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历史、原住民与澳大利亚小说

文学作品产生于特定的时代，不可能脱离历史、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于真空之中。正如赛义德（Said，1984：4）在《世界、文本和批评家》一书中所指出的，文本是“世俗的”，是它“赖以产生和试图阐释的社会关系、人类生活和历史时期的一部分”。在20世纪初刚刚踏上民族化道路的澳大利亚文学中，这种“世俗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学作品在复杂而又卓绝的澳大利亚民族-国家身份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直至今日，学界对于澳大利亚殖民时期的历史编纂仍存在着诸多争议，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殖民帝国的合法性也一直遭到原住民的质疑。1901年联邦政府成立以来，在文学作品探求民族身份、建构地方历史的过程中，原住民成为其至关重要、无可回避的话题。一方面，原住民元素的注入为澳大利亚文学建构民族-国家身份增添了本土特色。虽然原住民没有书面文字，但几万年流传下来的原住民传说、岩画、咏唱、舞蹈、身体彩绘及各种宗教仪式体现了原住民的历史文化传承及与古老的澳大利亚大陆的土地和自然生态休戚相关的宇宙观^[1]。另一方面，被宗主国抛弃、被西方文明边缘化的欧洲移居者力求在原住民文化中寻求一种精神归属，从而使澳大利亚文学摆脱一直以来面临的“文化卑微”^[2]困境。文学评论家J.J.希利（Healy，1989：291-293）指出，作家们对澳大利亚的文明根基“普遍持有一种悲观主义态度”，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原住民才能体现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真正价值”，“20世纪澳大利亚文学的主要能量是通过想象使原住民得以回归”。

在涉及原住民主题的澳大利亚小说文本中，对历史的反思与重构占据了叙事的核心位置。非原住民作家的小说作品主要从白人主体角度对殖民历史进行反思和自我批判，原住民作家的作品则利用原住民口述传统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传承重构从原住民视角出发的历史，二者从不同视角表达了欧洲殖民者和原住民在“边疆地带”（the frontier）“初次接触”（first contact）^[3]时具有争议的历史（contested histories），以此对抗殖民历史文本中的单一霸权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