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批判性白人研究与澳大利亚小说
敏感的身份政治问题不仅对涉及原住民-白人关系的文学作品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影响着相关的文学批评对作品的解读方式。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开始关注被经典排除在外的作品，通过经典构建起来的澳大利亚文学被看作是压制、排除异己声音的主流文本，而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使这些异己声音重新回到经典的澳大利亚文学之中，其中包括妇女写作、原住民写作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声音（Carter，2000：284）。在经典革新的过程中，原住民作家的作品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地位得到提高，与主流文本之间形成了有机的互动。
关于澳大利亚历史书写的争议和辩论催生了澳大利亚文学评论界对原住民写作的兴趣。1988年，在澳大利亚国庆日举办的纪念英国殖民者登陆澳大利亚200周年的庆典活动引发了原住民及同情原住民运动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大范围抗议，媒体和学术界也都加入到这场激烈的、关于民族身份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来。在原住民眼里，英国殖民者登陆澳大利亚大陆是他们悲惨命运的开端，是原住民历史上的“悼念日”。在其后的几年时间内，多部讨论文学作品中历史与原住民主题的著作被出版，包括亚当·休梅克（Adam Shoemaker）的《白纸黑字：原住民文学1929—1988》（Black Words，White Page：Aboriginal Literature）（1989）、J.J.希利（J.J.Healy）的《文学与澳大利亚原住民》（Literature and the Aborigine in Australia）（1989，第2版）[15]、马德鲁鲁（柯林·约翰逊）的《在边缘区写作：现代原住民文学研究》（Writing from the Friuge：A Study of Modern Aboriginal Literature）（1990）以及鲍勃·霍奇（Bob Hodge）和维杰伊·米什拉（Vijay Mishra）的《梦想的阴暗面：澳大利亚文学与后殖民思想》（Dark Side of the Dream：Australian Literature and the Postcolonial Mind）（1991）。
这些论著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围绕原住民主题形成的叙事战场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解析。J.J.希利主要评述了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白人作家涉及原住民主题的小说对帝国主流叙事的颠覆过程；鲍勃·霍奇和维杰伊·米什拉则指出了这一时期在白人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原住民主义”现象及其双义性；柯林·约翰逊从多个层面揭示了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原住民文学中表现出的原住民身份和标准英语之间形成的文本张力；亚当·休梅克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分析了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原住民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政治和审美特性。但是，这几部文学批评著作都出自非原住民学者之手，对原住民身份的解读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而且这几部作品都对柯林·约翰逊的写作风格给予了过高评价，包括约翰逊自己的《在边缘区写作》一书，都把约翰逊标榜为原住民文学的“唯一真实的声音”，也对其他原住民作家造成了负面影响，使他们的作品“被忽略或受到贬低”（Little&Little，1996：8）。尽管持发展观的澳大利亚学者在定义原住民时用“文化”替代了“种族”概念，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区分只是局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没有对它的本质提出质疑”（Cowlishaw，2004：59）。
随着原住民作家和学者队伍的壮大及自主意识的增强，他们强调在澳大利亚知识界的自我表达，对于原住民身份的界定、原住民话语的特色、涉及原住民主题的文学作品中的身份政治都表达了一种独立自主、不妥协的态度。尽管20世纪80年代后各种文类的原住民文学创作为澳大利亚的文化景观带来了巨大变化，但相比较而言，原住民作家和学者在理论界和批评界的声音则很少受到关注（Grossman，2003：1）。一方面，原住民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另一方面，原住民学者的声音在学术界却被边缘化。这种矛盾导致了非原住民视角的批评研究在原住民问题上依然受到霸权叙事的影响，经常带有“原住民主义”的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几位作家的原住民身份相继遭到质疑后[16]，社会媒体更加关注原住民社会对原住民身份的解读，原住民学者的观点也逐渐进入文学批评界的视野，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包括马西娅·朗顿（Marcia Langton）和艾琳·莫尔顿-罗宾森（Aileen Moreton-Robinson）。
朗顿对澳大利亚电影制作中表达原住民身份时所使用的文化修辞语言进行了解构，为与原住民社会相关的文化产品和表达方式中的政治性提供了一种持续更新的批评意识，她的著作成为原住民文化批评的奠基之作。在马西娅·朗顿看来，原住民身份本身体现的绝不是纯血统或单一的民族特性，也不是被非原住民学界“妖魔化”（demonise）或者“偶像化”（fetishise）的本质主义概念，而是“一个体现主体间性的领域，它在对话、想象、表达和解读的过程中不断被重新界定”（1993：33-34）。朗顿认为，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在持续的文化交往过程中都会表现出原住民身份。她把原住民身份大致上归为三类：基于原住民社会内部各个族群之间交往的原住民身份；非原住民在文化和文本中建构的原住民理想、象征物和对原住民的刻板化印象；通过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直接社会交往而构建出的原住民身份。也就是说，当非原住民作家和原住民作家的历史小说作品涉及白人与原住民的关系时，都会表现出某种形式的原住民身份。而且，这种原住民身份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本质化概念，随着原住民社会与非原住民社会交往的进一步加深，它在文学文本中的诠释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在20世纪中叶以前，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对原住民社会的描述大多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带有明显的“原住民主义”倾向，也就是朗顿所说的第二类原住民身份。然而，随着原住民的自我表达越来越多地得到主流媒体和大众读者的关注，身份政治问题对澳大利亚的历史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原住民作家的写作都“源自‘原住民身份’的历史表达和历史象征，并对其进行反击”（Langton，1993：36），他们在历史问题上所持的不同立场塑造了他们特有的表达模式。也就是说，尽管澳大利亚不同地区原住民社群之间的语言和文化习惯存在很大差异，原住民作家的写作文体也各不相同，但他们的作品却都体现出与主流叙事相对抗的话语特征。然而，原住民作家的作品中所表达的原住民身份也不纯粹基于原住民社会内部交往的原住民身份，即朗顿所说的第一种原住民身份。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沧桑变化，虽然原住民并没有像20世纪初很多人类学家所预测的那样走向灭绝，原住民社会在与白人社会和其他移居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不可能再回到1788年以前的状态。原住民作家在小说文本中所表达的原住民身份是多层次的，甚至是可协商的，是相对于文本中所批判、对抗的白人身份（whiteness）而言的，既有重构原住民历史、传承原住民文化的责任感和民族自信心，也包含着对原住民社会现实的反思。
与此同时，随着原住民社会的声音逐渐进入主流媒体，再加上左翼历史学家的“黑臂章”史观的影响，非原住民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原住民作家强调自我表达，反对非原住民作家在刻画原住民角色时为原住民代言，非原住民作家的小说作品在对原住民身份进行诠释时，从原来站在原住民立场上、进入原住民角色的意识正面刻画原住民形象，变为间接地从白人主人公的视角从侧面展现原住民身份。非原住民作家的文学创作容易被指责与主流叙事文本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谋，所以为了避免文本中出现明显的“原住民主义”倾向，即朗顿所说的第二种原住民身份，他们从原住民作家的作品和原住民学者的批评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尽管在小说中所表达的原住民身份是间接的，但是通过主人公对自身白人身份的反思和殖民叙事文本霸权特征的批判，小说表达了对原住民文化及信仰的认可和尊重，突出了原住民在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中的重要地位。
总的来说，虽然原住民作家和非原住民作家的历史小说对原住民身份的诠释角度和方式都有很大不同，文本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小说作品的创作，明显受到了原住民强调自我表达的身份政治问题的影响，在白人社会对原住民身份的诠释与原住民的自我表达之间逐渐形成一种互动的、协商的关系，即朗顿所说的第三种在民族交往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原住民身份。在这种互动过程中，白人主体认识到在解读原住民社会和文化时自身立场和视角的局限性，反思殖民历史叙事文本的意识形态建构本质，而原住民主体则挪用西方文化的表现形式，并注入多种原住民文化的元素，在消解文本中白人霸权的同时，强调原住民社会的自主诉求。
原住民学者艾琳·莫尔顿-罗宾森在其代表作《与居高临下的白人女性交谈：原住民女性与女性主义》（Talkin'Up to the WhiteWoman：Aboriginal Women and Feminism）一书中指出，主流社会在建构和表达原住民身份时，其话语中存在着明显的白人身份霸权特征。莫尔顿-罗宾森指出，“在澳大利亚学术界，白人身份从未受到过质疑，也没有人以它的‘差异’来命名它，即使某些‘差异’是以它为参照标准来度量的，通过这一标准得以走向中心并常态化。在女性批评政治的实践和理论中，白人身份作为种族、作为一种特权和社会建构从未被当作‘差异’来质疑过”（2000：xviii）。该书主要对从事女性主义批评的非原住民学者话语中隐含的白人身份进行了详细的解析。这本著作经过多次翻印，不仅是澳大利亚批判性白人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也与世界范围内的批判性白人研究相呼应，是多个领域研究广为引用的作品之一。
德里达（Derrida）在《哲学的边缘》（Margins of Philosophy）（1982：213）一书中指出，西方的文化体系是一种“形而上的体系”，白人男性所代表的“逻各斯”（logos）被认为是普适的，是“不容置疑的理性”。他认为，西方主流叙事是意识形态领域建构的“白色神话”，尽管“它已经将自身形成的绮丽背景擦涂淡化”，但是“透过白色的墨迹，隐去的图景依然活跃在复写层中，并且在不停地扰动”。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斥着殖民主义霸权的西方历史文本是逻各斯主义的典型代表，成为帝国殖民扩张的工具和喉舌，使被殖民、被压迫的民族长期处于无声的状态。
批判性白人研究作为一门跨学科的领域研究，其主要目的就是批判白人特权、研究霸权的权力结构。该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美国的族裔批评，先驱者包括W.E.B.杜波依斯（W.E.B.Du Bois）、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西奥多·W·埃伦（Theodore W.Allen）、作家兼文学评论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历史学家大卫·R.罗迪阁（David R.Roediger）。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批判性白人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从文学批评到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教育学和人类学，各个领域都涌现出大量的著作，从不同角度解析白人身份，批判性白人研究也成为大学课程和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梅利莎·斯泰恩（Melissa Steyn）指出，白人身份“是受意识形态支撑的一种社会立场，为欧洲血统的人所享有，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带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而逐渐增强。”她认为，“从白人身份角度重新构建种族问题在批评界迈出了非常有力的一步”（2005：121）。在批判性白人研究领域的学者们看来，种族优越性的概念并不是生理决定的，而是在社会中建构出来的，用以作为歧视其他种族的正当理由，而批判性白人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揭示出在历史进程中白人身份镇压和边缘化他者时所倚仗的权力规范，是对“白人身份的去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 of whiteness）”（Brewster，2010：191）。
批判性白人研究虽然发源于美国，但是却在澳大利亚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澳大利亚理论界占有重要的地位。与美国批判性白人研究不同的是，它不是从拉美裔和非裔视角看待与白人的关系，而是“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从历史上原住民与白人关系的角度来定义白人身份”（Brewster，2010：192）。大卫·卡特（Carter David）指出，“澳大利亚的殖民入侵历史和种族暴力（不仅仅体现在话语和象征意义上）是澳大利亚批判性白人研究兴起的主要原因”（Carter and Wang，2010：v）。这一理论在澳大利亚学术界是原住民学者及少数族裔的文化界人士批判白人特权、争取民族平等权益的有力武器，也为解析澳大利亚历史和原住民题材的小说提供了新的视角。
尽管阿什克罗夫特（Ashcroft）等用“后殖民”一词来概括“所有从殖民伊始到现在受到帝国进程影响的文化”（1989：2），但许多澳大利亚原住民认为，他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依然面临着“内化的种族主义”（internalized racism），“只要原住民的自主诉求在法律上得不到认可，后殖民的概念就仅仅是个幻想。一些白人理论家杜撰这一词语不过是为了谋求一处避风港，作为无须采取政治行动的借口”（Trees&Nyoongah，1993：264）。所以，尽管许多文学批评家用后殖民理论来解读澳大利亚的历史小说及原住民作家的作品，但是“相对于欧洲‘中心’而言，澳大利亚白人和原住民被放在了相同的‘边缘’位置”（Shohat，1992：102），而无法体现出原住民和白人社会权力不对等的社会现实。沙腊德（Sharrad）指出，后殖民研究虽然“揭示了帝国现状的复杂性，表达了各民族去殖民化的最终诉求”，但是“原住民身份却强调这一需求在现有的体制中是无法实现的，而且后殖民批评本身与这一体制形成了共谋”（Sharrad，2013：21）。因此，仅仅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去解读澳大利亚小说中的白人和原住民之间的关系是片面的，仍然存在着从非原住民学者视角出发而导致的“原住民主义”的现象。
与后殖民主义理论不同的是，批判性白人研究认可原住民社会所倡导的自主性与白人社会对原住民文化的解读之间存在的矛盾，并对带有白人身份霸权的话语建构提出了质疑。弗兰肯伯格（Frankenberg）指出，“白人身份并非空洞无形，而是一种标准”，它通常被作为区分白人与其他种族的“无标记性特征”（unmarked marker），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建构将非白人文化看作是弱势的、异常的或病态的”（1993：203）。因此，批判性白人研究并非笼统地站在后殖民立场上谈族际间的混杂和融合，而是力图解构殖民叙事话语中白人和原住民之间权力不对等的层级关系，这也为解析以原住民和白人关系为叙事中心的澳大利亚小说提供了合理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理论框架，我们既可以解读原住民作家作品中运用原住民视角及其他叙事手法对充斥着白人身份霸权的历史叙事进行颠覆的过程，也可以分析非原住民作家作品中通过对白人身份的反思，重构文本中白人-原住民关系、寻求民族和解的过程。
近些年来，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熠熠生辉，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原住民文化相关的作品更是以其别具一格的地方色彩受到了世界各国读者和学者的关注。然而，澳大利亚境外的文学批评界对澳大利亚学术界的身份政治问题和关于原住民身份的不同解读则不够敏感，与澳大利亚国内的文学批评相比，往往出现严重滞后的现象。威夫斯（Wevers）指出，21世纪初在欧洲召开的关于澳大利亚文学的学术会议主题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维模式里，依然在用“他者”这样体现二元对立的概念指代澳大利亚原住民，使原住民沦为话语的客体，剥夺了原住民的自我表达能力，忽略了原住民自己的解读方式和原住民批评方法及理论（2006：398）。
中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尽管近些年来我们国内对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的译介和批评在数量上都大幅增加[17]，其中也有一些涉及原住民历史主题的小说评论，但大多是借助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对单个小说文本的解析或者对原住民文学的某一文类进行概括性介绍[18]，并没有就文学创作中的身份政治问题做深入的探讨，也没有文章或著作基于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批评理论解析非原住民小说和原住民小说所采用的不同叙事手法。
总的来说，澳大利亚境外的文学批评对有关原住民-白人关系的历史小说文本的解读还存在许多误区，目前没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即使是在澳大利亚本土，批判性白人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历史、社会学、文化研究和性别研究领域，文学领域相关的著述和研究成果还相对不足（Brewster，2010：192））。有鉴于此，本书将对六部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版的澳大利亚历史小说代表作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并结合批判性白人研究的理论探讨作家们如何在小说叙事中平衡政治与审美的关系。