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神秘的河流》：质疑奠基神话
进入21世纪，原住民的政治诉求依然是澳大利亚社会未能解决却又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文学界，有关原住民主题的小说继续着对殖民历史的反思。凯特·格伦维尔基于自己的家族故事写就的历史小说《神秘的河流》在2005年出版。小说叙事恢宏，荣获2006年英联邦作家奖，被译成多种文字，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好评。小说创作和出版的时期，正值澳大利亚关于殖民时期白人与原住民关系的“历史战争”（history wars）辩论得最为激烈之时，在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树叶裙》和《忆巴比伦》相比，这部小说没有简单地运用文学想象重构历史事件，格伦维尔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她在2006年出版的《秘河探源》（Searching for the Secret River）一书中详细地记述了小说的构思、写作过程及参阅的各种档案资料。格伦维尔将经过精心调研的历史资料融入通过想象对历史进行的重构之中，旨在发掘深埋在殖民帝国大厦下被称为“澳大利亚大沉默”的殖民历史，再现殖民开拓时期英国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因土地问题发生的冲突。
《神秘的河流》回溯到二百多年前，以格伦维尔的祖先威廉·桑希尔（William Thornhill）为代表的流放犯在获得赦免后，在霍克斯布里河（Hawkesbury River）沿岸定居，他们在开垦土地的过程中与早已生活在此地的原住民之间发生了冲突。小说本身的创作是基于澳大利亚建国的三个神话：流放犯神话、拓荒者神话以及殖民者和原住民初次接触的神话。在第一个关于流放犯的神话中，大英帝国被描述成一个由傲慢的贵族阶层和不公正的权威组成的国家，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犯人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几乎都是无辜的，是英国阶级分化、工业革命的牺牲品，之所以触犯法律也皆因为生活所迫。相比较而言，澳大利亚则是个更公正的地方，流放犯们在这片大陆上辛苦劳作，成为建立国家的先驱者和开拓者。第二个关于拓荒者的神话，则是颂扬这些流放犯对国家做出的贡献。他们得到赦免后，在资源极其匮乏的艰苦环境中努力开拓，在荒原上建立家园、种植庄稼，将其改造为文明的绿洲。第三个神话描述的则是早期定居者与原住民的初次接触，这是澳大利亚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柯林斯认为，国家神话作为连接国民的纽带，可以界定一个民族，讲述“共同的历史”，本身应该具有一致性。但是澳大利亚的历史却从分化开始，从误解和恐惧、残暴和苦难开始，所以澳大利亚历史以殖民接触为界点，区分“之前”和“自此”，“可能为了澄清现在，解决冲突，消除罪责”（E.Collins，2006：40）。正因为澳大利亚的历史叙事无法形成国家神话，所以小说叙事需要不时返回边疆地带的历史原点，反复对它进行重构。
《神秘的河流》中男主人公桑希尔的经历基于作者的曾曾曾外祖父所罗门·威斯曼（Solomon Wiseman）。格伦维尔在她的《秘河探源》（2006）一书中详细记述了她从构思到查阅历史档案，再到小说最后成文的整个过程。她的母亲对家族的历史津津乐道，根据母亲的描述，所罗门·威斯曼出生在18世纪的伦敦，是泰晤士河码头上的一名船夫，因偷盗船上的木材先是被判死刑，又因找人写了求情信而从轻发落，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威斯曼的妻子和四岁的儿子当时也作为“自由定居者”同船随行[10]，他们乘坐的“亚历山大号”于1806年9月抵达悉尼（Grenville，2006：78）。1810年，威斯曼取得了假释证，1812年得到完全赦免，重获自由。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威斯曼从身无分文的流放犯变为一个殷实的生意人。他先是开了一家酒馆，又买下两条船，在河沿线从事船运，后来还到更远的新西兰做过盈利颇丰的海豹运输生意。他的妻子简·威斯曼（Jane Wiseman）在十年间又生了五个孩子，而且还得到了一块土地，现在那里被称为威斯曼渡口。他还建造了自己的乡间别墅，现在是一家旅馆，大门前还有两个专门从英国购买来的石狮。格伦维尔借助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家族历史，并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创作出历史小说《神秘的河流》，她在小说中引用了威斯曼的法庭判决书，还有其他各种殖民时期的报刊文章及档案文件。
格伦维尔在她的《秘河探源》一书中讲述她创作《神秘的河流》的动机时，提到了两次与原住民的接触。一次是在2000年5月28日，那一天她参加了在悉尼海港大桥上举行的支持白人和原住民和解的游行[11]。尽管她知道白人殖民者两百多年来对原住民犯下了各种罪行，但是她当时并不确定自己作为一个殖民者后裔，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有种罪恶感，还是应该谈怎么补偿呢？要与原住民签署协定，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吗？”（2006：10 11）当跟着游行队伍快走到桥的尽头时，她看到一群原住民靠着栏杆站在那里。格伦维尔和其中一个原住民女性的目光相遇，她们冲彼此笑了笑，好像还招了招手。但是就在那一刻，格伦维尔头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女人祖祖辈辈生活在澳大利亚，她的祖先在第一舰队驶进悉尼港时可能就生活在海岸边。如果当年我的曾曾曾外祖父从船上抬起头，看到她的曾曾曾祖父站在石头上盯着进港的船只，会是怎么样的情景呢？”（Grenville，2006：12）格伦维尔发现自己并不了解当时在定居者和原住民之间都发生了些什么，但是她肯定绝不可能是微笑招手这类友好的举动。所以她急于想知道自己的曾曾曾外祖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在踏上原住民居住的土地后都做了些什么。在格伦维尔看来，在了解实际情况之前，所有的“象征性活动都不过是盲目的，甚至是虚伪的。穿越大桥的这种游行，突然显得过于轻松了。我们就这样漫步走向和解——我所要做的是选择那条更艰难的路，挖掘历史之河深处的秘密”（2006：13）。
格伦维尔提到的另一次与原住民的接触，是2000年6月和原住民作家梅利莎·卢卡申科在咖啡馆的交谈。两个人虽然以前就见过面，但还是第一次坐在一起喝咖啡。当卢卡申科问她是哪里人时，格伦维尔感到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并不好回答，于是她从自己的曾曾曾外祖父威斯曼讲起。当她讲到威斯曼被流放到悉尼后在这里“开垦”（took up）了一块土地时，卢卡申科说道：“怎么叫‘开垦’呢？那不明摆着是‘强占’（took）吗？”听到这里，格伦维尔“像是腹部突然被拳头击中一样”，这时她突然意识到“开垦”这个词“就像是一场骗局”，而更让她感到糟糕的是“自己生活在骗局中却浑然不觉”（Grenville，2006：28-29）。这次谈话之后，格伦维尔更坚定了调查自己家族历史的决心。
小说主人公威廉·桑希尔是以所罗门·威斯曼为历史原型塑造的。他从出生就注定与贫穷相伴，即面临着饥寒交迫的困境、父母的忽略、雇主的虐待，这使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抗争，甚至不得不与母亲和兄弟姐妹一起靠偷窃维持生计。尽管威廉14岁时被一个泰晤士河上的船夫看中，做了他的学徒，使生活有了一些转机，让他看到了通过辛勤劳动可以谋生并娶所爱的人为妻的希望。但是一个艰难的冬季使他的梦想化为泡影，他变得负债累累。为维持生计，他偷了船上的木材，被当场捉住并判绞刑。后来，经过妻子多方求助，改判为与妻子和孩子一起流放到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定居者和原住民之间的恩怨纠葛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小说中，包括男主人公威廉·桑希尔在内，定居在霍克斯布里河沿岸的大多数白人都是获得赦免的流放犯，还有这些获得自由身的定居者从政府那里申请来的仆人，也就是刚刚流放到殖民地的罪犯。这些定居地的白人对原住民的立场和态度也不尽相同。其中以斯麦舍·沙利文（Smasher Sullivan）和司柏德（Spider）为代表的殖民者是最激进的一派，他们完全不把原住民当人看待，视原住民为祸害和眼中钉，主张用暴力清除原住民。这些在欧洲大陆挣扎在社会底层、一无所有、被宗主国流放到殖民地的罪犯，在原住民面前却油然生出一种高高在上的自豪感。他们认为原住民“比他们的身份还要低劣”（Grenville，2005：92），是“如老鼠一般的祸害”（Grenville，2005：162）。这种对原住民的种族歧视和偏见带有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用充斥着白人身份霸权的西方文明标准来衡量原住民，把他们看作是原始野蛮、未开化的民族。斯麦舍本人更是残忍，丧失人性，他把原住民的手和耳朵割下来当作战利品炫耀，还囚禁原住民女人，作为泄欲的工具。
但是，这些定居者中也有少数人主张与原住民和平共处，主要以布莱克伍德（Blackwood）和赫林夫人（Herring）为代表。他们同情原住民，希望与他们和平共处。布莱克伍德也是获得赦免的流放犯，他一开始就想尽方法让原住民接受自己，为了不和原住民发生冲突，他并不像桑希尔们那样耕种土地。他买了一只单桅帆船，借助霍克斯布里河在悉尼和格林·希尔斯（Green Hills）之间运送货物。尽管《悉尼公报》（Sydney Gazette）上关于定居者在河上遭到原住民袭击的报道非常频繁，布莱克伍德却安然无恙，“在他和那条河之间有一个秘密，仿佛达成了某种共识，使他可以免遭厄运”（Grenville，2005：95）。他还与一个原住民女人住在一起并生育了孩子，而且会说他们的语言。他提醒并警告桑希尔不要过于贪图利益，当和桑希尔一起看到斯麦舍·沙利文将原住民的尸体挂在树上，嘴里塞满玉米穗子时，他对桑希尔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他提醒桑希尔，“想得到多少，就得付出多少。”（Grenville，2005：104）这种警告也是对后来桑希尔一味索取利益，并加入残害原住民的阵营之后无法摆脱良心谴责的一种注释。
男主人公威廉·桑希尔是个矛盾重重的人物，一开始就在两个立场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他跟定居地的大多数白人一样，对土地有着强烈的占有欲，不肯遵照布莱克伍德的建议向原住民做出任何让步。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斯麦舍们那么残忍，他热爱大自然，对原住民抱有同情心，也希望能和原住民和平共处。桑希尔这种分裂式心理形成了相互矛盾的双重视角：他一面站在定居地殖民者的立场上用西方文明的价值标准来评判原住民的生活，试图忽略他们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在心里不时地对殖民者的立场进行反思和修正，承认原住民的独立意识和价值观。这种自相矛盾的双重视角贯穿小说全文，使其变成了白人主体良知奋战的叙事战场。
从桑希尔一家到达流放地的第一天开始，和原住民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用树皮围成简陋的住处，当夜里妻子和孩子睡下后，桑希尔来到星光下，却发现手执长矛的原住民近在咫尺。陌生的环境和原住民手中森寒的长矛使桑希尔感到莫名的恐惧和愤怒，他挥动着拳头，让原住民“滚开”，而原住民竟然也模仿他的样子和声音，对他同样地说了“滚开”（Grenville，2005：5-6）。从这剑拔弩张的对峙中可以看出，定居地白人和原住民之间有着各自的立场，为了捍卫各自的权益，冲突将不可避免。
桑希尔站在欧洲殖民者的立场上，把霍克斯布里河沿岸地带看作是“无主之地”，因为这里没有欧洲殖民者眼中可以证明土地所有权的任何标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黑人们认为那些地方属于他们。他们没有用篱笆把地围起来表示这是我的，没有建造房子表示这是我的家，也没有开垦田地或者圈养牲畜，表明我们曾在这里付出了劳动，洒下了汗水”（Grenville，2005：93）。这里，殖民地定居者把“篱笆”“房子”“开垦田地”和“圈养牲畜”这些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强加于原住民，由此否认原住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桑希尔对土地有着强烈的占有欲：“他体内热血沸腾，那是一种近乎狂乱的欲望。从来没有谁告诉他一个人怎样爱上一片土地，也没有人告诉他树林里为何会有撩人的火花、跳动的火光和安宁纯净的土地，它正吸引着你迈开双脚踏上去。”（Grenville，2005：106）为了宣布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桑希尔试图在土地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他拖着脚后跟在空地中央的土地上走了四趟，划出了首尾相连的四条线。这四条笔直的线和它们围成的方框格外显眼，顷刻间改变了一切。现在已经有人给这片土地打上了属于他的烙印。”（Grenville，2005：134）
对于桑希尔全家来说，原住民的不时出现让他们惶恐不安，因为这些黑人性格捉摸不定，而且可怖。他们拿着可瞬间令人致命的长矛，而且不尊重界限，对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都造成很大的威胁，“就像毒蛇和蜘蛛，叫人防不胜防”（Grenville，2005：93）。桑希尔对土地强烈的占有欲促使他无视原住民的存在和需要，不把他们当成平等的人类看待。当他和儿子威利准备开垦河边一块狭长的空地时，威利发现有一小片地刚刚被翻过，几簇雏菊被拔出，松散地歪在泥土里。桑希尔尽管意识到这是原住民留下的痕迹，却说，“一定是野猪干的，或者是鼹鼠之类的动物”，一边说，还一边“对自己说话的平静语调感到惊讶”（Grenville，2005：141）。在他看来，土地所有权只能按照欧洲殖民者的标准来衡量：“如果有人用锄头翻过地的话，应该挖成方形的才对，而这片地却不是。如果想要种玉米，就不会让那些雏菊松散地留在泥土里，而会把它们整个拔出来扔到一边，否则它们很快还会再长出来的。”（Grenville，2005：140-141）同时，他对原住民生活方式的评价也带有强烈的鄙视色彩，“黑人是不会种庄稼的，他们整日四处游荡，碰到食物就顺手拿来……他们不懂得如果今天播种，将来就会有吃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被称作野人”（Grenville，2005：141）。
但是，桑希尔的另一重视角又在不断地解构和改写着这种充斥着白人身份霸权的殖民者立场。在定居地的殖民者眼里，满身疤痕的原住民比尔（Bill）是一个可怜可鄙的存在。他为了换得一点儿朗姆酒，会在桑希尔的酒馆外乱舞一阵儿，“整条街上的白人都涌来围观，看到这个比他们身份还要低贱的黑人像只虫子般在那里活蹦乱跳，他们不停地欢呼喝彩。”（Grenville，2005：92）然而，透过桑希尔的另一重视角，我们看到的却是“仪表堂堂”的比尔。比尔晚上一般就睡在桑希尔家后墙外面的地上，清晨起床后，桑希尔看到比尔“脸上棱角分明，眉毛浓密，眼窝深陷，嘴角的纹路如石头上的雕刻一般”，他肩膀和胸前的疤痕则“像是精心刻上去的一样。那些疤痕齐齐整整地排列在那里，是刻在皮肤上的文字。就像是萨尔（Sal）教他写字时赫然出现在白纸上的字母”（Grenville，2005：91）。桑希尔的这一重视角无疑带着作者格伦维尔站在后殖民立场上对殖民者行为的反思，它承认原住民主体的存在，认识到原住民身上的刻痕有其文化内涵，正如西方文化中书写在白纸上的字迹一样，是值得尊重和欣赏的。
当桑希尔在自己划定的田地上劳作时，他发现石头上有非常规则的刻痕，宽度和深度都能达到一英寸。仔细观察，是一条四五码长的鲷鱼，刻得栩栩如生，连鱼背上尖尖的扇形图案都清晰可见。同时，他还发现了另一组刻痕，竟然是自己的“希望号”帆船：“弓形的船身、桅杆和鼓起的风帆”，样样具备，“甚至船尾还有一个弯弯的曲线代表舵柄”。但是唯一没有刻上去的是桑希尔本人，桑希尔感到极为气愤，“他拼命用脚蹭着石头上的痕迹，但是它们却已经深深地印入了石头的纹理中，无法擦除”（Grenville，2005：154）。这里原住民的岩画宣告着他们的存在，与前面桑希尔划界翻地形成了复调式叙述，具备“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巴赫金，1988：29）。与桑希尔随意划出的几条直线相比，石头上的刻痕年代久远，即使经受了岁月的侵蚀，依然无法被擦除，这对殖民者在澳大利亚大陆的身份合法性形成了质疑。而他们在岩石上刻上桑希尔的帆船，却不刻桑希尔本人，则从根本上否认了殖民者在这片土地上的存在。桑希尔所代表的流放犯神话是澳大利亚国家奠基叙事的核心内容，让我们看到了欧洲移居者流汗建设殖民地的过程，但是达鲁格（Darug）部族人却拒绝承认这一叙事的合法性。尽管从殖民者的立场出发，桑希尔对原住民的宣言表示愤怒，但接下来他又从另一重视角看待原住民的石刻：“他意识到尽管这里看起来空旷无人，但是如果一个人用脚步丈量过那条鱼的长度，看到刻在石头上的‘希望号’的舵柄和船帆，他的想法就会被改变。这里就像是伦敦某处房子里的无人起居室，房子的主人刚刚离开进了卧室。虽然看不见他，但他就在那里。”（Grenville，2005：155）这种不时修正自己殖民立场的另一重视角“展示出它的现在性”，作者站在21世纪倡导白人和原住民和解的大背景下，力图通过这种反思白人身份的视角“寻求一种更为可靠和普遍的价值体系”（Hutcheon，1995：88），来质疑殖民历史中压制原住民声音的白人身份霸权。
随着对周边环境和原住民的进一步观察，桑希尔对原住民的生活习惯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想法也发生了变化。当他千方百计想用枪猎取袋鼠，却以失败告终时，看到原住民轻松地围捕猎物，他想到：“黑人同白人一样，也是农民。但他们靠的不是费神修篱笆来防止动物逃跑，而是整理出一小块诱人的土地，把动物都吸引过来。无论是哪种做法，都意味着能吃到新鲜的肉。”（Grenville，2005：229-230）原住民与自然环境之间形成的默契和原住民之间的团体协作使桑希尔羡慕不已。桑希尔在英国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不仅忍饥挨饿，还受到上层社会的鄙视和雇主的残酷剥削及压榨。然而，在原住民的世界里却没有白人社会的阶级差别，没有工人对贵族的卑躬屈膝。看到原住民每天快快乐乐地生活并将打来的猎物共同分享时，桑希尔对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大加赞赏，“黑人们每天还像贵族一样生活着。花上一点点功夫处理事务，剩下的时间都用来享受”，“在这群赤裸裸的野蛮人的世界里，似乎每个人都是贵族”（Grenville，2005：229）。
在殖民开拓的时代，原住民和白人殖民者之间因土地所有权问题引发的矛盾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桑希尔无视原住民留下的痕迹，将他们的重要食物来源雏菊和甘薯全都当成野草拔出来扔掉。即使原住民与他理论，极力解释，甚至加上布莱克伍德的提醒，他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最终还加入到了对原住民大肆屠杀的殖民者队伍之中。为了增加安全感，他砍掉房子周边的树木，加固了长长的篱笆，又挖出壕沟，建成了城堡式的别墅。桑希尔所修建的石头别墅象征着澳大利亚的殖民帝国，它虽然外表坚不可摧，却切断了自己与周边环境的联系，变成了一座孤立的城堡。在别墅的地基中，有一块带有原住民彩绘的石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
在那所房子下面，虽然承载着桑希尔先生家别墅的重量，那条鱼却依然在石头中摆动。地板下面是黑暗的世界，它再也感受不到阳光，却不会像林中其他的石刻一样，因为没有黑人的手重新绘制而褪掉颜色。它会和刚刚钉上地板的那天一样，保持着亮丽的色泽，但是却失去了活力，与外面的树林和阳光完全隔绝，再不能像以前那样畅游。（Grenville，2005：316）
如果说桑希尔的别墅象征着殖民帝国的大厦，石头上手绘的这条鱼则代表着原住民的文化传承。他们在石头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正如原住民在澳大利亚大陆上世世代代生存的历史一样，是无法擦除和否认的。代表殖民者立场的桑希尔将这块石头从它所属的“外面的树林和阳光”中移除，当作地基铺在别墅下面，这也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解读。如果从作者格伦维尔的创作意图来看，这象征着澳大利亚白人社会将原住民写入国家的奠基叙事，承认原住民文化在民族-国家的身份建构过程中起到基石的作用。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强行将带有原住民文化印记的石头从树林中移除，并将其深埋在地底，也是对原住民文化痕迹的一种擦除，使殖民帝国的建立有了一种表面的合法性。没有了阳光，没有原住民的重新绘制，石头从当代原住民的现实生活中被完全剥离，也失去了生机。即使如此，“鱼还能在石头中游动”，又使外表看似安稳牢固的别墅多了一层来自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动摇着殖民帝国大厦的根基。这种不安定因素既有白人自身的负疚和反思，又包括原住民寻求自主、为土地所有权抗争并从原住民视角建构的争议历史。阿特伍德（2005：243）指出，“一个民族如果失去道德价值的确定性，就会影响到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帝国大厦的根基中存在的这种不确定因素，影响着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判断，所以作家们才会借助文学想象来重新书写殖民历史，探求在非原住民社会和原住民之间实现和解的途径。
尽管桑希尔本人从选择上无法跳出那个历史时代的局限，为了将自身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他不惜一切，与其他定居者共同驱赶甚至屠杀原住民。但是作者站在后殖民的立场上，又对原住民怀有同情心，意识到原住民有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小说中，桑希尔虽然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土地，但焦虑情绪不但没有缓解，还整日饱受良知的煎熬，内心满是空虚和负罪感。他终日拿着望远镜看着对面的山崖，希望能在那里发现原住民的身影。尽管知道一切都“太迟了，太迟了”，他还是会“坐在那里，观望着，守候着”，“他只知道凝视着望远镜中的事物是唯一能给他内心带来平静的方法”（Grenville，2005：334）。最后，桑希尔承认自己是外来者，原住民才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
如果山崖是舞台，那桑希尔就是观众。他的眼睛在树林里一排排搜寻，一直看到那方舞台的边缘。也许还有一些黑人生活在那上面。有可能。他们靠自己的方法维持生命……他们也许还在那上面，那里复杂的地形令所有白人都望而却步——还在那里，等待着。（Grenville 2005：333）
在白人殖民者将霍克斯布里河沿岸的原住民残暴地驱散或杀害之后，“地面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没有任何文字记录”，但是“这种空白本身会对任何用心观察的人讲述着它的故事”（Grenville，2005：325）。作者格伦维尔在《秘河探源》一书中指出，“这个故事不属于我，应该让它自己讲述，我要做的就是给它让路”。在她看来，原住民在自然界中留下的这些痕迹可以“充分体现出一种已经消逝的语言”（2006：171）。格伦维尔并没有站在殖民者后裔的立场上为原住民代言，而是承认殖民者视角的局限性，从侧面描写原住民与自然景观之间的亲密关系，表达对原住民的尊重和对原住民文化的认可，这一叙事策略与澳大利亚历史学家阿特伍德所主张的将多视角历史观并置的观点相一致。阿特伍德认为，在处理具有争议的澳大利亚殖民历史时，遵循西方价值观念的学术历史在认识论问题和伦理问题上都面临着危机，对于过去创伤的表达，从原住民视角出发的口述文化显得尤其重要（2005：157-158）。小说从原住民的岩画、原住民歌舞集会以及生活习性的角度，描述了他们与自然界万物的密切关系，与以主人公桑希尔为代表的欧洲殖民者对自然景观的印象和感受形成了鲜明对照。
《神秘的河流》以分歧和差异结束。高个子杰克（Jack）是最后一个留在桑希尔田里的原住民，他拒绝接受桑希尔及家人的施舍，甚至完全无视桑希尔的存在。当桑希尔试图用手拉起坐在地上的杰克，劝说他到自己家里拿点儿吃的时，他第一次用英语表达了他的抗争，他一边用手拍着身下的土地，一边说道，“不……这是我的……我的地方……我就坐在这里哪儿也不去。”（Grenville，2005：329）正如马尔根（Mulgan）所指出的，“这种赎罪和道歉的行为都需要一个圆满的结局，那就是受到伤害的一方能够接受他们的忏悔，这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等于将过去一笔勾销，然后从头开始。只有这样才能从这种罪责感中解脱。”（1998：189）然而，尽管这种愧疚心理是澳大利亚国家身份合法化的必要一步，桑希尔的好意并没有被杰克所接受，正因如此，他仍然无法摆脱良心的谴责。小说本身无法为原住民与白人的殖民接触找到一个双方都认可的结局，使建立在殖民开拓叙事之上的国家奠基神话变得虚幻而不现实。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96）指出，身份是一个过程，是他者与自身的关系，没有他者，自我亦不存在。在《神秘的河流》中，桑希尔与其他白人殖民者一样，把占有和开垦土地看作改变现状、提升社会地位的唯一方式，不肯像布莱克伍德一样以原住民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实现与其和平共处。他因土地所有权与原住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残暴地将原住民驱逐甚至屠杀殆尽。然而，桑希尔感受不到胜利的喜悦，没有了原住民的山崖失去了以往的生机。原住民作为“表演者”的缺席，使白人殖民者的“观众”身份永远定格。白人主体依赖于原住民主体而存在，没有原住民的认可，白人在澳洲大陆上永远是入侵者，无法成为合法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