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原住民主体重构的殖民历史

在前面三部小说中，非原住民作家借助历史事件反思了白人和原住民在“边疆”地区“初次接触”的历史，认可原住民在澳大利亚国家身份建构中起到的作用，对殖民时期的历史起到了一定的质疑甚至是颠覆作用。但是，尽管三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通过模仿原住民的生活习惯、学习原住民的语言或者承认原住民文化在国家身份中的地位，来表达对原住民的尊重和认可，但对于原住民而言，从白人视角对原住民身份的诠释仍然具有局限性，与殖民历史叙事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谋，原住民的视角和口述历史未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其丰富的文化现实和感情世界都无法得到体现。在几部小说中，原住民角色大都只是一种背景，只在《神秘的河流》中偶尔发声，但也仅限于非常简单的两句英语，包括在桑希尔到达殖民地第一晚，与他对峙的原住民表达愤怒时模仿桑希尔的语言，和最后高个子杰克结结巴巴地用一句简单的英语拒绝了桑希尔的施舍，并表达出原住民与土地之间的亲密关系。

本章所选的三部具有代表性的原住民小说则通过原住民视角、空间叙事、文类杂糅、陌生化、反讽等各种文本策略，一方面揭示出白人身份在历史文本中的建构本质，彻底颠覆以欧洲文明价值观为标准的殖民历史，另一方面又结合原住民的口述传统和宇宙观，运用时空交错、多维多中心的叙事手法，构建出与殖民霸权叙事相对抗的原住民自己的历史。与三部非原住民作家的小说不停地返回原住民和白人殖民接触时的历史原点不同，三部小说分别描述了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原住民现实：埃里克·威尔莫特（Eric Willmot）的《潘坶嵬》（Pemulwuy）（1987）主要是从原住民视角重新讲述欧拉（Eora或Eorah）族原住民保护自己的土地^[1]、抵抗白人入侵的历史；金·斯科特的《心中的明天》（Benang：From the Heart）（1999）主要探讨同化政策对原住民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及原住民混血儿一代的身份归属问题，背景设置在澳大利亚西部原住民努恩格（Nyoongar）部族的居住区域^[2]；亚历克西斯·赖特的《卡奔塔利亚湾》则展现了20世纪90年代后澳大利亚北领地卡奔塔利亚湾附近的原住民居住区的社会现实。正如休梅克（1989：128）所说，“几乎所有的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作品，不论何种体裁，主题都聚焦于过去的不公正对待，突出神圣的、自主的原住民历史”。三部小说都具有明确的话语抵抗性质，作家充分利用文学的想象空间，批判并颠覆充斥着帝国霸权的历史文本。这三部小说从叙事视角、写作风格上都与非原住民作家的作品大不相同：通过揭示白人身份的意识形态建构本质，在使白人身份“显身”的同时，也表达了原住民的诉求，为接续被殖民入侵所切断的原住民文化传承、重构原住民视角的历史做出了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