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江、右江流域先秦时期至汉代考古遗存之间的关系
一、先秦时期左江、右江流域考古遗存之间的关系
先秦时期，左江、右江流域继承了本区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传统，并在发展中积极吸收和相互促进，在大一统形势的影响下，随着社会文明复杂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两地文化的趋同性日益凸显。
该时期两地在葬俗上基本相同，都流行岩洞葬，但土坑葬仍然存在，并且所占比例不少。
岩洞葬所在地均为岩溶地貌中较典型的峰丛洼地区，尤以海拔200～900米，相对高度在100～810米的低峰丛洼地区为主。其四周为众多高低错落的联座尖峭（锥状）山峰，山间是面积狭小且封闭、相对独立的溶蚀洼地。岩洞葬多位于半山腰和山脚的溶洞内，有的洞口用大石封堵，具有隐蔽性。葬式都是平地摆放，部分为屈肢葬，有的可能是二次葬，个别遗址还发现火烧尸体的特殊葬俗。随葬品多为实用器，主要有陶器、玉石器、蚌器、骨器，个别遗址出现了铜器。陶器、石器为固定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是大部分此类遗存的共性，器物组合基本固定为“陶质生活容器+石质、蚌质生产工具+玉质、蚌质装饰品”，具有典型的早期岩洞葬的特征。
更洒岩岩洞葬远景
敢猪岩洞葬远景
该时期土坑墓墓地多位于河流、谷地丘陵的山岭和土坡上，多为中小型墓葬。左江流域发现的土坑墓较少，均为小型墓；右江流域数量较多，随葬品等级较高，个别为中型墓，还有元龙坡古墓群、安等秧战国古墓群等较大规模的墓群。此类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表没有封土，基本不见腰坑。随葬品以铜器和陶器为主，石器和铁器少见，器物组合基本固定为“青铜兵器+青铜工具+陶器容器”。中型墓还有玉质装饰品。年代较早的土坑墓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器类单一，多是圜底的釜类、罐类，战国时期的土坑墓则出土较多的几何形印纹硬陶，如瓮、罐、杯、盒等。
在陶器方面，两地的器型多样，有罐、釜、杯、壶、碗、钵等，以罐、釜、钵、壶为主，流行圜底器和圈足器，圜底器多见敞口高领釜罐和侈口高领釜罐，多为扁圆腹、深腹；圈足器多见钵、壶等。材质以夹细砂陶为主，少量为泥质陶或近泥质陶。陶色不均，以红褐色、灰褐色、灰黑色、黑色为主。纹饰较为简单，战国以前以细绳纹和素面为主，存在少量刻划纹、戳印纹、彩绘等，战国时期出现了一定的几何印纹。装饰方式一般为通体饰绳纹不及颈，部分罐类器的口至肩上部涂抹有一层很薄的细泥浆，将原有的细绳纹抹平或覆盖，少量陶器表面施薄陶衣。从陶器类型、器型、纹饰、技术来看，两地先秦时期的文化面貌大体相同。例如，宝剑山A洞洞穴遗址第二期、更洒岩岩洞葬的釜类、罐类、钵类与感驮岩遗址的基本相似，更洒岩岩洞葬的敞口束颈鼓腹壶也与岜马山岩洞葬陶器的风格极为相近。
先秦时期岩洞葬出土的侈口高领鼓腹圜底罐（宝剑山A洞洞穴遗址出土）
先秦时期岩洞葬出土的侈口高领鼓腹圜底罐（感驮岩遗址出土）
先秦时期岩洞葬出土的敞口深腹圈足钵（左为宝剑山A洞洞穴遗址出土，右为感驮岩遗址第二期出土）
先秦时期岩洞葬出土的侈口高领鼓腹圈足壶（左为更洒岩岩洞葬出土，右为岜马山岩洞葬出土）
该时期两地的玉石器组合、器型基本相同，均为磨制石器，器型较史前的更加规整，磨制得更加精美。主要类型均为斧、锛、凿等，以锛为主，尤以无肩石锛居多。无肩石锛主要有两种，一种器身稍宽大，呈近长方形，通体磨光，但局部仍有打制的疤痕；身宽上下相近，两侧斜直，正面呈弧形隆起，背平，微弧刃，刃面较陡。另一种器身较小，呈梯形，通体磨光，局部有打制的疤痕；顶端平，正面及背面平直，侧边斜直，微弧刃，刃缘锋利。锛体正面两侧磨成两斜面，与中部水平面形成三面的棱体，刃面较陡较宽大。两地的直刃石凿形制一致无异。平面近长方形，通体磨制，两面平直，单面直刃，磨刃面较窄。
先秦时期岩洞葬出土的磨光石锛（左为更洒岩岩洞葬出土，右为敢猪岩洞葬出土）
先秦时期岩洞葬出土的磨光石凿（左为更洒岩岩洞葬出土，右为敢猪岩洞葬出土）
在青铜器的类型方面，左江、右江流域具有一定的共性，青铜器多出土于墓葬中，一般多为兵器、工具、容器等实用器，主要是矛、斧、碗、盆等。兵器的相似度较大，主要为矛、斧等。例如，两地的直刃铜矛，器身扁平相似，都呈柳叶状，两脊凸起，延及茎部，血槽宽大。
左江流域交岭战国墓出土的直刃青铜矛
右江流域萝卜洲遗址出土的直刃青铜矛
该时期两地都流行使用铜鼓。左江岩画中的圆形图像数量较多，形式多样，目前尚能辨认的有376个。据专家研究，这些图像绝大部分为铜鼓，可分为六种类型[1] ：
（1）鼓面无纹饰。
（2）鼓面有日体，无芒及晕圈。
（3）鼓面有日体，有芒，芒多在4～8芒之间，无晕圈。
（4）鼓面有日体及一层单弦晕圈，无芒。
（5）鼓面有日体，有芒及一层单弦晕圈。
（6）鼓面有日体，有芒及双层单弦晕圈。
从图像分析可知，其对应的是万家坝型铜鼓和石寨山型铜鼓。右江流域的南哈坡战国墓、大岭坡墓群共出土了3面形态较原始的万家坝型铜鼓，器型原始纯朴，纹饰简单，鼓面仅于中心装饰凸起的太阳纹，周围饰不规则的多道芒纹，芒外有晕圈、绳索纹或为素面。腰部由纵向的曲折纹带分成多个空格，格内无纹。近足处饰有三叉纹、雷纹、绳索纹等。表面厚薄不均且砂眼甚多，从这些特征可看出当时的冶铸技术还处于较原始的水平。
田东锅盖岭墓群出土了1面早期形态的石寨山型铜鼓。该鼓鼓面直径为23厘米，腰以下部分已失，存高28.3厘米。鼓面有太阳纹8芒，芒间饰斜线纹；太阳纹外设计3晕，主晕纹饰为4只翔鹭，另2晕内饰锯齿纹和圆圈纹。胸部突出，饰勾连回纹和弦纹。
左江花山岩画上的铜鼓图像
南五墓群出土的A铜鼓（左）及鼓面（右）
南五墓群出土的B铜鼓
大岭坡墓群出土的铜鼓
锅盖岭墓群出土的铜鼓
除了铜鼓，左江、右江流域还流行使用一字格剑。部分岩画上中心人像手上拿的短剑与右江流域流行的一字格剑相似。目前，左江流域尚未发现一字格剑实物，但右江流域多有出土，如田东锅盖岭、林逢镇及田阳百育镇等地。剑型多为圆首、扁圆茎、一字格；茎部中收，剑格宽于身，剑身扁平，中脊起棱，呈束腰菱形，刃部锋利。
田东锅盖岭墓群出土的一字格剑
田东林逢镇出土的一字格剑
左江岩画上的一字格剑图像
虽然两地在文化面貌方面趋于一致，但是在各个方面还是有所差异。例如，在陶器方面，左江流域存在的鱼篓形器不见于右江流域；右江流域的三足器、深腹杯形器和桶形圜底釜等器型在左江流域鲜见；右江流域发现的镂空、附加堆纹等纹饰陶器，左江流域尚未发现。在石器方面，左江流域仍流行双肩石器，而右江流域已基本不见；左江流域尚未发现右江流域特有的凹刃锛、凹刃凿等；右江流域多见的玦、环等玉质装饰品则鲜见于左江流域。在蚌器的使用方面，右江流域数量较少，种类单调，工艺简单；而左江流域的宝剑山A洞洞穴遗址继承了史前贝丘遗址多使用蚌器的传统，并在形制、工艺方面有了较大发展。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左江、右江流域文化面貌基本一致，两地文化面貌基本融为一体，属于同一个考古文化圈。
二、汉代左江、右江流域考古遗存之间的关系
左江、右江流域发现的汉代遗存较少，目前仅见于庭城遗址、三江坡遗址、古坡汉墓、普驮汉墓以及部分岩画。
左江流域的庭城遗址和右江流域的三江坡遗址均属于城址，建于三江交汇之处的高地，位处交通要塞，可防可守，防御条件优越。两座城址规模都较小，不见城墙；堆积简单，出土的遗物以建筑构件为主，大部分为瓦件，类型主要有筒瓦、板瓦，瓦件的种类、纹饰相似，大部分饰绳纹；制作规格统一，均采用泥条盘筑、泥坯切割的制作技术。两座城址均为短期的中小型城址，均带有军事性质。
庭城遗址远景
三江坡遗址远景
汉代绳纹筒瓦（左为三江坡遗址出土，右为庭城遗址出土）
汉代绳纹板瓦（左为三江坡遗址出土，右为庭城遗址出土）
该时期铜鼓在两地继续使用。西林普驮铜鼓墓出土了4面石寨山型铜鼓。鼓面中心饰16芒太阳纹，芒间饰斜线三角纹；13晕，内晕及外晕间分别饰勾连点纹带、勾连云纹、素面、翔鹭纹、勾连点纹、锯齿纹、勾连圆圈纹；胸部饰羽人划船纹6组、鸬鹚、鱼纹；胸上部与腰下部饰点纹、锯齿纹和勾连圆圈纹；腰部饰鹿纹、羽人纹12组等。该时期的左江花山岩画中仍有铜鼓图像出现。
此外，两地都使用一种特殊的器物——羊角钮钟。
在左江流域的花山岩画中，此类器物大量出现。如在宁明花山第一处岩画点第五组岩画中有2件并排的羊角钮钟图像，宁明花山第一处岩画点第六组岩画中有1件羊角钮钟图像，均无悬挂架形象；宁明高山第一处岩画点第五组岩画为4件羊角钮钟分两层悬挂于一个呈“丰”字形的钟架上；宁明花山第一处岩画点第八组岩画中为上下两层两端各垂直悬挂1件羊角钮钟。羊角钮钟大多成组悬挂于架上，个别独放，支架置于正身人像或侧身人像的行列中。这类图像形体上为上小下大的三角形或梯形，有的有钮，有的无钮，有的成组挂在架子上。右江流域在西林普驮铜鼓墓也出土了2件羊角钮钟[2]，形状相同，大小相若，素面无纹，在绿锈之上可以看到多处有粘贴鸟羽的痕迹。
宁明花山岩画上的铜鼓及羊角钮钟图像
普驮铜鼓墓出土的羊角钮钟
从上文可知，在汉代，左江、右江流域的社会、经济、文化虽然已经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从总体来说，仍然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龙州庭城遗址和南宁三江坡汉城遗址规模都不大，极有可能属于带有军事性质的行政机构，表明尽管当时中央政府的统治已经到达左江、右江流域，但这种管理有可能是象征性质的，是松散的，对本土文化没有造成根本性的改变。两地文化虽然有所差异，但是地方特色明显，依旧同属于一个考古文化圈。
【注释】
[1]王克荣，邱钟仑，陈远璋.广西左江岩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2]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J］.文物，19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