流域考古遗存中很多内容是岩画所表现的对象。岩画中的铜鼓、一字格剑、羊角钮钟、矛等图像都能够在左江、右江流域考古遗存中找到。据考证，铜鼓图像见于35个岩画点，有250多个，一般画成圆圈状，圈内中心有日体，日体外有芒体，有的还画出晕圈，有的还画出鼓耳。根据王克荣、邱钟仑、陈远璋等人的研究，花山岩画上的铜鼓图像可分为六种类型，分属于万家坝型铜鼓和石寨山型铜鼓。[1]而万家坝型铜鼓和石寨山型铜鼓在左江、右江流域发现很多，田东南哈坡A鼓、B鼓和大岭坡鼓均为万家坝型铜鼓，西林普驮四鼓与田东锅盖岭鼓均属于石寨山型铜鼓。又如一字格剑，在宁明花山和扶绥岜来山等地岩画中都有发现，这类剑在田东、田阳、靖西等地都有出土，如林逢剑、排楼剑、东邦剑、内江剑、壬庄剑等，其首、茎、身均为一次铸成，为圆首、扁圆茎、一字形格、扁身、梭形曲刃。岩画中的器物在当地考古遗存中能够找到原型，说明岩画与其他考古遗存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第三，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先秦时期及汉代的考古遗存和岩画在内涵上具有一定的相同性或相似性。例如，根据学者研究，大石铲遗存与岩画在内涵上就具有某种相同性或相似性。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岩画是与壮族先民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尽管在有关祭祀的内容方面各家看法不尽相同。我们知道岩画“不仅具有祭祀的性质，记录了原始初民的宗教祭祀仪式，而且本身就具有祭祀法器和巫术的功能”[2]。不论是从壁画中单个图像的造型来观察，还是从每幅图像的整体结构以及壁画绘制地点的选择等方面来看，左江流域崖壁画都不同于普通的绘画艺术，它具有浓厚的神秘性和神圣性，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它是当时壮族先民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载体，包含了多重内容，具有多种功能。左江、右江流域的大石铲遗存也被认为是一种祭祀的遗存，具有多种功能。尽管我们觉得左江流域岩画与左江、右江流域大石铲是不同的文化遗存，但是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的载体，它们所包含的多重内容和多种功能具有一定的相同性或相似性，而且时间上基本衔接，表明生活在左江、右江流域的壮族先民的精神世界中，某些基本的信仰长时间没有改变，只是表现的形式有了变化而已。从内容和表现形式来看，左江流域岩画对大石铲文化是有所继承和发展的。
第四，部分遗址中发现的赭石有可能是作画的原料。2013～2014年，为配合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组织课题组对左江流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宝剑山A洞洞穴遗址、沉香角岩厦贝丘遗址、无名山岩厦贝丘遗址等进行了试掘。在田野调查中，在棉江花山洞穴遗址、沉香角岩厦贝丘遗址、下白雪山岩厦贝丘遗址等3处遗址的地表采集到疑似岩画原料的红色软石料，在处于沉香角岩画点下方的沉香角岩厦贝丘遗址扰土层里也出土了几块同类石料。据观察，此类石料呈红褐色，质软、轻，方便利用，不经研磨就可在岩壁上画出红色线条、图案，颜色与左江岩画颜色类似，在岩石上的渗透效果较好，普通流水冲刷不易掉色。我们选取了在沉香角岩厦贝丘遗址发现的一块赭石送到中国国土资源部南宁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矿产测试研究中心进行成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除CaCO3 占 68.7%、Fe2O3 占22.6%、SiO2占3.8%、Al2O3占3.5%外，其余各种成分均低于0.5%，含铁比例很高。对岩画本身的测试也表明其颜料中铁的含量很高。据此我们推断，这些红色赭石极有可能是作画用的原料。
【注释】
[1]王克荣，邱钟仑，陈远璋.广西左江岩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2]宋耀良.中国史前神格人面岩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