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澳大利亚小说与历史的对话
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1966：257）指出，“一部清晰的历史……永远不能完全避开神话的性质”。在澳大利亚殖民开拓时期，官方历史以构建欧洲中心主义的殖民帝国神话为目的而修撰，受到西方社会思维范式的局限，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尽管澳大利亚大陆的原住民从大约五万年前开始就居住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但法律上这块大陆却被定义为“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原住民的土地遭掠夺，社会被瓦解，文化受摧残，西方殖民文化的冲击使原住民社会遭受了巨大创伤。在官方历史文本中，原住民被视为“低等民族”，是“一种悲剧性的和令人厌烦的存在”及“进步法则的牺牲品”（麦金泰尔，2009：4）。
20世纪5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原住民在世界范围内反抗殖民压迫的民族运动的鼓舞和影响下，也要求享有与白人同等的权利，并要求白人归还掠夺的土地。1962年，澳大利亚原住民获得了选举权。1967年，在澳大利亚的全民公决中，绝大多数人赞同将原住民纳入全国人口普查。在澳大利亚国内，学界围绕着原住民身份、土地所有权、“被偷走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和民族和解等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论战，早期充斥着殖民霸权和种族歧视论的历史叙事也受到了质疑。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没有纯粹的“自然规律”，历史学家所设想的“无功利性”社会研究“只会产出脱离社会现实的知识”，“社会是人为构建的，是人类创造的产物，而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可以发生系统的变化和变革，因此，不应把社会看作是必然的结局”（1999：316）。也就是说，重现历史事件和进程的叙事话语并非中立的媒介形式，历史学家在修撰历史时会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其叙事话语对历史事件的“情节编排”（emplotment）会带有特殊的政治意图。随着考古学和人类学关于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的研究成果的问世，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原住民文化的丰富内涵，原住民在澳大利亚历史中的无声状态也被打破。人类学家W.E.H.斯坦纳（Stanner）在1968年的博埃尔系列讲座中指出，从1788到1938年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在记述澳大利亚历史的各种档案和著作中，原住民几乎都不见其名，即使有也不过是“一个悲哀的注脚”（1969：24）。斯坦纳认为，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结构上的问题”，“是精心设计的将整个图景象限排除在外的观点写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种“遗忘崇拜”（1969：24-25）。斯坦纳将这一现象称为“澳大利亚大沉默”（the great Australian silence），它用同化原住民的原则试图抹杀历史的另一面。他指出，要想打破这种沉默，需要放下欧洲人的种族优越感，走出欧洲中心主义，深入到对以口述历史为特色的原住民文化的研究中去。斯坦纳的批评对许多视野狭隘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是一种谴责，也向学者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不容置疑的现实面前他们需要革新想法，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4]
原住民争取平等权益的运动对早期殖民历史叙事的权威性提出了挑战，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在澳大利亚左翼史学家当中掀起了一股修正和重新解读殖民时期历史的热潮。他们认为，对于涉及原住民遭受歧视、侵害甚至屠杀的创伤历史，单凭官方的历史档案无法做出客观的解释。他们试图走出斯坦纳所说的“遗忘崇拜”，通过倾听原住民的讲述，将欧洲的知识体系与以口述传统为特色的原住民历史结合起来，重新发掘和修撰澳大利亚殖民接触时期的历史。左翼史学家认为，在殖民时期，无论从官方还是非官方的角度来看，欧洲殖民者都对原住民采取了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的手段，致使原住民数量锐减，大多数原住民语言丧失，文化传承也被切断。亨利·雷诺兹（Henry Reynolds）的《边疆的另一面》（1981）一书结合文献记载与口述证词，详细描述了欧洲殖民开拓对原住民造成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早期人们对原住民与欧洲定居者之间关系的看法。他在另一部著作《土地的法则》（1987）中强调了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原住民世界观与欧洲文明有着完全不同的判断标准，对一直以来将澳大利亚定义为“无主之地”的法则提出了质疑。左翼史学家的观点直接影响了1992年的马博裁决（the Mabo decision），并促成了1993年《原住民土地所有权法案》的颁布。[5]左翼史学家从原住民视角出发重新修撰的历史，对旨在建构国家神话的单一霸权叙事形成了挑战，使澳大利亚的历史研究领域发生了文化转向。如海登·怀特所说，“在社会现实中我们能找到一处‘文化’空间，在那里，任何社会都可以得到解构，都可以被证明不是必然的，而是众多文化当中的一种可能而已”（1999：316）。
然而，对于这种同情原住民命运的修正历史主义倾向，持右翼观点的史学家则坚决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左翼史学家所使用的“屠杀”“侵略”等字眼忽略了澳大利亚社会中积极的一面，夸大了欧洲移居者与原住民的冲突，是片面的“黑臂章”（black-armband）史观。[6]基斯·温修特尔（Keith Windschuttle）直接否认殖民历史的存在，他在《原住民历史的杜撰》（2002）一书中指出，关于澳大利亚边界地区白人对待原住民的残酷行径的各种历史资料都是杜撰出来的，没有事实依据。他认为对殖民历史的重新书写出于政治目的，夸大了殖民者对原住民的暴力。雷诺兹将这些保守的右翼历史学家的观点称为“白眼罩”（whiteblindfold）史观，谴责他们试图通过淡化殖民者对原住民所犯的罪行来粉饰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讽刺他们这种做法就像是给自己戴上了白色的眼罩，完全是自欺欺人（Attwood&Foster，2003：16）。澳大利亚历史学界在左翼和右翼历史学家之间展开的这场关于殖民接触时期白人和原住民关系的论辩，被称为澳大利亚的“历史战争”[7]，体现了“白人归属中最为根本的焦虑感”（Riggs，2004：39）。
澳大利亚历史学界围绕殖民历史修撰进行的论战已经远远超出了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理论研究的范畴，延伸到政治界、法律界、教育界，影响着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变成了“整个国家关于民族身份的论战”（Attwood，2005：1）。这场有关民族-国家身份塑造及其文化历史渊源的论战在澳大利亚的文化界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受到这一旷日持久的历史论战的影响，对殖民时期历史进行反思和重构成为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在社会文化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作家们借助小说叙事改变并丰富了人们对原住民文化和历史的理解。小说叙事成为文学与历史对话的平台，原住民作家和非原住民作家的作品将相互对立的“黑臂章”和“白眼罩”史观并置在一起，两种对抗的历史观之间形成了文本张力，促使读者反思殖民时期欧洲定居者与原住民的交往及冲突。海登·怀特指出，“可以将现在看作是过去的一种延续”，因为“各种社会常规都是以传统、理念、机制、信仰等形式从过去继承下来的”（1987：91）。历史学界对殖民时期历史的修正和争议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作家们通过对历史的反思与重构，借助文学想象重新思考原住民历史和文化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透过单一的、体制化的宏大叙事揭示出西方思维方式的霸权本质。以口述传统为基础、从原住民视角重新建构的历史为读者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同时，小说文本对争议历史的表达和重构方式也在历史学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以凯特·格伦维尔（Kate Grenville）的小说《神秘的河流》（2005）为例，该小说力图打破殖民历史叙事中的“澳大利亚大沉默”，作者将经过精心调研的历史资料融入通过想象对历史进行的重构之中，再现了殖民开拓时期英国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因土地问题发生的冲突。小说出版后在国内外获得热销，但同时也受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质疑。历史学家马克·麦克纳（Mark Mc Kenna）认为，小说对历史的重构使“历史真实陷入危机”，“历史学家的文化权威受到挑战”，而这种对过去的重构是站不住脚的，只是“隐藏在创造或伪造的面纱下面”对历史进行的攻击而已，只有正史才能“对真实的过去提出真正的质疑”（转引自Pinto，2010：191）。[8]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小说家是借用历史事件跨越时间、空间和地域探讨人类的共性，历史学家却永远无法像艺术家那样超越时间和文化的限制。由此看来，文学想象是对历史书写的补充和发展。历史学界和文学界关于澳大利亚殖民时期历史的对话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学作品对历史进行的重新解读体现了当代澳大利亚所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