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潘坶嵬》：原住民社会的“三层真相”
亨利·雷诺兹（Henry Reynolds）在《土地的律法》（The Law of the Land）一书中指出，“澳大利亚对法律和历史的传统理解基于一个错误的观念，即1788年之前的澳大利亚是个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1987：12）。在官方的历史文本中，澳大利亚作为“无主之地”的观念直到1992年的“马博裁决”颁布之后，才在法律上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在早期的殖民历史叙事中，白人殖民者为了宣告自己对澳大利亚这块大陆的主权，用西方文明中开垦土地、建造房屋等标准来衡量澳大利亚原住民，认为他们是像吉卜赛人那样四处流浪、没有家园意识的原始人，否认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原住民领袖潘坶嵬（Pemulwuy）带领欧拉部族抗击英国殖民入侵的长达十二年之久的斗争，也从未被写入澳大利亚的官方历史，因为他们捍卫土地的抗争“在现实和象征意义上都对早期殖民者造成了巨大的威胁”（Pybus，1988：109），不仅仅在现实中危及欧洲人的性命，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它极大地暴露了欧洲人对澳大利亚土地所有权的不合法性。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澳大利亚原住民反抗英国殖民扩张的方式得到更多的关注，反抗殖民者的原住民领袖从历史暗影中走出来，原住民抗击侵略的行为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同。埃里克·威尔莫特的历史小说《潘坶嵬：彩虹战士》（1987）即从原住民的视角再现了潘坶嵬作为民族英雄抗击英国殖民者的事迹。尽管潘坶嵬并不是第一个反抗白人殖民入侵的原住民，但却是最有影响的一个，这赋予他在现代原住民历史上非比寻常的地位。威尔莫特（1987：13-14）在小说的前言中这样写道：“英国人不只要摧毁他的身体，他们以及他们的一些后裔还试图抹除他曾经存在过的证据。直到最近，潘坶嵬的名字才开始出现在澳大利亚白人社会的历史里，然而他却活在那些没有经过正式出版的敌人的日志里，活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心中。”《潘坶嵬》的叙事风格受到“原住民文学之父”尤奈庞的影响，在正式得体的标准英语中融入原住民词汇，彰显出文本的边缘色彩，借助对殖民者话语的“篡用和转换”（usurpation and transformation），“来讲述自己的历史”（Hodge&Mishra，1991：110-112）。
英国自17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之后，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使他们大量涌入大城市，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同时，贫富悬殊的社会地位使聚居在城市、位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面临生存困境，偷窃、暴力犯罪频繁发生，除了严重的犯罪被处以绞刑之外，大部分犯人都只能被囚禁起来。伦敦的监狱人满为患，连泰晤士河边年久弃用的船只都变成了临时关押犯人的场所。在这种情形下，1770年库克船长首次登陆澳大利亚大陆后，他的信函记录得到了英国政府的重视，启动了在澳大利亚建立犯人流放地的议案。1788年1月26日，皇家海军军官菲利普率领他的第一舰队抵达现今悉尼港的植物学湾，第一次在这块新大陆上插上英国国旗，正式建立了新南威尔士殖民地。随船到来的是第一批流放犯人，他们不是在监狱里完成刑期，而是戴着镣铐从事各种繁重的工作，搭建房屋、建设桥梁、修建铁路、挖掘隧道，成为殖民开拓的主要劳动力。殖民者的开拓使原住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冲突在所难免。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欧拉族原住民在他们的领袖潘坶嵬的带领下，开始了抗击殖民者入侵的游击战争。
据记载，潘坶嵬的第一次反抗是在1790年，他刺死了总督菲利普（Philip）的猎场管理员、囚犯身份的麦金泰尔。菲利普多次派队伍捉拿他，都没有成功。潘坶嵬成为殖民者最嫉恨的敌人，他带领自己的族人抢夺殖民地白人定居者的财产，焚烧他们的庄稼，危及他们的生命。英国殖民地遵循英国的法律，原住民社会也有自己的法则。尽管在官方的历史叙事中，白人殖民者将原住民看作窃贼或强盗，从原住民的视角来看，双方为了维护各自利益所采取的对抗行动就是一场原住民反抗殖民侵略的战争。即使这场战争以潘坶嵬的失败而告终，欧拉部族被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他们捍卫自己祖先世代生存的土地、延续原住民社会的文化传统的战斗精神却代代传承，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身份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休梅克指出，“对历史的表述是当代原住民文学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主要借助原住民口述传统的叙事技巧，通过刻画原住民历史上的首领或英雄人物来增强当代原住民的自豪感，通过重新解读澳大利亚的民族冲突来实现”（1989：126）。
小说参考了初建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时一些未经正式发表的个人信件及札记，同时借助原住民口述传统中的传说，将从原住民视角对历史事件的解读与官方的历史叙事并置起来，揭露充满白人身份霸权的殖民历史的意识形态建构本质。一方面，作者让小说中的白人角色“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讲述历史和他们的经历”（Willmot，1987：18），从他们的嘴里表达出对原住民的种族偏见。在英国总督和军官的眼里，当地的原住民“跟野蛮人没什么分别”，“实际上就是一群强盗”（Willmot，1987：55），而且“还落后到令人绝望的地步，对民族、财产、军队和战争的意义都没有任何概念”（Willmot，1987：77）。另一方面，小说又采用陌生化的叙事手法，以一位说阿瓦巴卡尔（Awabakal）语的古利（Koori）部族年轻人齐拉班（Kiraban）的视角，展示了英国殖民者登上澳洲大陆的情景。在齐拉班眼里，殖民者的一切行为都是“怪异的”：他们的船是“外星之物”，还从上面传出“奇怪的、哀悼的哐啷声”[3]；他们行为古怪，“夏季还穿这么多衣服”；“最奇怪的就是他们的皮肤没有颜色”，“他们的脸色看起来跟鱼肉的颜色差不多”；从他们嘴里发出的是“奇怪的带着嘶鸣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声音（Willmot，1987：23-25）。经过一段时间与这些“外来人”的近距离接触，齐拉班还发现，尽管他们想学习原住民语言，却“无法领会原住民语法的微妙之处”，而且总体上看，这“是个冷酷的民族”，“无法欣赏当地人的幽默”（Willmot，1987：28-29）。经过这种陌生化处理，一贯高高在上的白人殖民者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原住民的目光之下，他们的主体霸权地位被颠覆，变成了被描述、被解读的客体。
殖民地白人社会主要由地位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群体构成，一边是贵族阶层及其军队，另一边则是没有自由和任何权利可言的流放犯。在欧拉族原住民眼里，说着同一种语言、表面上看似同属一个民族的人分化成两个地位悬殊的社会群体，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其中一个群体衣着光鲜，另一个群体却衣不蔽体，而且经常被金属链锁在一起。这个群体还被迫为衣着光鲜的群体卖力劳作，稍有不从，即遭呵斥与痛打”（Willmot，1987：29）。殖民者惩罚罪犯的鞭刑在原住民眼里更是残暴之极：“把一个人绑在柱子上，在大庭广众之下用一个大型的器具不停地抽打，直到他鲜血淋漓，失去知觉”（Willmot，1987：30）。如果说殖民者站在自己的角度，把原住民看作是一群永远在挑衅、永远在偷盗杀掠、永远给白人带来麻烦的野蛮骚扰者的话，在原住民眼里，白人社会的这种阶级差别和殖民地士兵对待流放犯所采用的残暴鞭刑则是“这些怪异的外来人文化中原始的一面”（Willmot，1987：29）。白人殖民者自认为高高在上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明，在原住民眼里却变成了“原始”文化。小说多处使用这样的反讽手法来挑战白人视角的价值评判标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欧拉族长辈们说这种不断地对身体的伤害一定是一种祛病良方或者是一种入会仪式”（Willmot，1987：29-30）。对原住民而言，白人社会中的监狱或囚禁的概念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他们会用原住民社会的法则来判断白人的行为。此处把殖民者对罪犯的酷刑比作原住民文化中神圣的仪式或者祛病良方，更突显出殖民者的残暴和所谓西方文明的野蛮的一面，是对其莫大的讽刺和嘲弄。
尽管格伦维尔在《神秘的河流》中也抨击了殖民地囚犯遭受鞭笞和英国社会的阶级分化，但是批判的力度仍不及《潘坶嵬》中原住民视角的表述。从原住民的视角出发，白人的思维方式不再是评判标准和金科玉律，文本中压制原住民声音的白人身份霸权被瓦解，对立的视角尽显殖民历史叙事中白人身份的意识形态建构本质，与殖民者对原住民的种族偏见和歧视形成了复调式叙述。这种从原住民视角对白人殖民者的注视，如让·萨特（Jean-Paul Sartre，1964/1965：13）在《黑人俄耳浦斯》（The Black Orpheus）中所指出的那样，令白人“感到震惊”。从原住民视角出发重述历史对充斥着西方霸权的殖民历史形成了质疑和颠覆，对原住民而言，口述传统中传承下来的原住民律法和宇宙观才是真实的历史版本，这一民族历史叙事与殖民历史的霸权文本形成对抗。
潘坶嵬带领原住民部族连续12年对英国殖民者展开了不懈的反击，给殖民者制造了很大麻烦。新南威尔士连续换了三任总督，但是他们在给英国政府的官方报告里，却对潘坶嵬的名字只字不提，更拒绝承认这是一场战争。根据作者威尔莫特的解读，只有海军军官瓦金·坦奇（Watkin Tench）把潘坶嵬视为对手，他意图说服总督和新南威尔士陆军对潘坶嵬宣战，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军事征服，英国才能正当地拥有新南威尔士土地的主权”（Willmot，1987：92）。然而，这一提议却令在场的人感到震惊，他们认为对原住民宣战简直是无稽之谈。格罗斯中士（Grose）的观点道出了他们的想法：“如果入侵法国的领地，宣战才说得过去”，而对于“在这片土地上扩张殖民地，阻碍只不过是一群原始野蛮的骚扰者”（Willmot，1987：92）。步兵军官麦卡斯（Macarthur）对原住民更是充满了鄙视，“原住民的心态跟一群野狗差不多”，“他们只要有掠食的机会就会攻击”（Willmot，1987：159）。这种拒绝对原住民宣战的做法基于他们一致把新南威尔士看成“无主之地”的原则，他们认为“在英国人到来之前这片土地没有人行使过主权”（Willmot，1987：149）。如果宣战就意味着承认了原住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使殖民者所谓的合法定居变成了赤裸裸的侵略，所以他们不仅不承认这是一场战争，还试图把潘坶嵬从官方历史中抹除。几任总督在写给英国女王的报告中都故意略去他的名字，并尽可能隐瞒殖民地英国驻军和原住民之间的冲突规模。
为了打破殖民历史叙事中“密谋的沉默”（Willmot，1987：19），小说叙事中融入了审视的元叙事声音，从小说前言开始贯穿了整个小说文本，从原住民的视角质疑和批判澳大利亚殖民者视角的历史。当齐拉班从丛林中走出、初次与殖民者接触时，他脱离了“古老澳大利亚大陆的纯真和完美”（Willmot，1987：25），这是伊甸园失落的开始。当齐拉班目睹殖民者残暴地对待囚犯，当他心爱的原住民女孩被殖民者奸淫并杀害之后，他才追随原住民英雄潘坶嵬，走上了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反抗之路。齐拉班从一个稚嫩怕事的原住民青年，变成杀人无数的无情战士，这一切邪恶和堕落不都是殖民者引起的吗？
当海军军官坦奇所率领的分队被潘坶嵬及族人打得大败而归时，元叙事声音再度响起：“当坦奇的队伍一瘸一拐地返回驻地之后，他们的到来标志着在殖民地的生存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凶险的阶段。很明显，从今往后，英国人再想在新南威尔士立足就需要靠战斗来赢取。有些本地人不只对他们充满敌意，而且竟然还能将他们打败”（Willmot，1987：77）。当第二任总督亨特（Hunter）因局势失控被迫离任时，他与被白人思想同化的原住民本纳隆（Bennelong）在一起扼腕叹息，元叙事声音是这样评价他们的：“这两个人真是有趣的一对儿，如果要在这场澳大利亚探险中举办一场竞赛，角逐谁是最大的失败者，那估计非他们二人莫属”（Willmot，1987：268）。元叙事声音中充满了讽刺与嘲弄，颠覆了殖民者霸权文本中认为原住民是毫无抵抗能力的“低等民族”的刻板化印象。小说叙述中的这种自我反思形成了一种“元小说悖论”，“既让读者产生疏离感，又要求读者的参与”（Hutcheon，1988：x）。
尽管《潘坶嵬》遵循了传统历史小说的框架，但是作者将原住民的口述传统融进小说的叙事结构。小说的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分别被称为“第一层真相”“第二层真相”和“第三层真相”，与小说中欧拉族长辈口述的“雅娜达之谜”相契合。原住民传说中的月亮女神雅娜达（Yanada）原为欧拉部落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儿，她出生时就已经许配给欧拉族的冈杜维（Gonduwuy）为妻，但是却喜欢上了部落里的另一个年轻人延拉瑞。两个男子都是欧拉族优秀的猎手，而雅娜达与他们两人任何一个缔结婚姻都不违反族中的规定。欧拉族人担心不管雅娜达与谁结合，他们最终都会因争斗而相互残杀，最终导致族人挨饿，面临生存困境。雅娜达已经长大，精灵随时会将一个生命送入她的体内，令她怀孕，那时她就必须选择与其中一人完婚，欧拉族的麻烦就要降临了。一天清晨，雅娜达突然发疯了，嘴里胡言乱语，还用棍棒追打孩子和老人。负责医病的欧拉族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她过于担心怀孕的后果，害怕两个猎手会自相残杀，她的身体因恐惧而分裂，邪魔进入体内导致疯癫”（Willmot，1987：117）。讲述这个传说的欧拉族长辈指出，故事有三层真相，第一层是“雅娜达变疯”的表面现象，第二层是医者的解释，也就是“别人眼中的真相”，但是他却没有指出第三层真相是什么，他说“这是每个人内心隐秘的真相”，“不管大人、孩子，都应该自己去思考这层真相”（Willmot，1987：118）。小说叙事真正要突出的就是雅娜达传说中的第三层真相，后来由原住民领袖潘坶嵬口中解读出来，即“雅娜达自己选择了疯癫”。她牺牲个人利益，以保全原住民部族免遭分裂和挨饿的灾难。彩虹神灵知道她的秘密，将她带到了空中，就是人们所看到的月亮，为黑暗中的原住民带来光明和启示。口述传统是原住民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其中蕴含着原住民的信仰、习俗和道德规范。雅娜达传说并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它指引原住民在危难面前做出抉择，部族的集体利益要重于个人的喜好，这也是小说中对潘坶嵬之死的解读。
潘坶嵬的名字在原住民语言中意为“大地”，小说中将他塑造为原住民的保护神。在他眼里，原住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他们“重振精神、获取能量的源泉”（Willmot，1987：275），原住民要捍卫与自己生活和信仰紧密相关的土地，不能向殖民者低头或屈服。小说呈现了潘坶嵬神秘而传奇的经历，他精通英语及多个原住民部族的语言，不只是总督亨特眼中“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战士”和“难以应付的谈判专家”（Willmot，1987：176），也是爱尔兰人麦克多诺（McDonough）眼中的“黑人哲学家”（Willmot，1987：68-69）。而且，他性格暴烈，擅长魔法，连原住民族人都无法窥视他深邃的思想（Willmot，1987：212）。他多次被殖民者的火枪击中身体要害部位却未死，被殖民者俘获后镣铐加身，在奄奄一息时却能在妻子的咏唱中复活并逃脱。他能够从自己部族的土地上获得能量，在父亲及世代祖先的梦幻（Dreaming）圣地预见原住民的未来。不止如此，他还能够兼容并包，与从殖民地逃出来的爱尔兰裔流放犯人结成同盟，在他们的帮助下，潘坶嵬在战斗中采用新的战术，对抗击殖民者的军队非常有效。
潘坶嵬不只捍卫原住民神圣的土地，而且坚守原住民律法和道德准则。他郑重地表示自己“永远不会变成白人”（原住民语：Tyerabarrbowaryaou）（Willmot，1987：186），不会像白人殖民者那样把土地用篱笆隔开。在原住民眼里，各部族之间的地域边界是各种自然景观，如潮水湾、河道、突出的石壁和山脉。这种土地观与西方文明征服和占有土地的世界观有着天壤之别，两种世界观的并置使白人殖民者借口原住民没有充分耕种土地、没有建造房屋和围墙，就将这里看作是“无主之地”、妄图将殖民侵略解读为合法居留的历史叙事显得苍白无力。当爱尔兰裔流放犯贾瑞维（Gurrewe）（此为他加入原住民部落之后的名字）劝说潘坶嵬抢夺殖民者军队的火枪来以牙还牙时，潘坶嵬拒绝了，他认为长矛才是原住民的武器。同时，他也不同意像欧洲人那样，靠牺牲同族人的生命来换取胜利。为了让这些加盟的流放犯人明白他的选择，他向提出建议的爱尔兰人贾瑞维表明，这就是他的第三层真相，也就是他个人内心的选择。
为了对抗充斥着文化霸权的官方历史，威尔莫特还在小说叙事中融入了原住民口述历史的说唱风格。尽管在欧拉族里以本纳隆为代表的一部分原住民认为，英国人会为他们的社会提供帮助，潘坶嵬从一开始就看出了英国殖民者掩盖在虚伪外表下意图盗取原住民土地的本来面目。潘坶嵬在与第二任总督亨特的对话中，用原住民的吟唱方式道出了他们心底反抗的声音：“这片土地痛恨你们。即使你们将我们杀光，这片土地也鄙视你们，它永远不会成为你们的国度。它会将你们焚烧，让你们挨饿，让你们饥渴。它会杀死你们的动物，囚禁你们的灵魂，将你们变成最丑恶的民族”（Willmot，1987：117）。
根据作者威尔莫特的解读，潘坶嵬的死本身也包含着三层真相。第一层真相就是他被英国士兵击中，又被砍下头颅而死的表面现象。第二层真相是他人对事件的解读，也就是说，在殖民者眼中，潘坶嵬的不死神话被打破，他最终难逃死亡的命运。然而，小说却揭示了潘坶嵬之死的第三层真相。潘坶嵬在父亲的梦幻之地预见到了未来，“尽管他眼中看到的是森林，脑海中却浮现出开阔的空地和农场”。而当他绝望地呼喊“我该怎么做”时，“土地的回声在山坡上飘荡，充满了焦虑。它们给他警示，但却是无形的；没有具体该怎样应对的话语，只透着忧伤”（Willmot，1987：275-276）。这是潘坶嵬对未来悲剧性结局的一种预感，他知道自己的部族与殖民者从数量和武器装备上明显不对等，预见到如果继续抵抗英国的军队，原住民将被屠杀殆尽。尽管潘坶嵬一直在抵抗英国军队，但是一直追随在潘坶嵬左右的齐拉班看到了他的变化，“潘坶嵬依然很有魄力，但是却显得脆弱而不安”（Willmot，1987：293）。当潘坶嵬击败了新一任英国军官的队伍之后，他却仰望天空哀叹，“我每击败一个巴林顿（Barrington），又会有无数个新的巴林顿出现”（Willmot，1987：293）。所以，在小说叙事的解读中，潘坶嵬之死的第三层真相就是他像传说中的雅娜达装疯一样，自己最终选择放弃抵抗，因为每一次的抵抗都会使自己的族人遭受大范围的死伤，他再也无法承受这种压力和责任。为了使原住民免遭被灭绝的厄运，他只能做出牺牲自己的抉择。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事件本身是散乱的”，要想形成完整的历史叙事，就要经过“情节编排”，“通过人物刻画、主题重复、语气转换、不同视角以及其他叙事策略，对其中的一些事件进行压制，使其服务于另一些事件，使这些事件得以突显”（1974：281）。澳大利亚殖民时期的历史突显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价值判断标准，压制了原住民的声音，歪曲了原住民的形象。威尔莫特在《潘坶嵬》中运用原住民视角、原住民传说故事、元叙事等多种手法，重构了原住民与白人殖民者最初接触时的那段历史，向读者展现了在历史记载中处于完全缺场状态的原住民，也有自己的社会道德标准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这质疑并颠覆了白人的视角，使充斥着霸权的殖民历史叙事被解构，变得支离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