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小结
在本章介绍的三部非原住民作家的小说文本中，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对殖民历史叙事中白人身份霸权进行反思的脉络。小说叙事是一种动态的混杂过程，作者们借助殖民接触时期的历史背景，探讨了白人与原住民交往的另一种可能性。从《树叶裙》中因海难暂时流落到丛林地带的埃伦对原住民生活艰辛的体验，到《忆巴比伦》中与原住民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的伦敦孤儿盖米，通过学习原住民语言对环境和土地产生的归属感，再到《神秘的河流》中与原住民产生正面利益冲突的早期殖民开拓者桑希尔，为殖民时期针对原住民的残暴行径感到负疚和自责，体现了当代社会与殖民接触初期的时空之间形成的交叠和互动，对白人身份的反思与左翼历史学家对殖民历史的修正主义观点相互呼应。在小说叙事中，原住民成为“主流社会在对自身进行批判时的比对物，是浪漫理想的鲜活象征，为令人绝望的社会燃起救赎的希望，使它能够重新获取在进步中失去的东西”（Dodson，1994：8）。小说作为一个意识场，有原住民介入的经历使其警醒，原住民的现实与价值观挑战着传统的判断，成为作家艺术反思、跨越疆界、重构意义的对象。在这几部小说中，代表着欧洲移居者的主人公通过对原住民文化的认可和肯定，以及将原住民写进奠基叙事，意图在澳大利亚这块古老的大陆上寻求认同感和归属感。
然而，艾琳·莫尔顿-罗宾森在她所建立的理论框架中指出白人归属本身存在着一种悖论，她认为这种思想一方面通过斥责白人的暴力行为来“重陈善意”，另一方面却又“通过否认原住民的自主权来推行白人主权”（Moreton-Robinson，2007：8）。由此可见，尽管欧洲裔澳大利亚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与原住民达成和解来稳定民族-国家的身份，但是原住民却强调得到尊重的核心是实现民族自主，是尊重原住民自己的律法和价值准则，而不是用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来同化和制约原住民社会。正如多德森（Dodson，1994：10）所说，“没有我们自己的声音，原住民身份只不过是针对我们和关于我们的想象而已”。
尽管非原住民作家在作品中试图通过解构白人身份霸权和认可原住民文化来重新建构民族-国家身份，小说叙事中有限的白人视角与帝国文本叙事和奠基神话依然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谋。艾莉森·雷文斯克罗夫特（Alison Rovenscroft）在《后殖民之目》（The Postcolonial Eye）中指出，澳大利亚的非原住民社会尤其是白人，在解读原住民文化时，需要承认主体的局限性，需要保留“一处不可知（nonknowledge）和不可见（invisibility）的形式空间”，由“原住民署名的文本”来补充（2012：15）。因此，只有为原住民提供充分的自我表达空间，使原住民社会成为叙事的中心，才能真正体现出原住民文化在澳大利亚国家身份建构中的地位。本书将在下一章中重点选取三部有代表性的原住民作家小说，探讨原住民作家如何借助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叙事手法为建构原住民历史、传承文化做出不懈的努力。
【注释】
[1]《沃斯》是一部历史小说，基于德国科学家及探险家路德维格·莱卡特（Ludwig Leichhardt，1813-1848）在澳大利亚沙漠腹地的探险经历而创作。
[2]在怀特的《树叶裙》之前，关于弗雷泽船长夫妇及他们的船只遇险的记载有很多版本，官方叙事主要包括基于弗雷泽夫人1836年返回伦敦之后第一版证词的官方报告和《泰晤士报》的法庭记者约翰·柯蒂斯（John Curtis）基于多个幸存者证人证词所著的《斯特灵堡号沉船事件》（The Shipwreck of the Stirling Castle，1838）。此外，基于伊丽莎·弗雷泽“被俘”经历在各种媒体上刊登的歌谣、故事、宣传单，以及围绕这一事件从人种学、科学、法律角度进行的学术讨论，使这一经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充满了传奇色彩。这些叙述大都基于既定的帝国和殖民权力关系，将白人女性描述为原始野蛮人的无辜受害者，男性化形象的西方殖民主义和从种族和性别角度构建的帝国神话贯穿这些叙事文本。
[3]摘自一位英国移居者卡特拉克（Cutlack）对欧洲白人与原住民初次接触时的记载（A.J.Cutlack，1875，Four Years in Queensland and New South Wales），转引自Evans，Raymond，2003，“Across the Queensland Frontier，”in Attwood，Bain&S.G.Foster（eds.），Frontier Conflict：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Canberra：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第63页。
[4]关于马博裁决的介绍及其影响，可参见本书第1章注解及Attwood，Bain，1996a，In the Age of Mabo：History，Aborigines and Australia，St.Leonards，N.S.W.：Allen&Unwin.
[5]英文原文为object（物体），莫里尔可能想要表达的是subject（臣民）一词，但由于长时间与原住民一起生活，英语已经变得生疏，所以用词不当。
[6]关于莫里尔的生平介绍，请参见G.C.Bolton，1967，“Morrill，James（1824-1865），”in Australian Dictionary of Biography，Volume 2，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7]在小说中，主人公盖米在原住民部落生活的时间是16年，与历史记载中的17年有出入。
[8]记录盖米经历的那几张纸已经被弗雷泽交给了殖民地长官，盖米自认为拿回的七张纸其实是学生们的作业。
[9]长大后的拉克伦（Lachlan）在多方搜寻之后，从一些原住民那里隐约打听到，盖米及收留他的原住民部族最终被驱逐。他们被白人牧场主“骑马撞倒在地上，并用马镫皮革底部的马镫铁击打头部而死”（Malouf，1993：196）。
[10]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因为当时的澳大利亚殖民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官方会经常制定政策增加女性数量，让流放犯的配偶随行就是其中之一。
[11]2000年5月举行的这次游行，是为了纪念1967年的全民公决，当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澳大利亚人投票赞成授权联邦政府为原住民立法。约有25万人参加了这次游行，他们步行走过悉尼港湾大桥，以支持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